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全本精校的网站：修书网（hairstylefavorite.com）
（校对精校版：就是内容质量好，无乱码，无屏蔽字，无星号，无广告，章节目录完整）
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坐在汽车上看美国》杜书瀛 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美学家、文学理论家、散文作家杜书瀛新作访美游记《坐在汽车上看美国》一书始于2005年，中经2010、2012年，结集于2014年，历时将近十年。是作者夫妇到美国看望女儿一家时留下的记录。这是亲情的凝聚，也是采风的实录，是自然之书写，也是社会之观察。三代人欢聚一堂的生活片段，奔驰于路上饱览自然风景的感慨，邻里街边风俗人情之观察。作者一家人随女婿所驾之车，深入美国内地自由自在奔跑，将蓝天白云之下各地风光采撷笔下。从印第安人的圆形帐篷，到城镇边缘的小别墅，从黄石国家公园异彩纷呈的温泉喷泉，到落基山公园的松林积雪，从“魔鬼之塔”，到“信仰之城”，自然环境与人文奇迹，浑然一体，画面鲜明，语言生动。我们若把《蓝天白云绿草坪》《黄石归来不看泉》《能源之都》《风洞》《岩石城》《红木森林》等放在一起阅读，就能被这些散文的“自然书写”的魅力所吸引，在这方面，美学家的眼睛，文学者的笔法，为之注入了不凡的生命力。此外，作为有深切历史、现实关怀的人文学者本书作者也写下了许多关于美国人文历史的篇章。他拜谒了海明威，他看到了总统山，他写下“白宫里的狮子”老罗斯福的小屋子的故事，正是这位写过《美国理想》的老罗斯福，对“现代美国”的缔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震撼人心的《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尸骨》一文，极具洞察力，读后不只是感慨，更引发深入的思考。
皇皇者华，于彼原隰——一路叹赏风景的美学家1983年夏天某日，我在广西南宁靠近邕江的一家新华书店，找到了一本《论艺术典型》（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作者是1977年以来经常在期刊上和何西来先生一起写文章，为新时期文艺界的思想解放摇旗呐喊的杜书瀛先生。这应是我第一次遇见杜老师。当时并不知道，自己从此就在冥冥之中与老师结了缘分。大家知道，1977年1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于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提出“诗要用形象思维”，这与其说是纪念毛泽东的一种方式，毋宁说是借由毛泽东关于“形象思维”的谈话，开启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这一运动，恰是从文学艺术问题的常识开始的。由此，关于“形象问题”，关于“艺术典型”，关于“艺术特性”的讨论蓬勃开展，其基调就是让文学艺术的创作遵循其自身的美学规律。1983年出版的《论艺术典型》收入杜先生关于“典型问题”的代表性论文，集中讨论的就是艺术典型的本质和特性问题。那一年，杜先生还出版了一本书，就是《论艺术特性》（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被杜先生《论艺术典型》所吸引的，不仅是他所论述的问题正是当时最关键的艺术、美学理论，而且还有他的严谨而清通的笔法，激情却又内敛的文风。两年后，我报考了何西来、杜书瀛两位先生所招的文艺学研究生，幸蒙两位先生不弃，得入门墙之下。先生耳提面命，醍醐灌顶，改变了我的一生——自此以后，我虽不敏，却仍能勉力沿着学术研究的道路走下来，都与两位先生的教导提携有密切关系。读《论艺术典型》是与杜老师相遇的开端。这时候老师的文字，似乎仍很“谨守本分”，遵从原有的规训，循规蹈矩，但在观念上又忍不住“东张西望”——向“东”看的，仍是祖传的“典型论”和苏联美学遗产中较有活力的部分，朝“西”望的，则是自远而近如潮水般涌来的“新学”。起初，我们都以为老师只写文学理论、文艺美学相关的文字，后来才发现，杜老师的《论李渔的戏剧美学》1982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比《论艺术典型》还早了一年。这看起来像是他美学研究之余旁涉的“副业”，其实正是他区别于当时同辈的美学研究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潜力股”。八十年代初，同行们可能都不太能意识到这一点，可能连老师本人也不是很看重他的李渔研究，事实上，他几乎把它搁置下来了。到1985年以后，随着“新学”风起云涌，杜老师早就蠢蠢欲动的创造新理论的激情也奔涌而出，他不再死守“认识论美学”“认识论艺术哲学”和文论的“家法”，转而把精力放在“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和“价值论美学”的研究和诠释上，并在这方面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创作—作品—接受”三方面，全面展开他的论述，从此开枝散叶，自立门户。我相信，现在以及未来研究八十年代以后的中国文艺学学术史的人，都无法绕开杜先生创立的这一家之说，它与他的同辈学者所讨论的“审美意识形态”等的文论，有互相联系的一面，也有互相区别的一面，它最重要的特征，私以为就是基于人类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文艺美学，这是一个更为开放的体系，他所开发出来的与人有关的技术美学、园林·自然美学、生态美学、生活美学（包括仪容、服饰美学等），有效解释了生活与艺术、日常审美与消闲社会、文化研究与美学研究等诸种关系，对全球化时代下文学艺术的存在方式、文化产业与审美价值等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样具有诠释力的开放式美学体系的形成，到九十年代以后，很自然加入了与各种文艺理论、文化研究方法进行对话的行列。现在，我们似乎看得越来越清楚，杜老师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创造性理论生产，与他所经历的中国社会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巨变、与他的社会经验和阅读经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九十年代的中国，也进入了一个与八十年代不同的阶段，与所谓“市场经济”“去政治化”之类指称相比，把它称为“全球性的消费社会”似乎更为贴切，在这样的社会转型之下，文学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中的位置如何，曾引起过圈子内学人的热烈讨论，而美学、文艺学如何从理论上去诠释和回应这些问题，似乎也无法回避。杜老师和他的理论此时非但没有缺席，反而更焕发了其内在具有的魅力。这恐怕也与此时他的重读李渔并把李渔的戏剧理论激活并转化为一种新的生活美学有关。生活于明末清初的戏剧家、小说家李渔，似乎帮助杜先生完成了从“纯粹理论家”向“经验理论家”的转变。