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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翔，男，1960年3月生，汉族，安徽泾县人，1977年2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经济学学士，公共管理硕士。现任九江学院党委书记，领衔主编《江西历代进士全传》，参与编纂者近百人。
《江西历代进士全传》是江西省历代进士的全传，历史上共产生了约11万进士（指正科文进士），而江西进士共一万两千多名，占所有进士名额的十分之一，《江西历代进士全传》对研究江西地域文化和中国科举文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江西历代进士全传》以地域（行政区划以清末为准）分卷，每卷按年代（科分）来编撰进士传记，它是对所有的文献资料包括各种史志碑铭人物传记等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搜集后对各种资料进行比勘校对补充考订而成的江西历代进士传记大全。具有很高的文献参考价值。书末并附有江西历代进士总名录及索引，以便读者翻检。
中国的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唐，鼎盛于两宋，定型于明清。科举制度产生以来，大量的普通文人融入了古代社会的官吏阶层，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管理的骨干力量。数量庞大的进士群体，参与政治事务、主导文教，形成文化的主导力量。为此，研究中国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文化，便无法绕开科举、进士这一话题。关于科举与进士之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也备受关注。大而至于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小而至于某个进士的研究，研究成果林林总总，十分丰硕；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尚未有人将历朝历代的进士传记汇集到一起，以整体展现进士的风貌。从唐初至清末，历史上一共产生了11万名左右进士（指正科、文进士），而江西进士就占到1万2千多，《江西历代进士全传》，为江西进士塑群像，有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中国的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唐，鼎盛于两宋，定型于明清。科举制度产生以来，大量的普通文人融入了古代社会的官吏阶层，成为中国古代政治管理的基干力量。数量庞大的进士群体，除了参与政治事务、承担各种大事之外，还积极组织参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活动，形成文化的主导力量。为此，研究中国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文化，便无法绕开科举、进士这一话题。关于科举与进士之问题的研究，在学术界也备受关注。大而至于科举制度本身的研究，小而至于某个进士的研究，研究成果林林总总，十分丰硕；但令人不无遗憾的是，尚未有人将历朝历代的进士传记汇集到一起，以整体展现进士的风貌。为此，我们就有了编撰《江西历代进士全传》的构想。一、《江西历代进士全传》编纂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唐初至清末，历史上一共产生了11万名左右进士（指正科、文进士）。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进士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位于长江中游的江西省，历史上一共产生了12000多名进士，占全国进士总数的十分之一强，这在全国来说显得相当突出，其拥有的进士数量仅次于江苏、浙江两省。在科举制度诞生以前，江西省的文化显得默默无闻；而经过唐代的孕育以至于两宋，江西省一跃而成为全国的文化大省，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朱熹、杨万里、文天祥等一系列文化名人，构成了江西文化群星璀璨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有科举制度的很大功劳在内。科举制度也使江西省成为书院文化大省，诸如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白鹭洲书院，均扬名海内外；而进士数量众多的临川则被誉为“才子之乡”。江西进士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至今为人所瞩目。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对进士文化非常关注，也陆续出版了一些书籍，如《历代状元全传》、《中国进士全传•山东卷》等；至于历代编撰的如《明清进士题名录》等，一直有人引用或改编。