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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升,男,广东省揭阳市人。1984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曾任《中国青年》杂志编辑、记者、版面主编,现任《北京文学》月刊社社长兼执行主编,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和挑战》、《中国教育,还等什么》、《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六月风暴——拷问中国教育》等长篇报告文学及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各类作品近200余万字。《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获2004年度“正泰杯中国报告文学”大奖和第三届(2004~2008)徐迟报告文学奖,《21世纪,巨龙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忧思录》获“新中国六十周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近年所著中篇小说《红包》《介入》《身不由己》等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多家报刊转载,并入选年度作品选本。
该书收集杨晓升创作的并发表的中短篇小说近10篇,这些小说,朴实真切,题材多样、内蕴丰富,既引人入胜,又发人沉思;视角、人物、故事、情节、细节及内涵等,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这些小说,大都以写实手法,呈现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人的生存状态与命运浮沉,作者既有对都市情感和人间世相敏锐细致的洞察,又有对底层百姓命运的悲悯和深切关注。本书凝聚了作者数十年来的生命印记和真情实感,以及对社会变迁和世道人心的深入思考,是作者情感、思想和艺术的重要结晶。
自序此生我为何选择文学这些年,不少朋友见到我,都会好奇地问:你大学学的是理科,怎么从事起文学?没错,我大学学的是理科,但那算得上是人生的一场误会。从上学开始,我就很喜欢语文课,也爱写作文,作文还时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里宣读。及至中学,作文就更加突出,不仅时常被老师讲课时作为范文,还时常被抄写到学校的黑板报上,以至后来我也顺理成章成为学校黑板报的主笔和主编。学生时代*风光的一次,是全县范围的高中语文汇考,我的作文和语文成绩名列全县*,这无疑进一步激发了我对语文、进而是对文学的热爱。我的理想,是上大学中文系。然而,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一方面,文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遭遇和命运仍让大多数人心有余悸,父母和老师都不希望我考文科;另一方面,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不差,这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口号深入人心的年代,考文科时常成了考生万不得已的选择。如此,家长和老师自然是不主张我去考什么大学中文系的。就这样,我“随波逐流”,高考时报考了理科,并于1980年考上了位于武汉的华中师范学院生物系(后来华中师范学院改为华中师范大学,生物系改为生命科学院)。华中师院是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院校,偏巧从我高考的那一年开始,该校的录取分数提至重点线(即一本)以上。奇怪的是,那一年我的高考志愿既没有填报这所学校,也没有填报生物专业,便稀里糊涂被录取了。事后究其原因,我是在报考院校的*后一栏填写了“服从分配”。收到录取通知的那一刻,我既高兴又郁闷,高兴的是自己终于考上了大学,郁闷的是录取结果非我所愿。面对录取通知,父母却兴高采烈,因为我成了我家乃至家族里*个大学生。我内心抵触、拒绝,想复读重考,家境却不允许,因为我后面还有两个弟弟在读,当乡村教师的父母工薪微薄,难以支撑我复读。我只得认命。上了大学,素来学习认真的我虽然也按部就班地钻研起生物学,内心却念念不忘自己喜爱的文学,而学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正好满足了我的兴趣和愿望。正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有机会广泛涉猎、阅读中外名著,左拉、司汤达、海明威、莫泊桑、欧·亨利、杰克·伦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以及曹雪芹、施耐庵、罗贯中、吴承恩、吴敬梓等一系列中外优秀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像涓涓细流进入我的视野、滋润着我的心灵。读多了,我也跃跃欲试,课余时间偷偷学着写作,并于大学一年级的寒假向校报投寄了自己的散文习作《拜年》,不料校报几乎一字不改地发表了,这无疑激发了我的写作热情。除了努力完成生物专业规定的课程任务,我的课余时间基本用在了对文学的阅读和写作的练习上,并先后在校办的大学生文学刊物《摇篮》发表了《*宝贵的》《七月流火》《归宿》三篇小说,我由此还成为《摇篮》的编委,同时还成为生物系学生会宣传部长。