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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文化苦旅软精装》余秋雨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浙江余姚人，当代著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家。著有《文化苦旅》《何谓文化》《中国文脉》《山河之书》《霜冷长河》等。余秋雨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中国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金石堂具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1980年代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部文化散文集。全书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为历史、文化散文，另一部分为回忆散文。该书以文采飞扬、知识丰厚、见解独到备受万千读者喜爱。由此开创“历史大散文”一代文风，令世人重拾中华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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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白先勇、余光中、金庸、贾平凹、高希均、何勇等名家极力推荐阅读；
2.《道士塔》《莫高窟》等多篇文章入选中学课本；
3.出版三十余年，持续畅销，逾千万册的经典长销数据，掀起文化阅读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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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 坊
一
童年的时候，家乡还有很多牌坊。
牌坊是一种石质门架，一般有两层楼那么高。每年乡间举行全民欢庆的“庙会”时，也会在寺庙门口临时用木条搭建一种牌坊，上面装饰得很花哨，几天庙会一过，就拆掉了。永远不拆的就是那种石质牌坊，*老的据说有五百年了。
在乡间的各种工匠中，石匠的地位*。这是因为，其他工匠的活儿比较家常，而石匠的活儿都比较重要。石匠里边又分三等，*一等砌凿墓碑，中间一等砌凿石桥，*一等砌凿牌坊。
就像世间很多行业一样，活儿越多的等级越低，活儿越少的等级越高。这事又带来一番蹊跷，等级越低的日子反而越好过，等级越高的日子反而过得不好。
砌凿墓碑，与家家户户有关。各家各户在做丧事时也都舍得花钱，很少讨价还价，因此这种石匠特别富裕。只不过，大家都暗暗知道，这种墓碑石匠往往与盗墓贼有点往来。盗墓贼为什么总是选得很准？为什么连暗藏的豁扣、活砖也一清二楚？还不是这种石匠露了口风。盗墓贼在乡民口中叫“掘坟光棍”，方圆几十里*出名的掘坟光棍叫“夜仙”，因此乡民也就把墓碑石匠叫做“夜仙班”，又简称“仙班”。
名声*好的是牌坊石匠，乡里乡外都敬着几分。牌坊是让人仰望的，他们也就跟着让人抬头了，尽管他们总是十分清贫。
牌坊石匠活儿少，并不奇怪，因为立牌坊是一件稀罕事，多少年都碰不上。
与别的地方的“状元牌坊”、“御赐牌坊”不同，这儿乡间的牌坊，几乎都是为女人立的，为一些已经亡故的女人。一座座牌坊，都在表彰这些女人“从一而终、寡而不嫁”的事迹，因此又叫“贞洁牌坊”。但是，乡间寡妇很多，能立牌坊的却是极少数，需要有一系列苛刻的标准。这事情，连族长、村长、保长、甲长都定不了，必须由他们上报，让“乡绅公会”决定。
比较起来，那座远近闻名的“范夫人牌坊”*。这个范夫人在丈夫死后，独自把几个孩子拉扯成人。其中有一个儿子考了科举，做了不小的官。正是这个儿子，在母亲过世时报请乡绅公会立了牌坊，立得相当考究。
其他那些牌坊，说起来都有点怪异。例如，男女还没有结婚，未婚夫却死了。按照当时的习俗，两人根本还没有见过面，未婚妻一听死讯就立即投井自杀。或者，女子刚刚守寡就有人来提婚，才提三次，便悬梁自尽。当然，这都是大户人家的事，穷人一般不这么做，做了也不会立牌坊。
范夫人的牌坊用的是白石，接近于麻灰色，摸上去很平滑；而那些自杀小娘子的牌坊用的是青石，摸上去凉凉的，一条条凹凸的纹痕有点硌手。
除了冬季，牌坊是乡民和路人歇脚的场所。牌坊总是靠着大路，有石基可以坐卧，有石柱可以靠背。因此，不少人喜欢到这里聊天。斜躺着，看白云，听蝉鸣，传闲话。
这天早晨，村里那位德高望重的牌坊石匠潘木公走出家门上了大路。他穿了一身干净的蓝布衫，肩挎一条长包袱，步子迈得不快不慢。邻居问他到哪里去，他说是昨夜受到一个外乡黑衫人的邀请，到山南镇去督建一座牌坊。
这可是一件大事，乡人们立即传开了，因为这样的邀请，两年来还是*遭。山南镇在十里之外，但按当地风俗，只要是大师傅，每天还要回家来住。因此，傍晚时分，很多乡民就蹲挤在牌坊下，等他回来。
蹲挤的人中，*兴奋的是一位年轻的“仙班”，也就是很可能与掘坟光棍有勾结的墓碑石匠。虽说墓碑石匠与牌坊石匠向来交往不多，但这个年轻石匠却一直想拜师潘木公。以前托人传过话，都没有回音。今天听说潘木公早上出门时心情不错，就在牌坊下候着，看能不能套个近乎。
如果套上近乎了，就有一个疑问要向他老人家请教。这个疑问搁在心头已经很久，对别人，说也不敢说。
二
从走出山岙时的步态来看，潘木公今天很累。夕阳下的身影踉踉跄跄，与他早上出门时完全不同。
年轻石匠迎上去，搀着他在牌坊的基石上坐下。潘木公感谢地看了看年轻石匠，觉得有点眼熟。年轻石匠说:“我也是石匠，没出息，做墓碑的。”
“你也是石匠？”潘木公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说:“明天跟着我去山南镇，那地方，连个帮手也没有。”
年轻石匠一听，立即点头，说:“好，我跟着您，听您吩咐。”
在第二天去山南镇的路上，年轻石匠不断地找话与潘木公搭讪，*后，终于支支吾吾，把那个搁在心头的疑问说出来了。
“木公，您平生所建的那么多牌坊，多数是小女子的吧？”
“唔。”潘木公素来言词不多。
“那些可怜的小女子，我先给她们凿墓碑，您再给她们凿牌坊，也算造化了。”年轻石匠说。
“造化？”潘木公反问了一声。
“我说是运气。”年轻石匠迟疑了一下，又说:“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她们就上天了。”
“上天？”潘木公摇了摇头，说:“牌坊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自杀就是自杀，都那么年轻，总叫人伤心。”
“但是，只要您为她们造了牌坊，墓就空了，真的飞走了。”年轻石匠说。
潘木公猛地回过身来，捏住了年轻石匠的手，问:“什么？墓空了？你怎么知道？”
这一下，年轻石匠慌了。他每次完工后，确实有盗墓贼来威胁利诱，逼他说出墓葬情况。但是，只要是立了牌坊的自杀女子，盗墓贼去了，每次都空手而归，因此总会把他恶骂一顿。次数多了，年轻石匠就判断，那些女子们全都升天了。但这只是猜测，很想从潘木公这里听一个说法。
“你入伙盗墓了？”潘木公厉声逼问。
