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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超（1902.3.1—1976.5.12），原名孟宪綮。山东诸城人，自幼生活在诗书之家，1924年报考了当时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上海大学，在中文系学习。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与蒋光慈、钱杏邨等成立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结集出版了小说《冲突》、诗集《残梦》等。1930年加入“左联”。孟超是《野草》杂文作家之一，《长夜集》《未偃草》里面的杂文，继承了鲁迅风格，擅长从历史中找出讽刺现实的材料。主要作品有:诗集《候》《残梦》，小说集《冲突》《骷髅集》，杂文集《长夜集》《未偃集》《长短录》（合著），昆曲剧本《李慧娘》，独幕剧集《我们的海》，以及古典文学人物论集《水泊梁山英雄谱》《金瓶梅人物论》等。
《流云散记》是将孟超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于各类进步报刊上说文论史的文章结集出版，全方位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及进步思潮。
孟超先生遗著:1946—1976—2016，流荡七十年的书稿终于出版。
《流云散记》谈孟超（一九○二—一九七六），原名宪启，字励吾，又字公弢，笔名有东郭迪吉、林青、林默、迦陵、朱伦等。山东诸城县人。出身于诗书世家，幼承家教，诵书学术，具有传统文化修养。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后，孟超返原籍发动组织“五卅惨案后援会”，是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赴武汉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后到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一九二八年初，他与蒋光慈等在上海组织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同时创办春野书店，写作了大量进步文章。一九二九年秋，他参与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冬，与夏衍等创建上海艺术剧社。他曾先后在上海、武汉、北平、桂林、重庆等地从事革命文艺活动。一九三○年四月起，相继任中共上海市闸北区行动委员会宣传委员、上海市总工联宣传部长。一九三二年三月，组织沪西纱厂工人罢工，被捕。次年七月被保释出狱，他自此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一九三五年夏，在青岛与王统照、老舍、臧克家等创办《避暑录话》文艺副刊，并为之撰文。“七七事变”后，孟超投身抗日。翌年起先后任国民党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宣传队长、三十一军政治部干事、广西绥靖公署国防艺术社总干事等职。一九三九年夏，孟超赴桂林文协分会工作，并致力于杂文、历史小说创作。一九四○年八月与夏衍等创办杂文刊物《野草》。一九四四年秋，日军进犯桂北，他被迫转赴贵阳、昆明。一九四六年夏，孟超到重庆，任《萌芽》月刊编委，先后兼教于中正中学、西南大学；同期，还参加编辑《西南日报》副刊“高原”、《大公报》旬刊“漫画漫话”、《新民报》“艺术周刊”等。一九四七年六月，他参与学生抗暴斗争遭反动当局通缉，只身去香港，为《大公报》《文汇报》撰稿。一九四八年七月，参加茅盾主编的《小说月刊》任编辑，同年十一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初，由香港取道朝鲜赴东北、华北解放区。