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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1928—2017）当代知名作家、诗人、学者、翻译家，被誉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
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曾任教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中山大学等多所高校，期间赴美国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的创作，自称是写作的“四度空间”，驰骋文坛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风格悠远、辽阔、深沉，著作颇丰。代表作有:散文集《时间的乡愁》《听听那冷雨》《逍遥游》等；评论集《分水岭上》《举杯向天笑》等；诗集《白玉苦瓜》《藕神》等。
余光中的散文壮阔铿锵，又细腻柔绵，在华语世界影响深远，被广泛收录于大陆及港台语文课本中。
《从徐霞客到梵高》是当代文学大师余光中随笔的经典之作，收录一代大师品读散文、绘画、诗与音乐的精彩文章，获《联合报》读书人*书奖，台湾中小学生优秀课外读物推荐。
全书收录14篇精彩随笔，内容横贯中西诗歌、文学、绘画、音乐等领域。深度揭秘梵高等艺术家生平故事、以独特的眼光品读文艺作品背后的人生百态。在这本书中，余光中以诗为文，以文为论，完美融合博学与意趣、知性与感性。
“我们必须守护那把内心的火，耐心等待着，有谁走来，挨近它坐下。”体味大师文字之美与艺术之思，感受艺术背后的爱恨人生。
★余光中极具代表性的原版随笔集，《联合报》读书人*书奖作品
当代文学大师余光中随笔代表作，“我总是不甘寂寞，喜欢在说理之外驰骋一点想象，解放一点情怀，多给读者一点东西。”
★一代大师学贯中西的博学之作，论散文、绘画、诗与音乐，当代文学必读美文典范
以大师的眼光，品读文学艺术背后的伟大灵魂，“人，因性格的力量，心灵的流露，生命的经历而蜕变，成就了艺术之美。”
★知名设计师全新精美双封设计，随书附赠梵高名画《星空》余光中评梵高金句明信片
自序
《从徐霞客到梵高》是我继《掌上雨》和《分水岭上》之后的第三本纯评论文集。其中的十四篇文章，一半写于香港，一半写于高雄；*早的一篇写于一九八一年，*晚的则写于一九九三年。
十二年来，除了这些之外，我写的评论文字还应该包括五万字的长文《龚自珍与雪莱》（见皇冠版的《四海集》）、前后六届梁实秋翻译奖译诗组得奖作的评析（约五万字），以及为各种专著、各种选集所写的序言（约十五万字），合计至少尚有二十五万字未辑印成书。书名《从徐霞客到梵高》，因为其中有四篇文章析论中国的游记，另有四篇探讨梵高的艺术，占的分量*重。游记既为散文的一体，往往兼有叙事、写景、抒情、议论之功，因此论游记即是论散文。近年来我写的散文渐以游记为主；或许正因如此，乃有兴趣来深究中国传统的山水游记。至于写梵高的四篇，则均为一九九○年所作，因为那年正逢梵高逝世百载，全世界都被他的向日葵照亮。《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一文，先后刊于《追寻梵高足迹》之摄影展特辑与台湾《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也是我在台北市立美术馆演讲的原稿。我曾为了那场演讲，特地从梵高的画册里拍了六十多张幻灯片，现场放映，为演讲生色不少。七月中旬，我们果真千里迢迢，飞去荷兰观赏梵高的百年大展，事后更乘兴去巴黎北郊，凭吊梵高兄弟的双墓。所思所感，发而为文，知性的一篇成为《壮丽的祭典》，感性的一篇就是《莫惊醒金黄的鼾声》。非但如此，那年四月我还一连三天写了《星光夜》《荷兰吊桥》《向日葵》三首诗，均以梵高的画为主题。一九九○年，真是我的梵高年。