九江学院党委书记郑翔在担任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党委书记时，曾组织编撰《江西历代进士名录》，并在白鹿洞书院建造了《江西历代进士题名榜》，这一举措引起了广泛关注，人们普遍认为这是一件颇有意义、颇有价值的事情。为此九江学院组织有关部门和教师对江西进士进行全面介绍，编纂《江西省历代进士全传》，就成为江西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举措，也成为整理中国科举文化的创举。2012年，九江学院组织成立了《江西历代进士全传》编撰委员会，由党委书记郑翔、校长甘筱青任主任委员，副校长欧阳春任副主任委员。3月20日，《江西历代进士全传》编撰工作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会上郑翔书记指出，《江西历代进士全传》的成功编撰，既可以集中展现我校的办学实力，也可以使我校在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占领制高点。郑书记还介绍了他在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工作时主持编撰《庐山历代诗词全集》的宝贵经验，对《江西历代进士全传》的编撰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强调组织工作要做到全面、细致，编撰工作要做到严谨、踏实。会上欧阳春副校长与编委会成员、工作人员逐一讨论了编撰工作的方案，对编撰工作的分头、分步落实作了具体安排。他要求在切实准备好文献资源的基础上，做好分组工作，明确具体任务，并要求在2012年暑期以前，完成初步的资料整理工作，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并要求编委会成员及时反馈问题、解决问题。欧阳春副校长退休以后，由九江学院纪委书记魏立平、继而由吴桃娥副校长接管该项工作。《江西历代进士全传》编撰工作由九江学院庐山文化研究中心负责牵头，负责人为李宁宁教授，统稿人为吴国富教授、李勤合副教授，九江学院相关部门和院系通力协作，参与编撰人员均为九江学院在职教师，主要由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汉语、文献学、图书馆学等专业的教师组成，经费有保障，资料采集得力，能较好地协调。《江西历代进士全传》的编撰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从2012年4月到2012年12月为第一阶段，主要完成了全面普查进士传记资料及初步的电子输录工作。第一阶段的工作思路大致是:（1）由九江学院图书馆负责搜齐江西全省84个县的县志，包括明代、清代各种版本的县志；同时搜集近年来各县市已经初步编撰过的进士传记以及各类学术论文中的相关资料，按照《江西历代进士名录》，以县为单位，以年代为排序，全面采集江西进士的传记资料。由图书馆负责采集宋元明清各类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引得，在史料中大面积地寻找进士的传记资料。同时由负责编撰的各小组自行在史料中寻找补充缺漏的人物资料，翻检地方志所记载的人物资料。例如《丰城县志》，分为“仕绩”、“儒林”、“文苑”、“忠贞”、“孝友”、“高行”、“善士”、“寿民”、“方技”、“寓贤”、“列女”，其中“仕绩”、“儒林”、“文苑”、“忠贞”都可能有较多的进士传；而“孝友”、“高行”、“善士”、“寿民”、“方技”较少，“列女”基本上没有；但都不能忽略，因为其中有可能包含进士的信息。（2）初步确立统一的编撰体例，以清代的县域为主，结合现代的县域划分，分县、按年代（科分）编撰进士传记；每一进士的传记，以一种较好的地方志版本为准，不作个人的传记资料汇编；有需要补充、订正的内容，另行根据其他资料说明；为确保该书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引用文献须一一标明出处。（3）负责编撰的人员，按照初步的编撰体例，将搜集到的资料初步输录成电子文本。有了初步的电子文本，就可以为后期的加工、统稿提供较好的基础。根据郑翔书记的指示，编辑工作委员会还及时邀请上海古籍出版社参与指导工作，与出版社李保民、黄亚卓两位编辑沟通了编撰构想。负责组织编撰的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在第一阶段资料摸底工作基本完成后，认真梳理了各方面的问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就体例和资料等问题做了面对面的交流。从2013年1月到2014年3月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将采集到的资料文献集中起来，制作纸质本资料文献。根据第一阶段摸底清查的情况来看，江西各县的进士大致有三分之一的人可以在各种县志中找到传记资料，这一结果离预期的总体目标还有很大差距。因此编委会在第二阶段继续扩大资料搜索范围，根据宋元明清各朝代的人物传记资料索引，到各个朝代的文献中去寻找人物传记资料。