杜老师或许不同意我的这一观察，因为“经验”的有限性与“理论”所追求的“无限”的普适性，不是矛盾的吗？先天具有“局限性”甚至“偶然性”的复数的“经验”是否可以推导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限、普适、抽象、单纯的“理论”？然而，习惯于依据“理论”“概念”去理解甚至规划中国现实的我们，难道不是在“现实”碰壁之后，才从“现实”所提供的经验甚至常识中去修正和改造原来的那一套“理论”和“概念”吗？李渔的经验与当代的经验，相隔数百年，但似乎在杜老师那里找到了结合点，或者反过来说，杜老师用自己的当代经验，激活了李渔的文艺、美学思想，从而使自己的“基于人类本体论和价值论的文艺美学”更富于“历史感”和“生命感”。九十年代以后，杜老师除了组织人力去撰写大部头的《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为《闲情偶寄》作注和评点，进一步展开对李渔美学思想的研究。在他同辈的美学工作者中，这种学术整理工作是十分罕见的。这两年，他甚至为了撰写《李渔传》，踏访李渔故地，收集李渔资料，一个多年来耽于“理论思维”的学者，转而成为文学史的研究者。我个人觉得，这一“华丽转身”，对于理解老师的学术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事实上，我们略作观察，也会发现，在杜老师之前的老一代美学家，都非“纯粹”的“理论家”:他的老师蔡仪先生有过文学创作的经验；朱光潜先生基于经验的美学散文可能比他的理论框架更有魅力，而晚年朱光潜经由翻译维柯的《新科学》，使其美学译介工作增添了更为丰厚的学术质感；宗白华的美学，在魏晋风度中弥漫着“散步派”美学的味道；李泽厚的美学史由历史上的一个个案例出发，无疑也增加了其美学理论的历史维度。有一个李渔在杜老师的学术生命中渐渐浮现，确实可能调整、改变了老师的理论性格、气质，也使其解释框架日趋圆融丰满，实在不可小觑。被“重新发现”的李渔，似乎幻化为杜老师生命经验中“感性”部分，这一点，见诸他退休之后如泉水般涌现出来的一系列散文随笔。我初读杜老师的散文，是他关于何其芳、蔡仪先生的回忆文章，这些散文风格朴素，观察人物的角度别具一格。后来读到老师关于亲人的一系列回忆文章，一下子被他真情流露、朴实无华的风格给吸引并深深打动了，我记得读了老师写他舅舅的文章，竟忍不住潸然泪下，不能自已。去年以来，老师连续写了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的文章，如发表于《新文学史料》的《大学的学术启蒙》系列（涉及山东大学求学经历，成仿吾、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高兰等学人的印象），关于陈荒煤、钟惦棐、朱寨、吴晓玲、许觉民、周扬、胡乔木、栾勋的回忆文章，以及他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借调到《红旗》杂志工作的经历等，令人眼睛一亮，这些随笔与此前散文不同之处，是其趋向于节制的冷静的叙述。与其说这是在回顾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毋宁说是为五十年代以来的学术史留下了珍贵的一笔。有人说文人不宜写史，盖因文人易感风寒，情绪多变。然而，文人如能秉笔直书，不谀不媚，无畏无惧，谁曰不宜？杜老师固非“文人”，而是长期耽于理论思维的文艺学家，他的写人、纪事，富于感情却出之于清淡，运用史笔实录而形象丰满，无意中从个人经验的角度掀开了大历史的一角，因而弥足珍贵。而我现在要特别提及的，是杜老师另外一种文化散文:访美游记。老师开始写这批游记，始于2005年，中经2010、2012年，结集于2014年，历时将近十年。那是老师和师母到美国看望女儿杜青一家时留下的记录。这是亲情的凝聚，也是采风的实录，是自然之书写，也是社会之观察。三代人欢聚一堂的生活片段，奔驰于路上饱览自然风景的感慨，邻里街边风俗人情之观察，书里书外历史文化之撷英和思考，都被老师一一摄入眼中，放在心底，书诸笔端，或赞或叹，亦诗亦文，读之如饮佳酿，大洋彼岸，宛在眼前。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的环境书写。一家人随女婿所驾之车，深入美国内地自由自在奔跑，将蓝天白云之下各地风光采撷笔下。从印第安人的圆形帐篷，到城镇边缘的小别墅，从黄石国家公园异彩纷呈的温泉喷泉，到落基山公园的松林积雪，从“魔鬼之塔”，到“信仰之城”，自然环境与人文奇迹，浑然一体，画面鲜明，语言生动。我们若把《蓝天白云绿草坪》《黄石归来不看泉》《能源之都》《风洞》《岩石城》《红木森林》等放在一起阅读，就能被这些散文的“自然书写”的魅力所吸引，在这方面，美学家的眼睛，文学者的笔法，为之注入了不凡的生命力。此外，作为有深切历史、现实关怀的人文学者，杜老师也写下了许多关于美国人文历史的篇章。他拜谒了海明威，他看到了总统山，他写下“白宫里的狮子”老罗斯福的小屋子的故事，正是这位写过《美国理想》的老罗斯福，对“现代美国”的缔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特别被老师介绍太平洋铁路的《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尸骨》所震撼，这篇文章是他最近写的访美散文中最具洞察力的篇章，读后不只是感慨，更引发深入的思考。当年建造太平洋铁路的美国人，改变了美国社会、经济的面貌，而华工参与了这项伟大的工程；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人建造的又一条看不见的“太平洋铁路”——全球互联网，则不啻改变了美国，更深刻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参与这项新的“太平洋铁路”的中国人，不会再只是“躺在枕木下的尸骨”了吧？读杜老师的这批访美游记，不知怎的，我总是想到一首诗，两个人。这首诗就是《诗经·小雅》里的《皇皇者华》:皇皇者华，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怀靡及。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这首诗描写奉王命出使的使者，抱着到四方采风、咨询民情唯恐不及的心情，其不辱使命的咏叹，令人肃然起敬。诗人没有特指哪位使者，却也让我联想到《春秋·左传》鲁襄公二十九年所记载的吴国公子季札。他到鲁国访问时“观于周乐”，乐工为季札歌《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等国国风，又为之歌《小雅》《颂》，为之舞《象箾》《南龠》等，季札闻之观之，从各国的音乐、诗歌里，听出了国情民风，并一一为之赞叹点评。想到杜老师一家风尘仆仆，驾车出游，一路赏景观风，感慨兴叹，那一幕幕真如“皇皇者华”使者出行的情景，也让人仿佛看到季札的再现，真是读后难忘。杜老师的这些文化散文，也让我联想到另一个人，晚清的黄遵宪。黄遵宪著《日本国史》，从撰写到出版，用时近十年。他是在当驻日使馆参赞时，有意识地以《周礼》“小行人”的身份去考察、记载日本的民情风俗，以备史官之用的。