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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良忆，作家，生活美食家，定居荷兰，云游四海。喜欢简单的生活，认为生活中只要有好吃的食物、好听的音乐、好看的书和电影，平日能在家附近散散步，一年至少去旅行一次，就很好了。著有《吃东西》《在欧洲，逛市集》《韩良忆音乐厨房》《我在法国西南，有间小屋》《我的托斯卡尼度假屋》《在郁金香之国小住》《地址:威尼斯》等。侯约柏（JobHonig）（摄影），荷兰人，从小爱摄影，长大学计算机，在代尔夫特科技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喜欢以影象捕捉生活麟爪。《欧洲，逛市集》《韩良忆音乐厨房》《我在法国西南，有间小屋》《我的托斯卡尼度假屋》《在郁金香之国小住》《地址:威尼斯》等书，是他和妻子韩良忆共同的居游记忆。
在《只要不忘就好》这部生活散文随笔中，韩良忆告诉我们，幸福就是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而非刻意塑造美好生活。去芜存菁的“减法生活”，是她新的人生目标。她透过创作生涯中深刻、温情的告白，通过34篇读起来让人欲罢不能的真性情美文，谈亲人、聊品味、讲态度、话成长。她说:“我想起来的一些人一些事，通常不是英雄美人，也无关于丰功伟迹，往往只是日常生活中零星的片段、幽渺的时刻，然而当我回首前尘，却发觉这些人这些事，都在我生命中画下了或斑剥或清晰的痕迹，留下了一点温度…….世间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都会过去。但说到底，人也好，事也罢，只要不忘就好。”
◆一本完美的治愈系图书，让人生变得不那么为难！◆写的是物，念的是人与情。◆蔡康永、张小虹、韩良露温情推荐
推荐序我的妹妹韩良忆韩良露
我妹妹韩良忆小我四岁多，这个年龄差距如今看来几乎没多少差别，在童年时代或青少年期却差距很大，也因此造成我对她的一些大大小小的影响。说来很少人知道，良忆念北投中山小学（早已改名为逸仙小学），一直念到小学三年级都没学籍，因为她的身分是寄读生，为什么她会寄读呢？这要怪我，也同样念中山小学的我，在上三年级前就一直拐骗良忆跟我一起上学好作伴，我们的父母向来好说话，不知怎地就应允我们的吵闹请求；跟学校谈了个寄读条件，当时北投还属阳明山管理局管辖，可能比台北市教育单位好说话，良忆就去念了。照理说寄读一年后第二年要重读，偏偏良忆天资过人，一直考前三名，老师想想这位学生功课这么好，怎么好请她重念一年，于是一年又一年地升上去，一直到三年级时才发现大事不妙，最后还是在多方请托下才让她不必回小一重读（天哪），有惊无险地从三年级起注册拿到了学籍（也因此良忆一直比同班同学小一岁半到两岁）。良忆从小就很会念书，学校功课没看她用功，因为跟着我这个爱玩的姊姊，是不可能有太多时间读书，我从小就是孩子王，尤其会号召弟弟妹妹做随从，顺便帮我打零工，我从小学起就会带着弟弟妹妹出门吃喝，零用钱虽然是父母给的，但我一路管付账，因此这种我付账的习惯到弟弟妹妹三、四十岁时还改不过来，当大姊大的人总得付出代价的。此外，我自小学起就会做点小生意，像去柑仔店批发签牌去给盖房子的工人抽，或卖门票在家开表演会，我当主持人，妹妹弟弟唱歌跳舞，吃的东西都由爸妈的冰箱提供。