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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姝
国内某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毕业。
曾为歌舞团演奏员、大学工会干部、航空部助理工程师、工程师、室主任。
移民加拿大后，曾做过缝纫工、护理工、经理助理、行政秘书、会计等。
本书记述了发生在加拿大一所老人院里的感人故事。
因缘际会，作者走进金孔雀老人院做义工。之后十年的工作经历，使她能够全方位地接触老人这个群体，多角度地体验他们带着几分凄凉，更带着几多感动的晚年生活，加深了她对生命、人道、尊严的真切感受。
善良的塞尔玛、爱情鸟彼得夫妇、与命运抗争的露茜娅、孤独的香港老人林婆婆、绝望的莫泽太太……书中字里行间流淌出对人生的感悟，无一不触动我们的心灵。
我们该怎样善待老人、如何体现社会文明的进步，《情依老人谷》将和读者共同探讨这个话题。一位中国女性在加拿大老人院的工作手记
品味平凡人生的感动与凄凉，还有无限的关怀与同情！
在那遥远的加拿大，一段缘分，十年牵挂！引子
到加拿大不久的一个周末，朋友让我帮他送一天报纸。清晨，按照朋友给我的地址，我驱车来到一个幽静的居民区，在一座座花园楼房中，坐落着一排被绿草地环抱着的普通平房。
来到大门外，我看见一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太扶着助行器站在玻璃门内向外张望。我推了推门，门是锁着的，我拿着报纸站在门外向里望，等着有人来给我开门。
不一会儿，一位身穿短袖护士服的中年妇女走了出来。她走到门口，低下头对老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慢慢地把老人扶到了一边。
门开了，我赶紧把报纸递过去，并好奇地问她这里是什么地方，中年妇女说这里是NursingHome。
哦，原来这里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老人院呀！
在加拿大，老人院通常被称为NursingHome，准确的翻译应该是“护理之家”或者“护理中心”。
据我所知，护理中心最初主要是收留因战争而伤残的士兵，后来士兵越来越少，护理中心便开始收留生活不能自理的和孤寡老人。如今，护理中心绝大多数住户是老人，但也有一些并不老的残疾人、瘫痪病人、慢性病人和晚期病人。
来加拿大之前我就听说加拿大的老人院很不错，所以一直好奇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想到我现在居然站在一家老人院的门口。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为了满足好奇心，我在大门关上之前探身进去迅速地向院内环视一周。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间很大的娱乐厅，里面摆放着一架三角钢琴，旁边的墙上镶嵌着一个漂亮的小壁炉，壁炉上面挂着一对手持长矛和盾牌的古代勇士铜像，很是威武。在大厅里，几位神情呆滞的老人正四处遛跶，还有几位老人东倒西歪地坐在轮椅或椅子上，张着嘴、歪着头、闭着眼睛，昏昏欲睡，样子有点滑稽。
大门关上了，我回到车里，并没有马上发动引擎，不知道为什么，我又突然转过头去，默默地凝视着这个偶然出现在我面前的老人院，想象着这座通往天堂的神奇的地方。
是的，我记住了她——金孔雀老人院，这个城市里几十个老人院中最小的一个。
由于我的手脚还算麻利，能让电动缝纫机的速度像机关枪扫射般疯狂，到这个城市后，我很快在一家制作名牌登山服的缝纫厂找到了缝纫工的工作。可是做了还不到两个月，我就因为无法忍受几个菲律宾人和一个满脸横肉的香港女人的欺负，愤然提出了辞职。没想到祖籍意大利的老板娘和从中国上海来的漂亮女工头却极力地挽留我，她们不但给我涨了工资，而且还给我换了工种，我从缝纫工变成了服装检验员和流水线上的调度。
嗨嗨，这可给我乐坏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坏事似乎变成了好事。可是在那几个菲律宾人看来，我算什么呀？来了不到两个月，衣服，衣服做不好，英语，英语说不利落，凭什么就能轻易得到一个好工种？这个结果对那些已经在缝纫厂干了半辈子的菲律宾人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她们简直嫉妒死我了。于是，她们开始暗地里算计我，我在水深火热中又苦苦煎熬了几个月后，最终无论老板娘和工头再怎么挽留，我还是毅然决然地辞职了。