《日本国史》共四十卷，涉及“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志”“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如黄遵宪《日本国志叙》里所说，《周礼》“小行人”之职，“使适四方以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顺逆为一书，以反（返）命于王”。杜老师当然不是背负“反（返）命于王”使命的“使者”，他只是去看望女儿女婿一家的长者，然而，他作为美学家，却像季札一样，为所看到的美国的一幕幕风景人情、历史文化，留下了赞叹和点评。他虽非“使者”，却像黄遵宪所提及的那样，“无意中”履行了民间“小行人”“外史氏”的职责，为读者留下了这部生动有趣的访美游记。“皇皇者华，于彼原隰”，我看到了远古的传统，竟于无意之间，存续在杜老师的这些文化散文之中，而这一传统——即使是个人的、民间的，也正是使这些散文独具魅力的内在因素，它让所有关于自然的、人文的、民情风俗的和历史政经的片段记录，都被赋予了生命力，而读者正是阅读这些采访录的“王者”。现在，听说这批游记——从2005年至2014年近十年之间的访美记录——即将付梓，既为老师高兴，又颇为感慨。杜老师嘱我为这本游记写点什么，我遂不揣冒昧，遵命而行，实在是因为老师向来的作风，就是让我们放言无忌随便写的缘故。其实，我知道，我没有资格在老师的书前妄加议论，只是想，写下我多年来阅读老师理论著述、学术思想和生活随笔的感想，勾勒出老师从八十年代以来走过的学术路线图，也许更能理解这些访美游记的家国情怀之所由来；反过来看，杜老师晚近以来所写的感性的散文随笔，或者也有助于理解他八十年代以来所撰写的理论著述所潜在的情感的力量。“皇皇者华，于彼原隰”，八十年代迄今三十余年，杜老师一路叹赏“风景”，自己也在“风景”之中。这大概也是我自己多年来追随老师读书学习所看到的“风景”吧。是为序。2014年10月10日写于台湾花莲东华大学旅次（黎湘萍博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学家的旅美“闲情偶寄”杜老师的《坐在汽车上看美国》（以下简称《看美国》）就要出版了，他发来邮件说:“我们相识相知这么多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我想请你为这本书写个序言。随你写什么、怎么写都行——一方面写你对这本书的感想，一方面通过你的文字把我们的友谊记录下来。这完全看你的情况而定，不知你的时间和工作情况是否允许。千万别打乱你自己的安排。”老实说，我现在真是忙得一塌糊涂，一本年底就得交稿的《中华网络文学史》，按合同得写六十万字，初稿尚未写完，其他琐事，更是千头万绪。但杜老师是我的导师，是著名文论家和美学家，他的《看美国》，是我多年翘首以盼的一本书，他从十年前开始写，我从十年前开始读。从接受美学的视角看，我也一直是这本书的参与者，现在能够以文字的形式参与这漫长而有趣的心灵之旅，对我而言，可谓期待久矣，幸甚至哉！为导师的书作序，不说惶恐之至，却要说幸甚至哉，是否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众所周知，作序本是个讲辈分的事，如果齿序不分，尊卑无论，那么这个“序言”之“序”，又从何说起呢？理虽如此，事未必然。其实也有不少晚辈为长辈作序被传为美谈的例外。譬如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作家孟伟哉请人作序，他以其社长之尊，应该少有请不动的神仙。但为之作序的并非什么赫赫有名的大人物，而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大学生。更有趣的例子是李泽厚为宗白华作序，当年李泽厚四十九岁，他为《美学散步》作序，开门见山，直击“逆序”的非同寻常处:“八十二岁高龄的宗白华老先生的美学结集由我来作序，实在是惶恐之至:藐予小子，何敢赞一言？”像李先生这样的大师级人物，为长辈作序尚且诚惶诚恐，庸常我辈竟然为自己的著名导师作序，于情于理，这惶恐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惶恐归惶恐，我却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杜老师不仅是我耳提面命的业师，也是情深谊厚的朋友。“惶恐”固然是临事而惧的本能反应，但“幸运”却并非全然是意外获益的惊喜。首先，因为我遇到的是杜老师这样宽仁敦厚的导师，他对后学晚辈的包容和奖掖可谓早已名声在外。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收到杜老师的赠书《文艺美学原理》时就惊异地发现，为该书写序与跋的竟然是两位“小人物”。杜老师在该书的后记中还专就“名人序”和“小人物序”各自的优劣发表了一番感慨。不久以后，在《文学会消亡吗》一书中，我竟然读到“60后”的金惠敏先生给“30后”的杜老师所写的序言，印象更是深刻。表面上看，杜老师在对待著述的序跋方面，一向有抬举晚辈的雅量，其实这“雅量”背后还隐含着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作序者首先必须是“知情人”，至少也应该是一个认真读过所序之书的读者。只有认真读过书中那些文字，且对作者比较知根知底的人，才能说出些明心见性的真感受。说到“知根知底”，不免心生逝水之叹。在我认识杜老师的十六年中，有幸见证他一本接一本地出版的三十多本著作和文集的一些重要时刻。例如，从一本书的构思提纲、查阅文献、推敲概念，直到联系出版、封面设计、赠送新书、召开研讨会等，几乎这每一个环节，我都是以一个忠实粉丝的身份守候在观众席上的。正当这本我期待已久的旅美游记即将粉墨登场的时刻，老师突然把我这个十几年的观众擢上前台，让我说说感想，虽然难免有些忐忑，却也并非无话可说。我是老师门下一个最平庸却住得最近的学生，也清楚自己卑之无甚高见，但还是想借此机会聊几句与学问无关的家常话。我知道，对杜老师的家人和亲友来说，《看美国》与其说是一部消闲解闷的“旅美记”，毋宁说是一部万金不易的“家书集”，它承载着一个儿子对灵居天上的父母无尽的追思与怀念，也包含着一个父亲对脚踏实地的儿女们深切的关爱和理解。书中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和念念在兹的舐犊之情，或藏而微露，或溢于言表，字字句句如泉涌出，读之无不令人动容。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一“看美国”的窗口，内容丰富，视角新奇，叙事妙趣横生，写景异彩纷呈，字里行间蕴含着美学大家特有的人文底蕴，是一本“寓理于游”，“情景互宅”的旅美“纪实大片”。但杜老师看美国的“取景原则”和审美眼光，隐含着文化观光类影视节目所不具备的深刻内涵，关于这一点，或许众多读过他的《文学原理——创作论》《艺术哲学》《价值美学》等著作的读者，更能够深入地领悟“个中滋味”。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或许也是“可解其中味”的幸运读者群中的一员。其次，像这样一本《看美国》的书，我原本是无从置喙的。因为我对美国文化知之甚少。有关美国的一些极为有限的知识，多半还是这些年和杜老师交谈时直接听来的，或是因其话由而乘兴追读到的。但从“教学”的意义上说，杜老师这些《坐在汽车上看美国》的文字，完全可以看作是给我讲授“美国概论”的生动教案，这门课，杜老师先后给我讲了十年，我虽鲁钝，也应该多少有点感悟和收益吧。