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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武平
一九六八年五月出生，河南修武人。毕业于河南师大外文系，后在北大西语系和哥伦比亚新闻学院进修，一九九九年耶鲁大学雅礼协会访问学者。曾任大学教师、周报记者和出版社编辑，获得过耶路撒冷和法兰克福书展国际合作项目奖。现为上海译文出版社副社长。主编《王尔德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译有《斯蒂芬?斯皮尔伯格》（中国电影出版社，二〇〇〇年）和《杨柳风》（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出版随笔集《人如其读》（中华书局，二〇一三年）。
本书是资深出版人赵武平先生的第一部读书小品，举凡见闻、翻译、掌故、访问、感想等等，皆由书而起，因书而生，为书而写，娓娓道来，可读可思。
☆资深出版人赵武平先生首部读书论世之作，书情、人情、世故、译道……一一道来，精彩可读。☆《人如其读》收录近十余幅书籍插图，展现图书之美。
时间的俘虏
沈登恩先生末一次过沪，拨冗来我办公室选书，临了允诺回头赠予他所印行得意之书。他临来前想到，上海要看胡兰成的人会多，也就有心在行囊中多备了几本绝版的书。隔天他从南京西路的波特曼酒店邮书给我，随手附入《今生今世》短笺一纸，说“《一滴泪》回台后即寄上”。信末签署时间是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大半年转眼过去，巫宁坤教授大作还没等来，沈先生一病不起的噩耗却抢先到了。我其时同他还说不上熟稔，也没有留意他与张爱玲失之交臂，竟是胡兰成的缘故。
已见的张爱玲致夏志清信中，《赤地之恋》的再版，是一九七七年的话题。沈登恩出过胡兰成，想印《赤地之恋》，就欲以他和胡的私交，换得张爱玲的支持。张爱玲丈夫赖雅弃世虽已十年，但她无意和胡兰成再续前缘；她“倔强，性子硬”，自不会遗忘给对方的绝交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所以，她即使芳年已去，仍会对夏志清说:“三十多年不见，大家都老了——胡兰成会把我说成他的妾之一，大概是报复，因为写过许多信来我没回信。”在随后的信中，她又说:“沈登恩是胡兰成的出版人，曾写信来要替我出书，说‘胡先生可代写序’。我回掉后还夹缠不清，只好把送的书都退了回去。又去见宋淇，说现在知道错误了。胡兰成的书也已经都收回了。前一向又听说仍在经售。我根本没信沈的话。请代回绝，《赤地之恋》再版只好再等机会。皇冠出全集的时候，这一本也签了约，没印，想必销路关系。”她感激夏志清的牵挂，但不愿重起是非——“不过我不想由沈登恩再版这本书，他已经在广告上利用我的名字推销胡兰成的书，不能不避点嫌疑。”
回绝了沈登恩，张爱玲把书交给别家。她告诉夏志清:“这些小出版社台湾这样多，恐怕靠不住，他们才成立了一年，……?答应预付一万本的版税，我想就双方都冒个险了。”冒险果然得不偿失——慧龙公司未能履约，擅自删改了原著。蒋家王朝文禁森严，《赤地之恋》全貌不可再现。夏志清也感慨说:“当年我也同爱玲一样，不知道《赤地之恋》这样一部彻底反共的小说竟为国民政府官方所不喜。”
张爱玲辞世不久，皇冠掌门人平鑫涛和盘托出内幕。他说:“《赤地之恋》，早年先在美国以英文发表的，台湾却迟迟不能出售。小说中描写共产党员辱骂国民党‘政府’，以及对‘先总统’蒋介石的种种讥讽言词，非但不能通过当年严苛的书刊检查制度，更可能因此卷进白色恐怖。如果大幅删改那些敏感的部分，势必伤害原著的精神，所以不敢贸然出版。张爱玲并不清楚这些情况（我们甚至不便去信告知实情），以为我们不愿出版，所以当某家出版社很积极地向她争取这本书的版权时，她就答应了。那家出版社出版的《赤地之恋》，品质不佳，又将内容大加删改，把那些敏感的部分，统统删去，大大损伤原著精神，张爱玲因此十分恼火，所以要求我代她把出版权收回来。可是与她签约的老板突然去世，出版社跟着关门，连她的合约亦被转让出去，情况复杂，一时难以厘清。经过好一番周折，蹉跎数年，才完成任务，收回《赤地之恋》，并在一九九一年五月由皇冠出版（当时‘政府’的管制较为宽松，内容未加删改）。”平老板陈词用心良苦，可惜他却没有解释，新版因何旧貌已改:初版中游行队伍里的囚车内假扮的杜鲁门和蒋介石，再版时蒋介石的名字已改成“反革命”。
《赤地之恋》为冷战特产。宋淇也说过，“大纲是别人拟定的，不由她自由发挥，因此写起来不十分顺手”，后来“更加坚定了她的信念:决不写她不喜欢、不熟悉的人物和故事”。没有固定收入，无奈以身伺政，沦为意识形态工具，应了“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老话。?
晚年张爱玲戏作打油诗，自比“俘虏”，谓:
人老了大都
是时间的俘虏，
被圈禁禁足。
它待我还好——
当然随时可以撕票。
只是无法假设，她会否愿意承认，自己也曾为“政治的俘虏”。时间“撕票”已毕，她的政治笔墨，依然仍在禁中。
二○○六年八月廿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