离开缝纫厂后我希望去学校接受职业培训，以便找个好点儿的工作，至少别被那些无理的菲律宾人欺负，再说，在缝纫厂工作也违背了我来加拿大的本意。可是到底该学什么呢？因为初到加拿大，不了解当地的就业行情，有朋友建议我寻求政府的帮助。找到政府职业培训咨询部门，一位和蔼的先生接待了我，他建议我去学护理，说这个行业人才紧缺，而且政府不仅负担学费还负担生活费，毕业后也容易找到工作。
护理？我问自己，且不说在就业观上难以接受，像我这样晕针、晕血，在国内又没有医院工作背景的人，真的行吗？不过，既然政府负担费用，那何乐而不为呢？先学完，干不干再说，实在找不到工作就权当去学英语了。于是，我报名参加了护理课的学习。
课程开始后，我发现这个课程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学员们要完成十几门课程的学习，其中包括:健康护理知识、安全护理知识、老龄学知识、日常生活的护理、老年人和慢性病人的护理、家政护理知识、急救知识和人际关系学等等。这些课程内容广泛，专业性强，对于我来说，别说是英文的，就是中文的也很难，学习难度可想而知。捧着那一本本厚厚的英文教材，我就像看天书一样，但是既然已经开始了，硬着头皮也得把它学完。
就这样，我咬紧牙关没有退学，开始白天黑夜地啃呀啃，几乎每一个词都要查字典，学得那叫一个苦，那叫一个累。苦苦地熬了一年，我终于学完了全部课程。六周如同炼狱一般的实习课也结束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实习课的老师居然说我英语不好，不适合做这个工作，愣是没给我结业证。尽管当初我并没打算干这个工作，也没有花一分钱，但是我历经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过了所有考试，结果却没有拿到结业证，我感到愤怒、委屈、伤心、窝囊，甚至因此病倒在床一个星期。
我恨透了那个金发碧眼的实习课女老师，甚至把她告到了人权委员会，说她带有种族歧视。人权委员会办公室的官员听完我咬牙切齿的“控诉”后，笑着对我说那个老师并不是种族歧视，只不过不算是一个好老师而已。尽管人权委员会的官员好言相劝，我还是不服气，心说，她是不是好老师我不管，我就是想出这口恶气。
唉，气过之后静下心来想想，我的英语不好也是事实，尤其是听说能力，记得刚开始上课的时候，我能听懂的只有一个单词，那就是我的名字。面对失败，伤心、生气、抱怨都没用，我安慰起自己，这又不是世界末日，就不信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我下决心重整旗鼓，我也只能重整旗鼓。就这样，我咽下委屈爬了起来，打起精神又回到了第二语言学校，继续我的英语学习。
一学年的英语课终于结束了，为了帮助我们这些新移民尽快找到工作，学校要求每个人去做两周义工，作为语言实习课，实习结束后还要根据实习单位的评语，再确定是否颁发英语结业证书。在实习开始之前，老师鼓励我们说，以前有不少学生就是因为做义工时表现好，义工结束后直接就得到了工作。
当我听到要做义工作为语言实习课时，马上想到了金孔雀老人院。
拿着语言学校的介绍信，我又一次踏进了金孔雀老人院。找到护士长多琳，我说明希望能到这里来做义工，她立即同意了。就这样，我开始了在老人院的英语实习。
这天，午饭结束后，我推着一位老人刚从餐厅里走出来，就听到有人在走廊里轻轻地叫我。我回过头去，是护理米歇尔。米歇尔笑着走过来，对我说多琳要和我谈谈，让我去她办公室，并嘱咐我现在就去。
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事，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多琳的办公室。多琳面带笑容地让我坐下，然后开门见山地问我这几天做义工感觉怎么样。
有个中国朋友曾经告诉过我，在这里，如果你的洋人老板突然对你特别友好，笑容可掬，那意味着你将大难临头。这个义工工作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想有任何麻烦，看着多琳的笑脸，我揣测着，小心翼翼地点了点头，回答说还行。
多琳重复了一遍我的话，接着说，老人院现在有几个半日制护理工作的空缺，她听护士们说我这几天做义工表现不错，所以想给我提供一个工作机会，不知我是否愿意接受。
想到没有拿到护理结业证，我犹豫了一下，然后对多琳说我的英语不好，所以现在还不想工作，我想我还需要回语言学校学英语。多琳说她问了护士们，护士们说我的英语还行，就是不爱讲话，另外，她认为我完全可以在这里一边工作一边学英语，这里有晚班，如果我愿意留下来工作，她可以给我安排到晚班，工作时间是下午三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半。
