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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地山（1893～1941）现代作家、学者。名赞堃，字地山，笔名落花生。祖籍广东揭阳，生于台湾台南一个爱国志士的家庭。回大陆后落籍福建龙溪。1917年考入燕京大学，曾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合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毕业时获文学学士学位，翌年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1922年
许地山早年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早期的短篇小说，多以南洋生活为背景，有异域情调，故事曲折离奇，充满浪漫气息。1939年发表的小说《玉官》，描绘了面对欲施暴的军士挺身而出宣扬基督爱的教义的玉官的救世精神。小说主人公玉官是一个寡妇，成为基督教徒以后，整天四处奔波，不辞辛劳地四处传播福音，最后不顾别人的劝阻，发愿要孤身远渡重洋。由于作者对于佛学的感情、造诣很深，故他能从哲学的高度来理解和研究佛教，从而启迪读者获得丰富而深邃的人生智慧。许地山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涌现的一位独树一帜、风格独特的作家。他的第一篇小说《命命鸟》发表在改版后的第一期《小、说月报》上。他的散文小品集《空山灵雨》是五四以后最早结集出版的散文小品集之一，在1922年的《小说月报》上长期连载。他是新文学运动史上影响*的新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在新文学初期，他给新文学带来了新颖独特的题材，进行过特有的艺术探索，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三十年代就说过:“在中国，以异教特殊民族生活，作为创作基本，以佛经中邃智明辨笔墨，显示散文的美与先，色香中不缺乏诗，落华生为最本质的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的作者之一（另外是周作人、徐志摩、冯文炳诸人当另论）。这调和，所指的是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和古旧情绪，糅作在一处，毫不牵强地融成一片。”（沈从文《论落华生》）在新文学运动初期，许地山的创作，不论小说和散文对新文学运动无疑是起着推动作用的。
经典是时间淘洗后留存的精品，它们是人性的画像，是人性的注解。经典的意义在于常读常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它们依然是读书人书架上不变的风景。在转瞬即变的时空里，在人生无以反复的过程中，经典是打败了时间的文字、声音和表情。那些坦诚的语句，那些无畏的呐喊，那些人类精神的思考，唤醒了我们曾经的期望，鼓起现在的勇气，不再虚空浮华、怀疑未来。这些智者的身影和流传以久的词句，净化了我们的心灵，震撼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可以错过但不会被磨灭的，什么是瞬间即逝却又是*宝贵的。收入“感悟名家经典小说”的作者都是中国现代新文学的拾荒者和开拓者，也是各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尝试者和实验者。难怪施蛰存对于在80年代以后涌现的晚辈作家们的各种所谓艺术探索，尤其是对于许多“先锋”的现代派技法的尝试，诸如象征主义、印象派、意识流什么的，曾不以为然并有几分自得地跟我说:所有这些，我们在30年代都已做过了，而且比他们做得好，一点不新鲜。诚然，每一个时代该有它自己的文学。但经典的文学不仅仅属于它那个时代，它同时属于后来一代又一代能够感悟经典并能与其享受艺术共感的读者。
