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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平
江西九江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供职于光明日报社。著有报告文学《一枚铺路的石子》、人物传记合集《纵使负累也轻盈》。曾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中国报纸副刊学会年度银奖等。
贾平凹曾经赞叹汪曾祺:“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汪曾祺文学修养道行深厚，文字功夫炉火纯青。有感于汪曾祺淡而有味、韵味无穷的文字和淡然素净、滋味绵长的人生，本书作者王国平将带着大家细细品读汪曾祺的味道。全书共分五辑，对汪曾祺及其作品进行全方位品读，其间涉及汪曾祺的个性、喜好、为人、文风等。
*后一位京派作家汪曾祺的作品值得我们细细品读。本书的作者，以精到的文笔、出色的表述，写出了汪曾祺特有的“味道”。
作者像穿珠子一样，将汪曾祺先生文中的那些妙趣和奇诡之处缀连起来，把玩，解读，欣赏。
品读汪曾祺文字淡而有味、韵味无穷的味道。当代著名作家贾平凹亲笔题写书名并力荐。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炜、汪曾祺长子汪朗、汪曾祺研究专家王干倾情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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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号大王”
找点空闲，找点时间，汪曾祺呢，给人取外号。
有时估摸着是信手而为的，让笔下的人物自报家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完毕。心情不错，再派发一个外号，“买一赠一”。
也就是说，这些外号是不承担多少功能的。
有时可能让人物亮了相，也画了像，顺着思路，要安排他干点什么或者想点什么，但往前走着走着，感觉还是有个缺项:怎么回事？落了点什么东西??回头，呀！原来忘了送你一个外号！于是就开动脑筋，拟了起来。
这就多少有所指了。
有时就是手痒痒，一个接一个地派发，停不住，就像在路上走，遇见发广告传单的，抓起一把往你手上扔，劈头盖脸，猝不及防。
这就完全是刻意为之了。
黄涛著《语言民俗与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观点，说绰号是一种游戏性称谓，别人能在这种游戏性行为中获得快乐和便利。相对于大名和小名，绰号有更多的戏谑、讥讽和挖苦的成分。
当时在杨红莉的《民间生活的审美言说——汪曾祺小说文体论》中读到这个转引过来的观点，有些愣了。说取绰号是个“游戏性行为”是很准确的，但绰号的成分更多的就是“戏谑、讥讽和挖苦”？
我怎么感觉取外号更多的是好玩，逗人一乐、开心一刻呢？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取外号的。给人取外号要看人，要有特点，有个性。当然，憎恨在心，借由一个外号来出口恶气、排排毒，也有不少。但有时取外号纯属正向娱乐，践行积极的“游戏精神”，而且有偏好，只送给关系好的、有交情的。
翻查《现代汉语词典》，先确定“绰号”即“外号”。
再找“外号”条目，释义是:“人的本名以外，别人根据他的特征给他另起的名字，大都含有亲昵、憎恶或开玩笑的意味。”
压了压惊。
亲近腻乎的口语化表达，嘲弄宣泄的载体，逗个乐子罢了，三个态度三分外号之天下。
既有褒的，也有贬的，还有中性的。
我想，只有把这些搞明白了，才能拥有正确、科学的“外号观”。