良忆就这样一路被我指派干活，小学时负责唱歌跳舞，升上北投国中后，妈妈从学校老师那得知良忆竟然是北投国中有智力测验以来智商最高的人，从那时起我就视她为小天才，既然如此，我就起了栽培之心，但我竟然没想到要培植她做大科学家，反而从国中起就拿一大堆课外的文艺书籍蛊惑她的心灵，而在她国三那年，经常在台北汉口街台映办艺术电影试片的我，几乎每场都带良忆去，也让良忆成了当年台湾最幼齿的艺术电影影痴（我到底做对还是做错？）。不太用功的良忆，只上了中山女中，也是我的母校，可惜了她，但当年我上中山时，同班同学都说“老天没眼，才会让每天都在玩的韩良露考上二女中”，良忆曾告诉我，她一进中山就被教官警告，事出有因不怪她，”你姊姊当初在学校发台湾政论的传单，你千万不准学她。”奇怪的是，教官却从未找我麻烦，大概因为我只念了一年就转学了，让他来不及管束我。良忆说她在成年之前，多多少少在韩良露巨大的身影下过活，姊姊太交游广阔，文艺圈的人看到她都会说她是韩良露的妹妹；偏偏她和姊姊兴趣太相似，都喜欢文学、电影、音乐，也都专长于旅行、美食、烹调。有许多读者或社会大众分不太清楚韩良忆和韩良露的差别，但我们还是有分别的，像良忆一直比姊姊守分，例如良忆不逃学，功课一直比姊姊好（良忆随随便便就考上了当年的第一志愿台大外文系），男朋友交的比较少，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做固定的编译、记者工作长达十余年，良露却从来没上过固定的班，良忆比较像女生，会擦保养品、化妆、涂脚指甲油之类的，朋友也以女性为主，良露交的朋友却大多是男生或中性化的女生。良忆是双鱼座，月亮在牡羊座，良露是天蝎座，月亮在双鱼座，了解占星学的人才知道，良忆是外柔内刚，良露却是外强内软；良露是大姊，一直顶着家，良忆是小妹，比较可以自在过日子。良忆本质上是过安分日子的人，翻译、写作、烹调、旅行，也嫁夫随夫住在荷兰，但做姊姊的我，有时就不免感慨起来，这个我从小到处推销的小天才，是否已充分发挥了她的才华与潜能呢？虽然今日我还是常常内举不避亲地告诉他人，良忆的电影书籍及美食书籍及文学书籍的译笔多好（但台湾有多少人重视翻译呢？），良忆的菜也做得很好，良忆的旅行及美食文章也越写越好，难道这样的她还不够完成自我吗？很少姊姊会对自己的妹妹期望如此深切，这不知是良忆的幸还是不幸？随着我们年岁渐长，如今我对她最大的盼望却是希望她过得好，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如果她这一生有任何的难关，我想她会知道，她至少有个姊姊会帮她顶一下。自序只要不忘就好
整理旧物，翻出一张照片，是我和张国荣的合影，不知何时塞进这一堆不相干的文件中。年轻时在台湾跑过影剧新闻，前后两家媒体、两段记者生涯，加起来五年吧，像小粉丝一样的与明星合照，却只有三、四次，这是其中一次。照片上的我大学刚毕业，在一家类八卦周刊的杂志工作不久；坐在身旁的张国荣，尚未演出《胭脂扣》中的十二少，还不是名叫旭仔的“阿飞”，更非后来《春光乍泄》中那放浪任性到令人心疼的何宝荣，但在香港已是影歌双栖的大明星，那一回来台湾，是为了宣传他第一或第二张国语唱片。记得是在希尔顿大饭店做的专访，我跟着大家叫张国荣Leslie，他更为人所知的昵称“哥哥”，是后来的事。那一年我才二十一岁，很嫩，不是好记者，不会访谈，更不擅于挖掘就算不耸动但在上司心目中还算有”可读性”的题材。我唯一拥有的，是初生之犊的莽撞和胆量，坐在大明星对面，并不怯场。两人先是嘻嘻哈哈，互相恭维对方当天的穿著，而后不知怎的，谈起彼此都看过的小说、电影与听过的音乐，发觉他在某种程度上有“文青”气质，和我截至那时为止采访过的其他艺人多少有些不同，然而这个发现以及访谈的内容，对写”娱乐新闻”，却一点帮助也没有。