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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和投枪。”丁玲则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呼吁:“我们的这个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杂文是文学殿堂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它的形式灵活，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具有应用性强的鲜明特点。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些思想性强、艺术性佳的杂文，不仅可以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增加知识储备，提高思辨能力，获得艺术熏陶，使自己的人生更加丰富和完美，而且还可以掌握和使用这一文体，使之成为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好助手。鉴此，我们从浩如烟海的杂文作品中精选出百余篇成就*、影响*、流传*广的经典之作，历史与现实的观照，文学与生活的冲突，社会与文化的动荡，均在这些嬉笑怒骂而又才情横溢的文字间有所展现，通过它们读者可以在*短的时间里获得*的阅读效果。同时，在体例编排上，通过“入选理由”、“作者简介”、“作品赏析”等栏目多角度解析名作，引导读者准确、透彻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本书不仅为你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学习、研究杂文的理想范本，还可以让你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激发理性思考，进而提升文学素养、写作水平、审美水准和人生品位，为自己的人生开辟一片广阔的天地。
《*好的杂文》的编者从浩如烟海的杂文作品中精选出100余篇经典之作，分为反思历史、针砭时世、文艺之思、托物言志、生活的艺术、男男女女、人生的感悟等卷，这些作品或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或求索真理、剖析人生，或托物言志、论述文艺，或感悟生活、歌颂生命，篇篇构思精巧、见解独到、文笔精美、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代表着杂文创作的**成就，读者可以在*短的时间里获得**的阅读效果。通过本书，能够让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激发理性思考，进而提升个人的文学素养、写作水平、审美水准和人生品位，为自己的人生开辟一片广阔的天地。
鲁迅曾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和投枪。”丁玲则在《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中呼吁:“我们的这个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杂文是文学殿堂中一种比较特殊的文体，它的形式灵活，可以抒情、可以叙事、可以议论，具有应用性强的鲜明特点。
杂文是一面明亮的镜子，它可以折射出人间万象、生活百态，让人在纷繁芜杂的生活里依然能看清人情世故，在思想争鸣的时代里仍有属于自己的清晰的思想和行为。一个人在其一生中，阅读一定数量的优秀杂文，不仅可以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提高自身的思辨能力，而且可以获得艺术的熏陶，体味杂文的魅力，使自己的人生更丰富完美，不留下错过美好事物的遗憾。此外，通过阅读，读者还可以学会使用杂文这一文体，使之成为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好助手。
鉴此，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好的杂文》。编者从浩如烟海的杂文作品中精选出100余篇经典之作，分为反思历史、针砭时世、文艺之思、托物言志、生活的艺术、男男女女、人生的感悟等卷，这些作品或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或求索真理、剖析人生，或托物言志、论述文艺，或感悟生活、歌颂生命，篇篇构思精巧、见解独到、文笔精美、思想深刻、内涵丰富，代表着杂文创作的*成就，读者可以在*短的时间里获得*的阅读效果。在体例编排上，通过“入选理由”、“作者简介”、“作品赏析”等栏目多角度解析名作，引导读者准确、透彻地把握作品的思想内涵。“入选理由”点明每篇文章入选的理由，让读者在阅读前对作品有个初步的认识。“作者简介”以简练的文字对作者的生平、求学经历、文学成就和影响等作了扼要的介绍，使读者对作者有一个清晰概括的了解。“作品赏析”以凝练的文字，对原文的写作背景、语言特色、创作技巧、思想哲理等进行精当到位的解析，使读者从深层次上去咀嚼原文。同时，为了尊重作者原文和保持原文风貌，对于一些作者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写成的作品，其中有个别用字和当今现代汉语语法不统一的现象，我们都没有做改动。情至深处无言辞，落于笔端即华章，这些作品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供参照、学习、研究杂文的范本，也能使读者领略文学艺术的神奇魅力。
我们诚挚地期望，通过本书，能够让读者充分享受阅读的乐趣，激发理性思考，进而提升个人的文学素养、写作水平、审美水准和人生品位，为自己的人生开辟一片广阔的天地。
沈二先生与我们谈天，常说生平服膺红老之学。红，就是《红楼梦》；老，就是《老子》。这红老之学的主旨，简便些说，就是无论什么事，都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又是怎么样呢？沈先生说:“譬如有人骂我，我们不必还骂:他一面在那里大声疾呼的骂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们在旁边看看，也很好，何必费着气力去还骂？又如有一只狗，要咬我们，我们不必打它，只是避开了就算；将来有两只狗碰了头，自然会互咬起来。所以我们做事，只须抬起了头，向前直进，不必在这抬头直进四个字以外，再管什么闲事；这就叫作听其自然，也就是红老之学的精神。”我想这一番话，很有些同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相像，不过沈先生换了个红老之学的游戏名词罢了。不抵抗主义我向来很赞成，不过因为有些偏于消极，不敢实行。现在一想，这个见解实在是大谬。为什么？因为不抵抗主义面子上是消极，骨底里是*经济的积极。我们要办事有成效，假使不实行这主义，就不免消费精神于无用之地。我们要保存精神，在正当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节省些。