不幸梵高年结束了还不到四天，三毛便自杀了。陪着她一同火葬的，是她*钟爱的三本书:《红楼梦》《小王子》《梵高传》。梵高也是自己结束生命的，不知道这件事对她有没有“示范”的诱因，但是艺术家的传记感人之深，却是显然的。要是问我还有什么未竟之业，答复是，再译几部画家的传记，其中必不可缺埃尔•格列柯的一部。可惜高阳遽已作古，否则他也许能为我们写一部徐霞客传。我说“也许”，只因他的小说之胜多在人情世故，事情总在户内发生，而要写徐霞客传，笔锋就得驰骋于户外，叙事抒情，就得将人置于天地之间了。我总觉得，迄今尚未用诗为徐霞客造像，好像欠了他一首长诗。
至于指陈中文如何恶性西化，危言中文如何变态扭曲，一向也是我写评论文章的重点。这本文集里也有这么两篇。读者若想进一步了解我在这方面的坚持，可以参阅我收入《分水岭上》论白话文的三篇长文。其实我每次论析翻译或散文的问题，也必定会把笔锋转回中文的时弊，惹得一些炫奇鹜新的作家怨言啧啧，认为我是在规范文体，妨碍了创作的自由。其实我曾一再声明，中文的美德有其常态，在日常表情达意的文章里应该遵守，要是不知爱惜，不知好歹而任意作践，必将招来混乱的恶果，沦于西化、僵化、冗化之境。至于直觉而感性的文学创作，当然可以多般试验，享受文法的豁免权。不过创新的效果仍须反衬在常态的背景上，始得彰显。譬如鹤立鸡群，若是不见了鸡群，或是鸡鹤难分，甚至鹤多于鸡，也就谈不上什么鹤立不鹤立了。
其实，每一位作家的文体、风格，就是他不落言筌然而身体力行的文体观、风格论。我说“每一位作家”，连评论家也不例外。天经地义，作家就是文字的艺术家，对待文字正如画家之于色彩，音乐家之于节拍，要有热爱，更需功力。我必须强调，评论家也是一种作家，所以也是一种艺术家，而非科学家。对于艺术，他没有豁免权。他既有评断别人文字艺术的权利，也应该有维护本身文字艺术的义务。说得更清楚些，评论家笔下的文章如果不够出色，甚至有欠清通，那他进入文坛的身份就可疑了。遗憾的是:时下颇有一些批评家与理论家，在西方泛科学的幻觉之下，以求真（？）自命，而无意也无力求美，致其文章支离破碎，木然无趣，虽然撑了术语和原文的拐杖，仍然不良于行。
我认为一位令人满意的评论家，*好能具备这样几个美德:首先是言之有物，但不能是他人之物，尤其不可将西方的当令理论硬套在本土的现实上来；其次是条理井然，只要把道理说清楚就可以了，不必过分旁征博引，穿凿附会，甚至不厌其烦，有如解答习题一般，一路演算下来；再次是文采斐然，不是写得花花绿绿，滥情多感，而是文笔在畅达之中时见警策，知性之中流露感性，遣词用字，生动自然，若更佐以比喻，就更觉灵活可喜了；*后是情趣盎然，这当然也与文采有关。一篇上乘的评论文章，也是心境清明，情怀饱满的产物，虽然旨在说理，毕竟不是科学报告，因为它探讨的本是人性而非物理，犯不着脸色紧绷，口吻冷峻。
我这一生，写诗虽逾七百首，但是我的诗不尽在诗里，因为有一部分已经化在散文里了。同样地，所写散文虽逾百篇，但是我的散文也不尽在散文里，因为有一部分已经化在评论里了。说得更武断些，我竟然有点以诗为文，而且以文为论。在写评论的时候，我总是不甘寂寞，喜欢在说理之外驰骋一点想象，解放一点情怀，多给读者一点东西。当然，这样的做法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性情如此。我不信评论文章只许维持学究气，不许流露真性情。
《破画欲出的淋漓元气》节选
不朽的元气
