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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松落
作家、影评人。1970年代生，祖籍湖南，新疆出生，生长于西北。著有《为了报仇看电影》系列、《窃美记》、《怒河春醒》、《我们的她们》、《老灵魂》等。华语电影传媒大奖、华语优质电影大奖评委，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理事。《GQ》中文版2012年“年度专栏作家”。
“韩松落”是笔名，“松落”两字，出自蒲松龄《聊斋志异》自序:“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
微信公号:韩松落见好（hansongluo85）
《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砾》是一部有着小说阅读质感的散文集，也是韩松落首部谈及个人成长的作品。
全书由50余篇散文组成，按时间脉络分为五个部分，描述了一个小城青年的成长历程，从昆仑山下的绿洲，到祁连山下的小城；从青翠的少年，到沧桑的中年；从*初的狂喜，到经历病痛、死亡、离别、内心的磨砺，直到*后在平静的生活中找到欣悦……这些不能承受的生命之重，他每每轻轻带过，却在人们心中掀起惊涛骇浪和无尽想象。
韩松落文笔敏感、细腻，弥漫着忧郁的温情，带着切肤的生命体验，诉说个人刻骨铭心的生活往事。这些分散在不同时期的文章，拼接在一起，隐隐呈现出一个始终如一的精神形象，一种从丰盈经历溃败后的平静和喜悦。
1.韩松落，中国专栏作家人，深受读者欢迎，拥有拥趸无数。《看电影》及《香港电影》杂志举办的“华语电影传媒大奖”评委，中国电影家协会理论评论委员会理事，《GQ》中文版2012年“年度人物之专栏作家”。
2.评论家颜峻说:“韩松落的文字，看起来细腻，但更准确地说，是他眼毒心静。他躲在窗后，看路人的发梢，那上面粘着灰尘、昨夜的噩梦、血腥和酱油味、气息深处的脉搏、一息尚存的希望……眼毒的人通常心静，因为与世事有距离。而心静的人，我们都知道，其实都包藏着翻云覆雨的海。”
3.这部作品是一部小城青年的成长史，从书中，我们也能看到自己的青春，自己的影子，和作者同悲同喜，从而触发自己实现梦想的勇气。
沉默许久后，重新开口
我的妈妈六个月前死了，她死的那一天，是她的生日。
在这之前，她已缠绵病塌八年之久，不错，整整八年，八年时间，中国人民打败了侵略者，而她被疾病打倒。
从她病倒的那一天开始，这个家里酝酿多年的冷漠终于达到了高潮，潜藏在这个家族每个人身上的那种阴郁的天性终于被激发出来，怒吼、撕打、摔门而出，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家，开始象奥利佛·斯通的某部电影，再配上瓦格纳的音乐，就十全十美。
妈妈，不再是我们熟悉的妈妈，她处在狂怒的中心，四处寻找泄怒的对象。我，弟弟们，我们的同学，朋友，亲戚，都在其中。她不断盘问我们在过去三年里的经历，我们的交往，我们的所作所为。而她，她说，绝对没有问题。
那年，我十六岁，谢天谢地，我及时地考上了一所不收学费的大学。入学仅仅两个月，我被判定为不能继续学业，不适宜集体生活，因而回到家中。那之后的事，我已不复记忆，向来是这样，对于过度痛苦的事，大脑会拒绝记忆，我只能说，那是一种比死亡还糟的生涯。
十八岁，我被获准重返学校，我改掉名字，重填履历，和少年时所有的朋友断绝往来，提着一口极为沉重的箱子，迎着秋天的、又大又红的落日狂奔回学校。
而她，妈妈，无处可逃。对于别人而言，她生存的全部意义，在于她是一个妻子，母亲，而她一旦无法履行妻子和母亲的职责，就注定要被蔑视。她不是妻子，母亲，她是一个病人，她留在原地，无处可逃，人，都是一个一个的，她的痛苦，谁也无法分担。
是的，生病的人，生病的穷人，是恶魔，是垃圾，应该被杀掉，清除，焚毁，即便活着，也应该被送往与世隔绝之地。她不明智地选择了活着，选择了活在人群之中，就象是往每个人脸上吐了一口唾沫，每个人都被她侮辱了。
在亲戚家，她从来不被允许坐沙发，只能坐板凳，板凳上，还要垫一层报纸，她离去时，要自己把报纸带走，并负责销毁。
