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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若丁，原名范汉生，河南汝阳人，少时在家乡和开封读书，后到武汉、广东从事过多种工作，曾任花城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花城》杂志主编。
长期坚持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散文集《并未逝去的岁月》《相思红》《暖雪》《莫斯科郊外》《皂角树》《记忆的尊严》《失梦庄园》和长篇小说《旧京旧京》《在莫斯科》等，曾两度获广东省鲁迅文艺（文学）奖，两度获秦牧散文奖等。
主持策划编辑的《港澳大百科全书》《世界诗库》《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等国家重点图书，影响深远，两度获中国图书奖等国家大奖。
编审，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老作家范若丁倾情讲述数十年《花城》杂志编辑部生涯的点滴体悟，《花城》杂志是中国文学刊物“四大名旦”之一，在文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花城》编辑部的故事，折射着中国文坛的一段历史。另有报告文学，记述一群在基层工作，勇于创新、不断奋进的人们的故事。
这是关于一本纯文学杂志的创业史。
这是《花城》杂志编辑部的风雨故事，参与和见证着这个时代的文学行踪。
时间已过许久，岁月未曾逝去。
平凡而厚实的编辑生活，是心底留下的深沉的难以磨灭的记忆。
从编辑部走出来
与编辑界的前辈相比，我的编龄不算长，参加编辑工作的时间较晚。
我是1980年加入到编辑队伍中的，那年我已46岁；2000年66岁从被停刊的《读书人报》总编辑岗位上卸任后，离开编辑工作，走出稿件堆积如山、摆设零乱，隐隐散发着油墨味和烟草味的编辑部。
我多么怀念那种并不美妙的油墨味和烟草味啊。
在我的编辑生涯中，我*怀念的是在《花城》文艺双月刊工作的前十年。这十年我以编辑、编辑部主任、出版社分管《花城》的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的身份，一直参与及主管《花城》工作。那是《花城》创刊的十年，那是《花城》*不平静的十年，也是刊物和它的编辑部艰难奋争的十年。开放改革伊始，开放与反开放，“凡是”与“反凡是”，前进与倒退在激烈地反复较量，在我们这个特别重视意识形态的国度里，必然反映到《花城》这个当时已颇有些名气，在全国被称为“四大名旦”的文艺刊物上来，反映到我们的工作上来。在中国，文艺从来被看作政治的晴雨表，这些政治上、思想上的较量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花城》那个杂乱但却紧张的小小编辑部里。《花城》坚持开放改革，不断冲破禁区，不断向旧观念挑战，不断为文学回归它的自身规律呐喊，这不能不触犯一些人，也不能不与当时的一些规则发生冲突；加之内部的观点分歧及一些无谓的争论与误会，闹得编辑部内外交困，几乎没有风平浪静的日子，动辄得咎，批判、指责、诬告，将我和两位《花城》前领导描绘成青面獠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妖魔。所幸，当时的省委领导任仲夷、杨应彬等同志，在对我们批评、提醒、劝慰的同时，用他们无畏的肩膀和宽厚的胸怀为我们遮风挡雨；许多作家，如时任全国人大常委的《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等，也为我们呼号和辩护，帮助我们摆脱困境。
必须承认，不是所有人对我们这个小小编辑部都怀有善意，冷漠与敌视常常带着刺骨的寒冷向我们袭来。我在编辑部的一张小铁床上住了五年，每当“寒潮”袭来，巨浪扑面，周末办公楼里一个人也没有，四周像一片海——一片寂静的茫茫无边的死海，我似乎被抛上孤岛，一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不期而至。
但我和我的同事们不放弃我们的文学理想！我们坚持住了！
二十年之后的2008年，当时的编辑部负责人朱燕玲要“抢救”《花城》的历史，带着编辑申霞艳和李倩倩来找我，我口述，她们记录，后由申霞艳整理编写成篇，我再加以修改校订，是即为《风雨十年花城事》。在叙述《花城》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常常夜不能寐。一个个与我一起奋争的同事的面影在我眼前飘过，一个个作家的面影在我眼前飘过，多少风雨声，多少欢笑声，一一在摆动的窗帘上飘动。往事如影，但毕竟不是幻影，它将留在我的记忆中，留在许多人的记忆中。《风雨十年花城事》也许只是中国当代文学期刊史上的一个插曲，但它确有许多引人回味引人深思的地方。今天，它得以出版应感谢许多人，特别是将我的口述整理编写成篇的申霞艳教授（当年的编辑早已成了教授）。
这本集子里还有几篇写改革开放的文字。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点如今谁都不能不承认，即使是一些抱残守缺、顽固不化的人。但是，改革开放仍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并非没有倒退的危险。我的几篇报告文学，记述了一些为改变国家面貌勇于创新、不断奋进的人们，也算是为改革开放留下一些侧影。