事实上，杜老师旅美的大多数游记，几乎都是在第一时间电邮给弟子或同好们分享的。为了更好地分享这些游记，我还特意将一张大号的美国地图张贴床头，有空就循着落基山脉或密西西比河巡游一番。杜老师在美的“处处屐痕”，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传送到我的邮箱，我便一会儿看看这些文字和图片，一会儿看看墙上的美国地图，一会儿在网上查查他提及的人名、地名和历史掌故，有时甚至会就一个地名的不同译法展开讨论。譬如说，杜老师游历美国的“大本营”——怀俄明州的“Cheyenne”市，至少有两种译法:“夏延”或“善安”。我在大多数地图上看到的中译是“夏延”，但他的文章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写作“善安”，或许因为他女儿的一家都住在这个美好的城市，这“善安”二字则明显包含着音译之外更多的含义。杜老师坐在汽车上看美国，我则凭借网络和地图，在千里之外，追赶着他们的脚步。他坐在汽车里，奔驰在美国的山川大地之上；我坐在屏幕前，翱翔于互联网的数字化云端。我所看到的视频虽非杜老师亲自拍摄，却与杜老师所描述的情景极为相似，“蓝天白云绿草坪”、青山绿水大盆地、同行的趣味人物、窗外的异国风情……单从视听的层面说，互联网上的形形色色的实地拍摄的数字化场景，同样可以游目骋怀，一幅幅快速移动的视屏画面在眼前流过，也足以极视听之娱，人情风物与杜老师在车上看美国似乎也没有太大差别，所不同的是，游人亲临实地的在场感，往往是一种无法再现的审美享受，而作为一个虚幻影像的看客，更多的时候只拥有目送归鸿式的遐想。这也正是我会对杜老师《看美国》如此翘首以盼的原因。还记得当杜老师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时，我就半真半假地对他说:“杜老师，您去了趟美国，我也去了趟美国。”见他不解，我便说:“是您带我去的。”他马上明白了我的意思:“哦，我的伊妹儿，哈哈哈……”从一定意义上说，杜老师《看美国》这部书，只是我们互通电邮的“附件”。在十多年与美国有关的邮件中，杜老师让我看到了一个与教科书颇为不同的美国。从杜老师修改完我的学位论文之后，我就开始在一所大学里教授西方文化入门课，由于课时有限，且每次都得从古希腊开始，我的课程常常在古希腊、古罗马和文艺复兴等时段徘徊不前，因此，很少有机会深入地谈及美国。而杜老师的多次“看美国”，无疑会激发起我“读美国”和“讲美国”的热情。事实上，在和杜老师的交往中，我意外地获得了不少有关美国的史地知识。在中国社科院组织的外语集训班里，我甚至曾给美国外教纠正过地理知识方面的错误，其受益之深，由此可见一斑。在和老师交流有关美国的话题时，我从未有过因地理知识欠缺而“找不着北”的感觉。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杜老师这本书中提及的人名地名和历史掌故，我所查阅的资料，已足以编一本厚厚的词典了。所谓作序云云，那自然是杜老师的一个借口，作为他在美国期间的“中方代表”，我完全明白这每一篇文章中的“中国情结”和隐藏在其时其地之背后的人生趣事和言外之意。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杜老师数十年如一日，视学术如同生命，著书立说，是他最看重的“不朽之盛事”。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以上千万字的心血之作，建立起了一个五彩缤纷的精神帝国，从“典型说”到“创作论”，从“艺术哲学”到“文艺美学”，从“李渔美学”到“价值美学”，“从诗文评到文艺学”，古今须臾，四海一瞬，何其壮哉！在他“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学术黄金季节，出版这样一部性情之作、心性之作、怡情快意之作又是何其不易！杜老师谈笑皆鸿儒，桃李满天下。有的学生已做了名校校长，有的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担任博导硕导的更不乏其人，但杜老师偏偏挑我这样一个寂寂无名的学生作序，其鞭策与鼓励之用意不言而喻，但住在老师跟前，得近水楼台之便，为这部叙亲情、述友情之书，海阔天空地说几句家常话，面对如此难得一遇的赏心乐事，此非幸甚至哉而何？当然，藐予小子大胆“逆序”还有很多其他原因。譬如说，我跟随杜老师求学问道已经十六年了，十六年来，我唯一自信的“名片”就是“杜书瀛的博士”，即便今天也已忝列博导名册，在一些重要的学术场合，我仍因是杜老师的学生而获得朋友们的好感和认可。师恩难忘，但似乎却从未有过如此恰当的表白机会，因此，明知此举有“佛头着粪”的嫌疑，却仍要欣然命笔，借以聊表谢恩与敬贺之意。俗话说，“师徒如父子。”就老师对我的关心和爱护来说，这话一点不错。但还有另一句今天更为时尚的俗语，用来形容我和杜老师的关系，听上去颇为失礼，但实际上却十分真实，汪曾祺曾以这句话做标题写了篇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如今，这篇文章已走进了千千万万中学生的课堂，可见认可这一说法的大有人在。杜老师远游美国，我始终密切关注着他云游动向。当然，这只是学生对老师应有的关心，但杜老师对我的关心却远非我所能比，这一点与寻常父子关系颇为相似。杜老师的关心，甚至使我形成了一种习惯——读书每有心得，做事偶有感悟，或心中有什么放不下的疙瘩，我总会首先找杜老师聊上几句，即便他老人家不直接发表意见，只是闲聊些看似无关紧要的话题，但聊着聊着，不知不觉间，我便会感到，心得更丰富了，感悟更深刻了，而疙瘩却烟消云散了。如今，我也有不少学生，相形之下，杜老师不着一字的言传身教功夫，实在让我无法望其项背。说到言传身教，杜老师待人接物的态度与方法似乎也并非与众不同，无非心正言宜而已。但他的言谈举止春风化雨般影响着我为人处世的价值判断。多年以来，单位里资历稍深些的同事，无论是谈学问还是道家常，只要我在场，他们就有可能向我询问杜老师的情况。杜老师在美期间，只要涉及他的事情，如出版基金资助、邮件、汇款等事情，相关人员，自然而然地会请我做杜老师的代理。特别是那些老师级别的朋友，一见到我，一般不会问我怎么样，而是问杜老师最近怎么样？有时候老朋友见面，对方寒暄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哈！定家，你们杜老师又出新书了！”这也难怪，杜老师勤于笔耕，每年都有一两本新作问世，因此，帮杜老师给学界朋友赠送新书，便成了我认识学界风云人物的主要途径。这么多年来，杜老师不断刷新的著述名录，一直是我和朋友们交往与对话时最为亲切自然的话题，同时也是鞭策和鼓舞我不懈努力的动力之源。有位朋友曾向我打探杜老师做学问的秘诀，我说杜老师没有什么秘诀，如果一定要说有，那恐怕也只有一条:“三更灯火五更鸡”。朋友疑心我在敷衍。后来在我的博客上看到杜老师的文章，得知他每日四五点起床写作，一写就是几个小时，朋友信了，在博客留言栏中说:“祖狄发奋图强，不忘闻鸡起舞；今若有鸡司晨，必是‘闻杜而鸣’。”杜老师的山东老乡有句名言:“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对于杜老师来说，忘记或放弃写作，当是“违仁”之举。即便在美国快餐速食、车马劳顿，他也总能见缝插针，及时记录所思所想和所见所闻。