也许是聊得很愉快，更可能是张国荣做人面面俱到，访问完拍完照，该收工走人时，他说:“你别走，等一下一起去吃宵夜。”原来唱片公司已替他约好几位日报记者，待报社截稿后要在中山医院附近一家台菜餐厅聚会，吃清粥小菜。我把摘记访谈内容的笔记本收进包包里，两人倚在沙发座上，又聊了起来。这一回他讲了儿时和帮佣“六姊”相处的点滴和两人的感情，也谈到他少年时期在英国读书的往事。原来Leslie虽是家中么子，从小却并未和父母住在一起，而由贴身佣人带大，十几岁更离开香港，被送去英国。孤单是他并不喜爱但不得不习惯的滋味。他点了啤酒，一边喝一边轻声说起往事，语气淡淡的，似云淡风清，却隐约有点苦涩。我听着听着，竟开始觉得，可以和这样一个敏感聪慧又细心的人成为“手帕交”。就是在这时，唱片公司的宣传带着傻瓜相机走过来，拍下我和大明星这张神态放松的合影。眼下，当时留影的地方还有Leslie都不在了，画面上那大胆而轻狂的女孩也早已步入哀乐中年，还在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情况下，成了所谓的饮食旅游作家。一切俱往矣，只留下这张照片，在多年后唤醒尘封的回忆。好在还有这张照片。我一直相信，人的意识深处埋着太多往事，有些藏得太深了，似已湮灭，需要有“密码”才能启动。这个密码可能是一首歌、一个画面或一张照片、一种气味，或是一种味道。我也始终庆幸自己拥有不同的记忆密码，不论是哪种密码，统统具有召唤往事的力量，一旦输进脑海中的记忆库，过去种种便会一件件回到眼前。我想起来的一些人一些事，通常不是英雄美人，也无关于丰功伟迹，往往只是日常生活中零星的片段、幽渺的时刻，然而当我回首前尘，却发觉这些人这些事，都在我生命中画下了或斑剥或清晰的痕迹，留下了一点温度，于是忍不住拾起笔来，爬梳为文。虽说世间一切，如梦幻泡影，如露如电，都会过去。但说到底，人也好，事也罢，只要不忘就好。
所谓饮食作家的前世
一九九二年秋天一个有风的傍晚，有个失意的人半梦半醒地躺在离地面约二十公分的床垫上，一只小老鼠旁若无人地爬上她散落在枕上的发丝，人鼠之间的距离不到两公分，此人倏地弹起，尖叫出声，声音之凄厉，把老鼠也吓得吱吱叫着往墙边一窜，转瞬不见踪影。人鼠双方在几近魂飞魄散之余，谁也没料到，就在那一剎那，这个人的人生从此转了弯，若干年后，她竟然成了所谓的饮食作家──尽管在那以前，她尚需历经一段类似狗仔队的生涯。那个人当然就是我。还记得当时我一个箭步冲到浴室，狠命搓洗我那一头被鼠爪沾污的及腰长发，边洗边认真考虑要不要干脆找家发廊把头发剪掉算了。在用掉快半罐洗发精后，我头上包着浴巾，坐在小客厅里，终于下定决心，剪发非解决困境之道，釜底抽薪之计是搬家。就在那只小老鼠闯进卧室的几个月以前，我和大学时代开始交往的男友因第三者的介入而分手。他把私人物品统统搬走后，我一方面耽溺在自哀自怜当中，一方面也一直在考虑着要不要搬离租处，那儿有太多感伤的回忆了。然而我从小便是个意志不坚、欠缺行动力的“竖仔”，始终拿不定主意，就这样犹豫不决，一天拖过一天，直到那一晚，那只鬼使神差的老鼠当头棒喝，猛然吓醒了我:再不割除惰性，再这样浑浑噩噩过日子，我就完蛋了。正好亲戚有间小公寓空着，看我一副可怜相，就便宜租给我。过了数日，我搬进台北东区边缘的大楼住宅。新家并不大，家具设施却齐全，尤其是开放式厨房完全可用“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来形容，流理台、瓦斯炉、冰箱这些基本设备就不必说了，甚至连一般家庭没有的烤箱也有，还是那种安在炉台下的欧美式大烤箱。