一百年前，荷兰大画家梵高在巴黎西北郊外的小镇奥维，写信给故乡的妹妹威廉明娜，说他为嘉舍医生画了一张像，那表情“悲哀而温柔，却又明确而敏捷——许多人像原该这样画的。也许百年之后会有人为之哀伤”。
梵高写这封信时，在人间的日子已经不到两个月了。到那时候，他只卖掉一幅油画，题名“红葡萄园”，而论他的画评也只出现了一篇。在那样冷漠的岁月，他的奢望也只能寄托在百年之后了。可是他绝未料到，一百年真的过去后，他的名气早已超过自己崇拜的德拉克洛瓦，而他的地位也已凌驾米勒而直追本国的前辈伦勃朗；绝未料到，他的故事会拍成电影，唱成歌调，他的书信会译成各国文字，他的作品有千百位学者来撰文著书，为之解说；绝未料到，生前无人看得起，身后无人买得起，他的画，在拍卖场中的叫价，会压倒全世界的杰作，那天文数字，养得活当年他爱莫能助的整个矿区；绝未料到，从他的生辰（三月三十日）到他的忌日（七月二十九日），以“梵高画作回顾展”为主题的百年祭正在他的祖国展开，热浪汹涌，波及了全世界的艺坛，包括东方；更未料到，安贫乐道的艺术苦行僧，在以画证道、以身殉道之余，那样高洁光灿的一幅幅杰作，竟被市场竞相利用，沦为装饰商品的图形。
荷兰曾经生他、养他、排斥过他再接纳他。法兰西迷惑过他又开启过他，关过他又放过他，*后又用她的沃土来承受他无助的倦体。如果在百年的长眠之后，那倦体忽然醒来，面对这一切歌颂与狂热，面对被自己的向日葵与麦浪照亮的世界，会感到欣慰还是愕然，还是愣愣地傻笑？
其实那一具疲倦的躯壳，早已没有右耳，且被寂寞掏空，被忧伤蚕食，被疯狂的激情烧焦，久已还给了天地。他的生命，那淋漓充沛的精神，早已一灯传遍千灯，由燃烧的画笔引渡到一幅又一幅的作品上去了。想想看，这世界要是没有了阿尔勒时期那些热烘烘的黄艳艳的作品，会显得多么贫穷。用一个人的悲伤换来全世界的喜悦，那牺牲的代价，签在每一幅杰作上面，名叫文森特。直到一九四八年，美国大都会美术馆的修画师皮士（MurrayPease），在检查梵高的《柏树》组画时，还发现其中的一幅颜料并未干透，用指甲一戳，仍会下陷。这当然还是指的物质现象。但是在精神上，梵高的画面蟠蜿淋漓，似乎仍湿着十九世纪末那一股元气。
梵高的生平
一八五三年三月三十日，文森特•梵高（VincentvanGogh），生在荷兰南部布拉班特省（Brabant）的小镇崇德（Zundert），接近比利时的边界。父亲提奥多勒斯是一位不是很得意的牧师，父子之间也不很亲近。文森特的孺慕毋宁是寄在母亲的身上，可是他觉得母亲对他不够关怀。在他前面还有个哥哥，也叫文森特，比他整整大一岁，也生在三月三十日，一生下来就死了。母亲恸念亡儿，心有所憾，对紧接的下一胎据说就专不了心。这感觉成了梵高难解的情结，据说还经常在他的画面浮现。
在两个弟弟和三个妹妹之间，跟文森特*亲的是二弟提奥、三妹威廉明娜。此外他对家庭并不十分眷恋，对父亲更是心存抗拒。叔伯辈里有三个画商，生意做得不小，和文森特却有代沟。
尽管如此，梵高一生的作为仍然深受家庭的影响。身为牧师之子，他的宗教热忱可说其来有自，二十二岁起便耽于《圣经》，二十四岁更去阿姆斯特丹准备神学院的入学考试，未能通过。他立刻又进布鲁塞尔的福音学校，训练三个月后，勉强派去比利时的矿区传道。从一八七八年的十一月到翌年七月，他和矿工同甘共苦，不但宣扬福音，而且解衣推食，灾变的时候更全力救难，成了左拉听人传说的“基督再世”。从一八七五年到一八七九年，梵高的宗教狂热高涨了四年，终于福音教会认为他与贱工打成一片，有失体统，开除了他。
在失业又失意之余，梵高将一腔热血转注于艺术，认真学起画来。他开始素描矿工，临摹米勒，自修解剖与透视。也就在这时，任职于巴黎古伯画店的弟弟提奥（Theo），被他说动，开始按月寄钱给文森特，支持他的创作生涯。