杜老师与女婿分享灯光的故事可以说就是一个现代版的“闻鸡起舞”。杜老师的女婿是一个喜欢挑灯夜战的“夜猫子”，而杜老师则是一只典型的“早起鸟”。这翁婿二人十分默契地共用一间书房，往往是凌晨三点的时候，年轻人准备关灯睡觉了，老人家却披衣而起，在灯光下开始了新一天的笔耕。我的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着杜老师签名赠送的三十八本书，它们有的是我求学时用过的教材，如《文学理论—创作论》；有的是我做课题的参考书，如《价值美学》；也有的是我给社科院和中科院的研究生们上课用的教本，如《文艺美学原理》。它们都是我学习和工作的良师益友，但这本《看美国》颇有些不同寻常，且不说我的书架虚位以待已将近十年，期望在读书写作之外“有一个长长的假期”，也不说它们在我的博客上断断续续露面时，曾如何深得网友好评。单从我个人的内心感受来说，这里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当然，这只是一种主观感觉，我相信每一位在第一时间认真阅读过这些文字的读者，都会或多或少有类似的感觉。我猜想，杜老师在美国面对屏幕敲击键盘的时候，心中一定有一群人正与他对面而坐，微笑着听他娓娓道来。我相信，这些人中，一定有我这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学生邻居。这些文章，几乎都曾经以电邮附件的形式，在第一时间，以光电之神速从美国飞到我的眼前。我在品味这些文章的时候，它们还如同刚出屉的包子，热热乎乎的。今天结集通读，当日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仍然像是和杜老师面对面地谈天说地一样，无拘无束，开心忘情。自杜老师2005年第一次旅美至今，恰好整整十个夏天。在这十年之间，杜老师和师母先后四次赴美探亲，且每次都会在那里停留一两个月时间。对于在美国的那些日子，杜老师在书中做了大写意式的勾勒:坐在汽车上穿行于美利坚大地，游走于城乡之间。女婿亲自驾车，随我们意之所之，兴之所至，走走停停，快快慢慢。慢则在某风景区驻足几日，流连忘返；若快起来，在明尼苏达、南达科他、怀俄明等西部大草原笔直倍儿平的公路上，车速每小时超过一百公里，我们一家人常常做神行太保戴宗夜行八百日行千里。总的说，我们的车大半处于“运动”状态，急匆匆浏览，只看大概，不及细微。许多人物、景致、风土、习俗，像一幅幅快速移动的电视画面在眼前流过。不过，若随意连接起来也饶有兴味。他的旅美文字，情真意切，飞扬灵动，与板着面孔冥思苦想的学术论文完全不同，它们显示出了李渔式的审美情趣:热爱蓝天白云，热爱鱼虫花鸟，热爱美好的一切事物。我相信当时每个收到邮件的朋友，都乐于拜读，一篇读罢，必定还会热切地期待着另一篇早点发到自己的邮箱里，我们这些先睹为快的“在线读者”，不像现在手捧本书的读者那么幸运，可以一口气读到尽兴而止。这一切的一切，常常是一闪而过、浮光掠影、似真非真、似幻非幻，犹如一串串七色斑斓的美丽的梦，或是连缀在一起的一个又一个不断闪现的海市蜃楼。不过，观光是消遣，是审美，不真，不清，犹如雾里看花，反而显出一种朦胧的美，别有一番滋味。这组散记，就是在赴美探亲观光几十天一闪而过，浮光掠影的印象和感想，写下来自娱，也供朋友们一笑。好一句“写下来自娱，也供朋友们一笑”！这与其说是作者的过谦之语，还不如说是一句发自内心的大实话。我相信杜老师的写作过程，充满了极大快乐。他像老牛反刍一样，悠然自得地回味坐在车上囫囵吞下的精神食粮。朋友们在他的书中，也的确会时不时地发出会心的微笑。譬如说，他一听人说是德州人，便马上声称自己是人家的老乡。他误以为人家是山东德州人，却疏忽了自己身在美国，人家说的是美国的得州。书中充满了大量类似的误会和“笑话”，这些看似普普通通的笑话，既有文化韵味，又非常幽默风趣，让人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乐而忘忧，不忍释卷。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杜老师《看美国》的中国化视角。“脚下踩着美国大地，头上戴着中国眼镜。”明明看到的是传统印第安人居住的圆帐篷，杜老师想到的竟然是中国清代的官员帽；看到西部干旱的地区的针叶草，他会联想到中国新疆的骆驼刺。即便看到中国罕见的事物，他也能加入鲜亮的中国元素，譬如他在美国乡间看到“栅栏里红白间色的骏马”，便想起了曾经在故宫展出的朗世宁献给乾隆皇帝的宫廷画，他会说，郎世宁笔下正是这种花色独特的马。杜老师这本书所描述的美国，或许与我们想象中的美国有些“落差”，但他所描绘的不仅是一个在场者眼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的美国，而且也是一位中国学者心中挥之不去、常说常新的美国。在静心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往往会收获到出人意料的惊喜。常言道，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杜老师给我总是一种和风拂面、水清流净的印象，他不抽烟，不喝酒，不下棋，不看球，弄花遛鸟之类的事，更是与他无缘，除了读书写作之外，他甚至也没有值得一说的爱好。表面看上去，他是一个了无情趣的人，但只要读过他有关《闲情偶寄》的十多本书中的任何一本，就不能不为其知识之渊博所震撼，不能不为其趣味之广泛所倾倒。金惠敏先生甚至认为，杜老师是改革开放以来，“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热门话题最早的觉悟者和倡导者。在《看美国》的这些文字中，这种外冷内热的审美风格，也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寄情山水的杂记随笔，当属《闲情偶寄》的范畴，但《看美国》却具有别样的风采，其选题之周正、结构之精严、取材之雅静、语气之谦和、文风之素朴，都当在同类著述中品相庄严、内质醇厚的精品之列。作为一个中国游客，杜老师编织的这一幅美丽的美国风光壁挂的中央，鲜艳地开放着一朵明媚无比的“中国结”，在中美文化交织勾连的千丝万缕之间，所隐伏的儒家品位、道家气韵，让人心领神会，观之倍感亲切。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作者对中美历史故事和东西人物掌故，可谓了然于心，信手拈来，皆成妙趣，读来令人折服。作为一个中国作协的资深会员，作者常常文思泉涌，笔触含情，在写景状物过程中，举重若轻，且能化腐朽为神奇。即便是平凡山水，寻常巷陌，一经作者勾画，则必定诗情盎然，画意十足，读来赏心悦目，令人经久难忘。作为一个哲人，杜老师在思考文化问题和人生问题的时候，始终能保持客观冷静的心态，保持一种形而上的普世价值立场，在讨论中美天人关系异同和文化心态差异的时候，孰是孰非，孰优孰劣，杜老师通常不会做非此即彼的简单评价。杜老师是文艺美学家，自然深谙“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道理，所以，他从不代替作者做判断。古人说:“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相信心明眼亮的读者，会在这本书中读出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国。