不过，我因为情伤仍未平复，无心下厨，小厨房就被我晾在那儿，充其量拿来做做简单的早餐或下碗面。直到有天夜里，我辗转反侧到自己都受不了，索性起床泡茶吃点心，偏偏饼干受潮，没法吃，我呢，横竖睡不着，就参考食谱书，利用手边现成的材料，烤出了一大盘甜饼。这一烤，烤出了兴趣，只因为烹饪是多么令人惊喜的一件事，你只要有一点面粉、油、糖和两颗鸡蛋，按部就班地操作，就可以像施展魔法般变出香喷喷的饼干。烹饪又是多么叫人安心的一件事，一条鱼永远是一条鱼，不论红烧、清蒸或干煎，它绝对不会变成炒青菜或麻婆豆腐，我这个烹鱼的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全神贯注地用心烧好这一盘鱼，而在这洗切炒煮的过程中，心底种种的纠结似也慢慢地打开了，那或是烹饪这件事对我最好的回报；曾经惶恐又失意的我，总算在厨房里找到我的“小确幸”。我从此乐在下厨，也在无心插柳的情况下，为后来的食物书写奠定了基础。精神既已振作，我决定为改变人生跨出下一步。说来也巧，任职的《联合晚报》当时恰好有个采访记者缺，我提出申请，就这样从内勤的编译，摇身一变为成天得跑来跑去的影剧记者，由于专长是英语，又爱听音乐，爱看电影，就主跑外语音乐、外语电影线，兼及表演艺术。算我运气好，跑线不久就碰到大新闻，迈克尔·杰克逊将在一九九三年九月来台演出，当时这位“流行乐之王”疑似恋童的新闻尚未爆发，声势犹如日中天，他的来台肯定是各报互相较劲的大事。主管一声令下，“天王”人还没来台北，我就一连写了六篇连载稿，概述其人截至当时为止的星海生涯。前不久麦可猝逝，我那六篇稿子被编辑从档案中翻出，登上电子报，我一看简直要脸红，哪里是“本报记者韩良忆特稿”，根本就是英翻中资料整理。过了三个月左右，天王来了，他的好友“玉婆”伊莉萨白．泰勒也带着当时的丈夫同行，各报纷纷派员进驻他们下榻的五星饭店，其中包括联晚，只不过“大报”都是好几位记者团体作战，晚报人力有限，就我这个菜鸟记者作先锋。我拎着几件换洗衣服住进了豪华大饭店，开始打起生平第一场真正的新闻战。因为人单力薄，迫不得已只能另辟蹊径，专去别的记者不去的地方打探消息。有天傍晚，大伙全挤在饭店大门口、车道出口等候天王出饭店，我想他既要出门总得乘车吧，就一个人逛到地下室停车场，那儿倒没什么人，只有同报系一位支持的记者、零星数字歌迷和饭店员工。我刚站定，还在东张西望时，电梯门开了，戴着墨镜、一身军服式标准打扮的天王走出来，视线似乎正朝我投来，我情急之下，开口便用英语简直是蠢呆地说:“愿上帝保佑你，杰克森先生。”他转过头来看着五、六呎以外的我，说:“哦，谢谢你。”我赶紧又补上:“欢迎你来台北，你觉得这里还好吗？”天王微笑着说:“Iloveithere,Taipei.”（台北，我很喜欢──多么制式的回答！）说完就被保镖簇拥着坐上车。短短几句对话被我写成新闻，成了第二天晚报的小“独家”，文中却未提到我从头到尾都一副路人模样，完全未对他表明我的记者身分，而今回头一瞧，如此行径和今日的狗仔队其实相去不远。像狗仔也好，还算不上狗仔也罢，总之我在报社站稳了脚步，煞有介事地当起影剧记者。当时大陆市场尚未崛起，台湾消费能力高，对国际娱乐企业而言算得上亚洲重要市场，我因而在短短不到四年的记者生涯中，有机会在岛内或海外近距离接触、专访过不少外国大牌演艺人员，印象较深的有日本的宫崎骏、英国的史汀和埃玛．汤普森、美国的R．E．M．合唱团、爵士乐手温顿．马沙利斯、奥立佛．史东、丹佐．华盛顿、华伦．比堤、基努．利瓦伊和后来当上加州州长的阿诺．史瓦辛格等，真的是族繁不及备载。而同我“距离”最近的，还是迈克尔·杰克逊，那距离甚且是零。