看着多琳一脸的友好与诚恳，我有点受宠若惊，感觉很难拒绝她的好意，再说，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语言实际上对我来说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也许我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想到这里，我希望多琳能给我点时间让我想一想，明天给她答复。多琳点头算是同意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工作机会，我毫无心理准备。走出多琳的办公室，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静。回家后，我思来想去，脑子里乱糟糟的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该答应多琳留在老人院工作。
不知道在老人院上班后会不会影响上学，不知道我的英语是不是可以和老人们正常交流，不知道同事们会不会嘲笑我，想到这些我既担忧又害怕。
我躺在床上，双手垫在脑袋下面，瞪大双眼望着天花板，两年多来遭遇的许多不公平涌上心头，每每想起就会隐隐刺痛我的神经。
由于语言障碍和没有护理工作背景，实习期间，无论我怎么努力，实习老师都说不对，我断定她对我有偏见，这让我很生气，也很自卑。可是通过一年的语言学习和实习中积累的工作经验，几天的义工工作结束后，金孔雀老人院不但给了我非常好的评语，而且还真的像英语老师说的那样，给了我一个工作机会，这是我预料之外的。所有人都知道照顾别人不容易，而护理老人就更不容易了。中国人常说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现在我的问题是:我有没有这个金刚钻？敢不敢揽这个瓷器活儿？
不管别人怎么评价这份工作，女佣也好，没出息也罢，说实话，我打心眼里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我对老人的生活一无所知，但做了几天义工我竟莫名其妙地被老人院里老人的生活磁石般地吸引了。我很想知道这些老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每天吃什么、做什么、想什么，他们快乐吗？我猜他们每个人一定都有各自精彩的人生故事，而我是那么想知道他们或悲或喜的故事。再说，当初实习老师深深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就算为了赌这口气，为了证明老师是错的，我也不应该放弃这个机会。对于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工作机会，似乎代表着一种认可，也象征着一个胜利。
夜晚，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最终决定放弃世俗观念，接受这个工作。
第二天一早，迎着风雪，我来到了老人院。我找到多琳，首先感谢她给我这个机会，表示我决定接受这个工作，而且可以马上上班。听了我的话，多琳很高兴，她拿出几种表格，很快为我办好了入职手续。
走出老人院，虽然是寒冬腊月，但我却并不觉得十分寒冷。站在白色绒毯般的雪地里，我张开双臂仰望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任凭雪花轻轻地飘落在我脸上。那清凉湿润的雪花滑进我嘴里融化了，甜甜的，滋润着我的五脏六腑，洗刷着一直怄在我肚子里的委屈和怨恨，让我神清气爽。
离开金孔雀老人院后，按照要求，我先到市政府开了一张无犯罪记录证明，然后去商店买了一套护士工作服，我希望在经历失败与努力之后，能有一个新的开始。
2000年1月16日，星期日，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我开始了在老人院的工作。
日历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一页，生活也不会永远停留在这一天，但多少年之后，我依然经常回忆起从那天开始的不同寻常的日日夜夜，寻找着曾经的足迹，感受着曾经的感受。
第一章
雪后清晨
一场大雪过后的清晨，城市还在沉睡中，窗外白茫茫一片，路灯下银光闪烁，像儿时梦中的童话世界，带着神秘，带着圣洁，带着诗意。
