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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苗族，湖南凤凰人，作家，文物研究专家，代表作有《边城》《湘行散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众所周知，沈从文先生的创作开创了中国现代抒情文学的新路，他对中国古代文物的精湛研究，提升了我们对文明进程的理解水准。有《沈从文全集》传世。
本书呈现的是作为思想家的沈从文的真实面貌。他对人生与命运的哲理思考，予人以特别的启迪；对人性及现实的批评，因其深刻的洞察力而发人深省；对新中国的遥望与设计，因其赤子之心而令人感动。
埋没一个甲子的文字！
不啻为一部灵魂自白书——你从中可以领略思想家沈从文的丰彩！
关于生命、关于人性、关于新中国……他探索让人成为人的必由之路！
诚恳真挚犀利深邃……发人之未发！
沈从文一生*重要的思想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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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读书人的天真，比任何人皆多一些
若从一般物质上着眼，人类的进步便很显然的陈列于吾人面前。但从理性方面说来，则所谓人类，现在活着的比一千年前活着的人究竟有何不同处，是不是也一般的有了多少进步？说及时实在令人觉得极可怀疑。
假若我们承认了理性也有进步的可能，想取例来说明它，一个写故事的人，自然还是引用个故事较为方便。一千四百年前，中国就有那么一个故事:
有个小小村落，距离国王的都城约三十里。既已聚集成村，自然就住了些顺民，所有男女老幼，皆在四季中各尽手足之力，耕田织布为活。也按时缴纳捐款，照习惯“唱戏”“求雨”“杀猪”“敬神”。照本性“哭”“笑”“相骂”或“赌咒”。那村中有一井水，味道极美，无意中被一个专向国王讨好的人发现后，就把那井水舀上一桶，献给国王。世界上作国王的，大都相差不远，他的天下若从马上得来，则莫不粗暴如同一个屠户；他的天下若从爸爸传来，则又莫不糊涂得同傻瓜一样。这国王应属于第二种人。第一次觉得井水极好，于是就下了一个上谕，指定那村中百姓，每天轮流派出一人，尽力所及，把水挑到京城里去。国王为了一点点水还那么认真，照例还算是那个村中百姓的光荣。
但为了这样一担井水，村子里每天便应当有一个人来回走六十里路，这人别的事自然皆不能作了。国王命令既无法反对，遵照命令又实在太折磨了那村子里的送水人，因此大家就常有怨言，且暗地里商量，讨论出一个最好的方法，来逃避这差事。方法只是各人离开了这个小小村落，各到别地方去谋生。
消息为本地村长知道后，赶忙稳住了乡下人，要他们莫即搬家，等他到国王处去看看，是不是能够为他们想得出一个更好办法。村长见过国王禀明来意时，那国王就说:“嫌路太远？我明白了。如今我下一个命令，把三十里改为十五里，路程减半，不应当再说什么了吧？”（照例世界上最颟顸的国王，对于小民这样玩把戏说谎总是极在行的。）村长便把国王的话转述给乡下人，乡下人头脑简单，以为因此一来，三十里的路程当真已缩短一半，故全体皆十分欢喜，就再不作迁移打算了。他们并且对于国王所给的恩惠，十分感谢，为了表示这点感谢，各人便皆在额角刻了“永作顺民”四个字。
这故事说明一千四百年前，已有人感觉这些缺少理性的乡下人，愚蠢得如何可笑可怜，故特别记下来，为后世启蒙发愚之用。当时的人虽能说出这样故事，且明白了一个国王并不能够把原本三十里的路程缩作十五里，但在当时便依然有许多事尽那时的国王欺骗；同时对于国王这个名称，也毫无一人对于它的存在有所怀疑的。现在就事论事，则一切已大不相同:第一件事，国王的名称已为一些人用文字、嘴舌、力和血，把它除掉，同时附属于那个名分下的许多坏处也没有了。第二件事，即或有国王的地方，住在离国都三十里的乡下人，已不必为国王轮流挑水了。第三件事，国王或代替国王而来的执政者，在募捐借公债以及其他遣派国民有所担负应向国民说话时，也再不能用命令缩短里数一类简单方法取信于民了。这三种事似乎皆可证明属于人类理性的进步，是一种确定的事实。
过去的人把命运同权力全交给天，国王既称天，就有权柄任意处置一切。故作帝王的若本领好了，能负责，肯作事，一切又处置得极其公平，大家就有福同享；国王若是个脓包，不能作事，或是个艺术家，不会作事，这一国秩序为军人与政客弄坏，于是就有了党争同战事:党争结果常是把若干正派的人加以放逐与杀戮，战争则战事一延长，人民担当了那个生灵涂炭的命运，无数的生命，以及由于无数代生命思索与劳作积聚而成的一点点文化，便一古脑为革命毁了。现在的人民呢，虽仍然把权力交给执政者，却因为知识进步了些，对于一国未来的命运，似乎常常见得十分关切。尤其是号称知识阶级的读书人，多知道了些事情，总特别盼望自己所在的国家好些，国家局面乱糟糟到不成个样子，他们心里是不舒服的。若我们想找寻一种理性发达的人作为代表，把这类人拿来备数，自然太合式了。