这就是以消极为积极:不有消极，就没有积极。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戏笔墨，造出一个“作揖主义”的新名词来。“作揖主义”是什么呢？请听我说:——譬如早晨起来，来的*客，是位前清遗老。他拖了辫子，弯腰曲背走进来，见了我，把眼镜一摘，拱拱手说:“你看！现在是世界不像世界了:乱臣贼子，遍于国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请宣统爷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第二客，是个孔教会会长。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颜道貌的走进来，向我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现在我们中国，正是四维不张，国将灭亡的时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为印度波兰之续。”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爷。他衣裳楚楚，一摆一跛的走进来，向我说:“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讲卫生，就要讲丹田的卫生。要讲丹田的卫生，就要讲静坐。你要晓得，这种内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评剧家，和一位上海的评剧家，手携着手同来的。没有见面，便听见一阵“梅郎”“老谭”的声音。见了面，北京的评剧家说:“打把子有古代战术的遗意，脸谱是画在脸孔上的图案；所以旧戏是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体。”上海的评剧家说:“这话说得不错呀！我们中国人。何必要看外国戏；中国戏自有好处，何必去学什么外国戏？你看这篇文章，就是这一位方家所赏识的，外国戏里，也有这样的好处么？”他说到“方家”二字，翘了一个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评剧家，随手拿出一张《公言报》递给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题目是《佳哉剧也》四个字，我急忙向两人各各作了一个揖，说:“两位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第六客是个玄之又玄的鬼学家。他未进门，便觉阴风惨惨，阴气逼人，见了面，他说:“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为什么呢？因为人所居者为‘显界’，鬼所居者，尚别有一界，名‘幽界’。我们从理论上去证明他，是鬼之存在，已无疑义。从实质上去证明他，是搜集种种事实，助以精密之器械，继以正确之试验，可知除显界外，尚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说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轩先生。他的说话*多，洋洋洒洒，一连谈了一点多钟。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个字，发挥得详尽无遗，异常透彻。我屏息静气听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个揖，说:“老先生的话，很对很对。领教了，再会罢。”如此东也一个揖，西也一个揖，把这一班老伯，大叔，仁兄大人之类送完了，我仍旧做我的我:要办事，还是办我的事；要有主张，还仍旧是我的主张。这不过忙了两只手，比用尽了心思脑力唇焦舌敝的同他们辩驳，不省事得许多么？何以我要如此呢？因为我想到前清末年的官与革命党两方面，官要尊王，革命党要排满；官说革命党是“匪”，革命党说官是“奴”。这样牛头不对马嘴，若是双方辩论起来，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还都是个“缠夹二先生”，断断不能有什么谁是谁非的分晓。所以为官计，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捉革命党。为革命党计，也不如少说闲话，切切实实想些方法去革命。这不是一刀两断，*经济*爽快的办法么？我们对于我们的主张，在实行一方面，尚未能有相当的成效，自己想想，颇觉惭愧。不料一般社会的神经过敏，竟把我们看得像洪水猛兽一般。既是如此，我们感激之余，何妨自贬声价，处于“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会的声价抬高——这是一般社会心目中之所谓高——请他处于“官”的地位？自此以后，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说什么“有一班乱骂派读书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训于后学者，日不虚心，日乱说，日轻薄，日破坏。几此恶德，有一于此，即足为研究学问之障，而况兼备之耶？”我们看了，非但不还骂，不与他辩，而且还要像我们江阴人所说的“乡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篇大道理”五个字。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是官，这些话说，本来是“出示晓谕”以下，“右仰通知”以上应有的文章。到将来，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诸位老爷们额手相庆日:“谢天谢地，现在是好了，洪水猛兽，已一律肃清，再没有什么后生小子，要用夷变夏，蔑污我神州四千年古国的文明了。”那时候，我们自然无话可说，只得像北京刮大风时坐在胶皮车上一样，一壁叹气，一壁把无限的痛苦尽量咽到肚子里去；或者竞带这种痛苦，埋入黄土，做蝼蚁们的食料。万一的万一竟有一天变作了我们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么，我一定是个*灵验的预言家。我说:那时的官老爷，断断不再说今天的官话，却要说:“我是几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从前陈独秀胡适之陶孟和周启明唐元期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办《新青年》时，自以为得风气之先，其时我的新思想，还远比他们发生得早咧。”到了那个时候，我又怎么样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后，自称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没有方法拒绝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时，还是实行“作揖主义”，他们来一个，我就作一个揖，说:“欢迎！欢迎！欢迎新文明的先知先觉！”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