事实上，取外号是个技术活，是有套路的。通读汪曾祺的文字，感觉这个人是“外号店铺”的大掌柜。店铺里的货品虽然多而杂，但自有规律可循。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一招:由姓氏出发，再往前引申，以更接地气、更形象、更有识别度为目标。
《寂寞和温暖》，小说写了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这里的工人有个风气，“爱给干部和科研人员起外号”。年轻的技术员叫王作祜，特殊年代，这个人喜欢上纲上线，善于把小事往大事上折腾，“引经据典，慷慨激昂”。一个老木匠看不下去了，说:“王作祜咋唬点啥咧？”于是“王作祜”生生被“王咋唬”顶替了。
除了谐音，还有字形。比如同是这个农科所，沈沅是新来的女同志，享用的外号则是“沈三元”。这外号不仅是把“沅”拆分了，还有“连中三元”之意。
《非往事·鞋底》，有个读小学二年级的八岁孩子，姓萨，整座楼的孩子都叫他“萨其马”。
由“萨”而“萨其马”，落在零食上，符合孩子的心理与心智。
《故乡的食物》，写到“蒌蒿”，说小学有个同班同学，姓吕，“我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蒌蒿薹子’”。《小学同学》中再次提及，“真对不起，我把我的这位同学的名字忘了，现在只能称他为蒌蒿薹子”。
他也解释了，当年“蒌”的读音是“吕”，现在则改为“楼”音了。由“吕”而“蒌蒿薹子”，属于“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但赢得了趣味。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二招:将姓氏与个人特质相融，包括地域、习惯、性情、德行等，创造“姓氏＋”模式。
《故里三陈·陈小手》，一个男人，产科医生，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要细嫩柔软，故名“陈小手”。
《唐门三杰》，唐杰球是个“闹儿”，最爱起哄架秧子，人称“唐混球”。
《徙》，说东街有个老中医，满脸的红记，一年多半穿着紫红色哆啰呢夹袍，黑羽纱马褂，说话是个囔鼻儿，浑身发出樟木气味，好像才从樟木箱子里拿出来，“此人外号李花脸”。
又说有个初级中学，数学教员讲代数、几何，从来没有把一本书讲完过，大概后半本他自己也不甚了了，于是就领受了一个“杨半本”的外号。
——想起胡适，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人称善作半卷书。
《卖眼镜的宝应人》，这个卖眼镜的，宝应人，姓王。不知是哪位开了头，叫他“王宝应”，都觉得比较贴切，于是就叫开了，背后叫，当面也不避讳。时间的力量、习惯的力量太强大了，“以至王宝应也觉得自己本来就叫王宝应”。
——顺道说一句。王宝应不仅卖眼镜。有次拿来三个翡翠表拴，让在保全堂店堂里聊天的闲人赏眼。一个玩家掏出放大镜，把三个表拴挨个看了，说:“东西是好东西。”汪曾祺随手赐给这位玩家一个外号，“大高眼”。
《我的小学》，汪曾祺说自己在县立第五小学的图画老师姓王，有一个口头语，“譬如”。学生就顺势给老师取了个外号，“王譬如”。
——还得插播一下。我是在一个乡镇上读的初中，英语老师姓蔡，实在对不住，真名给忘了。她的口头语是“下面”，使用频率很高。
汪曾祺的《桥边小说三篇·茶干》专写经营酱园店的连老板，这个人把口头语“的时候”广为用之，“我的时候”“他的时候”“麦子的时候”“豆子的时候”“猫的时候”“狗的时候”??有点不太讲究语法，“他说话本来就慢，加了许多‘的时候’，就更慢了。如果把他说的‘的时候’都删去，他每天至少要少说四分之一的字”。
我的这位蔡老师，在对口头语的青睐上跟连老板有得一拼。记得同学中有好事者算过，一节课45分钟下来，她说“下面”有300多次。于是“蔡下面”这个外号喊开了。后来又有捣蛋鬼特别强调“蔡下面”应该是“菜下面”，这就有了画面感:那时的早饭，往往就是一碗清汤面，漂着几片青菜叶，大不了卧着一枚鸡蛋。
有次蔡老师上课，连续说了几句“下面”，自己把自己惹笑了，实在憋不住，等情绪安顿下来，用方言跟大家交心:“同学们，对不起哈，额也不晓得为么事个么喜欢话‘下面’??好了好了，不笑了，下面??”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三招:以职业为底色，巧用借代修辞手法，兼顾“异秉”。