一九九六年十月，杰克逊二度来台演唱，尽管当时他已备受丑闻困扰，但台湾歌迷依然热爱这位天王，演唱会又是大轰动，这一回更南下高雄演出，台北的影剧记者自然也紧追不舍，随之前进南台湾，这一回还多了不少电子媒体，因为就在天王两次来台间，台湾有线电视渐成气候，成立了娱乐综艺频道，出现像“娱乐新闻”这样的节目。到了高雄后某一天，唱片公司透露天王下午可能到某卖场购物，众家平面和电子媒体记者闻风纷纷前往，进入卖场就战斗位置。我呢，没事人一样，蹓跶到卖场后方的个人清洁用品区，磨磨蹭蹭，打算买罐洗发精，南下前打包行李时忘了带，而高雄好热，晚上采访完不洗头怎么行？洗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每一牌子的洗发精我都拿起来检查看看，好不容易挑中一罐，才施施然走向收银台。咦，怎么整个卖场静悄悄，方才闹哄哄各就各位的记者那会儿全在外头隔着玻璃窗向内张望。我往大门口一瞧，走进来的不正是戴着帽子和口罩的麦可杰克森嘛，他的后方三呎处有位高大光头的保镖，亦步亦趋，四下打量。我顿时明白，这里清过场，记者全被请出门外，就剩下我这个手拎着洗发精的漏网之鱼。保镖守在近门口处，继续警戒，我将错就错，做出一副逛大街的模样，东摸摸西摸摸，在卖场里晃荡，逐渐朝天王方前进。麦可买了一些光盘之类的物品后，走到钟表柜前，离我只有三、五公尺，而保镖仍在门边。麦可开口向店员说了什么，很小声，听不懂英语的售货小姐一脸紧张的表情。机不可失，我简直是冲了过去，与他并肩而立，说:“可以的话，我来翻译吧。”他看了我一眼，和善的眼神似乎有点困惑，但仍缓缓地说:“请问这里有没有荧光的G-Shock？我想看看。”透过口罩传来的声音细细尖尖，有点有气无力。我照本宣科翻译完毕，售货员拿出一只表，麦可接过去握在手中端详，我一看机会又来了，一面伸手半遮表面挡光，一面说:“你看，亮亮的，有荧光。”我的手盖在麦可露在衣袖外的手上，那里的皮肤白皙得近乎透明。此举大约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天王轻轻说了声谢谢，便转身离去，走出卖场。在十几年后，迈克尔·杰克逊遽然离世后，那如同被风卷起般飘走的背影是那么的不真实，却又犹在眼前。这条新闻我发了，却是轻描淡写，并未按当时两大影剧报的作风，炒作成“独家贴身采访”，倒不是我变得比较不狗仔了，而是对工作已生倦意，觉得影剧记者生涯原是梦，这些消费明星名流的花絮、八卦，除了茶余饭后可以闲嗑牙，对我、对别人有什么意义呢？那一回与天王的零距离接触，与其说是善尽记者职责，不如说是自觉地在演一场戏；窗外众目睽睽，我至少该扮出认真采访的样子吧。而就在天王将再度来台的前不久，想来是因为我不务正业，到当时开播不久的台北爱乐电台采访时，大半时间在大聊特聊在家听古典乐做菜的心得，意外博得青睐，应邀主持起一个名叫“罗西尼的台湾厨房”的节目，每周末晚上在电台播音乐讲美食，偷渡我对吃东西这件日常生活要事的想法和态度，为我日后成为所谓饮食作家埋下伏笔。麦可离开台湾的三个多月后，我辞去报社的工作，结束并不辉煌的类狗仔记者生涯，旋即在《中国时报·娱乐周报》版撰写与电台节目同步同名的专栏。虽说在那以前的一年多期间，我已陆续发表过几篇食物散文，这个固定的专栏却更大力地推了我一把，让我正式踏进彼时尚有点冷清的饮食写作江湖，也促成我日后出版《罗西尼的音乐厨房》这本食书，至于这片江湖后来竟会发展成当今这般百家争鸣、各显神通的盛况，当然是我始料未及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