不过也正因为有了这类仿佛理性充分发达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人类理性真的是否进步，进步了对于—个民族又还有些什么益处，倒又成为可商量的问题了。
罗马的灭亡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就正因为它的成立也决不是一天一月的事。坏的坏下来若已几十年，要它好就自然也得这个数目。但一般人的感情或理性，却常常不许他们对“时间”这种东西有何认识。譬如在中国，提到“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民族牺牲的消灭”，以及类乎此等问题时，一般人对于这些问题所引起的忧虑，忧虑中便从无时间的概念在内。故一切改良的企图，也常常不把必需的时间安排进去。若这种对于“时间”的疏忽处可以称为天真，那么，中国读书人的天真，实在比任何种人皆多一些！正好像人人皆太天真了点，譬如国家积弱数十年，努力图自强，应当二十年才有小小希望的，一个执政者若老老实实把这个数目告给一般人，且在这个必需的时间中计划一切，则这领袖除准备下野以外别无其他办法。这人下野了，代替而来的，必是个善于说话，在谈话中能把二十年的时间减至最小期间的人。本来需要十年的，执政者若说:“这件事至多需要三年，一切便可弄好。”只需要执政者把话说得极其得体，语气又漂亮从容，对国运怀了过分关切的读书人，就会很快乐那么自作安慰:“这好了，我们有了个好领袖，国家命运有了转机，知识阶级的出路全有保障了。”事实上，则这些人所注重的或不是“民族出路”的保障，而是“知识阶级”出路的保障。所谓读书人，学上古史，西洋文学，中国文学，政治，艺术，哲学，??这一类少数的人，照例是欢喜发表意见同时也欢喜发点牢骚的。这一类社会上的中坚人物，既从自己职业上得到了生儿育女生活的凭藉，又从一国领袖处得到了一份说谎的安慰后，便会各自去作应作的事情:或收集点古物，或到处托人去打听会做饭菜的厨子，或年近半百尚怀了童心去学习跳舞，或终日无事便各处去转述点谣言，再也不过问这个置身所在的国家一切命运了。这些人虽头上不能发现什么刻好的记号，也从不为国王挑水，但这种人的天真与理性是无从并存于同一头脑中的。
也有人说:使多数读书人，能够各自在职业上与嗜好上得到了生存的兴味，安分自守，不乱说话，泰然坦然的吃肉喝汤打发每个日子下去，是一种国家希望进步需要秩序时必不可少的基础。故几年来知识阶级的沉静处与颓废处，据他们的自辩，与乐观主义者或胡涂蛋代为说明，莫不皆以为这是国家一切事业渐上轨道的象征，其实假若这类人最低的理性，还可以许他们明白“统治者假若永远是一群大小军人，日以抽收烟捐添购枪械为事，一群油滑政客，只会因循苟且支持现状，一遇应当向国民说谎时就胡涂乱说一阵，本身只是个军阀的清客，国家由这种人来处置，国家既无法持久，秩序进步也永远得不到”，那么，这类书生的生活与观念，或者也许就稍稍不同一点了。
事实上是古今作平民的，生活态度与观念皆由于为一个天生懒于思索容易被骗的弱点所控制，照例只注意到自己今天能不能活，不大注意明天，且同时只把善于解释政策的首领，当成最可靠的首领，并不追究政策的得失，故听谓理性的进步，从某一点说来，我们不过指的是现在的无冕国王，已无方法派遣知识阶级挑水，同时在任何人的额角上，看不出刻过什么显明记号而已。
刊载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对生命的美特具敏感
一
黄昏极美丽悦人。光景清寂，极静，独坐小蒲团上，望窗口微明，欧战从一日起始，至今天为止，已三十天。此三十天中波兰即已灭亡。一国家养兵至一百万，一月中即告灭亡，何况一人心中所信所守，能有几许力量，抗抵某种势力侵入？一九三九之九月，实一值得记忆的月份。人类用双手一头脑创造出一个惊心动魄文明世界，然此文明不旋踵立即由人手毁去。人之十指，所成所毁，亦已多矣。
二
读《人与技术》、《红百合》二书各数章。小楼上阳光甚美，心中茫然，如一战败武士，受伤后独卧荒草间，武器与武力已全失。午后秋阳照铜甲上炙热。手边有小小甲虫爬行，耳畔闻远处尚有落荒战马狂奔，不觉眼湿。心中实充满作战雄心，又似觉一切已成过去，生命中仅残余一种幻念，一种陈迹的温习。
心若翻腾，渴想海边，及海边可能见到的一切。沙滩上为浪潮漂白的一些螺蚌残壳，泥路上一朵小小蓝花，天末一片白帆，一片紫。
房中静极。面对窗上三角形夕阳黄光，如有所悟，亦如有所惑。
三
晴。六时即起。甚愿得在温暖阳光下沉思，使肩背与心同在朝阳炙晒中感到灼热。灼热中回复清凉，生命从疲乏得到新生。久病新瘥一般新生。所思者或为阳光下生长一种造物（精巧而完美，秀与壮并之造物），并非阳光本身。或非造物，仅仅造物所遗留之一种光与影，形与线。