2014年10月于北京（陈定家博士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每根枕木下都有一具华工尸骨”中国和美国，被太平洋分割开来又连接起来的两个伟大国家，在不同时代分别创造出两个“万里”之长的世界奇迹，一个是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一个是近代美国的太平洋铁路。它们在东西相背、黑白轮转的地球两面，在大地母亲的腰际翻山越岭，像两条巨龙横亘在天地之间；然而它们在各自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一曰“隔”，一曰“通”——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是设置障碍，阻隔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下侵扰；近代美国的太平洋铁路是消除障碍，打通美国东西之间曾经如同“蜀道之难”的交通。无论如何，在今天，它们都成为人类智慧和创造能力的重要象征，成为人类文明的显著标志之一。外国人到中国，如果没去长城，那将是一大憾事。那年我三岁的小外孙洲洲登上长城，站在烽火台上，拍着胸脯用刚刚学会的中国话自豪地说:“不到长城非好汉，我登上长城，我是好汉！”宇航员在太空所看到的中国，最显眼的就是长城，此时总是非常激动；神舟飞船上的中国宇航员尤甚。一直以来，万里长城被誉为“世界中古七大奇迹”之一；美国太平洋铁路，则被称为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七大工业奇迹”之一。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甚至可以说是它成就了现代美国:这条铁路使东西阻断的美国完整了，使美国真正地活起来了，使美国走上了通往“世界第一强国”的道路。从纽约到旧金山，长约万里，太平洋铁路修通之前，这段路程需要乘船绕行南美洲合恩角，最快也要六个月；而铁路建成后只需要七天。以奇特想象闻名世界的法国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在《八十天环游地球》中，以科幻小说家之言对太平洋铁路做了这样的评价:如果没有它，八十天环游地球只是梦想而已。太平洋铁路从我女儿所居住的城市善安穿过，与80号公路如影随形，形影不离。每次开车出行，无论向西还是往东，只要是走在80号公路上，都会时常看到长长的火车（一般它们都是上百节车厢）昂首行进；有时我还看到写着中国字的集装箱在美国大地上熠熠耀目，不禁心头一热。据说，太平洋铁路当年是从东西两端相向修建。西段由中央太平洋公司负责，从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向东修；东段由联合太平洋公司负责，从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向西修，最后在犹他州对接的。交会处位于犹他州奥格登地区的普罗蒙特里丘陵地带，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人文景观。早就想一睹其风采。这次来美国，女儿女婿专门安排我们参观铁路交会点。那天我们驱车赶到交会点时，将近中午，骄阳似火，气温足有摄氏三十七八度。一辆机车鸣着汽笛缓缓驶来，停在另一辆机车十米开外的地方。这里已经聚集着参观的人群。一阵欢呼。机车上走下十位年老的绅士，都是一百五十年前的打扮，他们要再现当年东西太平洋铁路交会仪式的情境。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当过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中央太平洋公司老板斯坦福（就是后来创立闻名世界的斯坦福大学的那位），还有银行家，传教士，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的官员，参加过南北战争的将军……仪式开始，首先为修路而牺牲的人员默哀，然后按照当年的实情，这些有头有脸的人物纷纷登台讲话，神采飞扬，激昂慷慨，严肃而幽默，不时引得人群阵阵欢呼和欢笑，我们也不由得随之鼓掌。1869年5月9日，路轨还差三十英尺未铺，专等5月10日最后完成，举行对接仪式。一百四十五年前即1869年的5月10日那天，气温比今天凉快，只有摄氏二十一度。十二点四十分，斯坦福举起一把纯银的锤子，把一根纯金的道钉打下去——这银锤和金钉是专为交会仪式打造的。斯坦福砸下的那颗纯金道钉上刻有这样一句话:“愿上帝如同这条铁路连接两个海洋一般，保佑我们国家的统一。”当年，斯坦福的第一锤打歪了，砸在临近的枕木上，引起一阵欢笑。十二点五十分，一条伟大的铁路对接胜利完成，那一刻全美国沸腾了，教堂钟声齐鸣，芝加哥的游行队伍长达十一公里，纽约彩旗飘扬、鸣炮一百响，费城古老的自由钟又敲响了……南北战争结束时的欢庆场面，五年之后再现。5月10日这一天，以“金道钉日”而载入美国史册。但是，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度完成的这两个令世界惊异的“万里”奇迹，虽然在时间上相差千年之长，在空间上相距万里之远，但它们的修建却都渗透着中国人的血汗和智慧，都有千万中国人付出宝贵生命。中国古人之如何修长城（特别是古今传唱的孟姜女之“哭”），几乎家喻户晓，自不用多说，现在说说太平洋铁路修建中的一些故事，尤其是我所知道的中国人的贡献和他们的血泪。一份介绍华工参加修建太平洋铁路的资料说，这条伟大铁路最艰险的路段，是由以中国人为主的工人修建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成为第一个大规模雇用华工的企业。从1865年到1869年四年间，约有一万四千多名华工参加筑路工程。西段全长一千一百公里，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是由华工完成的——在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工人薪水发放记录中，我们也可以清楚明白地看到华工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五。该资料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从西部往东的路段修建最艰难，前面是海拔两千一百米的内华达山脉，最初的四十英里都是在崇山峻岭中穿行，必须建设五十座桥梁和十多条隧道。起初雇用大批的爱尔兰人，但他们酗酒、斗殴、不断要求加薪，每天还是有数以百计人逃跑去挖金，工程进展极慢。无奈，太平洋公司老板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想到华工。此时，移民到美国加州的中国人已经有将近五万人，大多是青年男子。成千上万的中国劳工应召参加了最艰巨的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设。在工程中，他们以中国人特有的吃苦耐劳精神和出众的聪明才智，为筑路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高峰时期，有好几千名华工同时参加筑路。