虽然是第一天上班，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昨天夜里并没有激动得彻夜难眠，我的心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也许是因为我知道，这并不是我人生的最终目标，而只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驿站，我会继续努力，我相信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生活就一定会改变。
早上八点，当我以新的身份再次跨进金孔雀老人院的大门时，对于人生，似乎又有了新的感悟。一年前，我会因没有拿到护理专业的结业证而郁闷得病了一场，可是今天，我居然作为一名正式的护理人员来老人院上班了，这世上的事，有时候真是不好说。但是，我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这个工作，又能在这里干多久，一切只能顺其自然了。
根据老人院的规定，新职工上岗前都要接受一周的培训，也就是说，第一周不能独立工作，需要跟着老职工熟悉一下护理技能和相关职责。作为岗前培训的一部分，上午八点，护士长多琳将我们几个新入职的护理人员召集在一起，介绍了一些必需的护理知识。
尽管多琳把要讲的内容一再压缩，还是用了整整一上午。在录像和多琳口头的配合下，我们大略知道了什么是老人学，什么情况算是虐待老人，老人的权利有哪些，病菌的直接传染和间接传染，如何正确洗手，如何戴手套和口罩，如何穿一次性防菌外套，如何人际交流，如何给病人喂饭、洗澡、换衣服、换尿布等等。最后，多琳还详细向我们介绍了金孔雀老人院的各种规章制度。
多琳讲的很多知识虽然我在上护理培训课的时候都学过，但一上午听下来还是觉得头昏脑涨。下午上班，我早早地来到老人院，换好工作服后，因为时间还早，便悠闲地走进职工休息室。
职工休息室里有炉子、橱柜、水池、微波炉和冰箱，还有两张职工吃饭用的大桌子和一些椅子，很像是间厨房。墙上挂着一块很大的留言板，上面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各种通知、学习计划和感谢信等等。留言板下面的一张长桌子上，摆放着小商贩们在这里兜售的一些廉价商品，俯身去看，这些小商品上几乎都标着“中国制造”。
休息室里还没有人，我在桌子旁边坐下来，一边漫无目的地翻阅着放在桌上的广告，一边等着上班前交接班报告。不久，同事们有说有笑地推门而入，三三两两地扎堆儿坐下。我怯生生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因为她们大部分是上晚班的，我在四天的义工工作中几乎都没有见过。我猜测着她们中间的哪一位是今天带我岗前培训的师傅。
门又开了，一个大眼睛、个子不高的中年妇女匆匆走进来，看样子她像是菲律宾人。她看了一眼贴在墙上的工作安排表，然后迅速扫视了一下房间，当她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我看到她的嘴角微微地向上翘了翘。
“你是姝？”她坐到我身边，悄声地问道。
听她那口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果然是菲律宾人。
“是的，我是姝。”我转过头去，直视着她小声地回道。
“哦，你好，我是柔斯，今天我带你岗前培训。”柔斯笑着说。
确定她是菲律宾人，我的心头立即笼罩上一层阴云。想起在缝纫厂那些菲律宾人对我的刁难，刚刚明亮的心情又黯淡了下来。我怎么又落到菲律宾人手里了，这个家伙要是不友好，我这次怕又死定了。
“你好，那我今天就跟着你了。”尽管心里有些不快，但嘴上还是勉强地笑着说道，口气并不是十分友好。
交接班报告开始了，叽叽喳喳的同事们安静了下来。由于我实习和做义工时的时间是与正式职工错开的，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听正式的交接班报告。
主管护士布鲁斯拿着一张纸，环视了一下后念了起来。他念得很快，我很难每个单词都听懂，但还是一脸严肃地听着，连猜带蒙，总算了解了报告的大概内容。
这个报告记录了昨天早班和夜班的情况:一位老人因摔倒被送进了医院，但没有生命危险；另一位老人昨夜去世了，明天将举行葬礼和遗体告别仪式；A区刚刚入住的一位老人的大概情况、应注意事项以及需要的特别护理；B太太的家属提意见了，所以给她换了房间；在C先生的胳膊和腿上发现了青紫块，腋下发现了湿疹，要注意保持清洁与干燥；D小姐腹泻，屁股也淹了，已经通知厨房专门为她做病号饭；有位老人早饭和中午饭都没有吃，并且需要通便；每位患糖尿病的老人的尿量以及饮食情况；有一位家属打来电话说晚饭前要接母亲出去过生日；还有什么人生病了需要隔离的，最后布鲁斯特别强调M太太的情绪烦躁不安、行为异常，需要特别仔细地观察，每两小时记录一次其行为表现，有事必须立即向主管护士报告。