从资料搜索方向来看，第一阶段的工作思路基本上是合理的，第一步是以一种地方志为版本，其他版本的地方志（包括府志、省志）作为参考；第二步是在地方志的材料找完之后，充分利用宋元明清历代的传记资料索引，把散见于各种古籍的人物传记找出来；第三步是到各地搜集石刻、家谱、私家文献等材料。除了纸质文献，还要充分利用近年来开发的各种电子数据库，如“读秀知识库”、“中国方志库”等。第二阶段的工作，充分考虑到资料搜索的全局均衡问题。江西进士中，有一部分人物资料非常丰富，有的几乎没有资料。考虑到全局工作，第二阶段还是要完成“海捞”，即把可见可找的人物资料都找出来，暂时不作过多的细节上的考证、修订，不好找的人物暂且放在一边。只要在这一步体现高度尊重原始资料的精神，就有利于以后的核对订正。相比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工作任务更为繁重。参与编纂的全体人员，利用各种方法搜集纸质文献，截止到2014年2月，共积累了30000页左右的文献资料，堆起来有一人多高，可谓是“著作等身”。这方面的投入，为下一步的统稿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从2014年4月到2015年5月为第三阶段，这是全书的统稿阶段。统稿阶段又分为三期:（1）初步编撰成形，形成电子稿与打印稿。（2）核对修改初稿，由闵正国（九江市博物馆）及本校退休教师陈义烈作为初稿审读人员，负责仔细阅读初稿打印稿，改正标点及文字错误。在初稿全部完成的基础上，多次组织审稿座谈会，对书稿提出完善意见。（3）到各地搜访、增补文献。从2014年11月开始，已经完成初稿的人员分期分批外出寻访资料，到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省图书馆以及江西各县市寻找初稿未收的资料，重点以罕见方志、稀有版本、家谱文献、出土碑刻等为搜寻对象，同时将增补文献吸纳进本书之中。（4）形成定稿，包括编撰目录、撰写前言与编辑体例、删除或查找重复、编写《江西历代进士总名录》，开列参考书目等，最终形成定稿，交出版社。（5）庐山文化研究中心将已经完成初稿的各县原始文献资料统一装订成册，作为交稿时提供给出版社的文献底稿，以便出版社核对文字。二、《江西历代进士全传》的编撰原则编纂以省为单位、人数过万的《江西历代进士全传》，在当代文化领域的确属于一个创举，没有任何先例可循，因而会遇到很多问题。本书编纂委员会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指导下，对本书的编撰原则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方面:（1）某个进士归属某县或某个进士的双重籍贯问题。确定某个进士属于某县，就会涉及到行政区划的历史沿革问题。而从宋朝到明清乃至于民国时期、建国以后，行政区划变化很大，必须确立一个合理的归属原则，否则就很混乱。我们认为，中国的地方行政建制，以县级党委最为稳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以明清时期最为稳定。为此我们选择清朝的县级建制为人物归属地，同时考虑现代的行政区划。其一是“市县名从今”，因为本书是现代人编写给现代人看的，所以必须采用今地名；如樟树市，古名清江县，若仍用清江县之名，则人们不知所云。其二是“地域范围从古”，因为某个进士属于某个县，民国以来地域发生了变化，而新出资料又未加指出，则无从分割；如南昌市区从南昌县分出、又将其他邻县的一些区域划进来，而在地方资料尚未出现的情况下，对原南昌县的进士归属于南昌市区还是南昌县、新建县，就无从确定，为此只能“地从古”。其三是“府从首县”。古代的府级建制，在江西省除了南昌府之外，独立性不大，一般不作为人物归属地。有时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进士李某某，袁州府人（没有县级归属地），则一般都归入“首县”（府治所在的县），袁州府的首县是宜春县（今宜春市袁州区），因此将进士李某某放入袁州区来叙述。其四是“现代的县级区有用有不用”。现代的县级区，直接对应于古代的某个县，就单独开列进士传，如抚州市临川区（对应于临川县）；而不与清代县域直接对应的县级区（如九江市庐山区），一般就不作为独立县级单位开列，其地进士归属依从古代的县级地理区划。这一类县级区计有南昌市的东湖区、西湖区、青云谱区、湾里区、青山湖区，九江市的浔阳区、庐山区、庐山风景名胜管理局，上饶市的信州区，吉安市的吉州区、青原区，赣州市的章贡区，景德镇的昌江区、珠山区，萍乡市的安源区、湘东区，鹰潭市的月湖区，均没有单独开列进士传，在现有条件下，也无法单独开列。其五是清末、民国、建国以后成立的县，按旧志和现代的县志单列进士传（如铜鼓县、莲花县、上栗县、芦溪县、全南县），无所依据时，仍然不单列进士传（如共青城市）。如此处理，再加上建国以后正式划归江西省的婺源县，共得84县（县级市、县级区），作为编撰进士传的基本单位。通过上述处理，绝大部分进士的归属地得到了解决，但仍然有一些进士（尤其是唐五代及两宋时期的进士）具有双重籍贯。为此我们不做强行分割，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保留原样，发现重出的，在总榜单上予以说明，也不重复统计；传记则基本不重出，采用一个县传记较详细而另一个县传记较简略、或注明“传记详见某某县”的方法予以处理。