他们一天干十二小时，而且往往是最险最累的活，严寒酷暑，崇山峻岭，沙漠盐湖，极为艰苦。1865年底到1866年初，接连五个月的暴风雪使雪崩频繁发生，有时候整个营地的华工都被埋没。几个月后，冰雪融化，人们才找到遇难华工的尸体，他们的双手依然紧紧握着工具；1866年冬，在塞拉岭通道施工中，有五百到一千名华工死于雪崩，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十以上。广为流传的“每根枕木下面都有一具华工的尸骨”，并非虚言。华工们不但能苦干，还表现出超人的智慧。1867年冬天，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二十三度，工程因运输困难而陷入停顿，工程师们也束手无策；这时华工们铺了一条三十七英里长（约合五十九点五公里）的冰雪道，利用光滑的路面拖运物资，这样不但恢复了运输而且加快了工程进度。在中央太平洋铁路与东段的联合太平洋铁路连接贯通前的最后阶段，华工接受爱尔兰劳工的挑战展开筑路竞赛，西段华工还创造了十二小时铺轨十英里二百英尺（约合十六点四一公里）的世界纪录！1869年8月10日，身在英国伦敦的马克思也提到这个事情，他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美国大铁路的建成和“输入中国的苦力”分不开。感谢这篇资料的搜集和写作者，他使我们看到了华工的血泪和他们的贡献，认识了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伟大！每次开车出行走在80号公路上，我每每在朦胧中看到旁边发光的铁轨上，仿佛有当年华工弯腰驼背、汗水中夹杂着血水的身影，也似乎看到每根枕木下华工留下的尸骨——人们是在以华工尸骨铺就的铁路上行进呀！由此，我更深地体会到，我们中华民族是勇于担当的民族，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在中国建设还是外国建设中都是如此。在太平洋铁路修建中由于人员短缺和难度增大而面临中断的时刻，正是华工的加入使之得以继续，并且使得这条原计划十四年完成的铁路只用了七年就胜利通车。我们中华民族是富于智慧和创造精神的民族，不但创造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而且为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增添光彩。在铁路修建中遇到解不开的难题时，华工用“中国智慧”为之化解，连外国工程师也啧啧称赞。从当年华工的奉献我更深地领悟到，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坚忍和刚毅、以自己的刻苦和耐劳、以自己的博大和善良、以自己的辛勤和牺牲，为人类社会的发展铺路——过去如此，现在如此，今后也将如此。这样伟大的民族必然是拥有光辉未来的民族。这样伟大的民族理应获得世界的尊敬。遗憾的是，华工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在1869年5月10日普罗蒙特里铁路交会仪式上却没有华人的影子，而且同一天在加州萨克拉门托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也没有一个华工代表。有一个旧金山的法官在祝酒时说“在加州人民的血管中，流着四个当代最伟大民族的血液，有法国人敢打敢冲的勇猛劲头；有德国人的哲学头脑和坚定精神；有英格兰人的不屈不挠的毅力；有爱尔兰人不知忧愁的火暴脾气。它们各自做出一份恰如其分的贡献。”居然只字不提华工所做的贡献。更可气的是，他们“卸磨杀驴”，铁路建成后，工地上的华工全部被解雇。排华热潮，风起云涌。部分白人竟喊出了“不给华人一个工作机会”口号。许多地方的白人暴徒围攻华人，杀人越货。前几年我到怀俄明州的泉石城寻找被迫害的华人足迹，那里有二十八名华人遇害。约一百五十名武装白人围攻华人居住区，开枪射击，纵火焚烧房屋，来不及逃跑的华人或被枪杀，或被烧死在家中。旁观的白人拍手喝彩，甚至参与抢劫。当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寻找华人的足迹》在《人民日报》发表。排华居然变成美国的国会和政府行为。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历史上第一个禁止自由移民的法案《柏林盖姆条约修正案》，规定十年内暂不接受华工移民，并且对非美国出生的所有华人后裔的国籍不予承认。该法案是美国通过的第一部针对特定族群的移民法。当时全美约二十三万华人，只能被“法案”局限在唐人街里生活，成为自由美国的劣等公民，直到1943年才废止。1969年，在美国太平洋铁路贯通百年的纪念仪式中，美国白宫向旧金山华侨总会发来这样一封信:“现今中央政府全体同人，深知华裔先民流血流汗，以最大之牺牲精神，在极艰苦的环境下，移山辟路，筑成横贯东西方铁路，此项丰功伟绩，吾人永世难忘。”这一切都来得太迟，也太不彻底。2014年7月16日草于旅次，8月5日改于怀俄明州善安市“老顽童”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小木屋我看到2006年6月26日《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一张照片，年近老迈，戴着一副夹鼻眼镜，镜绳从眼角垂到脖颈，花白的小胡子，乍一瞧，平静安详；仔细琢磨，透着刚毅、果敢，眼睛里充满智慧，还露出几分顽皮。他就是二十世纪初的第二十六届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题曰:缔造美国。这是一位总统卸任九十七年后再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一个人当总统百年之后还如此被人们怀念，被舆论重视，不多。一说罗斯福，中国人一般会想到二战时期那位患小儿麻痹坐在轮椅上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美国总统，从1933至1945年，连任四届，他的名字是富兰克林，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孚众望和最受爱戴的总统之一；不过，美国人称他为小罗斯福总统。我上面说的名叫西奥多的那一位，美国人称之为老罗斯福总统。所谓“老”者，是说他当总统，是在1901到1909年，比小罗斯福早了三十多年，而且他是小罗斯福的远房堂叔（有人说是堂兄），当然年龄也“老”了许多。但是，他的名气一点儿也不比小罗斯福差，或许更胜之——其实不必分高下，作为总统，他们俩对美国，各有各的贡献，因此在美国人看来都是“No.1”。九年以前我在总统山就“认识”了他——他与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亚伯拉罕·林肯并驾齐驱，四个伟人的巨大头像被艺术家颇费了一番心思雕刻在山头，供众人瞻仰；汽车驶近总统山，数里之外，便历历在目，风采照人，可谓与天地同辉，与日月齐光，足见他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十分了得。学者们公认他是现代美国的塑造者。虽然他过分强硬的干涉主义和帝国主义政策常常受到批评，但人们评论美国总统时，他总在最出色的几位之列。