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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楚藩，1935年出生于浙汀上虞，1961年杭州大学(今浙江大学)中文系毕业，当年即保送入中国科学院浙江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后较长时间从事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1988年，依据《易经》的“时中”“时止时行”的原则，主动辞去了党政工作，潜心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至今已编著出版《儒道墨法与易学辩证法》《易经与辩证法杂说》《中国古典诗歌美学》《中国诗话辞典》《宋诗答问》《杨万里诗歌赏析集》等著作，发表关于中国文化、中国古典义学的论义多篇。现为中美文化交流协会顾问。曾任全国苏东坡研究会理事、浙江省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兼任《语文新圃》丰编；曾被评为浙江省杭州市优秀作家；曾应邀赴美国宾州大学讲学。退休后，因子女在美国博士毕业后从事高科技工作，故亦赴美旅居十多年。其间通过考核，自力开办中医推拿、针灸诊所，以慈善为主，借此以为“交友之途、谋生之道、观世之窗”；同时，潜心于《易经》与中医学、《易经》与中国哲学文化的研究与实践，总结人生经验，探讨国家发展之路。自退休后旅美已有18年了，但终未加入美国国籍。
《路漫长求索（章楚藩散文随笔集）》收录了作者章楚藩的一些散文，其中包括三类:一种是游记性散文，一种是人生道路探索散文，一种是古代哲理诗文赏析及中西文化比较。鉴于作者良好的文学功底，以及丰富的人生经历，本书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路漫长求索（章楚藩散文随笔集）》是作者章楚藩近年撰写的散文、随笔的结集，其内容包括游记，记述自己平生的经历和身边人、事的散文，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家生平事迹及其作品赏析和中西文化比较的学术性散文，以及探索国家发展之路的随笔。通观全书，可以看到了一个在探索真理的漫漫人生路上孜孜以求，勤于学习和思考的书生形象。
漫漫人生路上的求索者楚藩在自己新著的散文随笔集行将付梓之际，嘱我为之作序。以我的疏浅，接受如此重托，有点不自量力。这是大实话，决非客套或所谓的“谦虚”。半个多世纪前我初出校门，被分配到杭州二中任教，与先于我两年来到该校的楚藩同事。他毕业于中文系，攻读研究生的方向是中国古代文论；而我毕业于外语系，学的是俄语，彼此的专业形同风马牛，业务上也几乎没有交集，按理说我们成为知音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偏巧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所喜好，读过几篇这方面的文字，虽然仅及皮毛，但使我们两人的交往多了一些话题，我更从与他的闲聊中时有获益。天长日久，我们成了知交。当然，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共同话题只是促使我们彼此接近的因素，意气相投更是重要原因。不过就业务而论，我无论如何是不敢望其项背的。如今面对挚友的真诚嘱托，实有却之不恭之感，尽管明知力不从心，还是不得不勉为其难。与他以往出版的学术专著不同，这部新著是他近年撰写的散文、随笔的结集，其内容包括游记，记述自己平生的经历和身边人、事的散文，有关中国古代文学家生平事迹及其作品赏析和中西文化比较的学术性散文，以及探索国家发展之路的随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楚国三闾大夫的这句话既是回响在楚藩耳际的警句，也是贯穿本书的线索。通观全书，我看到了一个在探索真理的漫漫人生路上孜孜以求，勤于学习和思考的书生形象。楚藩出身农家，早岁因家贫几至失学，后幸得家乡一位剃头师傅五斗米的资助而踏上求学之途，自小学直至获得研究生学历，就业后从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次第晋升为高校中文系教授，一路走来不乏坎坷蹭蹬、风雨艰辛。正是这样的经历促发了他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的珍惜，在知恩感恩的同时心怀对弱者的同情与关爱，在观察风云变幻的世事时局的同时思索人生和探求真理。这些，在这本文集里随处可见。在早年的交往中，我得知楚藩经常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是茫茫尘世中的一介书生如何把握自我，既不随波逐流，甘于沉沦，又能冲破环境的局限特立独行，实现自身价值，实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他时不时地约我到西湖边较为宁静的去处促膝长谈，吐露心曲，每每向我提出一个我们俩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在当前形势下知识分子向何处去？国家向何处去？举国斯文扫地，“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占压倒优势的舆论，知识分子人人自危，前途未卜，面对如此境况，上面这些难以求解的问题对他的折磨可想而知。“文革”结束后，他当上了分管教学的副校长，按世俗的看法，他“高升”了，“前途未可限量”。然而他不脱书生本色，念念不忘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专业，繁琐的行政事务又使他陷入了新的困惑，如何处理两者关系令他苦恼不堪。继而他又调往杭师院任教，并先后被委以中文系和学校的领导职务。这反而加深了他的苦恼，因为某些人梦寐以求、津津乐道的“仕途”，对他来说实有强人所难的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借用清人朱彝尊《水龙吟·谒张子房祠》的句子形容楚藩“被当官”时的心情:“算论功三杰，封留万户，都未是，平生意。”显然，那些别人以为炙手可热的职务并非他的追求，所以*后他决意辞去一切行政职务，专心搞他的学术去了。