新中国后，孟超曾历任国家出版总署科长、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副馆长、中国戏剧出版社总编辑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孟超集作家、出版家、戏曲作家、杂文家、诗人于一体，为推动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文艺创作是从写诗开始的，一九二七年已有诗集《候》问世；一九二八年又有诗集《残梦》出版。之后，他开始写小说。一九二九年，出版小说集《冲突》，一九三○年，又出版小说集《爱的映照》。还有历史小说《骷髅集》（一九八二，桂林文献出版社）和《〈金瓶梅〉人物论》（遗作，北京出版社列入“大家小书”二○○三年出版）。抗战以后，孟超的创作主要是戏剧，写作*多的是杂文。他*早的戏剧作品是独幕剧集《我们的海》（一九四一，桂林白虹书店）。他的戏剧，*为著名是他一九六一年开始创作，于一九六三年完稿并在北京公演的昆曲《李慧娘》。《李慧娘》是中国文化宝库中凄美动人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孟超的昆曲剧本《李慧娘》，是根据明代周朝俊的传奇作品《红梅阁》改编的，讲的是南宋奸臣贾似道害死美女李慧娘，李化为厉鬼报仇的故事。《李慧娘》不仅演绎了一个弱女子的复仇，更是颂扬了人间的爱情与正义。公演后，当时的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赞扬《李慧娘》是一出好戏。廖沫沙发表赞扬《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孟超的老乡康生，还将《李慧娘》推荐给周总理看。国庆十二周年，《李慧娘》作为戏曲文化精品，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彩车游行。可是，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李慧娘》被说成是“黑戏”，是以此为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之后，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不平；借写历史剧为名，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因此，孟超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北京来到了千里之外的湖北农村，在一个叫做向阳湖的地方接受“劳动改造”，繁重的劳作和无休止的批斗，使他身心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他干的是*脏的活，清扫厕所，把粪便背到菜地。向阳湖的夏季，气温高达四十度，厕所里蚊蝇飞舞，令人欲呕；而雨季，草中毒蛇出没，水中蚂蝗横行，他却要天天劳作，风雨无阻。一次下雨天，他挑着粪担摔断了腿，简单治疗后，又不许他休养，他只得担着担子，拄着拐杖，往田间送粪。夜晚，还要写检查。他在向阳湖积劳成疾，一九七六年刚回到北京就去世了。孟超擅长杂文，成就*的也是杂文。由于他的文学根底扎实，信笔写来，旁征博引，借古讽今，挥洒自如，杂文风格酷似鲁迅，为文坛所称道。新中国后，《人民日报》编委、文艺部主任陈笑雨，曾在《人民日报》副刊开辟了一个以“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为方针的“长短录”杂文专栏，专栏作者由文学家、政论家、历史学家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五人组成。自一九六二年五月至十二月，他们分别撰写了“时而有如投枪和匕首，时而又好像灯火和闪光的锋锐犀利”的三十七篇文章，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共鸣。孟超写的杂文数量很多，生前曾结集出版《长夜集》《未偃草》和《水泊梁山英雄谱》。《流云散记》，是孟超生前已经编目、写序、剪报，准备出版的杂文集。不幸的是，还没来得及出版，“文革”开始了。这部杂文集稿本连同他的所有藏书都被“抄”走了。二十年前，我在琉璃厂一个熟悉的店铺里翻阅杂书，发现了这部《流云散记》稿本。稿本后面，附有三页草就抄录的目录，其上写有:“解放前孟超毒草二”。这是当年“造反派”留下的笔迹。从中学时代，我就喜欢阅读杂文。