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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是甘肃人民出版社主办的一份综合类文摘杂志，原名《读者文摘》。杂志多年以来始终以弘扬人类优秀文化为己任，坚持“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的办刊宗旨，在刊物内容及形式方面与时俱进，追求高品位、高质量，力求精品，并以其形式和内容的丰富性及多样性，赢得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阶层读者的喜爱与拥护。
242篇名家名作，中外精品熔于一炉，人性，情感，命运……观察别具只眼，微妙的感觉直击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澄澈、优美，每一篇都充满灵动的情思。
读者杂志创刊三十五年精华，权威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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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张充和
祖母的灵柩在八月十七日出了殡后，叔叔便预备送我到苏州，筹备了好几天。本来要二十日动身的，因为亲戚朋友请送行酒，辞了又不好，只好一面辞行，一面享受他们的饯行酒，所以延到二十六日才动身。头一天晚上，有两个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在我的床上睡，三个人何曾合一合眼，谈心也没有，不过可以明白，各人都是一腔惆怅。
第二天早晨，当昧爽的时候，我和岳、竺都起来了，我叫她们陪我往西园、大园、花园、书房去兜了一个圈子。先从厨房里穿过养鸡的地方，那只最大最美丽的大公鸡，见了我，扑了扑翅膀，两只纯白的鹅也把长颈子伸了几伸。鸡笼边有一棵柿子树，上面的柿子结得满枝，今年是没有我吃的份了，它们似乎有知似的。
西园里的草堆，堆得和屋顶一样齐，我们时常上到顶上去看晚霞的，可是今天没有气力爬。南边一排竹篱，篱外的几朵小红花迎着晓风招展着，它们并不晓得我将要离开它们了。在葡萄架下勾留一刻，岳指着石桌、石凳说:
“这不是我们用小锅、小灶蜜炙葡萄的地方吗？”我笑了笑说:“是便是，提它作甚？”我们在石凳上坐了一刻，便出了西园的门到大园。
到大园先要经过灰粪塘堆，是用石头砌成的一个半圆形的短墙，里面的草灰仍然堆得很高。这里是买草必经之道，记得卖草的推车夫是我们家的老佃户，我时常坐在他的小车——独轮车上，他还说要用小车子把我推到乡下去玩几天呢，可是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大园有一个后门，通小河的，一个看门的老头子起来得很早，他晓得我要去了，不住地长叹。这里有棵百年的椿树和三棵七八十年的槐树，都伸着苍老的枝丫，上面托着几个鸟窠，已经有许多乌鸦在冲我们叫了。我们在场地——晒稻的地方是水门汀的——上坐了一会，三个人都好像一齐想到了一件什么事:这场地上曾有过我们的影子，当日正午，或日偏西，或日将落时，我们站在这里互相用炭画影子，画了满地的长长短短的影子。就这么一回事，再也不会忘记的，可是影子早已消失了。由大园穿过冬青树的门，到公共的大厨房——现在早已不用了——就到花园里了。花园的门也没有锁，一推门，之间烧字纸的炉亭的顶丢在地上，炉口堆积了许多字纸，飞了遍地。我抬头看看，杏、桃、石榴、樱桃、花红、苹果等许多果树，它们俯着头用它们的叶子拂着我。玫瑰的枯枝，早已半倒下了，没有娇艳的红色，也没有刺人的尖刺了。还有许多春花、夏花都是秃了枝的，只有盛开的桂花，依然散放着它那袭人的香气。未放的是菊花，含着苞了，似乎也在做春梦，也抱着无限的希望。我们三个人都是一句话也没有，悄悄地立在晨曦初破的花影下，默然地诉尽各人的惆怅。
经过长巷到书房去，院子里的两棵梧桐树，正在结梧桐子呢。一个月形门的花台，我只要一下了课，便上去攀着天竹、碧桃、绿梅树玩。书房里的墙壁上，不知是谁画了许多猫、狗、老鼠。我写的许多字都凌乱一地。一个钟也停住了。岳、竺也常到这里来玩的，三个人只低了头在乱纸堆里找寻些不要紧的东西。后院的芭蕉仍伫立着。我们出来后，本想到书楼上大祖母、三祖母以前住的故宅里，可是不成功，已经租给别人了，门闭得紧紧的，只得望了一望门。还有那个我们曾捉迷藏的地方，可是也不能够了，也是送给红十字会做救济院了，也只得由门的缝隙张了一张就回来了。
早饭后，一切行装已上了轮船，许多送我的人也都在小东门外等我，大家都是惨淡的容色，只有我和岳、竺放着笑容。当轮船移动时，她们两个站在岸上，我挥手叫她们回去。岳说:“假使在你高兴的时候就来信。”竺说:“假使你有好的消息就报告我。”我点了点头，说:“假使故乡有事，你们一定要告诉我。”各人笑了一笑——这个笑，是甜、是酸、是苦，连当时的我们也是不得而知的了。我说:“去吧，回去吧！”她们也都说:“好！就这样的散吧！”
合欢树