特别要提的是本集*后一篇:《中国民主*人——寻觅孙中山的革命足迹》。此篇原为我与章以武教授接受广东电视台和广东中山基金会的委托，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编写的电视专题片，由我执笔。我自幼就听老师讲过少年孙中山在翠亨村破除迷信的故事，讲过孙中山伦敦蒙难的故事，对孙中山先生崇敬有加。参加革命后，虽多次听过“孙中山批判”之类的讲话，也看过一些贬低孙中山的书刊，但我坚信不管他有多少缺点多少不足多少失败，他是号召推倒两千年帝制的*人，是在中国*真心实意建立共和国的*人，是*先而且百折不回地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制度的*人，因此，这种崇敬更是不可动摇的。我认为，说他是中国民主*人，既不过分，亦非虚夸。
我和《花城》:从三位开创型资深编辑说起
我和《花城》的缘分说来话长。我原来工作的广东省化工原料公司，与广东人民出版社曾经同在新基路办公，一条马路，对门相望。加之李士非是我中原大学的同学，我逐渐认识了易征、林振名、胡莘华、岑桑、苏晨等，并作为一个业余作者得到他们不少帮助。
20世纪70年代，出版社受形势限制，出版文艺书籍不多；每出书，常通过举办作者学习班的形式组稿。我与后来活跃在广东文坛的廖红球、程贤章、朱崇山、杜峻等人，都曾参加过此类学习班。我写了一些稿子，因与形势配合不紧，多未采用。1976年，出版社一时缺少稿源，找来几个中山大学学生清理积稿，易征看到我的一篇被他们弃置的稿件——《在〈火线报〉编辑部》，拿过去细看，认为文笔清新，没有“帮”气，予以肯定，并将我原先投寄的一些稿件找出来重新审阅，向领导提出编一个集子。1977年初，李士非、易征带领十余位业余作者到化州安埠办学习班，打算组织一批新稿。我的名为《并未逝去的岁月》的集子，就是在这个学习班上定稿的。此书易征任责编，他冒着酷暑，因骑车摔折手臂而一手吊着绷带，一手拿笔改稿，精神感人至深。《并未逝去的岁月》是新时期广东出版的*本文艺书籍，易征特请林墉插图及作装帧设计。林墉很乐意地接受这一委托。那时尚未完全恢复稿费制度，易征特为我申请了200元稿费，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我问要不要分给林墉一部分，易征说已付给林墉45元稿费，他很满意。今天我所以重提此事，不仅是怀念易征，也是怀念老一代编辑家的敬业精神和对作者的关心爱护。
在易征忙于《花城》创刊那段时间，我与他接触也较多。他非常热爱这个刚刚诞生的婴儿，希望迅速哺育它长成巨人。我去到他在红书路（今光孝路）的家里，常常看到他在伏案工作，几次看到他把新设计的封面用图钉钉在墙上，远远近近地仔细端详，并征求别人的意见。那时没有激光照排之说，连做梦也想不到这回事；排版是先由排字工人用一个个铅字排出条样，再由编辑又剪又贴地拼成版样，而后交回印刷厂出清样，等等，十分繁琐。易征的房间里常挂满这样的条样，他与林振名忙碌着，有时文艺编辑室的年轻编辑陈俊年也过来帮忙。易征睿智、博学、思维敏捷、不墨守成规，为人洒脱，有名士风范，在文学界和文化界结交广泛，对《花城》的内容乃至插图和装帧设计，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前几期，读者不仅可以看到为解放思想而呐喊的新作，也可以看到大陆读者甚少见过的港台及海外华人作家的作品；不仅可以看到多年未曾露面的老作家的名字，也可以看到一些陌生的新人的名字。我相信林贤治和《深圳飞鸿》作者林雨纯、刘学强等的名字，是*次印上文学刊物的；他不断催促我写稿，我的散文《开江》《赶花》被他发表在第2期上。他非常重视插图，多请名家林墉等为作品插图，并首创全页插图，竖排的似十行笺风味的淡雅彩色的目录排法，也是他设计的。他为刊物倾注大量心血，多年后我仍然感到，《花城》前两期的面貌，*能折射出易征的面貌；《花城》前两期的风格，亦*能折射出易征为人为事的风格。
丛刊的另一主力编辑林振名，文化素养高，对稿件具有很强的鉴赏能力，在组稿、编稿方面做了大量的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他活动能力强，作者联系面广，与不少作家保持着良好关系，许多重要稿件是他组织回来的。他与易征组回的中篇小说《被囚的普罗米修斯》成为《花城》创刊号的头条，为《花城》打出了*炮。他还是《沈从文文集》和《郁达夫文集》的责编之一，从组稿到印刷，他自始至终地为这两套艰难推出的文集努力着。我调入《花城》编辑部时，他的编制虽在《花城》，而实际已调到对外合作编辑室工作，但仍在为他责编的“花城丛书”中的《泥泞》和《覆灭》两书忙碌着；他对装帧及校对的细心认真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我未到出版社之前，我们两家曾在同一条街（越秀北路）住过，有时路过我家门口，他会进来坐坐，对我多有帮助。
在中原大学时，我已听说李士非会写诗，后来我分配到中南局，他分配到新华书店。那时的新华书店具有出版社的功能，编印发一条龙。1973年初老同学程度将我刚写的散文《春来早》拿给他看，他当时任广东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看到我的习作很兴奋。这篇散文在当时虽未得到发表，但他对我的业余写作给予了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