他这才恢复到一介书生的本色，得以继续“上下而求索”。于是有了近年陆续出版的学术专著和现在这本散文随笔集。旅居美国以后，他以劳动所得积蓄了一点资财，加上平素的辛劳中练就的体魄，具备了一定条件去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夙愿，于是迈开双腿周游列国，放眼世界。他的游记并不像一般观光客那样限于记述目光所及的山川景物和风土人情，更有对足迹所履之地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的探究与考察，这就超脱了常人“到此一游”的俗套，符合作者平生夙愿的本意，也是他漫漫人生路上求索的一部分。经过“文革”期间关于“国家向何处去，，的苦思，在目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后，楚藩开始更加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道路，从政治、经济、法制等不同层面设想社会的走向，憧憬未来。从他有关这个主题的那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一个认真的知识分子所继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尽管那些文章的论点尚属见仁见智，但是那颗拳拳的赤子之心跃然纸上。其余有关个人经历和身边人事的散文，以及与文化有关的学术性散文，既表现了作者天真善良的本性，也反映了他的学术涵养，都是很值得一读的，这里就不再赘言了。楚藩年届八旬高龄，犹如伏枥老骥，以千里之志，在人生途上继续奋进，不辍思考，这种精神令我敬佩。他的这本集子当作为许多同龄人的镜子，也是对我这个不思进取的庸人的鞭策。是以为序。沈念驹于西溪陋室2015年深秋我特别留意赫鲁晓夫的墓地，在迷宫一般的公墓里经导游指引终于看到了。赫鲁晓夫的墓上立着一块三米高两米宽的墓碑，墓碑由黑白两色的花岗石几何交叉在一起，赫鲁晓夫的头像就夹在黑白几何体的中间。雕塑家涅伊兹维斯内通过黑白两色交错的花岗石表现了赫鲁晓夫鲜明的个性和政绩。大家知道，赫鲁晓夫在1956年2月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谴责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斯大林模式，打开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革的闸门，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总体的规划及科学的实验，他未能从根本上打破斯大林模式，并且他还想争取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真正的共产主义。1964年10月，当赫鲁晓夫结束了和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后飞往黑海之滨休假时，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莫斯科发动了政变。当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时，等待他的就是等他签字的退休申请书。曾经将赫鲁晓夫赶下台的波德戈尔内，现在也安葬在了新圣母公墓，两个生前的政治死敌，死后却戏剧性地葬在了同一个墓地。而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几乎将赫鲁晓夫任内（执政约11年）的改革全部取消。1971年，赫鲁晓夫去世。按照惯例，他的遗体应该被安葬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下，但出人意料的是，赫鲁晓夫的遗体被意外地安葬到了莫斯科西南部的新圣母公墓，远远地离开了红场。苏联的历任*领导人当中，唯独赫鲁晓夫没有被安葬在红场。这对于外界始终是个谜团，究竟是他本人的意愿，还是苏共中央的决定。后来慢慢地知道，由于反对斯大林的赫鲁晓夫生前说过，不愿意和红场上的斯大林埋葬在一起，而靠发动政变逼他下台的后一任书记勃列日涅夫也不同意在红场上为他建立墓碑，所以赫鲁晓夫*终被埋葬到了本不该属于他的新圣母公墓。有趣的是，赫鲁晓夫曾多次公开地批判当时苏联*有名现代派雕塑家涅伊兹维斯内，两人的脾气也是水火不相容的。但当赫鲁晓夫的家人告诉涅伊兹维斯内，请他雕刻塑像是赫鲁晓夫的遗愿时，宽容的艺术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设计出来的黑白相杂的大理石墓碑，似乎印证了赫鲁晓夫功过对半开的一生。叶利钦的墓地形状以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国旗为象征，这使人联想到1991年的“八一九事件”。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引起了苏共保守派的不满，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突然宣布总统戈尔巴乔夫因健康原因无法履行职权，总统职务由其代为行使。其后，亚纳耶夫会同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及克格勃首脑等人宣布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下令武装部队接管国家政权，同时软禁了在黑海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当时军队包围了议会大厦，叶利钦冒着危险爬上了一辆包围议会大厦的坦克，挺直身子，掏出事先已准备好的呼吁书，大声宣读起来。此时，军队毫无动静，叶利钦看到了人们期待的目光，听到了群众支持的呼声，他感到自己正走向胜利。叶利钦在“八一九事件”中的胜利成为苏联历史的一个转折点，1991年12月25日，俄罗斯独立国家联合体宣告成立，苏联正式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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