也正因为大学时光这段看似不起眼的历练,才使我大学毕业时受到了幸运之神的光顾:1984年5月,团中央机关刊《中国青年》杂志到武汉地区高校挑选两位应届毕业生,一位文科一位理科,这个理科生的机会便降临到我头上,该刊前来考察的副总编王文起和资深编辑夏岱岱,在看了我发表的几篇习作之后当即拍板,想录取我,但他们担心我是否同意到北京工作,希望学校与我联系。其时,我正随生物专业的老师在咸宁地区的鸡公山作野外生态调查,准备写毕业论文。通讯落后的年代,学校的老师自然无法联系上我,时任学校团委书记兼《摇篮》主编的唐昌宪老师却自告奋勇,拍着胸脯替我做主:“你们放心定下来吧,这么好的机会,杨晓升肯定愿意!”就这样,塞翁失马,大学学生物的我阴差阳错来到首都北京,当上了《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和记者。要知道,《中国青年》是中国大陆现存创刊*早、历史*悠久的杂志,创刊于1923年10月,首任主编恽代英、肖楚女,他俩都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者;要知道,《中国青年》历史上推出过雷锋、邢燕子、向秀丽、王杰、张海迪等一系列英模人物,声名鹊起,是青年的一面旗帜;要知道,那时候的《中国青年》,刚刚因为潘晓一封“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来信引发全国范围的问题大讨论而正大红大紫,每期发行量达到了四百余万册,能够有幸成为这家知名杂志的编辑和记者,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到《中国青年》当编辑记者,既让我刚一毕业就“背叛”了生物专业,也让我一开始就干起了自己喜爱的文字工作,这既是我专业的重大转折,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这次转折,让我有幸为自己做了迄今自认为正确的人生定位。编辑和采访工作之余,我业余时间开始写小说,收入这本集子的短篇小说《真诚》,发表于《作品》1987年第5期,这是我*次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刊物发表作品,也就是说,《真诚》是我真正的小说处女作,责任编辑是时任《作品》副主编的潮籍作家廖琪。此后我连续在《作品》《萌芽》《湖南文学》《芳草》《草原》《长江文艺》等发表小说,大约有二三十万字。与此同时,由于工作的原因,为《中国青年》作深度报道所采访的素材,时常被我充分利用、深度开掘,写成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魂告急——拜金潮袭击共和国》《告警——中国科技的危机与挑战》《拷问中国教育》《只有一个孩子——中国独生子女意外伤害悲情报告》等先后出版。6万字的中篇报告文学《21世纪,巨龙靠什么腾飞——中国科技忧思录》发表于《北京文学》1998年第2期头条,很快被创刊不久的《中华文学选刊》转载,为此我也与《北京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2000年,经当时的《北京文学》社长章德宁(她也是我那篇报告文学的责任编辑)引荐,由北京市文联考察并报北京市委宣传部的批准,我于当年10月从《中国青年》调入《北京文学》任执行主编,负责《北京文学》的编辑工作,并开始主持《北京文学》的改版和改革。从《中国青年》调到《北京文学》,领*个月工资时我才发现,我的月收入一下减少了一半,从原单位的四千余元减少到两千余元。这还不算,没过多久,某个月快到发工资的时间,漂亮的女财务愁眉苦脸透露:社里的账户都快没钱发工资了……尽管如此,我听后也只是愣了一下,一笑置之,很快又埋头钻进稿堆之中。自此以后,日复一日,我自得其乐,且乐在其中。记得我还将当时的感触写成随笔《人生的级别》,发表在2000年10月15日的《中华读书报》上。我在文章中这样写——……我所要去任职的单位,是一家文学杂志。如果按照世俗的标准,我真的是够傻帽、够落伍的了,因为这家文学杂志,尽管在文学界举足轻重、影响力仍在,品牌仍在,但却像其他许多的兄弟文学杂志一样,发行量不大,经济窘迫。但在我看来,文学杂志的窘迫,不等于文学的窘迫,更不等于文学生命力的丧失。……所以对于个人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你选择的领域怎么样,而在于你选择之后怎么做。之所以选择看似清贫的文学杂志,缘于我对文学一直以来的兴趣,也缘于我对当今文学现状和文学读者市场的分析判断,更缘于对自身潜力的认知和对未来发展的打算。对于我所选择的这家文学杂志,我清楚地看到了它潜在的发展空间,更清楚地看到了我自身的用武之地。在我看来,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不在于你单位的高收入和高级别,也不在于你轻而易举地拥有荣华富贵,更不在于不劳而获、心安理得地享受别人为你创造的优渥人生。*为重要的,在于你在生命过程中能身心愉快地劳动、付出与创造。当你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事业,在一个相对宽阔的舞台上*限度地施展着自己的才华,*限度地挖掘着自身的潜能,*限度地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并能时常感受到由此带来的愉悦与快乐的时候,你难道还会理会自身的级别和收入?你难道还会去理会什么贫贱富贵?——这样的人生,难道不就是*别的人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