《锁匠之死》，这个锁匠姓王，一般称他为王锁匠，或者锁匠小王。本名就丢了。
《老鲁》:“护国路有所大洋楼，黄铜窗槛绿绒帘子，颤呀颤的沙发椅子，住了一个‘扁担’。这扁担挑了二十年，忽然时来运转发了一笔横财。”
《八千岁》，说八千岁家隔壁的住户姓赵，人称赵厨房，“不叫赵厨子却叫赵厨房，有点不合文法”。
《兽医》，写了本城有名的兽医姚有多。他的能耐是给牲口治病，扎上六针，眼看着就见效。于是，“姚六针”的外号诞生了。
《当代野人系列三篇·大尾巴猫》，说剧团里有个打大锣的，姓郝，于是人送外号“郝大锣”。
建议这位郝大锣可以顺着“好大一棵树，绿色的祝福”，来一曲“好大一面锣，有戏必有我”??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四招:从外形上入手，高矮胖瘦，穿衣戴帽，眉眼耳鼻口，都是由头。
《笔记小说两篇·瞎鸟》，写了一群每天在玉渊潭遛鸟的爷们，其中一个叫“大裤裆”。外号来历是他夏天总穿着一条齐膝的大裤衩，裤裆特大。这个“大裤裆”为人不厚道。用一只瞎鸟换了孤老头子的一只画眉。有人看不下去了，说他“可缺了大德了”，他有的是理由:“你管得着吗？——这只鸟在我手里的时候不瞎！”
可惜了给他做大裤衩的那几块布。
《皮凤三楦房子》，写了个高大头，“这当然是个外号”。又说不能望文生义，指认这个人姓高，人很高大，又有一个大头。其实他生得很魁梧，虎背熊腰，脑袋和身材相称，通体看来，并不显得特别的大，“只有单看脑袋，才觉得大得有点异乎常人”。
《悔不当初》，回忆有个远房舅舅教初中英语，行六，是个近视眼，人称“杨六瞎子”。
《桥边小说三篇·詹大胖子》，他是县第五小学的斋夫，这人确实是个大胖子，“很胖，而且很白，是个大白胖子”。学校里的教员都喊他詹大，但学生不省略，“叫他的时候必用全称:詹大胖子”。
跟“蒌蒿薹子”一样，在外号这事上，孩子是不觉得麻烦的。
头大、眼拙、体胖，不算缺陷。真有点什么“毛病”，那就不客气了。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大德生米厂王老板的大儿子叫王厚辽，在米厂里量米，记账，看样子有几分呆相，外号叫“大呆鹅”。
《礼俗大全》:“孙老头儿名莜波，但是满城人都叫他‘孙小辫’，因为他一直留着一条黄不黄白不白的小辫子，辫根还要系一截红头绳。”
还提及一位李棻。他点过翰林，功名在县里是排在最前列的，“恃才傲人”，架子大，不好伺候。可惜脸不争气，散布着几颗麻子，这让仆人们抓住了把柄，都叫他“李三麻子”。
《晚饭花·三姊妹出嫁》，老大许了一个皮匠。这个皮匠脸上有几颗麻子，于是，一街的人都很欢乐，叫他“麻皮匠”。
同是脸上有困难，外号也差不离，但倾向不同、立场不同、情感不同。
《钓鱼巷》，说程进生有异相，能“纳拳于口”，也就是把自己的拳头塞进自己的嘴里。同学就顺势给他起了个外号，“大嘴丫头”。
汪曾祺忍不住替他喊冤:“大嘴就大嘴吧，还要‘丫头’！他哪点像丫头？他长得很壮实，一脸的‘颗子’——青春痘。”
没办法，这样的“冤情”喊得再响亮，也博不来几多同情。啥时都是看脸的，只不过对脸的审美标准有所差异。人类多数时候是“颜值控”，是“赏色动物”，甚至有人说“长得好看的人才有青春”。长相差劲一点，在外号上受点欺负也是难免的。容貌顺眼一点，自然要在外号上沾点喜气。
《米线和饵块》，说在昆明读书时有个女同学，身材细长，皮肤白皙，大家就地取材，唤她“米线”。
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她就是“米线女神”，明恋她的、暗恋她的，都是“米粉”。
《晚翠园曲会》，说参加曲会的有个女士，估计是某个学院教授的太太，或是某个高级职员的夫人，身材匀称，小小巧巧，穿浅色旗袍，眼睛很大，眉毛的弧线异常清楚，神气有点天真，不作态，整个脸明明朗朗。汪曾祺给人家起的外号很别致——“简单明了”。
他让好友朱德熙掂量一下这个外号成色几何，知名语言学家给出的评价是“很准确”。
