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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惟慈，著名文学翻译家、教育家，钱币收藏家，也是一位旅游和摄影爱好者。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1923年生于哈尔滨，曾求学于辅仁大学、浙江大学等，以国民党青年军身份参加抗日战争。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院校讲授语言、文学课。20世纪80年代赴德国、英国教学。通英、德、俄等多国语言，有近四百万字的译著，较有影响的有:卢森堡《狱中书简》、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亨利希·曼《臣仆》、毛姆《月亮和六便士》及格雷厄姆·格林多部作品。
《心中的大佛》是我国著名教育家、翻译家、钱币收藏家傅惟慈的随笔集。傅惟慈在书中追忆过往，回顾他年轻时代在抗战时期的求学生涯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翻译工作和故人；记叙了他在翻译中的体会，和对翻译作品和原作者的理解；并对自己游历世界遇到的景色和各色人等进行了怀念。他用温润精致的笔触回望自己不平凡的人生，可谓是傅惟慈的人生思考录:拿放自如，进退得体，强弱有秩，行止成禅。
1.《月亮和六便士》广为流传的译本译者、著名翻译家傅惟慈的回忆录，品质极好，极具收藏价值。2.跟随傅惟慈的追忆之路，走进翻译大师的精神世界。
(代前言)
大时代，小嵌片
年轻时有过不少荒唐想法，一个是想当作家，另一个是想做流浪汉，混迹江湖，玩味一下生活于其中的大千世界。十八九岁的时候，背着行囊，离家远行，多少是受这两种想法支配。年纪稍长，思想渐趋现实，才明白人生仍以温饱为第一要务，只好缩回乌龟壳，寻一份稳定工作。就这样，我在大学毕业后，做了教师。“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不配为人师，只当了一辈子教书匠。
虽然如此，小时候犯的痼疾，似乎并未除根，没有才气当文学家，退而求其次，于批改学生作业之余，我开始译书。翻译外国文学，既能从大师级的创作里品味人生，又满足了自己舞文弄墨的癖好。特别是在当年一段严峻的日子里，做两种文字的排比转换游戏，不仅逃避了自己怯于面对的现实，且又恍惚感觉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夸大一些说，翻译工作使自己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感。
六十岁以后，又打起行装，到处游走。这仍然是年轻时迷恋浪荡生活的延续。由于生性疏懒，走的地方多，记载下来的少。偶然写几篇游记、观感类的短文，多是应友人索求，碍于情面挤凑出来的，难望大家名篇后尘。如今编入此书，实在是凑数而已。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我陆陆续续写了几十篇随笔、杂记，有的追忆过去，怀念故人，有些与我搞翻译有关，也有一些是硬着头皮为我所译图书写的前言、后记。总起来说，它们多少记录下我生活中的凌乱脚步。我是渺小、卑微的，只是恒河中的一颗沙粒。我的生活也极平凡，没有大起大落，更无可圈可点的地方。但一个时代的历史是由千万人的平凡生活凝聚成的。我的人生记录现今刻印成书，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宏伟镶嵌图中一个微小嵌片而已。但愿我的小嵌片也能发出一点微弱闪光吧。
傅惟慈
2007年岁末
增补附记:
一辈子教、译书，直到八十五岁在朋友的怂恿下才结集出版一本自己写的书。我竟因此受到一些不虞之誉，很多新老朋友鼓励我接着写下去。无奈人入老境，常感力不从心，又受到腿疾困扰，所以只能断断续续地来接着拾掇些至今难忘的陈年往事，也算集腋成裘。此书再版，我加入了五六万字篇幅，除续写完了《出亡记》外，主要增加了一篇回忆自己在抗战最后两年的经历和感受。另外两篇《往事》和《心中的大佛》亦属往事回忆。听友人建议，一本书不宜太厚，所以我又删除了几篇文章，其余均按原版编排。
我觉得能够和更多的朋友交流交流心得和感悟的确是很有兴味的事。读者中倘若有人对20世纪中叶前我国的动乱年代有兴趣了解，想知道当时一部分年轻人日子如何度过，同今天的年轻人生活有何不同，我的几篇残缺记载或许可资参照。需要说明的是，我走的路多半是一个鲁莽、任性小伙自己选择的歧路，并不是那时节青年人该走的主流大道。
2013年立春日
千里负笈记
一、告别大学生活