她四处求医问药，有一天深夜，她投奔到一个至亲家里，要求在他家的空房里借住一宿，以便第二天能够早早应诊。将近凌晨，我们的亲戚又来了，说他的妻子在家里又哭又闹，大嚎不已，他也没办法。妈妈笑了，这种笑，我们曾多次在她脸上见过，在一九八四年，她因触怒权贵，被列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时，她这样笑了，并选择了离开，在一九九五年，她卷入两个经理争权的恶斗之中，被恶意欺侮时，她这样笑了。她笑了，她说:“你去告诉她，要她不要哭了，我这就走。”
她，我的妈妈，生于一九四六年的春天，她有一个满含喜悦的名字:“光华”。
她在一个革命家庭长大，她的父亲，叔叔们，是著名的早期地下党员。
她是66届高中毕业生，缘于她被打成叛徒的父亲，她不能被大学录取，恢复高考后，也还是不能。
她和她的父亲，她的兄弟们一样，热衷于政治，却又总是和政治保持一种理想化的、纯洁的距离，这，造就了他们的悲剧。
她在新疆长大，在新疆和我的父亲结婚。
她在秋天生下了我。
她教我背诵诗词，直到今天，我会背诵的，也还是那些诗词。
她一直亲手为我和弟弟们理发，她不许我们的头发长过一寸，直到今天，我的头发，也还是那个样子，短短的，从不会超过一寸。
她怕理发推子会冰到我们，理发前，总是在她的脸上贴一会儿，直到冰冷的推子变得温热。
她喜欢蓝色，绿色，她喜欢的零食是爆米花。
她喜欢毛泽东诗词，喜欢海子，多年以来，她一直是《当代》、《大众电影》的忠实订户。
她从不落伍，即便是ENIGMA，或是郑智化，她也能够欣赏。
她生性高贵，即便是在那些潦倒的日子里，她衣着陈旧，身背黑色人造革皮包，领着她那几个神情瑟缩的孩子拜访亲戚，出入电梯，她也总是不忘对开电梯的人说声谢谢。
她的朋友，从来都是最平凡的，身份卑微的人们，菜市场的农妇，烧锅炉的临时工，从前住在乡下时的邻居。每个收获的季节，家中总是出现很多结伙来看她的农妇，她们包着围巾，脸色黑红，她们带来了土豆，南瓜，豆角，都是刚从园子里摘下。那些菜，直到第二年春天都吃不完。
她最喜欢的一件衣服，是一件白底绿花的圆领衬衣，那是她在商场看到的，她舍不得买下它，那件衣服，四十块钱。
她喜欢白色的花，因为周总理也喜欢。
在最后的两天两夜的昏迷中，她喃喃自语:“最穷的……最坏的……最看不起的……最糟糕的……最穷的……。”然而，在最后，她反复说的是:“最爱的，最爱的，最爱。”
她最爱什么呢？她从没有说过。
她还没有说过这些，就死了，她死的那一天，是她的生日。
她躺在可怖的太平间里，按照她家乡的风俗，身上盖着一床红得刺目的棉被，从此，我不敢看见红色的东西。
她死了，栖云路252号终于恢复了宁静，没有争吵，咒骂，没有痛苦的呻吟，也没有债主上门，连麻雀也不再啾啁。
我在努力忘记，忘记那些长久的悲郁，忘记那些缠绕着我的噩梦。在梦里，她不是从坟中冉冉生起，就是穿着白底绿花的棉袄在桌前埋头吃饭，并且告诉我说，我们盖在她身上的泥土太厚，以至于她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挖出一条生还之路。这些梦如此真切，使我在惊醒后怀疑她还没有死去，或者，是被我们活葬。
她有病得不到及早医治的遭遇，也应该忘记，那些，只会使人陷入狂乱，使我稍有不适就四处求医问药，终于有一天，忍无可忍的大夫开给我的，是一盒健脑丸。
但还是不行，怎么也不行。在会议记录时，在酒宴中间，在公共汽车上，在安宁区的林荫道上，甚至在看《空房禁地》这样的电影时，在一切不适合的地点，忽然就要深呼吸，蹲下，用双手掩面。
我的创造力也随她而去，一年时间，除了为书商写作的那些册子，我无法为自己写一个字。有时我试图去写她传奇而又悲惨的一生，也依旧是徒劳。我陷入再也不能写作，再也无法创造的恐慌、焦虑之中。
终于有一天，恐惧，焦虑，都随着时间化成一种凄凉的温柔，我终于又能写作，又能写她，并且使她成为我永不枯竭的话语。
而她，或许已经回到当初她奉献了青春的地方,回到新疆的青山绿野之中,并且已经变回她少女时的模样,她放声笑着,在野花盛开的原野上漫步,轻盈地跃坐在一支又一支芦苇上。
谁有理由认为她不是这么快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