翻阅《流云散记》稿本目录时，即被吸引。于是在店铺里粗读了稿本中的《贪污政策发微》《秦桧恶性种种》《论秦桧禁野史》《还得谈秦桧》《“莫须有”考证》等几篇。这是*次读孟超早期的杂文，对其文笔极为仰视，当即决定买下来。因稿本是剪报贴本，只有序言为孟超亲笔，又没有落款，店主索价不高。孟超的这册剪报本杂文集，报纸很差，有的字迹模糊，有的字体很小，辨识很是费力，但我还是一篇不落的读完了，有的文章读了不止一遍。正是从这册《流云散记》中，我领略到孟超先生广博的学识和犀利的文笔。《流云散记》的序言，是孟超用毛笔写下的，字体率意洒脱，一气呵成。写字的纸很薄，背后用旧刊物纸裱糊，*页用的是司马文森的《一个人的回忆》；第二页是《沈同衡的《关于漫画创作问题》；第三页是华嘉的《灯下杂谈》。序言八百多字，记述了作者在“国家多难之秋”的日子里所经历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情景:桂林疏散之后，仓皇的走出了这一居留五载的西南文化都市，带着说不出依恋辛酸悲愤地各种情绪，自己背着行李、包裹，辗转在广西贵州边壤，一直到了阴历年的前一晚，才奔到贵阳。当时去渝去昆，正在徘徊难定，忽然一阵“回归热”的大病，一直卧倒了五个多月，等到略见痊可，朋友告诉我说:“昆明气候好，适宜修养”，于是瞿然而起，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到昆明来。昆明的确气候好，乍一到感到天都好似升高了好几丈，而不寒不热，更是宜人。比起贵阳那雾一天到晚，上空里沉沉往下压，一个渺小的人，那里能够支撑的消，感到闷气，又无怪乎病的缠扰了。不过，到了昆明，生活还不是那末容易有着落的，被窝四周吐出棉絮，破大衣何止褞袍，吃住仰人鼻息，早晚无定，这样又过十个月了。本来，在国家多难之秋，个人安否，应在不论不议之列，可是战时注定必须受苦，系属当然。而胜利声中，却更人降下无端灾害，这就怕不止一人一身的事了。况且，十个月虽不过短短几天，但五华山的“误会”炮火，也曾受过惊悸；“放枪”也有“自由”的恩宠，多少也遭到波及，这些不大不小的事，更有感于怀，有触于心。写，起初拿起久已不动的笔来，真系扛铁梁一般，慢慢又集成八九万字，名之“流云”，非敢有“行云流水”的闲情雅致，亦不过说明是“流”荡在“云”南所写的吧了。——其实只是昆明一区而已。说到昆明，谁也不会忘记这里有金马、碧鸡两山；更有金马、碧鸡的牌坊来表彰它的胜迹。此时此地，一边受着“马”蹄的践踏，一边听着“鸡”声的唱鸣，忧伤悲愤地心情，固然不少，而乌黑的暗夜，也总有被鸡叫曙了的时候。这大约就是自己未敢妄自菲薄轻于搁笔的意思；至于鸡声究竟响亮与否，却也非敢所计了。昨天，妻从重庆来信，说九岁的小孩又害肺炎，急待款就医。急忙的把这些零乱的破纸，集合起来，“辛苦都为稻粱谋”，谁晓得稻粱以外，还有疾病，而且不只是害在自己身上的病，也这样累人。长叹了一声，跑到街头书肆里，又要打听行市，请求顾主“流云”。流出去吧。管他流到那里哩！三月十四日深夜。孟超《自序》中所说，《流云散记》“名之‘流云’，……“亦不过说明是‘流’荡在‘云’南所写的……”。而“把这些零乱的破纸，集合起来”，大概是他即将离昆赴渝明之前的事了。《流云散记》中的文章多发表在《观察报》副刊《昆明湖》上。这是抗战后期出现在昆明的报纸。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观察报》办报人陈仲山、张萍庐离滇迁回南京而停刊。另一位从南京来昆办报的老报人王公弢自愿留昆，该报继续在昆明发行。原本为《观察报》副刊写杂文、评论的孟超，继续为王公弢接办副刊《昆明湖》写稿。当时昆明的报纸，有的是日出对开一张四版或二张八版，也有出六版的，有的是日出四开一张不等。在各报办的副刊中，《观察报》的副刊办得尤为生动活泼，较受读者喜爱，刊登的文艺作品和影剧评论也很有质量。孟超在昆明滞留的时期，抗战刚刚胜利，内战阴云密布全国。全国人民普遍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和独裁。蒋介石统治集团表面做出期望和平的姿态，暗中却进行“动员戡乱”，在之后的日子里，许多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遭到逮捕和暗杀。《流云散记》中的杂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写出的。