从宗教的奉献到艺术的追求，一八八○年是梵高生命的分水岭，但其转变仍与家庭背景有关。梵高是牧师之子，也是三个画商的侄儿，曾在海牙、布鲁塞尔、伦敦、巴黎的古伯画店工作，接触艺术品从十六岁就开始了。*直接、*重大的因素当然还是有提奥这么一个弟弟，他从一八八○到一八九○，整整十年一直在巴黎的古伯分店任职，不但汇钱，还寄颜料及画具给他。何况那时的巴黎，艺坛缤纷多姿，真是欧洲绘画之都，提奥在这一行，当然得风气之先，大有助于哥哥的发展。要不是弟弟长在巴黎，梵高也不便在巴黎长住。要不是弟弟在画店工作，梵高也很难广交印象派以至后期印象派的中坚分子。而没有了巴黎这两年的经验，没有了这转型期间的观摩、启发与贯通，他就不可能顺利地接生阿尔勒的丰收季。
梵高一生匆匆，只得三十七年。后面的十五年都在狂热的奉献中度过:前五年献给宗教，后十年献给艺术。二十七岁那年他放弃宗教而追求艺术，表面上是一大转变，本质上却不尽然。他放弃的只是教会，不是宗教，因为他对教会灰了心，认为凭当时腐败的教会实在不足以传基督之道。他拿起画笔，是想把基督的精神改注到艺术里来；隐隐然，他简直以基督自许。他在给提奥的信里说:“米勒有福音要传；我要请问，他的素描与一篇精彩的布道词有什么两样呢？”梵高对基督的仰慕见于给提奥的另一封信:“他活得安详，比一切的艺术家更成其为大艺术家；他不屑使用大理石、泥土、颜料，只用血肉之躯来工作。”梵高自觉和基督相似，不但一生的事业起步较晚，而且大限相迫，来日无多。基督传教，三十岁才开始。梵高在那年龄竟对弟弟宣称:“我这一生不但习画起步恨晚，而且可能也活不了多久……也许是六到十年。”他果真仅仅再活了七年。这不是一语成谶，而是心有所许。在艺术和身体之间，他宁可牺牲身体，因为身后还有艺术。所以他告诉弟弟说:“谁要是可惜自己的生命，终会失去生命，但是谁要不惜生命去换取更崇高的东西，他终会得到。”
梵高是现代艺坛*令人不安的性情中人。传记家、艺术史家纷纷窥探他的童年，想用弗洛伊德的显微镜找出什么“病根”或“夙慧”。结果:“与常童无异”。几乎所有的传记都不得不从二十岁开始，因为直到那时他的生活才“出了状况”，性情才开始“反常”，那是在一八七三年夏天，梵高在古伯画廊的伦敦分店工作。他单恋房东太太的女儿爱修拉•罗叶，求婚被拒，失意之余，情绪转恶，乃自放于社会之外，在画店的工作也失常起来。其后两年之中，他两度被调去巴黎分店。一八七六年初，他终于被店方解雇，结束了七年的店员生涯。
这时梵高的宗教亢奋已经升起，从一八七五到一八七九，四年之间信心高扬。开始他去英国的小镇蓝斯盖特与艾尔华斯教学童，并且间歇布道。然后回到荷兰，去埃滕（Etten）的新家探望家人，又去多特勒支任书店的伙计。一八七七年五月到次年七月，为了阿姆斯特丹神学院的入学试，他苦读了几近一年半；落榜之后，又去布鲁塞尔的福音学校受训，终于一八七八年底去比利时南部的矿区做了牧师。
梵高在号称“黑乡”的矿区待了一年有半，先是摩顶放踵，对矿工之家的布道、济贫、救难全心投入，真有救世主的担当。后来见黜于教会，宗教的狂热便渐渐淡了下来。满腔的热血在艺术里另找出路，就地取材，便画起矿工来。这时正是一八八○年，也是梵高余生十年追求画艺的开始。
这十年探索的历程，以风格而言，是从写实的摹仿自然到象征的重造自然；以师承而言，是从荷兰的传统走向法国的启示而归于自我的创造；以线条而言，是从凝重的直线走向强劲而回旋的曲线；以色彩而言，则是从沉褐走向灿黄。但是若从地理着眼，则十年间的行程就像一记加速的回力球，自北而南，从荷兰打到巴黎，顺势向下飞滚，猛撞阿尔勒之后，折射圣瑞米，再一路反弹到奥维，势弱而止。这过程，一站短似一站:荷兰是五年，巴黎是两年，阿尔勒是十五个月，圣瑞米整整一年，奥维，只有两个多月。
荷兰时期（一八八一年四月至一八八六年一月）是他的成长期，为时*久。在这期间，他从炭笔、钢笔等的素描、水彩、石版，一直摸索到油画。题材则人像与风景并重，也有静物；人像*多农人、渔人、矿工、织工、村妇等的贫民，绝少“体面人物”。手法则笔触粗重，色调阴沉，轮廓厚实而朴拙，在荷兰写实的传统之外，更私淑法国田园风味的巴比松派，并曾受到他姐夫名画家安东•莫夫的指点。一八八五年的《食薯者》是此期的代表作。