这样在统计全省进士数量的时候，就会少于各县的相加数，这是因为重出人数在全省进士数中已经剔除的缘故。尊重历史，按照清朝的县域划分来做。由于本次所用底本，皆为清末版本，所以在明朝以前的区域变化情况，前人已经做了处理，不必另行辨析。至于进士具有跨省的双重籍贯，这一现象既涉及到“冒籍”问题（类似于现代的“高考移民”），也涉及到出于各种原因的迁徙问题，向来也没有一个特别科学合理的分割方法。已迁出江西，而祖籍地为江西某县的进士，一般不录，特殊情况应予说明。原籍为江西某县，但借用他籍（占籍、附籍）参加会试的进士应归借籍地，借籍地、原籍地均在江西者，可在原籍县列名互见。由于本书只收江西省进士的传记，所以与其他省交叉的情况毋需特别说明；通常还是按照江西省府县志的惯例收录或不收录双重省籍的进士。（2）进士身份、类别的确认问题。中国的科举制度虽然起源于隋代，但直到明朝才比较规范，在此以前，大体存在开科时间不很固定、成为进士的途径不一以及资料严重缺失等情况。而成熟的地方志通常到明代中后期才出现，由是对于以前进士的记载，也就存在很多问题，甚至是不是进士、是哪一种进士都很难确定。而确认其进士身份，是编撰本书的基础，为此我们就必须大量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例如唐五代进士已有清代徐松进行过专门研究，并著有《登科记考》，今人孟二冬、王洪军续有补正。这些书对唐五代各科进士的传记资料都有整理，可以解决不少问题。宋代进士的专门研究著作已有傅璇琮著《宋登科记考》等书，可以基本解决上述问题。此外，我们还尽量利用昌彼得等撰《宋人传记资料索引》、李国玲撰《宋人传记资料索引补编》、王德毅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萧启庆《元朝泰定元年与四年进士辑录》、《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秦国经主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陈乃乾编纂《清代碑传文通检》、《四库全书传记资料索引》等书籍来推进上述工作。通过大量的工作，确定本书的收录原则:只收录文进士，武进士不收；宋代进士只收录正奏名（正科），不收特奏名。由于各县县志的编撰情况不一，有的对各类进士作了较好的区分，有的则混杂在一起，因此对那些无法确定而存疑的，也予以保留。较为麻烦的是元代进士，因为元代进士数量较少，大量县志将元代举人和进士混编在一起，甚至于无从分割；可参考的资料又少。为此我们除了剔除一些明显不是进士的人物之外，绝大部分仍然照旧。（3）榜单的审订问题。从唐到清，一共开设了多少科，每一科的具体年份是什么，人物有哪些；这是编撰本书的主线索，本书就以此为纲。明清的进士，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确定，一般不存在问题，但是唐、五代、宋、元科目的问题就很多。例如唐朝每年开科，但是科目信息很不完整；而南唐后期用北宋的年号，但江西进士并不属于北宋王朝的同年同榜，也不排斥江西文人到北宋管辖区域去考进士的现象；宋代科举通常是三年一考，但偶尔也会有例外；元朝进士没有留下完整的官方资料，某科某榜混杂不清的情况很多；各县志记载的榜单名也千差万别。有部分县将乡举与会试并举，甚至混淆了两者的差别；有的县记载了一些罕见的科分，如宋亡以后几个小朝廷开设的科举，等等。这些问题在各类进士研究书籍中，或已经得到解决，则充分参考之；或没有得到解决，则初步予以考订，或存疑以待研究。（4）材料的均衡问题。在历史上，一万多名江西进士留下的传记资料非常不均衡。大体说来，有“三多三少”。第一是不同的历史时期所留下的文献多寡不均。大体说来，明清最多，宋元次之，唐五代最少；具体说来，唐代江西进士多半产生于中晚唐时期，由于战乱和地方文献的缺乏，留下的资料很少；南唐的进士资料也很少；在两宋时期，北宋初、南宋晚期的资料也很少；元朝资料更是相当缺乏；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当时地方志的修撰还很不完善。明代前期、清代晚期的资料也比较缺乏。搜集不同时期的资料，还受到文献整理现状的影响，大抵唐五代和两宋比较容易穷尽，因为这几个时期的文献得到了较好的整理；明清则不容易穷尽，因为整理不够；而晚清的更难搜寻，因为大量文献尚未公诸于世。在编撰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重点补辑文献较为匮乏时期的进士资料；而文献较为丰富时期的进士，则择其精要录入材料，突出重点，不求全面。第二是知名度不同造成了文献的多寡。大抵说来，知名度可以按照正史、地方志的载录情况分三个等级:第一类是正史中有专门传记的（其中有个人专传和群体传记之分）；第二类是地方志中有专门传记的；第三类是正史、地方志均无传记的。第一类进士中有一批人成为文化名人，如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曾巩、朱熹、杨万里、文天祥等人；他们留下的著作很多，生平资料也很多，有很多人都有年谱；如果这一类人的资料搜集太多，势必占据很大篇幅，将其他人的传记淹没掉。为此，对于这一类文化名人，我们只选择一些精要的传记资料录入，其他资料只作为参考文献，开列目录。传记仅见于地方志的，我们也重点予以增补，各种典籍中资料较为丰富的，则做一些选择，不求全面搜录；宋代大量进士除了进士身份之外，没有任何生平信息，则广为搜辑，放宽尺度，尽量补入一些资料。