《王四海的黄昏》，卖艺的王四海一行入住五湖居客栈。这家客栈有块活招牌，就是掌柜的内眷，外号“貂蝉”。一个理由是她家男人比她大得太多，她二十四五，他已经五十大几了，“俨然是个董卓”。当然，另一个理由分量更足，“她长得俊俏”。
不仅女人。《尴尬》，农业科学研究所高级研究人员岑春明，年轻时长得很漂亮，农业工人就给他取了个外号，“俊哥儿”。
年长的不放过，年轻的更是“盘中餐”。
丁贵甲是《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中的四分之一。他是个什么样的小伙子呢？“肩阔胸高腰细腿长”“非常匀称挺拔”“一身肌肉，晒得紫黑紫黑的”。人送外号“小马驹子”。
姑娘们看着脸红，心也馋，谈悄悄话时，他往往是个不在场的“在场”。菜园组长的女儿，念过一年初中，算是个文化人，自告奋勇给他做了个鉴定，说:“他长得像周炳，有一个名字正好送给他:《三家巷》第一章的题目！”
这有点掉书袋。害得没有看过《三家巷》的就赶紧找来这本小说。一看，原来第一章的题目是“长得很俊的傻孩子”。这有意思，“她们格格格地笑了一晚上”。
后来又简化了，由“长得很俊的傻孩子”变成“很俊的——”。
大家正忙乎着，恰好他出现了，有人轻轻一嘀咕:“嗨！很俊的来了！”大家的反应很直接:“于是都偷眼看他，于是又格格格地笑。”
丁贵甲先是莫名其妙，这有啥好笑的。后来得知原委，不以为意，只是在心里说:丫头们，事多！
小吕是另一个四分之一。他是果园的小工，很佩服十九岁的张士林。因为张士林懂果树，“不论是修剪，是嫁接，都拿得起来，而且能讲一套”。他佩服张士林能“代表”场里出去办事。采花粉呀，交换苗木呀??每逢张士林从场长办公室拿了介绍信，背上挎包，由宿舍走到火车站去，小吕打心眼地佩服、羡慕，称呼他为“大使”。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五招:完全脱离原来的名与姓，拐个弯儿，讲究迂回，高端一点的还要“用典”，富有文化内涵，兼顾历史渊源。藏得有点深，乍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联，得问一句“怎么回事”。经过一番解释，点破了，双方会心一笑，“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好一则谈资。
《故里三陈·陈四》，陈四是个瓦匠，却被人称为“向大人”。怎么回事？
原来迎神赛会高跷队有三个角色，其中一个是向荣向大人，清末大将，以镇压太平天国有功，后死于任上。擅长表演向大人的恰是陈四，是无人能替的头牌。戏里戏外容易模糊界线，他就在生活中成了“向大人”。
《王全》，这个主人公为何人称“偢六”？
据说他有点缺心眼，这地方对这毛病用一个字就干脆地概括了，即“偢”。他在家行六，于是拼贴组合，有了这么个外号。
《草木春秋·车前子》，说张家口的山西梆子剧团有个老生演员，外号是“车前子”。这就奇怪了，没说人家姓“车”。
原来他的演出无聊无趣，不太受欢迎。他一出场，农民观众才不顾及你的什么颜面，反而“尿点”到了，纷纷起身上厕所。大家打趣说这个人利小便。而车前子这味药材恰好可利小便，于是“车前子”的外号送上门了。
这多少有些尴尬。
《唐门三杰》，唐杰芬的外号是“二喷子”，因为他喜欢满口乱喷，胡说八道。
在汪曾祺这里，“二喷子”还不由他独享。《非往事》写了庹家老二，打大锣的，也是爱好胡说八道，也顶着一个“二喷子”的外号。
可以说，当汪曾祺遇见胡说八道的人，哪怕只是笔头上遇见，他就条件反射，将之跟“二喷子”画等号。
《黄开榜的一家》，写毛三，留着中分头，一个习惯了风流的主儿。他有个外号，叫“斜公鸡”。怎么来的？汪曾祺解释了一番:公鸡欺负母鸡，都是耷下一只翅膀，斜着身子跑过来，然后纵身一跳，把母鸡压着，“毛三见到女人，神气很像斜着身子的公鸡”。
《仁慧》，有个观音庵，前任住持“二师父”是个忠厚之人，整天潜心念佛，“不理朝政”。结果她当家的几年，庵里佛事稀少，香火冷落，房屋漏雨，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一片败落景象。庵里的尼姑是有意见的，背后管她叫“二无用”。