想起来直像是昨天的事情，可是前前后后已经相隔几十年。那时正闹着中东战争，国人与兵士多半是鸦片抽得不像人形，也不像鬼样。就是那不抽烟的，也麻木得像土俑一般。枪炮军舰都如明器，中看不中用。虽然打败仗，许多人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件大事，也没感到何等困苦。不过有许多人是直接受了损害的，玉官的丈夫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在一艘战舰上当水兵，开火不到一点钟的时间便阵亡了。玉官那时在闽南本籍的一个县城，身边并没有积蓄，丈夫留给她的，只是一间比街头土地庙稍微大一点的房子和一个不满两岁的男孩。她不过是二十一岁，如果愿意再醮，还可以来得及。但是她想:带油瓶诸多不便，倒不如依老习惯抚孤成人，将来若是孩子得到一官半职，给她请个封诰，表个贞节，也就不在活了一生。自从立定了主意以后，玉官的家门是常常关着。她每日只在屋里做一些荷包烟袋之类，送到苏杭铺去换点钱。亲戚朋友本来就很少，要从他们得着什么资助是绝不可能的，她所得的工资只够衣食之费，想送孩子到学塾去，不说书籍、纸笔费没着落，连最重要的老师束修，一年一千文制钱，都没法应付。房子是不能卖的，就使能卖，最多也不过十几二十两银子。她丈夫有个叔伯弟弟，年纪比她大，时常来看她。他很殷勤，每一来到，便要求把哥哥的灵柩从威海卫运回来。其实，他哥哥有没有尸身还成问题，他的要求只是逼嫂嫂把房子或侄儿卖掉的一种手段。他更大的野心，便是劝嫂嫂嫁了，他更可以沾着许多利益。玉官已觉得叔叔是欺负她，不过面子上不能说穿了，每次来，只得敷衍他。叔叔的名字在城里是没人注意的，他虽然进过两年乡塾，有名有字，但因为功课不好，被逐出学，所以认得他的人还是叫他的小名“粪扫”。他见玉官屡次都是推诿，心还不死。一天，在见面的时候，他竟然对嫂嫂说，你这么年轻，孩子命又脆，若过几年有什么山高水低，把你的青春耽误了，岂不要后悔一辈子？他又说没钱读书，怎能有机会得到功名？纵使有学费，也未必能够入学中举。纵然入学中举，他不一定能得一官半职，也不一定能够享到他的福。种种说话，无非是劝她服从目前的命运，万般计划，无非是劝她自己找个吃饭的地方。这在玉官方面，当然是叔叔给她的咒诅，每一说到，就不免骂了几声“黑心肚的路旁尸”，可是也没奈他何。因为粪扫来骚扰，玉官待要到县里去存个案底，又想到她自己，一个年轻寡妇，在衙门口出头露面，总是不很妥当。况且粪扫所要求运枢的事也不见得完全是没理由，她想丈夫停灵在外本不合适，本得想法子，可是她十指纤纤，能办得什么事？房子不能卖出，儿子不能给人，自己不愿改嫁。她并不去问丈夫的灵柩到底有没有，她想就是剩下衣冠也得运回来安葬。她恨不得把她的儿子，她的唯一的希望，快快地长大成人，来替她做这些事情。为避免叔叔的麻烦，她有时也想离开本乡，把儿子带到天涯无藤葛处，但这不过也是空想。第一，她没有资财，转动不了；第二，她不认识字，自己不能做儿子的导师；第三，离乡别井，到一个人地俱疏的地方，也不免会受人欺负；第四，……还有说不尽的理由縈迴在她心里。到底还是关起大门，过着螺介式生活，人不惹她时，不妨开门探头；人惹她时，立刻关门退步，这样是再安全不过的了。