第三是地域文化的状况造成了文献的多寡不均情况。一种情况是某县出现过文化名人，而他又热心于为地方人物做传记，如此一来这个县的进士资料就显得比较丰富，例如吉水县的杨万里，曾为本县及邻县的许多进士做过传记，有了这些完整的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其他的资料就不必刻意搜寻了。但也有不少县从来没有产生过文化名人，进士的资料就比较缺乏，这样就需要重点加以搜集。另一种情况是县志修纂人的态度影响了进士传记的多寡。有的县志修撰者非常认真，甚至在修志时广而告之，广泛征集家谱及家藏文献，这样传记资料就比较丰富。有的县进士较少，颇受珍重，传记资料就较详细的，而进士太多，就不甚看重，敷衍了事，导致进士少的县资料反而丰富，进士多的县资料反而较少。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本着“多则精取、少则广增”的原则，予以适当的均衡。（5）材料的选用与剪裁问题。《江西历代进士全传》应当具有文献学及历史学的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编入本书的人物传记，均能做到有出处，而且最好是采用第一手资料、最原始的资料；虽然限于条件，未必能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应当努力以此为追求目标。除此之外，还应当尽量选择较好的版本。同时本书又必须具备历史学的价值，因此在材料的选择以及剪裁方面，也要有一定的合理方法。具体而言，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在进士名单的选用方面。地方志通常有省志、府志、县志三类，且有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版本之别。通过前期的工作，我们发现通常是“省志抄府志、府志抄县志”，虽然也有例外，但一般来说，本县县志记载本县进士相对更准确，也更全面。因此，我们采用县志作为进士榜的底本，酌情参考府志、省志。对于不同时期的县志而言，通常是晚出的搜罗得更全面，收罗的时间段也更长，为此我们通常采用清末各县的县志（主要是同治或光绪时期的版本），将以前的县志作为参考，这样也便于确定进士的籍贯。少数县有民国时期的县志，也重点作为参考。1949年以后的县志，通常是“薄古厚今”，且不大注重文献出处问题，一般不予采用。其二，在传记资料的选用方面。作为传记的资料通常有这几类:第一类是正史的列传，包括私家史著；第二类是行状、墓志铭、神道碑；第三类是地方志（省、府、县志）的传记；第四类是其他杂出资料。从资料的原始性来说，当然是最近的行状、墓志铭、神道碑更好；但从史家的角度来看，这类文献通常也有溢美过当、细大不捐的毛病，为此有相应的正史可以替代的时候，还是优先采用正史的资料，其次才是行状、墓志铭、神道碑；另外行状、墓志铭、神道碑通常涉及到先世、后裔等情况，附以韵体铭文，这一些内容参考价值不大，为此通常将先世、后裔等情况及韵体文进行删节，以体现正史的行文风格。在行状、墓志铭、神道碑与地方志传记并存时，则优先采用前者，因为地方志的剪裁通常显得比较粗糙或不够合理。在上述几类资料均告阙如的情况下，则尽力搜集一些其他材料，如诗话词话、传奇故事、精彩议论乃至著作介绍等。其三，地方志撰写传记，通常只说好话不说坏话，不如正史客观。我们本着客观而不隐瞒事实的原则，散见于地方志之外有关进士的负面材料也予以收入。我们采撷的进士资料，相当多的一部分来自于地方志；而在编撰过程中，深感地方文献的价值在历史上没有得到充分重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例如清朝编撰《四库全书》，收入了省志和部分府志，县志则极少被收录。而近三十年来编撰的《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也很少收录地方志。在出版界，只有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出过《中国地方志集成》，而其他出版社则很少出版古代方志，倒是台湾出版界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古代方志得到标点整理的则更少，以江西而论，除了赣州市做过一些标点整理工作之外，其他县市几乎未曾涉及。2009年，江西北部的武宁县标点整理了七种明清方志，出版了《明清武宁县志》汇编，使现存的县志得以公诸于众；这一工程几乎成为江西方志整理的新创举。在全国各地，上述情况也普遍存在；甚至各类研究进士的书籍，也只重视省志、府志，而不太重视县志。如此一来，宋元明清时期大量来自于家谱、私家文献、民间碑刻的资料便无法进入公众的视野。为此我们从大量地方志中爬罗剔抉所得的资料，也就成为以前不曾标点整理甚至挖掘过的第一手资料，这也可以说是本书的较为突出的文献价值。编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1898）夏同龢榜程式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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