《八千岁》，一个终年穿着二马裾的米店东家，无名无姓，为何叫“八千岁”？难道他的祖上是皇室？皇上万岁，皇亲贵胄次之，八千岁好了。
“据说他是靠八千钱起家的。”
不过，汪曾祺分析了一下，这不靠谱。八千钱也就是八千个制钱，即八百枚当十的铜元。当地以一百铜元为一吊，八千钱也就是八吊钱。按当时银钱市价，三吊钱兑换一块银元，八吊钱还不到两块七角钱。两块七角钱怎么就能起了家呢？再说了，为什么整整是八千钱，不是七千九，不是八千一？“这些，谁也不去追究，然而死死地认定了他就是八千钱起家的，他就是八千岁！”
只能说，彪悍的外号不需要解释。
《狗八蛋》，写了在剧院练功厅大门看传达室的一个爷们，只给院领导、导演、名演员服务，一般演员、乐队工作人员的事他不当回事，搞看人下菜碟的那一套。这把一个武戏演员彻底惹毛了，“觉得他比王八蛋还要可恨，给他起了个外号:狗八蛋”。
《塞下人物记·俩老头》，说大跃进那年月，市里来了个书记，到大队蹲点，对农作物的产量一再加码。郭老头、耿老头坚决不同意。
书记有点下不来台，急了:“啊呀，你就做一次社会主义的冒失鬼行不行？”
闯过江湖的俩老头不犯怵，硬扛，按照自己的路数播种耕作。
秋收时发现他们俩是对的。
市里召开丰产经验交流会，俩老头当了代表，发言题目是《要做老实庄稼人，不当社会主义的冒失鬼》。
主持会议的正是来蹲过点的那位书记。书记致过开幕词，郭老头第一个发言，头一句话就是:“书记叫俺们做社会主义冒失鬼??”
后来，俩老头遇到了这位书记，当面就喊他“社会主义的冒失鬼”。
要说这个外号喊得大胆、有气势、带劲儿，就是不太符合精简原则。
但，“一山还比一山高”。还有更长的。
《鸡毛》，西南联大经济系的金昌焕，是个特异之人:他在寝室的床上拉几根铁丝，领带、袜子、针线包、墨水瓶都挂在铁丝上；还从不买纸，夜里拿上剪刀，把启事、告白空白处剪下来，备用；功课不太好，老是要开夜车，得补补身子，他就按期买了猪肉，切成大小相等的方块，每天吃一块。到了四年级，出外兼职，又添了两项:每天提着一把黑布阳伞进出，无论冬夏；穿好衬衫，打好领带，又加一件衬衫，再打一条领带。
跟他同屋的，有中文系的一位“夜游神”，每晚在图书馆夜读，天亮才回屋补觉，送给他一个外号，“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这应该是深夜时刻精神飒爽之时琢磨出来的吧？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六招:盘活国外资源，并将之本土化、在地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跟国际接轨。
《护秋》，有个专职“下夜”的，叫朱兴福，一个蔫了吧唧的人。但是，他媳妇杨素花“人高马大，长腿，宽肩，浑身充满弹性，像一个打足了气的轮胎内带，紧绷绷的。两个奶子翘得老高，很硬”。她喜欢唱山西梆子，“那么一匹高头大马，穿上古装，很不协调”。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里边有个阿克西尼亚，她跟这个人物形象是比较吻合的。于是，“农科所的青年干部背后就叫她阿克西尼亚。这个外号她自己不知道”。
还是外形在发酵。
《未尽才——故人偶记》，涉及一个姓陆的同学，真名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大家喊他“小陆克”。汪曾祺写道:“陆克是三十年代美国滑稽电影明星。叫他小陆克是没有道理的。他没有哪一点像陆克，只是因为他姓陆。”
这次是姓氏占了优势。
《寂寞和温暖》，这个农业科学研究所有个年长的技师，姓张，大家当面喊他“张老”，背后则喊他“早稻田”。
他是水稻专家，每天早早就起床了，一起来就去水稻试验田里忙乎。他是日本留学生。工人们听说日本有个早稻田大学，就不管他是不是这个大学毕业的，硬是派给他一个“早稻田”。
工作、经历都是筹码。
《塞下人物笔记·乡下的阿基米德》，写了农业科学研究所的一个老工人，他最大的特点是长了一张“长脸”，而且“很长”。这个人虽然凡事有主见，但表达方式很含蓄，人送外号“老蔫”。所里打井，搞突击，违反了操作规程，结果井锥给夹住了，起不出来。眼看着半个月的劳苦就要报废了。老蔫“围着井转了几圈，坐下来愣了半天神”，弄了“一套相当复杂的杠杆”，眼看着井锥起来了。于是，“老蔫”往前跨了一大步，被直呼“阿基米德”。