她为运灵的事，常常关在屋里痛哭，有时点起香烛在厅上丈夫的灵位前祈祷，许愿。虽然关着门，粪扫仍是常常来，这教玉官的螺介政策不能实施。他一来到，不开门是不行的，但寡妇的家岂能容男子常来探访！纵然两方是清白的亲属关系，在这容易发恶酵的社会里，无论如何，总免不掉街头坊尾的琐语烦言。玉官早已想到这一层，《周礼》她虽然没考究过，但从姑婆、舅公一辈的人物的家教传下来“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通问”一类的法宝，有时也可以祭起来。不过这些法宝是不很灵的，因为她所处的不是士大夫的环境，不但如此，粪扫知道她害怕，越发天天来麻烦她。人们也真个把他们当做话柄，到处都可以听见关于他们的事情的街谈巷议。同街住着一个“拜上帝”的女人名叫金杏，人家称她做杏官。她丈夫姓陈，几个月前，因为把妻家的人打伤了，官府要拿人，便不知去向。事情的起因，是杏官被她的侄儿引领入教，回到家里，不由分说把家里的神像、神主破个干净。丈夫气不过，便到妻家理论，千不该把内侄打个半死。这事由教会洋牧师出头，非要知县拿人来严办一下不可。因为人逃了，这案至终在悬着。杏官在街坊上很有点洋势力，谁也不敢惹她。但知道她的都不很看得起她，背地里都管她叫连累丈夫的“吃教婆”。她侄儿原先在教会的医院当药剂师，人们没有一个不当他是个配迷魂药、引人破神主、毁神像的老手。杏官自从被他引领入了教，便成为一个很热心的信徒，到处对人宣讲。但她并不是职业的传教士，她的生活是靠着在一个通商口岸的一家西药房的股息来维持，一年可以支三百块钱左右。她原来住在别的地方，新近才搬到玉官隔邻几家来住。一家只有三口，她和两个女儿雅丽、雅言。雅丽是两岁多，雅言才几个月。玉官在她搬来的时候便认识她，不过没有什么来往。近来因为受不了叔叔的压迫，常常倒扣上家门，携着一天的粮食和小儿到杏官家去躲避，杏官也很寂寞，所以很欢迎她来做伴。杏官家里的陈设虽然不多，却是十分干净。房子是一厅两房的结构，中厅悬着一幅“天路历程图”，桌上放着一本很厚的金边黑羊皮《新旧约全书》，金边多已变成红褐色，书皮的光泽也没有了，书角的残摺纹和书里夹的纸片，都指示着主人没一天不把它翻阅几次。厅边放着一张小风琴，她每天也短不了按几次，和着她口里唱的赞美诗歌。这些生活，都是玉官以前没曾见过的。她自从螺介式生活变为早出晚归的飞鸟式生活以来，心境比较舒坦得多。在陈家寄托，使她理会吃教的人也和常人一样和蔼可亲，甚且能够安慰人，她免不了问杏官所信的都是什么。她心里总不明白杏官告诉她凡人都有罪，都当忏悔和重生的道理；自认为罪人，可笑；无代价地要一个非亲非故来替死，可笑；人和万物都是上帝的手捏出来的，也可笑；处女单独怀孕，谁见过？更可笑。她笑是心里笑，可不敢露在脸上，因为她不能与杏官辩论，也想不出什么理由来说她不对，杏官不在跟前的时候，她偷偷地掀开那本经书看看，可惜都是洋字，一点也看不懂。她心里想，杏官平时没听她说过洋话，怎么能念洋书？这不由得她不问。杏官告诉她那是“白话字”，三天包会读，七天准能写，十天什么意思都能表达出来。她很鼓励玉官学习。玉官便“爱，卑，西，——”念咒般学了好几天。果然灵得很！七天以后，她居然能把那厚本书念得像流水一般快。洋姑娘常到杏官家里，玉官往时没曾在五尺以内见过外国人，偶尔在街上遇见，自己总是远远地站开，正眼也不敢看他们一下。无论多么镇定，她一见洋人，心里总有七分害怕。她怕洋人铰人头发去做符咒；怕洋人挖人眼睛去做药材；怕洋人把迷魂药弹在她身上，使她额头上印上十字，做出亵渎神明、侮慢祖宗的事。她正在厅上做活，洋姑娘忽然敲门进来，连忙退到屋里。杏官和洋姑娘互道了“平安”，便谈些教里的话，她虽然不很懂那位姑娘的话，从杏官的回答，知道是关于她有股份的那间药房的事情。