五年之中，梵高先后住在埃滕、海牙、德伦特（Drenthe）、尼厄嫩（Nuenen），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Antwerp）。他需要爱情，跟女人却少缘分，谈过两次恋爱，都不成功。前一次在埃滕，是追求守寡的表姐凯伊，被拒。后一次则是在尼厄嫩，带点被动地接受邻家女玛歌的柔情，但在家人的反对下玛歌险些自杀而死，以悲剧收场。中间还夹着一个妓女克丽丝丁，做他的模特儿并与他同居，几达两年之久，终于在提奥的劝告下分了手。他跟父亲的关系始终不和；一八八五年初，以他为憾的父亲突然去世。
巴黎时期（一八八六年二月至一八八八年二月）是梵高的过渡期，也是他艺术的催化剂。不经过这阶段，梵高就不能毅然挥别荷兰时期的阴郁沉重与狭隘拘泥，而没有这两年的准备与调整，忽然投身于法国南部的灿丽世界，就会手足无措，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来接生这光华逼人的壮观。一八八六年的巴黎，印象主义已近尾声，使用点画技巧的新印象主义继之兴起。调色板的革命使北方阴霾里闯来的红头傻子大开眼界，不久他的色彩与线条也明快起来。凭了提奥的人缘，梵高结交了印象派与后期印象派的主要画家，而与罗特列克、高更、修拉等*有往还，也颇受他们的启发。高更用粗线条强调的轮廓和大平面凸出的色彩，修拉用不同原色并列而不交融的繁点技巧，日后对梵高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笔简意活而着色与造型都趋于抽象的日本版画，这时已经风行于法国画坛，也提供给他新的手法，甚至供他临摹。《老唐基》《梨树开花》等作都可印证。
在巴黎的两年，面对纷然杂陈的新奇画风，梵高忙于吸收与消化，风格未能稳定，简直提不出自成一家的代表作。一八八八年二月，他接受了罗特列克的劝告，摆脱一切，远走南方的阿尔勒（Arles）。这一去，他的艺术生命才焕发成熟，花果满树，只待他成串去摘取:八年的锻炼，准备的就是为此一刻。
阿尔勒是普罗旺斯的一座古镇，位于隆河三角洲的*，近于地中海岸，离马赛和塞尚的故乡艾克斯也不远。普罗旺斯的蓝空与烈日、澄澈的大气、明艳的四野，这使梵高亢奋不安，每天都要出门去猎美，欲将那一切响亮的五光十色一劳永逸地擒住。这是梵高的黄色时期:黄腾腾的日球，黄滚滚的麦浪，黄艳艳的向日葵，黄荧荧的烛光与灯晕，耀人眼睫，连他在拉马丁广场租来的房子也被他漆成了黄屋，然后对照着深邃的蓝空一起入画。有时在人像画的背景上，例如《阿尔勒女子》，也渲染了整片武断的鲜黄。有时，为了强调黄色，更衬以邻接的大蓝，一冷一热，极尽其互相标榜。有时意犹未尽，更夜以继日，把蜡烛插在草帽上出门去作画。在这时期，他一共作了两百张画，论质论量，论生命律动的活力，都是惊人的丰收。
然而阿尔勒时期不幸以悲剧告终。梵高对人热情而慷慨，常愿与人推心置腹，甘苦相共，然而除了弟弟之外，难得有人以赤忱相报。他的爱情从不顺利。在同性朋友，尤其是画友之间，他一直渴望能交到知己。在巴黎的时候，他曾发起类似“画家公社”的组织，好让前卫画友们住在一起，互相观摩，售画所得则众人共享。这计划当然没能实现，可是梵高并不死心。他在阿尔勒定居之后，再三力邀高更从布列塔尼南下，和他共住黄屋，同研画艺。高更个性外倾，自负而专横，善于纵横议论，对梵高感性的艺术观常加挖苦。梵高性情内向，不善言辞，虽然把高更当作见多识广的师兄来请教，却也坚持自己的信念，为之力争。这样不同的两种个性，竟然在同一屋顶下共住了两个月，怎么能不争吵？梵高的癫痫症酝酿已久，到此一触即发。一天夜里，他手执剃刀企图追杀高更，继又对镜自照，割下右耳，去送给一个妓女。