史铁生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作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做根本不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她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她聪明，承认她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她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
我二十岁时，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了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是洗、敷、熏、灸。“别浪费时间啦，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会没用？”她每说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总是在留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她非疯了不可。
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文学，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那就写着试试看。”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
三十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也获了奖，母亲已离开我整整七年了。
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了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在树林里吹过。
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
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子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里头，我偶儿摇车到大院儿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子，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子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就不再说，忙扯到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儿。
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绿苗，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留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不但长出了叶子，而且还比较茂盛。母亲高兴了好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太大意。又过了一年，她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
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
院子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喜欢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跟前。大伙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了，过道窄得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去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得跟房子一样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
我摇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想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悲伤也成享受。
有那么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江上的母亲
野夫
一
这是一篇萦怀于心而又一直不敢动笔的文章，是心中绷得太紧以至于怕轻轻一抚就砉然断裂的弦丝，却又恍若巨石在喉，耿耿于无数个不眠之夜，在黑暗中撕心裂肺，似乎只需默默一念，便足以砸碎我寄命尘世这一点点虚妄的自足。
又是江南飞霜的时节了，秋水生凉，寒气渐沉。整整十年了，身寄北国的我仍不敢重回那一段冰冷的水域，不敢也不欲去想象我投江失踪的母亲，至今仍暴尸于哪一片月光下……
二
我外祖母是江汉平原的大家闺秀，其父在民国初留学扶桑八年，归国赴任甘肃省高法院长前，决定与天门望族刘家结为姻亲——那时的刘家三少爷（我外祖父）刚成为黄埔八期的士官生，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在可能存在过的短暂幸福之后，作为战祸频仍年代的军人之妻，外祖母便带着我的母亲步入了她孤独的一生。
抗战爆发，外祖父侍卫蒋公撤退西南。刘家太爷故去，大宅日见凋敝。该地区又是各方拉锯争夺之地，无论哪一部短暂占领，徒具虚名的刘宅便成了搜刮粮饷的目标。外祖母带着我年少的母亲东躲西藏，饱受离乱之苦。最后因怕女儿受辱，外祖母只好托乡里客商将我母亲带到湘西伯父家避祸。母亲在那里识尽炎凉，像一个女仆般做工求学。
三
日本投降当年，母亲独自踏上还乡寻母的艰难路程，当她找到捡棉花纺线度日的外祖母时，劫后重逢的泪水湿透了她们褴褛的衣衫。次年，乡人传言外祖父衣锦还乡，授衔少将驻节武汉。母亲来到省城寻父，等待她的却是晴天霹雳——外祖父不信他的妻女还能侥幸存活，已经重新娶妻生子了。而且他隐瞒了婚史，因此不敢相认。
悲愤的母亲闯进了她父亲的一场盛大酒会，一时舆论大哗。外祖父回乡逼迫外祖母离婚，从此父女反目，我母亲坚决改名换姓，以示恩断义绝。
天道往还，一九四八年，节节败退的外祖父奉命移师恩施，赴任途中被伏击，流弹洞穿了他壮年的胸脯——而最后为他扶柩理丧的竟是我终身寡居的外祖母。
一九四九年，“革大”招生，母亲投考，结业后竟又被分往恩施剿匪土改——踏上了她父亲送命的路程。在这条充满险恶的山路上，她与我父亲邂逅。一个平原被弃的将门孤女，一个山中破落的土司孑遗，在那个伟大动荡的时代，偶然而又必然地结合了，并从此扎根深山。
四
外祖母早已原谅了她的丈夫，母亲却永远仇恨她的父亲。她无法在现实中惩罚他，便极力在精神上满足一种虚构的报复——改名换姓，不承认有此父亲，甚至不允许外祖母去原谅。
然而这种背叛只能停留在自我泄愤的地步。从她报考革命大学那天起，她就要面对无数张表格。她总是试图说明她是她父亲那个阶级的弃婴，她和她母亲属于苦难平民，然而表格却限制了她的声辩。
当任何一个批判她的人诘问——你是不是军阀的女儿，她就仿佛陷入一个悖论。她比别人还恨她的父亲，却又偏被他们视为同一个敌人。她觉得这个父亲不仅在生前遗弃了她，还在死后长久地陷害着她，她完全无力跳出这一血缘的魔沼。
二十年后终于彻底获平反时，母亲已老去，所有曾经蒙受的屈辱和伤害不知向谁讨还。被划为右派和终获平反都是一张纸，她深感前者重如泰山而后者轻于鸿毛。
五
“文革”开始时，父亲作为矿长很快被打倒，母亲微薄的工资要维持全家的生活——那时她是小镇供销社可以双手打算盘的会计。外祖母陪着失学的大姐重返平原插队务农，二姐当了矿工，父亲病危，在武汉住院，十岁的我也因肺结核穿孔而命若悬丝，我们家人一分四处，进入了生命中最艰危的岁月。攻击母亲的大字报依旧贴满门窗，频繁地抄家，连缝纫机头也被拎走，母亲带着我忍辱负重地在小镇访医求药。她不能垮，她要拉扯着这个破碎的家庭的成员一个不少地走进那渺茫的明天。
一次她带我到县城看病，回来时求熟人找了个便车，司机走出城后竟威逼我们从车厢下来。一生不低头的母亲为了我哀婉乞求，她看着扬尘而去的汽车悲愤难耐，又不愿让儿子看到一个母亲的窘迫和尴尬，只好将泪水默默吞下。她永远不理解人世间的恶竟至如此，人性何以被一个时代扭曲得如此不堪。
我小学毕业后，学校又以我有传染病为由不录我上初中，我开始了短暂的少年樵夫岁月。当我在夕阳下挑着柴火蹒跚而归时，总能远远看见下班后又来接我的母亲。那时她已见憔悴了，乱发在风中飘飞。有谁曾知她的高贵？两个姐姐都已失学，她再不能让我沉沦泥涂，她不得不去求文教站站长，终于使我得以入学。
六
母亲终于带着全家迎来了一九七八年。父亲升迁，她获平反，大姐有了工作，我考上大学，外祖母又回到我们身边。这时的母亲总算有了笑颜。即使那些迫害过她的人来我家走动，她依旧不假辞色。
一九八三年外祖母辞世，一九八五年父母离休，一九八七年父亲患癌，两年后我入狱，母亲又开始了她的忧患馀生。
父亲总想等到儿子重见天日，因而不得不承受每年动一至两次手术的巨大痛苦。他身上的器官被一点点割去，只有那求生的意志仍顽强茁壮。真正苦的是母亲，她不断拖着她的衰朽之躯，陪父亲去省城求医。父亲在病床上辗转，六十多岁的母亲却在病床下铺一张席子陪护着艰难的日日夜夜。只要稍能走动，母亲就要扶着父亲来探监，三人在铁门话别的悲惨画面，往往连狱警也感动含泪。
七
一九九五年我回到山中的家时，只有母亲还在空空的房里收拾着断线碎布。那时父亲刚刚离去半年，他在楼顶奇迹般地种植的一棵花椒树正盛开着无数只眼睛，一如死不瞑目的悬望。
母亲依然如往昔我漂泊归来一样，为我炒好酸菜鸡杂。她拿出一大坛药酒说，你喝吧，这是你爸为你泡的劳伤药。她怎知儿子的伤原在心灵深处。
为了求生，我不得不又匆匆出山。临行之际，母亲异样地拉着我的手说，你在武汉安顿好后，就接我过去吧，家里太空了，一个人竟觉得害怕。我突然发现母亲已经衰老了，她一生的坚强无畏似乎荡然无存，竟至一下虚弱得像一个害怕孤独的孩子。
八