她听见洋姑娘说药房卖吗啡，给别的教友攻击，那经理在聚集礼拜的时候，当众忏悔，愿意献出一笔款子来，在乡间修盖一所福音堂；因为杏官是股东，所以她来说说。杏官对于商务本不明白，听了姑娘一番话，只是感谢上帝，没说别的。洋姑娘临出门的时候又托杏官替她找一个“阿妈”，每月工钱六百文，管住不管吃。杏官心血来潮，回到屋里，一味撺掇玉官去混这份事情。玉官想一个月六百文，吃用去四百，还剩二百；管住，她的房子便可以赁出去，一个月至少可以得一二百文，为孩子将来的学费，当然比手磨破了做针凿，一天得不了一二十文好得多。最要紧的是，粪扫再也不敢向她捣乱。她点了头，却要杏官保证那洋姑娘不会给她迷魂汤喝，也不会在她睡觉时挖掉她儿子的眼睛，或铰掉她的头发。上工的日子已经约定，她心里仍是七上八下，怕语言不通，怕洋人脾气不好，怕这，怕那。洋姑娘许玉官把孩子带在身边，给她一间很小的卧房，就在福音堂后面。她主人的住处不过隔着几棵龙眼树，相离约距五丈远。她自己的房子赁不出去，因为教堂距离也很近，她本来想早出晚归，又怕粪扫来搅扰，孩子放在家里又没人照顾，不如把门窗关严，在礼拜天悄悄地回来看看。每月初一、十五，她破晓以前回家打扫一遍，在神位和祖先神主前插一炷香，有时还默祷片时，这旧房简直就像她的家祠，虽然没得赁出去，她倒也很安心。粪扫知道了嫂嫂混了洋事，惹不起，许久没见面了。赶巧在一个礼拜天早晨，玉官回家的时候，他已在门口等着。他是从杏官打听出她每在那时候回家的。一进门，他还是旧话重提，卖房子运灵，接着就是借钱。玉官说了他几句，叫他以后莫来麻烦她，不然她便告教堂到衙门去告他一状。正在分会不开的时候，杏官进来了。她也帮着玉官说了粪扫几句，把他说得垂头丧气，踱出嫂嫂家门。她们也随着出来，把门倒锁着，到教堂去了。粪扫一面走，一面想，看她们走远了，回头到嫂嫂家门口，见锁得牢牢地，四围的墙壁又很高，没法子进去。越起越把怨恨移在杏官身上。他以为杏官不该引他嫂嫂到教堂去工作，因而动意要到她家去看有什么可拿的没有，藉此泄泄愤气。不想到了杏官家，门也是关得严严地，沿着墙走到后门，望望四围都是旷地，没有人往来，他从土堆里找出一根粗铅丝，轻轻把门闩拨动，一会工夫就把门打开了。进到屋里，看见两个小女孩正在床上熟睡，箱笼虽有几个，可都上了锁。桌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便去动那箱的锁。开锁的声音，几乎把孩子惊醒了，手一停住，计便上心，他到床边，轻轻地把雅丽抱在怀里，用一张小毯蒙着她。在拿小毯的时候，发见了两锭压床褥的纹银，他喜出望外，连忙捡起掖在身边，从原路出去，一溜烟似地跑了。粪扫一跑出城外，抱着孩子，心里在盘算着。那时当地有些人家很喜欢买不满三岁的女婴来养，大了当丫头使唤；尤其是有女儿的中等家庭，买了一个小丫头，将来大了可以用来做小姐的陪嫁婢。他立定主意要卖雅丽，不过不能在本城或近乡干，总得走远一点。在路边歇着的时候，他把银锭取出来放在手里掂一掂，觉得有十来两重，自己裂着嘴笑了一会。正要把银子放回口袋里，忽然看见远处来了人，走得非常地快。他疑心是来追他的，站起来，抱着孩子，撒开腿便跑。转了几个弯，来到渡头，胡乱地跳上一只正要启旋的船，坐在舱底，他的心头还是怔忡地跳跃着。他受了无数的虚惊，才辗转地到了厦门，手里抱着孩子，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他没理会没有媒婆，买卖人口是不容易得着门道，自己又不能抱出去满街嚷嚷。住了好些日子，没把孩子卖出去，又改了主意。他想，不如到南洋去，省得住久了给人看出破绽来。在一个朦胧的早晨，他随着店里一帮番客来到码头。因为是一个初出口岸的人，没理会港口有多少航线，也不晓怎样搭伙上大船去。他胡乱上了围着渡头的一只小艇，因为那上头也满载着客人，便想着是同一道的。