人有为这种光影形线而感兴激动的，世人必称之为“痴汉”。因大多数人都“不痴”，知从“实在”上讨生活，或从“意义”“名分”上讨生活。捕蚊捉虱，玩牌下棋，在小小得失上注意关心，引起哀乐，即可度过一生。生活安适，即已满足。活到末了，倒下完毕。多数人所需要的是“生活”，并非对于“生命”具有何种特殊理解，故亦不必追寻生命如何使用，方觉更有意思。因此若有一人，超越习惯的心与眼，对于美特具敏感，自然即被称为痴汉。此痴汉行为，若与多数人庸俗利害观念相冲突，且成为罪犯，为恶徒，为叛逆。换言之，即一切不吉名词无一不可加诸其身，对此符号，消极意思为“沾惹不得”，积极企图为“与众弃之”。然一切文学美术以及人类思想组织上巨大成就，常惟痴汉有份，与多数无涉，事情显明而易见。
四
金钱对“生活”虽好像是必需的，对“生命”似不必需。生命所需，惟对于现世之光影疯狂而已。因生命本身，从阳光雨露而来，即如火焰，有热有光。
我如有意挫折此奔放生命，故从一切造形小物事上发生嗜好，即不能挫折它，亦可望陶冶它，羁縻它，转变它。不知者以为留心细物，所志甚小。见闻不广，无多大价值物事，亦如宝贝，加以重视，未免可笑。这些人所谓价值，自然不离金钱，意即商业价值。
美固无所不在，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以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生命之最大意义，能用于对自然或人工巧妙完美而倾心，人之所同。惟宗教与金钱，或归纳，或消灭。因此令多数人生活下来都庸俗呆笨，了无趣味。某种人情感或被世务所阉割，淡漠如一僵尸，或欲扮道学，充绅士，作君子，深深惧怕被任何一种美所袭击，支撑不住，必致误事。又或受佛教“不净观”影响，默会《诃欲经》本意，以爱与欲不可分，惶恐逃避，惟恐不及。像这些人，对于“美”，对于一切美物、美行、美事、美观念，无不漠然处之，竟若毫无反应。
不过试从文学史或美术史（以至于人类史）上加以清查，却可得一结论，即伟人巨匠、千载宗师，无一不对于美特具敏锐感触，或取调和态度，融汇之以成为一种思想，如经典制作者对于经典文学符号排比的准确与关心。或听其撼动，如艺术家之与美对面时从不逃避某种光影形线所感印之痛苦，以及因此产生佚智失理之疯狂行为。举凡所谓活下来“四平八稳”人物，生存时自己无所谓，死去后他人对之亦无所谓。但有一点应当明白，即“社会”一物，是由这种人支持的。
五
饭后倦极。至翠湖土堤上一走。木叶微脱，红花萎悴，水清而草乱。猪耳莲尚开淡紫花，静贴水面。阳光照及大地，随阳光所及，举目临眺，但觉房屋人树及一池清水，无不如相互之间，大有关系。然个人生命，转若甚感单独，无所皈依，亦无附丽。上天下地，粘滞不住。过去生命可追寻处，并非一堆杂著，只是随身记事小册三五本，名为记事，事无可记，即记下亦无可观。惟生命形式，或可于字句间求索得到一二，足供温习。生命随日月交替，而有新陈代谢现象，有变化，有移易。生命者，只前进，不后退，能迈进，难静止。到必需“温习过去”，则目前情形可想而知。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嚼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惟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
六
在阳光下追思过去，俨然整个生命俱在两种以及无数种力量中支撑抗拒，消磨净尽，所得惟一种知识，即由人之双手所完成之无数泥土陶瓷形象，与由上帝双手抟泥所完成之无数造物灵魂有所会心而已。令人痛苦也就在此。人若欲贴近土地，呼吸空气，感受幸福，则不必有如此一份知识。多数人或具有一种浓厚动物本性，如猪如狗，或虽如猪如狗，惟感情被种种名词所阉割，皆可望从日常生活中感到完美与幸福。譬如说“爱”，这些人爱之基础或完全建筑在一种“情欲”事实上，或纯粹建筑在一种“道德”名分上，异途同归，皆可得到安定与快乐。若将它建筑在一抽象的“美”上，结果自然到处见出缺陷和不幸。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轻翥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
××说:“×××年前死得其所，是其时。”即“人”对“神”的意见，亦即神性必败一个象征。××实死得其时，因为救了一个“人”，一个贴近地面的人。但××若不死，未尝不可以使另外若干人增加其神性。
有些人梦想生翅膀一双，以为若生翅翼，必可轻举，向日飞去。事实上即背上生出翅膀，亦不宜高飞。如×××。有些人从不梦想。惟时时从地面踊跃升腾，作飞起势，飞起计。虽腾空不过三尺，旋即堕地。依然永不断念，信心特坚。如×××。前者是艺术家，后者是革命家。但一个文学作家，似乎必需兼有两种性格。
一九四一年八月《烛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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