我用从朋友处借的一点钱租了一所肮脏的房子，几件歪斜的家具也算撑起了一个家。母亲带着一个单开门的冰箱来了，我见上面有许多修补的漆痕，心中无限酸楚——这就是两位老人一生节俭唯一值点钱的财产了，无常的灾难耗尽了他们的一切，我又怎么才能报答。
母亲在阴暗的房里一点一点拆她的毛衣，漂洗那些弯曲的毛线，然后又一针一针为我编织出一条毛裤。她说这过去的纯羊毛现在不好买了，你穿着会暖和些。
她拿出一大本装订好的信纸给我，说这是她这些年来写的她的家族的回忆。我看见密密麻麻的几十万字，几乎页页漫漶着泪痕。她的手颤颤巍巍，哽咽着说这就算是留给你们姐弟的纪念了。
向来给我做饭的母亲突然不做了，每天要等着我回去做才吃。她又说这房子白天好阴冷，她感到恐惧。我带母亲到居委会去打麻将，她去了一次就再也不去了，她说她和那些老人没有话说。我知道清高的母亲一生不苟时俗，向来也不会娱乐。
我那时和几个朋友凑了点钱想编书卖，每天回去母亲就要问有钱赚吗，我说生意没有这么快，她就又感叹物价涨了，城里生活太贵，然后说她要是病了就成了我们的拖累，她真想找我的父亲去。她心脏开始不适，我求朋友的妻子给她免费的药，我说，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九
陪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要求到大姐那里去住。大姐在同城的另一个区，在长江的边上有一套狭窄的居室。大姐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想也许能给母亲多一些欢乐和安慰，就让大姐来接走了她。
我依旧在人海挣扎，在没有电话的时代也疏于问候。根本在于我忽略了母亲的所有暗示，我不知道那时她去意已决，她已在暗自料理后事，在与我们姐弟委婉话别。
一九九五年深秋的一个午后，大姐打电话给我朋友找到我说，母亲早上出门现在未回，他们四处找也未能找到，大姐的语气有些惊恐。我还说，不会有事的，你们再找找吧。傍晚大姐在电话那端痛哭——她找到母亲的遗书了。
我带着几个弟兄赶去，大姐交给我从被褥里翻出的母亲的两封信和一串钥匙，钥匙链上还挂着父亲当年给她的一个韭叶金戒指，我的心顿时如沉冰海。
母亲平静地写道——我知道我病了，我梦见我的母亲在叫我，我把你们的父亲送走了，又把平儿等回来了，我的使命终于完成了，我要找你们的父亲去了……请你们原谅我，我到长江上去了，不要找我，你们也找不到的。你们三姐弟要互相帮助，父母没能力给你们留下什么，我再不走还要拖累你们……
十
我们连夜沿江寻找，多么希望母亲还徘徊在生死边缘，给我们最后一线机会。
我们去公安局报案，他们说人失踪一个月后再去备个案即可。我们去民政局求助，他们说没有寻人的职责。我们去电视台，他们说上级不允许播寻人启事，走失的太多了。我们自己复印招贴满街去贴。
码头工人见多识广，他们说武汉下游的阳逻镇是长江的回水处，水上死者都会在那里漂浮回旋，你可以去那儿找你的母亲。
我只好请了个胆大的渔民，每天划着他的扁舟，陪我在此江湾逡巡。江面上果然每天都有浮尸，我生怕错过我的母亲，总要一一去翻看。许多天了，渔民也厌了，码头工人感于我的孝情，劝我别找了。根据他们的经验，武汉下水的这时早该在此出现了，要没见到，一定是被沿江的船锚挂在水底了，又或者被漩流带出了江湾，那就永远找不到了。我最后还是又沿岸上溯找回武汉，母亲终于一去无迹。而两个姐姐则同时找遍了所有的亲友家和寺庙，我们终于彻底绝望。
十一
整整十年过去了，秋水长天，物换星移，我们姐弟的隐痛和歉疚却从未平复。我们在一起相聚时，基本也尽量回避这个话题，谁都知道心上的创口还在暗夜渗血。
两个姐姐多少还有些迷信，早几年听说哪个神人，总要去花钱请教母亲的下落，并按所谓的高人指点去再做徒劳的追寻。又或者听某位故旧传言，在某处曾见疑似母亲的老人，便又要去打听，然后牵出万千馀痛。只有我相信母亲真的去了，她一生刚烈决绝，在那个艰难的时刻，她绝对会选择尊严而从容地赴死。她要用她的自沉来唤起我重新上路，给我一个无牵无挂的未来。
一个六十八岁的老人，在经历了她坎坷备尝的生涯后，毅然地走向了深秋的长江。那时水冷如刀，朝阳似血，真难以想象我柔肠寸断的老母是怎样一步几回头地走向那亘古奔流的大河的，她最后的回眸可曾老泪纵横，可曾还在为她穷愁潦倒的儿女忧心如焚？她把她的神圣母爱撒满那生生不息的浩荡之水，然后再将自己的苍老骨肉委为鱼食，这需要怎样一种勇毅和慈悲啊！她艰难的一跃轰然划破默默秋江，那惨烈的涟漪却至今荡漾在我的心头。
一九九五年的冬天，我为母亲砌了一个小小的衣冠冢，边上同时安埋下外祖母的骨殖和父亲的灰烬，然后我只身踏上了漫游的不归路。
一九九六年我责编了第一本书稿《垮掉的一代》，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其中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
钥匙在窗台上，
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
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
钥匙就在那阳光里……
读到此处，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