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九月，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里，孟超在《昆明湖》和其他报刊上刊发的短评杂文就有数十篇之多。这一时期，其杂文特点是:内容广泛，或以史为鉴，或谈戏喻今，莫不短小精悍，锋锐有力。如果说，读孟超《长夜集》（一九四一，桂林文献出版社）和《未偃草》（一九四三，桂林集美书店）还不能完全领略到孟超的擅长从历史中找出讽刺现实的材料的话，那么读《流云散记》，将会有深切地感受。《流云散记》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旧史新话》《旧剧新谈》《妙文共赏》。《旧史新话》十余则杂文，上起东汉赤眉军兴，下讫吴三桂反清，从《唐明皇的幸与不幸》，到《谈秦桧恶行》《论秦桧禁野史》，至《谈明初文字狱》，在对历史人物事件扼要介绍与评述中，述感抒怀，启人思考。《旧剧新谈》七篇文章，谈了七出戏，从《珠帘寨》“看唐代军事外交”；《法门寺》“表现的阉宦政治”；由《祥梅寺》“谈到黄巢杀人”……戏剧故事与现实结合，时有散文笔调，见人之所未见，确可品味。《妙文共赏》与《旧史新话》《旧剧新谈》更有不同，批评时事，揭发时弊，泼辣有力，有如投枪和匕首，剑指国民党统治集团。如《贪污政策发微》《官箴与民心》，揭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军政党员贪污腐败、生活穷奢、招摇勒索的丑恶行经。《谈开放言论》呼吁当局“言路开放”，要有采纳谏议的勇气，不要像周厉王和秦始皇那样，拿着直言当诋毁，限制舆论自由。《旧话新提谈周作人》《不准汉奸自杀》，对周作人为自己当汉奸的“强辩”和陈公博的以“自杀”逃避罪名，给予深刻地批判，指出:周作人的罪恶虽未必超过陈公博、周佛海，但为虎作伥，已然抛弃名节、叛离民族，走向了违背时代的反动道路；而对于陈公博这样的汉奸，在抗战胜利之后，应加以极刑，处以国法，不能让他们随便地自杀，以逃避罪名。《流云散记》还有几篇是写女性的，名曰:“女性群像”和“妇女群众”，总共四篇。其中《谈杨贵妃——从杨贵妃看所谓“裙带社会”》一篇，征引颇丰，纵深开掘，多方论证，暗讽了“蒋家王朝”的四大家族，裙带关系盘根错节，在国家的战乱中暴富，假公济私，穷奢极欲的行经，而*终的结果是“永远的被侮辱与咒骂着”。《秋雨秋风忆秋瑾》是孟超在鉴湖女侠秋瑾女士殉国的祭日所写的纪念文章。文中，他抨击了专制暴力，发出了“血是没有白流的”呼喊！文末，他呼吁:“有暴力存在的一天，总难免于流血，妇女的健者们，踏着秋瑾女士和她以后的一切的血迹，前进呵，别怕！”抗战胜利不久昆明就发生了大规模的学生游行，军队特务向游行队伍投掷手榴弹，炸死四人，这便是震惊一时的“一二·一惨案”。作者“有感于怀，有触于心”，发出了反对“专制暴力”的呼声”。他“此时此地，一边受着“马”蹄的践踏，一边听着“鸡”声的唱鸣，忧伤悲愤地心情，固然不少”，他渴望并等待着“乌黑的暗夜，也总有被鸡叫曙了的时候。”一九四六年夏，孟超离开了昆明，到重庆工作。行前，他想在昆明找一家书店出版这个集子，未果。于是孟超带着这部稿子先后到重庆、香港，然后由香港取道朝鲜赴东北、华北解放区。“一唱雄鸡天下白，换了人间。”“乌黑的暗夜”终于过去。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孟超到北京参加文化出版工作。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六年，二十年间，孟超一直在文化出版部门的领导岗位工作。令人不解的是，这部浸染着孟超的汗水和睿智的《流云散记》却始终没有出版，直至抄家后遗失。或许是孟超先生过于自律，没有提出过出版的要求；或许是他认为书稿的内容不合时宜了。这其中的原委，我们已无法猜测。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六年，再到二○一六年，北京出版社慧眼识珠，决定出版《流云散记》，这部书稿已经在世间漂泊了整整七十个年头。我相信会有很多读者们喜欢这本流荡了七十年的书稿；孟超先生的在天之灵，也因此会得到慰藉。方继孝二○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星期一十一时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