报告真是事无巨细、五花八门。布鲁斯读完后，大家议论着陆续走出了休息室。柔斯起身后什么也没说，只是向我挥了挥手，我会意地点了点头，便紧紧跟在她身后。我俩穿过热闹的大厅来到C区长长的走廊上。
走廊那头，一个又高又壮的黑人妇女推着辆两层的四轮小车向我们这边走来。柔斯向我介绍说，这位是露丝，我们今天的搭档。
“嘿，你是新来的姝？一会儿见。”露丝走到我们面前时稍停片刻，粗声粗气地和我打招呼，没等我回话，她已经推着车子头也不回地走了。柔斯解释说，露丝要去洗衣房准备老人们晚上用的毛巾、纸尿裤和睡衣睡袍。
“那我们现在干什么？”为了表示积极性，我主动问道。
“走，咱们现在要用Lifting（一种小型医用起重机）把几个还在睡午觉的无法自理的老人弄起来，让他们准备吃晚饭。”
柔斯一边走一边问我:“你知道什么是起重机吗？”
我知道什么是起重机，因为我在参加护理培训时学习过医用起重机的使用方法，教学用的起重机是电动的，制造精良、性能良好也更加安全。因为不想再提那段记忆，所以我没有回答柔斯的问题，只是低着头默默跟着她向洗澡间走去。
放在洗澡间里的是一架笨重的老式手摇起重机，与我在学校学习操作的起重机完全不一样，其升降臂的操作不是电动的而是一个杠杆，这个杠杆很像以前一些农村抽井水时用的压井上的压杆。现在还有使用这种老古董的，我以为像这样的老古董早就被送进博物馆了呢。不过，看着这架老式手动起重机联想到新型电动起重机，我们倒是可以感受医用起重机的发展历程。
按照柔斯的安排，第一个起床的老人是比利。比利除了自己能吃饭之外，其他事情都需要别人照顾。当我和柔斯推着起重机来到比利的房间时，他正躺在床上愁眉不展，看见我们推门进来，老人咧着嘴笑了，脸色立即明朗起来。
“嘿，比利，你怎么样？”柔斯走过去，俯身摸了摸老头儿的脸，亲切地问道。
“唉，我还好，就是无聊死了，我想看电视，可是床头太低，我什么也看不见，柔斯呀，快把我扶起来吧。”比利可怜兮兮地恳求道。
“你不能老是坐着，坐得时间太长你会生坐疮的。”柔斯边说边动手给老人换纸尿裤。
虽然我的英语还不太好，但大概听懂了他们的对话。两个人搭档干活，讲究配合，要手勤眼快，俗话讲要有眼力价儿，不能等着别人要求了才动手，更不能站在一边当局外人，这是绝对不会招人喜欢的。看到要给比利换洗了，没等柔斯吩咐，我立即打来一盆热水，并把毛巾递了过去。柔斯接过毛巾，麻利地又是洗又是换，从她娴熟的动作可以看出，她一定干了很多年护理工作。给比利换洗之后，我连忙拿着起重机用的吊兜铺到了比利身下，吊兜挂在老古董上，我抢先一步压起了杠杆，一下又一下，我感到越来越费劲儿，这个老头儿可不是一般的重呀。当比利摇摇晃晃地被吊起来的时候，我听到起重机嘎吱嘎吱地响了起来，像是什么东西要断裂了似的。
“柔斯，这东西结实吗？不会出什么事吧？”我有些紧张，用手扶着比利，小声地问柔斯。
“我们一直用它，从来没出过事，”停顿了一下，柔斯又嘱咐我，“不过你一定要记住，按照安全操作规范，起重机一定要两个人共同操作，如果一个人操作，要是让办公室的人看到了或者出了什么事，我们会有大麻烦的。”
麻烦？开除还是蹲大牢？我心里嘀咕着，但没说出口，不管怎么说，有麻烦总是不好，老老实实按照操作规范来就是了。
比利安安稳稳地坐进了大轮椅，柔斯为他整理好衣服、系好安全带，又把电视遥控器放到他手里，然后笑着说:“好了，现在你可以看电视了，过一会儿我们会把晚饭送过来，乖乖的啊，一会儿见。”
比利的确很乖，他安安静静地任凭我们摆布，相当配合。我想起在我实习的那家大医院里，有些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伤导致残疾的老兵，由于伤痛的折磨，他们总是很暴躁，动不动就打人、骂人，很难照料，也很可怜。
走出比利的房间，柔斯问我:“你以前是不是在其他老人院里做过护理？”
“没有，没有，这是我第一份护理工作。”
“我怎么觉得你像做过这个工作。”
“噢，我学过一年的护理课，不过因为老师说我的英语不好，我没有拿到结业证书，我现在还在语言学校学英语。”我耸了耸肩，不好意思地解释说。
“哦，你很厉害啊！又上学又上班，我可不行，不过要想说好英语，一定要多说，不要害羞。”柔斯好心地鼓励我。
在和柔斯接触很短的时间后，我觉得她一点也不像缝纫厂的那些菲律宾人，她不仅能干，而且对人和气，也不霸道，和她一起工作非常轻松、愉快。
说着、干着，很快，我俩将该起床的老人们都叫起来了，而且把他们都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让他们各自坐在了自己的轮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