日历翻到1943年，我已经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那时北京还叫北平)生活了十余年。在日寇铁蹄下，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最困难的是粮食，一般人家，吃饭不得不搭着“混合面”，一种用豆饼、高粱、花生壳等磨制成的粗粮。我家在我父亲去世后，幸好留下大小几处房子，靠“吃瓦片”(出租房屋)还买得起细粮，生活尚能温饱。1942年秋季，我考入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西语系，这时第一学期已近尾声。我在大学学习还不错。英语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有些底子，一有闲暇，我就到图书馆去看英文书。我喜欢文学，耽于幻想。在西语系一年级的几门课程中最爱听的是文学界老前辈李霁野讲授的世界文学史。李老师早年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同鲁迅有过交往。课堂上他为学生开启了一座座文学宝库，从荷马史诗、希腊悲剧讲起，一直到中世纪薄伽丘的《十日谈》和但丁的《神曲》。开英国文学选读课的英千里老师是辅仁大学创办人英敛之的长子。英家全家人都信奉天主教，英千里十几岁就由一位神甫带到欧洲，后来在英国伦敦大学毕业。他精通英、法、拉丁文几种语言。用英语讲课，语音纯正，征引繁富，充分显示出他的博才多学。给我更深印象的是他在课堂上毫无顾虑地抨击日本对华侵略，并不时传达一些抗战信息。在敌伪严密控制下，英老师这样做需要很大勇气。在他选读的文章中，有一篇HG威尔斯写的《盲人国》，引起我对科幻小说的兴趣。《隐身人》《时间机器》和《莫洛博士岛》日后都成了我爱读的小说。“四人帮”倒台后，我译了英国温代姆的《呆痴的火星人》，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几篇科幻小说，同早年爱读科幻不无关系。
我有一批喜爱文学的朋友，有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也大言不惭地谈论各自的抱负。我想当个文学家，平常也胡乱写些东西。那时候我正痴迷于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曾借用他的几首曲名，练习创作。《南国的玫瑰》写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一个意大利少女的短暂恋情。《蓝色的多瑙河》也是写中国留学生，假期中这个中国青年沿着多瑙河漫游，经历了种种奇遇。若干年以后，我读毛姆的小说《刀锋》，发现书中主人公在德国浪游的某些情节，竟和我的虚构很有几处近似的地方。我深知自己的幻想式练笔文章一文不值。我对社会现实毫不了解。艾芜的《南行记》，高尔基的《在人间》《俄罗斯浪游记》强烈地吸引了我。我渴望走出家门，在外面广大的世界混迹于千百万普通人中间。抗日战争烽火连天，中国人正在受难。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战火洗礼，如果幸免于死，倒也是难得的经历。不管怎么说，我对大学生活感到有些厌腻，我渴望走出去看一看外部世界，看一看中国的另一面——一个真实的中国。
早在入大学前我就开始盘算出行计划，如何离开敌伪统治下的北平。我同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也常常议论此事。一个在北平师范学校念书的同学介绍给我一个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地下工作者。这人的公开身份是小学教员，我常常同他约好在北海公园见面。他每次都给我讲解抗日战争形势，青年人奋斗的方向，等等。后来见面的机会多了，自然也谈到青年人渴望离开沦陷区，参加抗战的事。我问他有什么路子可以去后方。他说有，但要冒风险，而且要等待时机。他告诉我有两条路离开敌伪统治区:一条走东线，经河南商丘；一条走西线，经河南沁阳。前一条是通商道路，来往人多，行路的时间长，花费大，有时还会碰上盗匪滋扰。后一条路程短，但要轻装上路，还要事先安排，找向导带路。我对是否辍学出走，很长时间犹豫不决。这一话题在同那位地下工作者会面时虽然还不断提及，但一直没有深谈。直到最后我去意已定，而且大致定了行期以后，他才透露给我上路的一些细节:具体路线，何处换车，下车找何人联系，直到行路的一些注意事项——该带什么(后方缺少的物资)，不该带什么(书籍、文具、证件和一切可能暴露学生身份的东西)。他还给我讲了一些“那边”的情况，好的和坏的，希望和困难。“那边”一词是指我国未受日本人蹂躏的领土，是指人民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我渴望光明，渴望自由。在北平大学里念书，生活虽然还算惬意，但却感到窒息。更何况这里到处插着太阳旗，国土已经变了颜色，叫你随时随地都有生活在屈辱中的感觉。除了我的书，这里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1943年春节前十几天，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了。我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给同学，又从家里要了些钱，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一趟南行列车。火车驶出车站，我向灰色的古老城墙和角楼挥手告别。未来等待我的是什么，是个未知数。我只知道自己将要走进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山水、人物、粗劣的饮食、鸡毛小店……或许还有枪林弹雨。什么我都准备迎受，也愿意迎受。虽然有些忐忑不安，甚至有些恐惧，但新鲜感支撑着我。想到我的那些可怜的同学正在吃力地背诵课文，准备期终考试，而我却坐在火车上旅行，我感到宽慰，甚至幸福。上帝给了我眼睛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现在就在使用它们。我刚刚迈出生活的第一步，今后我还要看得更多，走得更远。当时我的思想虽然还模糊不清，但在潜意识里，已经逐渐定出终生遵循的生活准则了。