结果是高更回了巴黎，梵高进了医院。这是一八八八年圣诞前后的事。弟弟从巴黎赶来善后，但不久梵高癫狂又发了两次，在镇民的敌对压力下，梵高同意搬到二十五公里外圣瑞米镇的圣保罗寺去疗养。于是从一八八九年五月至次年五月，展开了梵高的圣瑞米（SaintRèmy）时期。
他在山间那座修道院疗养了整整一年，其间发病七次，长者达两个月，短者约一周。清醒的日子他仍努力作画，题材包括病院内景，以柏树为主的院外风景、自画像等，并且临摹了伦勃朗、德拉克洛瓦、米勒、杜米埃等的三十幅作品。此时他创作不辍，固然是为继续追求艺术，也是为了对抗病魔，借此自救。一八九○年一月，青年评论家奥里耶（AlbertAurier）在《法国水星杂志》上发表短文，称颂梵高的写实精神和对于自然与真理的热爱。同时提奥也生了一个男孩，并且追随伯伯，取名文森特。三月间，梵高在阿尔勒所作的画《红葡萄园》在布鲁塞尔的“二十人画展”中售得四百法郎，买主是画家之妹安娜•波克。这些好消息都令梵高振奋。同年五月，他北上巴黎。经提奥的安排，他去巴黎西北郊外三十公里的小镇奥维（Auvers-sur-Oise），接受嘉舍医生的看顾。
奥维时期从一八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到七月二十九日，充满了回声、尾声。梵高仍然打起精神勉力作画，但是昔日在普罗旺斯的冲动却已不再:画面松了下来，色彩与线条都不再奋昂挣扎了。余势依然可见——《嘉舍医生像》《奥维教堂》《麦田群鸦》三幅为本期代表作，也都是公认的杰作。七月一日他曾去巴黎小住，探看弟弟、弟媳和侄儿文森特，并会见老友罗特列克与为他写评的奥里耶。回到奥维，他的无奈和忧伤有增无减，只觉得心中的画已经画完，癫痫却依然威胁着余生，活下去只有更拖累弟弟。七月二十七日下午，他在麦田里举枪自杀，弹入腰部，事后一路颠踬回到拉雾酒店。嘉舍医生无法取出子弹。次日提奥闻耗赶来，守在哥哥的床边。文森特并未显得怎么剧痛，反而静静抽他的烟斗。第三天凌晨，他才死去。临终的一句话，一说是“人间的苦难永无止境”，一说是“但愿我现在能回家去”。
文森特•梵高是死了，但是两兄弟的故事尚未完结。文森特死后，提奥悲伤过度，百事皆废。他*关心的是如何宣扬哥哥的艺术，便去找奥里耶，请他为文森特写传。奥里耶欣然答应，尚未动笔，两年后却生伤寒夭亡，才二十七岁。提奥为了文森特的回顾展到处奔走，事情未成，却和古伯画店的雇主发生争吵，愤然辞职。突然，他也精神失常起来，开始还只是糊涂，后来疯得厉害，不得不加囚禁。其间他一度清醒，太太带他回去荷兰，他又陷入深沉的抑郁，不再恢复。一八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哥哥死后还未满半年，弟弟也随之而去，葬于荷兰，年才三十三岁。又过了二十三年，遗孀约翰娜读《圣经》，看到这么一句:“死时两人也不分离”，乃将丈夫的尸体运去奥维，跟他哥哥葬在一起。
在现实生活中，提奥这一生全被哥哥连累，*后的十年，除了按月得寄一百五十法郎的津贴给哥哥之外，还不时要供应画具、颜料及刊物之类。文森特寄给他的画，都得保存、整理，并且求售。文森特对自己的信心，大半靠他的鼓舞来支持。文森特每次出事，也只有等他迢迢奔去，善后一切。甚至在婚后加重了家累，也是如此。可是他受而甘之，从无怨言，甚至在哥哥身后，仍念念不忘为这位埋没的天才传后。这样的弟弟啊，哪里去找？
文森特•梵高，把生命献给艺术，又生提奥，把生命献给哥哥。否则世上纵有梵高其人，必无梵高其画。今日面对《向日葵》和《星光夜》的神奇灿亮，全世界感动的观众，都要领提奥的一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