从他卸任总统九十七年之后还能再次成为《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亦可见一斑。对于中国人来说，说起一件事你可能会感兴趣:1907年12月3日，这位竞选连任的罗斯福总统在年度咨文中，要求美国国会授权减免和取消八国联军战胜中国后所得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的部分，将多余款项用于资助中国的教育和学生留美费用。1908年，美国向中国退回半数庚子赔款，其中的一部分用于开办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这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中国人有感于此，将清华大学的一个体育馆命名为罗斯福纪念体育馆——罗斯福此举对中国人来说当然是善行，不过，它并不能完全抵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两位罗斯福总统都很伟大，而老罗斯福，性格似乎更为怪异，更富有传奇性，为人处世更加特立独行，因而说起来，人们会觉得更加有趣。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由副总统继任大位的人——那一届总统威廉·麦金莱刚登位一年，就于1901年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身亡，罗斯福意外地登上总统宝座，时年四十二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而且大有作为。后来他也曾遇刺。那是1912年10月24日，他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搞促选活动，一个理发店老板向他开了一枪，子弹击中了他的演说稿和眼镜框，然后折射到他的胸腔。九年前我曾到过密尔沃基这个美丽的湖边城市，绿水青树，秀色可餐。西奥多·罗斯福命大，活了下来。令人惊奇的还不是他幸免于难，而是他的表现——你猜罗斯福当时如何言行？在这样的险境之下，他居然拒绝入院治疗，继续他的强力演说，直至讲完，为时九十分钟。事发当场，面对听众，他语出惊人:“不知你们听说过没有，刚才我挨了一枪，但是这不够杀死一头公鹿。”事后医生诊断:枪伤严重，而若取出子弹将导致更大危险，于是他终生携带这个弹头，直到1919年1月6日，他在自己的居所内平静地离世，走完六十一岁的人生之路——收到他去世的消息后，他的儿子亚齐给亲友们发电报说:“老狮子去世了。”罗斯福是个老顽童，当了总统也本性难移。他常带着内阁官员进行野外徒步、跟孩子打闹、高声朗读，尤其喜欢在白宫里玩拳击——据说这是他银行家的父亲早年教导的结果。他年幼时多病，患有哮喘，为了不受其他孩子的欺负，父亲迫使他进行身体训练，并且学习拳击。这种爱好一直带到白宫。不料，1908年的一次拳击练习，意外地打瞎了他的左眼，但这并没有消减他过分旺盛的精力，他仍然继续狂热和顽皮。有一个国家的驻美大使如是说:“记住，总统就像六岁小孩。”他的女儿爱丽丝·罗斯福·隆沃思，性格与乃父一样另类，颇受非议。朋友们劝他管束自己的女儿，你猜他怎么说:“我可以当美国总统，也可以管好爱丽丝，但实在无法同时做两件事。”女儿也深知其父，她刻薄地形容老爹“恨不得在每一场婚礼上当新郎，每一场葬礼上做尸体”。1947年，北达科达州建了一座国家公园，以西奥多·罗斯福的名字命名——以总统个人名字命名的国家公园，这在美国并不多见，也许仅此一例。前几天我刚刚游览了这座面积挺大的公园，女婿开着汽车带着全家在里面转了两个小时。纯是北达科达的典型地貌，到处可见原始状态的大土丘，地质年代层次分明，色彩丰富，十分养眼。最有意思的是草丛中遍地悠然自得的土老鼠，成为公园一景。它们个头儿比野兔略小，见了人也不怕，直立起来瞪着眼看你。它们是这里的主人，这里是它们的天堂。据说这里还有野马、野牛和鹿——但时值中午，天气太热，它们藏在某处，我们没有见到。野趣盎然，这符合自然保护的热心倡导者罗斯福总统的理念。为什么在北达科达建的国家公园要以罗斯福的名字命名？原来，罗斯福年轻时喜欢打猎，他虽是纽约人，但常以数千里之外的北达科达作为猎场，并在这里建了一座小木屋，供打猎休憩、读书，并学习放牧；同时他也在这小木屋里写作。在公园里，我们特意参观了这座小木屋。看起来，它大概只有十几平方米——最多不过二十平方米。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里面有他工作、读书、写作的地方:一个高大的煤火炉子放在中央，旁边是小桌和椅子，还有煤油灯——就是我们在五七干校使用的那种，要时常擦它被油烟熏黑的玻璃罩。这个工作间在小木屋里占面积最大，有七八平方米，在它的另一边，是厨房和卧室。厨房里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卧室一张小床，上面铺着一张棕色的大野牛皮——是不是他的狩猎所获，不得而知；但是，据该公园里给我们做介绍的女管理人员说，罗斯福在这里狩猎的主要对象之一是野牛，而且她把放在屋外的野牛头骨搬起来给我们看。还有一件关于罗斯福打猎的趣事:有一次西奥多·罗斯福打猎时，遇到一头小黑熊，他恻隐之心大发而拒绝射杀，获得人们赞扬。玩具制造商借此推出了与西奥多·罗斯福绰号“泰迪”同名的绒毛玩偶熊，罗斯福许可任何厂商免费使用“泰迪熊”之名，从此，“泰迪熊”声名大噪，风行世界。世上的许多孩子可能不知道老罗斯福总统，却知道“泰迪熊”。此后，在政治漫画中，也常常用“熊”来代指西奥多·罗斯福。这里有一张罗斯福的猎手照，摄于1885年，双眼炯炯有神，英俊潇洒，颇富英雄气概。罗斯福二十五岁那年的一天，是他十分不幸的日子:他的妻子和他的母亲在这一天同时去世，其彻骨悲痛，自不待言。就在这座小木屋里，他独自一人，沉默无语，深切悼念。他是习惯于写日记的人，但公园管理人员向我们展示:那一天的日记上，画了一个大大的“×”，而下面只有一句话:“我的生命之光逝去了。”之后罗斯福离开这里，在另外的地方建了一个更大的木屋。公园的这位女管理人员是一位漂亮的美国姑娘，着一身工作制服，庄重其外而秀美其中，使我想起中国五六十年代“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民兵，英姿飒爽。据她说，罗斯福一生写了三十几本书，有的书是在这间小木屋里写的。1880年，不到二十二岁的罗斯福从哈佛毕业，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1881年，他二十三岁就出版了第一部正式著作《一八一二年海战史》，这本书成为美国海军学院必修课教材。后来他又写了颇负盛名的《征服西部》——关于西部开发史的四卷大部头著作，为他挣得学术盛名，对史学史发生重要影响，使他成为著名历史学家，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这位伟人的这座小木屋，使我感慨万千。什么样的环境都能写出出色的著作来啊。它留下了一位对美国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总统的遗迹。它也常常使来这里参观的人们流连忘返。我们全家在小木屋前留影，纪念。2014.7.26于美国威斯康星州格林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