二、走进人间
地下工作者给我详细介绍了投奔“自由”的路程。先是买一张平汉路火车票到河南新乡。在新乡换车乘一条支线去沁阳(旧怀庆府)。在火车到达终点前一小站下车。找车站上一位某姓工作人员。他会带我到一个小村子。那里有人接应我，为我办手续，安排下一段行程，给我开路条，换钱(把敌伪区使用的储备券换成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法币)，再找一个向导。从此步行向南大约走两百里路，穿过伪军把守的炮楼，走过一段兵匪不分的三不管地带就到了黄河边。黄河彼岸就是我向往的自由天地了。我按照地下工作者的指示，乘车到了新乡。天色已晚，我在火车站附近找到一家客栈安歇下来。夜里辗转不寐，生怕军警到旅馆查房。幸好一夜平安无事。第二天一清早，我就到车站去买到沁阳的火车票。站前广场上人很多，大多是到城里找活儿的农民和闲汉，看见有人要乘车他们就过去帮助你提行李，找不到活儿干的人就向行人乞讨。我在这里上了生活的第一课。刚在食摊上买了一块大饼，准备当早点，就有一只脏手从身后伸过来，一把把我的早点抢走。还没等我缓过神来，这人已经“呸、呸、呸”地在大饼上吐了几口唾沫，断绝了我追还的念头。我只好掏钱又买了一份，而且牢牢地把大饼揣在怀里。这次没有人来抢，却有四五个衣不蔽体的孩子向我伸出肮脏的小手，求我把大饼分给他们一点。我把买饼找回的一把零钱扔给他们，逃出重围。
这就是日本人占领下城市中的街头景象。几天以后，我已经过了黄河，走到仍旧属于中国的领土，但我看到的惨景同样触目惊心。从洛阳西行到陕西西安可以乘火车，陇海路是抗日战争爆发前新修的，有名的“蓝钢车”(因车厢为蓝色得名)就在这条铁路上行驶。我经过河南西部的时候，中日对峙以黄河为分界线。日本人不断从黄河北岸向这边打炮，铁路路轨时断时修。接近灵宝县一段因无法修复，乘车的人必须下车步行几公里，到灵宝再换车继续向西。火车怕日本打炮，只能夜里行驶，人称“闯关车”(“关”指潼关)。我在灵宝车站看到簇拥在铁路边的人群中除了农民、乞丐外，还有不少散兵游勇和伤兵。蛮横一些的强勒硬索，老实的伸手乞讨，形同乞丐。农民有的携家带口。实在吃不上饭，就在幼儿甚至十几岁少女背上插根稻草，那是待价而沽的标记。只要你站住脚多看两眼，就有人——多半是人贩子——走过来替卖孩子的父母跟你议价。我经过河南的时候，河南老乡正经受三重苦难:蝗虫、洪水和汤(恩伯)军。同敌伪占领区相比，这边唯一的优点只是有钱能吃白面馍，而沦陷区的穷人却嗷嗷待哺，连吃混合面也困难了。
我从新乡到黄河边一路平安无事。向导替我背负着我的简单行李，昼伏夜行。白天歇脚休息一般都在为敌我双方干事，但心里却倾向国军的乡保长家里。他们有的还是国民党党员。两个多月以后，我又穿行过这一地区(这次是为了想在大后方求学，冒险回家去取证件、书籍，并重整行装)，这一段故事我将留在下一段记述。这一带还居住着不少回民，回民村落护卫森严，大多筑起围墙，甚至还建有炮楼。村口有几个荷枪的人严密把守着。经过这些回民村子，向导总是带我绕道而过。回民性格剽悍，不愿意同汉民打交道。他们是不欢迎陌生人闯进自己领地去的。
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我终于到达黄河岸边。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河，也是第一次看见一条雄伟辽阔的大河。河水有些浑浊，尽管冬风劲吹，但波涛并不大。只见浪头一个接一个，滚滚而来，在落日照耀下，金波闪闪，似乎永无尽头。我登上一艘可载三四十人的摆渡木船，不顾凛冽寒风，爬上甲板。我要把眼前的景色永远收留在记忆里。祖国大地正遭受敌人蹂躏，但壮丽的山河却巍然如故，未受丝毫损害。这也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吧。
过黄河以后，首先找到一家卖大饼的，花钱烙了一张大油饼，填饱在敌占区受了委屈的肚子。这里的渡口属河南省偃师县。在一家小店过夜后，次日就雇了一辆“架子车”(人力拉的胶皮双轮车，北京叫排子车)，把我载到洛阳。两天后，又从洛阳到达西安。洛阳自东汉起不少朝代都定为国都，白马寺、龙门石窟遐迩闻名。西安古称长安，更是历史悠久的泱泱故都，但这都不在本文叙述之列，我的记叙仍限于个人经历。在西安，仍是听从北平那位地下工作者的介绍，我投奔到胡宗南办的“战时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但是我只在“战干团”待了一个月，就在发军服、理短发正式入伍的前一天，开了小差，离开了这个训练基地。西安扶轮小学当教师的两三位老师早就劝导过我，经过考虑我对自己的前途做了另外一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