“没有，是夜仙那帮掘坟光棍说的。”年轻石匠连忙辩解。他看着潘木公疑惑的目光，干脆就把哪几个掘坟光棍分别挖了哪几个女子的坟墓，一一报了出来，态度十分诚恳。
“都是空的？”潘木公停下了步子，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自言自语。说着他又抬头问年轻石匠:“落葬时，棺材肯定放进去了？”
“我都在场，肯定放进去了，家人哭得死去活来。”
阳关雪
在中国古代，文官兼有文化身份和官场身份。在平日，自己和别人关注的大多是官场身份。但奇怪的是，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崇楼华堂也都沦为草泽之后，那一杆竹管毛笔偶尔涂画的诗文，却有可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在浓冽的秋霜中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除夕的深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可以肯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古诗。
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想象，为无法言传的文化归属。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薄薄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褶皱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儿没有被吞食、被遮蔽，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地上有一些奇怪的凹凸，越来越多，终于构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我猜了很久，又走近前去蹲下身来仔细观看，*后得出结论:那全是远年的坟堆。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塌，枯瘦萧所以，这些沙堆还铺陈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就像眼下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这里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
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陈开来的坦诚，一切都在花草掩映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冤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使每片土地都疑窦重重。相比之下，这片荒原还算荣幸。远处已有树影。疾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
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拌和着一层层苇草。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咆哮时的怒目，丢盔弃甲后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死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几行墨迹？堆积如山的中国史籍，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是历代王朝的边远地带，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
向前俯视，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直伸天际。我突然觉得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的笔触实在是温厚。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文静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也许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声声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神貌，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由此联想到，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笑容那么肯定，神采那么自信。
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路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这些艺术家以多年的奋斗，执意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而更早就具有这种微笑的唐代，却没有把它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越见凄迷。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论述过的诗与画的界限，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只允许他们以文化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人文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人性寄托。
于是，九州的文风渐渐刻板。阳关，再也难以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越来越少，只有陆游、辛弃疾等人一次次在梦中抵达，倾听着穿越沙漠冰河的马蹄声。但是，梦毕竟是梦，他们都在梦中死去。即便是土墩、石城，也受不住见不到人的寂寞。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旅途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宏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如壮汉啸吟，与自然浑和，却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不再欢跃，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回去吧，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