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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思仁，男，甘肃陇西人，文学博士，毕业于兰州大学，任教于浙江警察学院。主要从事唐宋制度史与文学关系研究。
本书旨在通过历时性考察宋代太学制度的演变及其深刻内涵，有力揭示政治、科举等领域以及皇帝、臣僚、学官等群体对于太学的影响，详细阐述太学与文学关系中的重要命题，深入探究其间的紧密联系与互动影响，从而对宋代文学视域下的太学制度研究做出具有成效的探索。
了解太学的历史，深观历史的太学
*章宋代太学制度与文学视域的联结纵观中国教育制度史，有宋一代无疑是教育发展的辉煌时期。宋代统治者深明“人才风俗本于学校”之理，崇儒右文、兴学重教，官学、私学与书院皆有飞跃式发展。本书所论，正是宋代官学中*为发达和重要的组成部分——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太学制度始创以后，历经魏晋隋唐诸朝，时有兴废。概而论之，时局动荡、战乱频仍之年岁，统治者以政治军事为重，无暇顾及文化建设，太学教育也难逃厄运。而在国家形成一统局面、和平稳定时期的汉唐盛世，太学大力发展，汉太学有一千八百余室，生徒三万人，唐学舍亦千二百间，生徒八千人。汉唐太学虽学员众多，影响较大，但自汉至唐以来，太学制度多因循旧体，少革新之功。太学发展至赵宋，可谓真正达到了古代太学的鼎盛时期。它承继隋唐太学制度而来，更在其基础之上开拓创新，产生了三舍法、舍选制等一系列全新的管理和选拔制度。这些制度又深刻影响了元明清诸代的太学、国子监教育，对于现今学校教育亦颇有启示。*节选题旨趣本书的选题依据，主要缘于以下三个基础层面的考量。*，将宋代太学制度置于中国太学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它不同于诸朝的独特性和开拓性。这些既是宋代太学特有魅力所在，又决定了其研究的必要性。两宋社会坚持贯彻兴文抑武、以文治国的基本国策，尊孔崇儒、重视教育，在此契机下，太学不仅逐步恢复发展，更在三百年间开创了一系列新制度。宋代太学既具有太学发展史中的共同属性，又呈现出其鲜明的个性特色。首先，宋代太学经历了三次轰轰烈烈的兴学运动，这在历朝历代中都属*。仁宗朝庆历新政，改贡举、兴学校等重要措施促成了北宋王朝的*次兴学运动，史称“庆历兴学”。借着这股兴学浪潮，太学在经历宋太祖、太宗、真宗朝的荒废后，于仁宗庆历之际获得了重建。神宗朝王安石变法运动，将太学体制、规模、职能、教学推进到了全新的高度，成就了北宋第二次兴学运动，史称“熙宁、元丰兴学”。北宋的第三次兴学是由蔡京主持的“崇宁、大观兴学”，也是有宋一朝规模*的兴学运动，时间跨度逾二十年，革新力度前所未有。其次，三舍法和舍选制是宋代太学的独创制度，构筑了两宋太学大兴的重要基石。“熙丰兴学”改革太学体制，实施三舍法，将太学生按等差分隶于外舍、内舍、上舍，考校生员学行而依次升舍，这成为有宋一朝一直沿用、*为重要的太学制度。舍选制亦创举于熙丰时期，它的出现强化了太学职能，实现了由太学上舍及第而不通过科考也可入仕为官的重大突破，部分取代了科举的重要作用。崇宁三年（1104），诏罢科举，规定天下士子悉由学校升贡，舍选考试成为普通士人入仕的*途径。这是学校教育对抗科举考试的阶段性完胜。再次，宋代太学内部深受政治形势影响，而太学生群体参政议政又深刻影响政治，这种相互影响的现象也是其他朝代所少见。理学与王学的争斗，政治气候的不定时偏向，导致太学学官更替频繁、教学内容标准取舍时时变化、生员公私考试答案众说纷纭、应举科考更需随时紧跟政治潮流。太学之发展变化实与二者之间的争逐有莫大关系。而另一方面，太学生群体参政议政、上书论事之风盛行。太学生自身既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与政治意识，他们更是政治斗争者竞相拉拢、威逼利诱的对象。从历史事实来看，两宋之交至南宋末的每个朝代都有太学生上书论政，或一朝发生多次，一人连续上书数章，甚至在某些时期产生过影响政治走向的作用。这也是研究宋代太学必须关注的重要现象。第二，宋代太学与文学的直接结合——太学体，已是宋代文学研究中受到重视的文学现象。前贤时俊已开辟出了太学与文学关系研究这块领地，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承继并拓展之。太学体本为文学现象，显然与太学有关，却又是文学领域的关注点。研究北宋古文运动的发展历程，就避不开不同时期的特殊文风，如真宗朝西昆体、仁宗朝太学体。太学体流行于太学内部和社会科场，究其实质，或以为它是“从庆历四年创建太学后，到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时的十四五年间，流行于太学的一种内容迂阔矫激、文辞僻涩怪诞的古文”②张兴武:《北宋“太学体”文风新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第87页。，或认为“‘太学体’并非‘古文’，而是一种流行于学校与科场之间的应试文风，其文体范围包括‘赋’‘策’和‘论’”②。而太学体的主要特征，前人多有称述:“迂癖奇怪，……高谈虚论”（欧阳修《议学状》），“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癖而不可读”（苏轼《上欧阳内翰书》），“奇邪谲怪……狂词怪论”（苏辙《祭欧阳少师文》），概言其“内容迂阔矫激、文辞僻涩怪诞”，应大致不差。就太学体的发展时期而论，景祐有太学“变体”，庆历有太学“新体”，嘉祐“太学体”，至熙宁又出现太学“新格”，且仍然“不禁其渐”。太学内部的太学体文风流变过程，从庆历二年石介始就一直延绵不断，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直到嘉祐二年盛极一时之际被狠狠贬黜，其后自然有所收敛，却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并未绝迹。就太学体的历史功过而论，它一向受到诸人的打击批判，但也有学者说它“并非一无是处，它至少打破了刻板的科场文体程式和死气沉沉的文风”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436页。，“就‘古文运动’的历史全貌而言，许多思想家及其被指责为‘险怪’的文风，正可构成‘运动’的重要一翼”朱刚:《北宋“险怪”文风:古文运动的另一翼》，《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185页。。这些观点颇可启人思考。因太学在国家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太学体深刻影响了社会层面广大学子的风气转变。笔者所论，以太学体研究为基础，扩展至太学学风与文风，深入挖掘太学与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第三，本书既非单纯的宋代太学制度研究，亦非单纯的文学史研究，而是二者紧密结合下的关系研究。宋代太学在太学发展史中特征鲜明，地位重要，太学体、乾淳体等文学现象已受时人重视，这种情况下，研究宋代文学视域下的太学制度，探寻其间影响，必将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从文学“外部”出发，探论外部因素与文学的关系及其影响，已成为文学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一种热点现象。思想、文化、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几乎涵盖了与文学有关的各种外部因素，这些研究主题下已有诸多佳作问世。本书在制度与文学研究的大范围主题下，选定宋代太学制度，研究其与文学的关系影响。第二节学术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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