这就涉及能力和智慧了。
汪氏取外号秘笈第七招:外号是有“进阶”的，处于动态之中，是可以递进的，也可以说是“优胜劣汰”，深得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精髓。
《当代野人·吃饭》，说干校来了个姓高的“领导”，是搞政治工作的，大家都称之为“高政工”。这人有些不靠谱，常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馊点子。有人记起电影《地道战》里的一句台词:“各村都有各村的高招。”于是他随之“高升”，成了大家心目中的“高招”。
《当代野人系列三篇·三列马》可谓耿四喜的外号变迁史、演进史。
他是在梨园混饭吃的，爱瞧书，特别是《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好事者把这两本书合并着说，就是“三列国”，于是耿四喜在“辈分”上升级，从老四变成了老三，大家称呼他“耿三列”。
这个人还热情，喜欢说，绘声绘色，口若悬河，一讲就是半天，“耿三列”之外，再博得一个外号，“耿大学问”。
后来这人随着形势调整方向，熟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号也随之“水涨船高”，成了“三列马”。
梳理出这七大招，属于不完全归纳，难免还有重叠交叉。有的还无法纳入这个“体系”，四六不靠，有的倒是可以强行纳入，但又担心被淹没了，于心不忍，只好单拎出来说道说道。
比如，写于1941年的《寒夜》，汪曾祺正值21岁青春韶华，文学起步时节，他就给笔下的人物一一安置了外号:围着火坐着的几个汉子，称呼分别是老爹、二疙瘩、大炮、蛤蟆、海里蹦。
这些外号怎么来的？他没有逐一解释，只是打包式地给了个说明:“这几位都是名不虚传的人物，在乡下，哪儿都听得到，我相信，如果他们有儿子，他们的儿子一定也如此叫唤。”
这就无法归类了。“蛤蟆”，是说长得像蛤蟆，还是声音像蛤蟆，还是走路像蛤蟆？“二疙瘩”，是人比较二，还是在家行二，还是脸上或屁股上真有两个疙瘩？
再比如，《虎二题·老虎吃错人》，改编自《聊斋志异》的《赵城虎》。原著中有个衙役，唤名李能。到了汪曾祺这里，都不眨眼，直接派送他一个外号，“二百五”。
无中生有也就罢了，关键是这个“二百五”一点也不二百五，不仅对人好，对老虎也好，而且老虎还将之视为知己。你说上哪儿说理去？
还有《受戒》，写了小英子，自然有大英子。姐妹俩长得像，性格却不同。大姑娘文静，话少。小英子的嘴巴整天不停。大姐说:“你一天到晚咭咭呱呱——”小英子接话:“像个喜鹊！”
这属于“自我加冕”。
或许汪曾祺心想，小英子这么个心愿，得要满足一下。
小英子的娘和姐为绣花的事犯愁，给难住了。汪曾祺写道，最后还是“喜鹊”忽然一拍屁股:“我给你保举一个人！”保举的正是明海小和尚。
自己抢注了一个外号，而且顺利通过了验收。头一份。
另有一个多少有点“邪乎”。
《异秉》，1980年重写的版本，出现了一个“卖活鱼的疤眼”。他得过外症，治愈后左眼留了一个大疤。小学生想起课堂上所学的，在“疤眼”这个外号的基础上再往前推进一步，喊他“巴颜喀拉山”。
这个角色在1948年版本的《异秉》中没有出场，倒是在1941年的《灯下》亮相了，当时只是叫“疤眼”。再要详细一点，就是“卖鱼的疤眼收完了鱼钱，也走了进来”。
是否可以说，“巴颜喀拉山”这个外号，汪曾祺酝酿了40年？
一个人，这般乐此不疲地给笔下的人物派发着摇曳生姿的外号，大概是内心时刻想着，日子还是应该多点色彩、多点嚼头吧。
汪曾祺热衷于给他笔下形形色色的人物派送外号，有没有人反过来还给他一个呢？
送他一个“外号大王”，应该没有不同意见吧。
其实，汪曾祺打小在“外号江湖”混迹，人称“小黑子”。
小时候，他家开过药店。伙计们喊他“黑少”。
原因很简单，“他从小长得黑”。
这是他的子女在《老头儿汪曾祺》中透露的。
“老头儿”算不算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