谁知不凑巧，艇夫把他送上上海船去了！他上了船，也没问个明白，只顾深密躲藏起来。一直到船开出港口以后，才从旁人的话知道自己上错了船，无可奈何，只得忍耐着，自己再盘算一下。一天两天在平静的海面进行着，那时正在三伏期间，舱里热得不可耐，雅丽直嚷要妈妈。他只得对同舱的人说，他是她的叔叔，因为哥哥在南洋去世，他把嫂嫂同孩子接回家乡，不料嫂嫂在路上又得了病，相继死掉了。他是要回乡去，不幸上错了船。一番有情有理的话，把听的人都说得感动起来。有人还对他说上海的泉、漳人也很多，船到时可以到会馆去求些盘缠，或找些事情，都不很难。他见人们不怀疑他，才把心意放宽了，此后时常抱着孩子在甲板上走来走去。在船到上海的前一天，一个老妈走到粪扫身边说，她的太太要把孩子抱去看看。粪扫还没问他什么意思，她已随着说出来。他说她的太太在半个月以前刚丢了一位小姐，昨天在舱里偶然听见他的孩子，不觉太太地伤心起来，泪涟涟地哭着她那位小姐。方才想起又哭，一定要把孩子抱去给她看看。她说她的太太很仁慈，看过了一定会有赏钱给的，问了一番彼此的关系，粪扫便把雅丽交给那女佣抱到官舱里去。大半天工夫，佣人还没把孩子抱回来，急得粪扫一头冷汗。他上到甲板，在官船门口探望，好容易盼得那佣人出来。她说，太太一看他的孩子，便觉得眼也像她的小姐，鼻也像她的小姐，甚至头发也像得一毫不差。那女孩子，真有造化，教太太看中了。粪扫却有一点小聪明，他把女佣揪到甲板边一个稍微僻静的地方，问她太太是个什么人。从女佣口里，他知道那太太是钦差大臣李爵相幕府里熟悉洋务一位顶红的黄道台的太太，女佣启发他多要一点钱。他却想藉着机缘求一个长远的差使，在船上不便讲价，相约上岸以后再谈。黄太太自从见过雅丽以后，心地开朗多了。她一时也离不开那孩子，船一到，便教人把粪扫送到一间好一点的客栈去。她回公馆以后，把事情略为交待，便赶到客栈里来。她的心比粪扫还急，粪扫知道这买卖势在必成，便故意地装出很不舍得的情态。这把那黄太太憋得越急了，粪扫不愿意卖断，只求太太赏他一碗饭吃，太太以为这在将来恐怕拖着一条很长的尾巴，两造磋商了一半天，终于用一百两银子附带着一个小差使，把雅丽换去了。粪扫认识的字不多，黄太太只好把他荐到苏松太兵备道衙门里当个亲兵什长，他的名字也改了。在衙门里做事倒还安分，道台渐渐提拔他，不到一年工夫又把他荐到游击衙门当哨官去。他有了一个小功名，更是奋发，将余间的工夫用在书籍上，居然在短期内把文理弄顺了。有时他也到上海黄公馆的门房去，因为他很感激恩主黄太太的栽培，同时也想看看雅丽的生活。雅丽居然是一位娇滴滴的小姐，有一个娘姨伺候着她。小屋里，什么洋玩意儿都有，单说洋娃娃也有二三十个。天天同妈妈坐在一辆维多利亚马车出去散步，吃的喝的，不用提，都是很精美的。她越长越好看，谁见了都十分赞羡，说孩子有造化，不过黄太太绝对不许人说小姐是抱来的。她爱雅丽就和亲生的一样，她屡次小产，最后生的那个，养了一年多又死了。在抱雅丽的时候，她到城隍庙去问了个卦，城隍老爷与“小半仙”都说得抱一个回来养，将来可以招个弟弟。自从抱了雅丽以后，她的身体也是一天好似一天，菩萨说她的运气转好了，使她越发把女儿当做活宝。黄观察并不常回家，爵相在什么地方，他便随着到什么地方去，所以家里除掉太太小姐以外，其余都是当差的。门房的人都知道粪扫是小姐的叔父，他一来到，当然是格外客气。那时候，他当然不叫“粪扫”了，而官名却不能随便叫出来的，所以大家都称他做李总爷或李哨官。过年过节，李总爷都来叩见太太，大太叮咛他不得说出小姐与他彼此的关系，也不敢怠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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