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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凝，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笨花》等四部，中短篇小说《哦，香雪》《永远有多远》等一百余部，以及散文、随笔等，共四百余万字。部分作品被译成英、俄、德、法、日、韩、西班牙、丹麦、挪威、越南、土耳其等国文字，介绍到海外。史铁生，作家。1951年1月生于北京，2010年12月31日病逝。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务虚笔记》《我的丁一之旅》、中短篇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奶奶的星星》《命若琴弦》《老屋小记》、散文随笔集《我与地坛》《病隙碎笔》《记忆与印象》《扶轮问路》、剧本与影评集《妄想电影》等多部，2012年出版未竟集《昼信基督夜信佛》。曾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两次鲁迅文学奖，以及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何士光，作家，一九四二年出生。曾出版《青砖的楼房》《草青青》《如是我闻》等小说、散文和论著多种。其中《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远行》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分别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曾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主席、贵州文学院院长。阎连科，作家，一九五八年生于河南嵩县。现供职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为教授、驻校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风雅颂》等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年月日》《黄金洞》《耙耧天歌》《朝着东南走》等十余部，散文、随笔集五部，《阎连科文集》十二卷。曾获得卡夫卡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二十余种文学奖项。其作品被译为日、韩、越、法、英、德、意大利、荷兰、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尔维亚等二十种语言，在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周大新，一九五二年生于河南邓州。一九七九年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走出盆地》《第二十幕》《21大厦》《战争传说》《湖光山色》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向上的台阶》《银饰》《旧世纪的疯癫》等多部，另有散文、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六百余万字。曾获茅盾文学奖、冯牧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等。作品被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捷克文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戏剧、电影和电视剧。刘庆邦，作家，一九五一年生于河南沈丘。著有长篇小说《断层》《远方诗意》《平原上的歌谣》《红煤》《遍地月光》等七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走窑汉》《梅妞放羊》《遍地白花》《响器》《黄花绣》《麦子》等三十余种，并出版有四卷本刘庆邦系列小说。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三十余种文学奖项。多篇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俄、德、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文字。现为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林白，作家，一九五八年生于广西北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北去来辞》等，有《林白文集》四卷。曾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老舍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多种奖项。有日、韩、意、法、英等文字的长篇和中篇单行本出版。乔叶，作家，一九七二年生于河南修武。现为河南省作协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出版有长篇小说《认罪书》《拆楼记》、小说集《*慢的是活着》、散文集《天使路过》等多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人民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徐则臣，作家，一九七八年生于江苏东海。著有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夜火车》《午夜之门》、小说集《跑步穿过中关村》《人间烟火》《居延》、随笔集《把大师挂在嘴上》《到世界去》等多部。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德、韩、英、荷、日、意、俄、法、蒙等语。鲁敏，作家，一九七三年生于江苏。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99年开始小说写作，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九种忧伤》《墙上的父亲》《纸醉》《取景器》《离歌》《惹尘埃》《伴宴》等，长篇小说《六人晚餐》《此情无法投递》《博情书》《百恼汇》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小说双年奖、庄重文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并有多部作品被译为德、法、日、俄、英、韩及阿拉伯语等。
“小说家的散文”第一辑，包括:铁凝著《我画苹果树》、何士光著《雨霖霖》、阎连科著《高寿的乡村》、周大新著《看遍人生风景》、刘庆邦著《大姐的婚事》、鲁敏著《我以虚妄为业》、史铁生著《在家者说》、林白著《枕黄记》、乔叶著《走神》、徐则臣著《别用假嗓子说话》。共10册。
★铁凝，史铁生，阎连科，何士光，周大新，刘庆邦，林白，乔叶，徐则臣，鲁敏作品精选集。★由4次获得“中国*美的书”称号的设计师制作，32开精装，典雅精巧，世界大师的绘画做封面图。★小说家的散文——*不虚妄的文字*不做作的性情*不雕琢的思想*不掩饰的本色★“小说家的散文”丛书，打开另一扇窗，呈现小说家的本色。在散文里，小说家是藏不住的。他们把自己和盘托出，与*真实的灵魂照面。
我画苹果树铁凝在我看来，世界上有两桩事情最难:一是唱歌，二是绘画。可是，冰心老人在给我的一封信中却说:“铁凝，你真行，会写文章，还画画……”这是因为在羊年时，我曾画过一张贺卡寄给了老人家。冰心老人对于我“画技”的称道自然令我兴奋，但我实在是不会画画的。而且，算来算去，至今我的绘画“作品”也不过三件。一件是上边所讲的“羊卡”；一件是我五岁时画的一只黄眼黑猫——父亲把这巴掌大的一块灰纸做过精心托裱后，一直收藏在他的书橱里；第三件是一个名为《苹果树》的挂盘。我画苹果树，大约起因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段生活。那一年从春天到秋天，河北省作家协会在滹沱河畔被果园包围着的一个清新环境里举办创作班，我就在那里读书、写作，听著名作家、艺术家讲课。黄昏时分我和我的同学们常在苹果园里散步，从果树开花一直到结出青青的苹果。当果实沉甸甸地压弯果枝时，便偶尔会有熟透的果子“噗”地落在地上。使我想到，果实为什么会压弯枝头?因为它们不懂得保留。苹果扑向土地的景象让我获得了一份对果树永远不衰的感动。回到家来，见父亲正用一种名为丙烯的新型颜料作画。父亲告诉我，这种颜料的优点在于它有油画颜料的力量，并且能够画在任何材料上不会剥落，比如可以用它在陶瓷上作画。父亲的画架旁边正好有几只白盘子，这雪白的盘子和新鲜的颜料都使我生出一种要画的冲动，于是我就在瓷盘上画了一棵结满青苹果的苹果树。这是一棵茂密得几乎要爆炸的果树，叶子好似腾空开放的礼花簇拥着浑圆的果实。事后，父亲看着我的“作品”问我:“为什么你要把苹果树画成这样?”我说因为在我眼里苹果树就是这样。父亲告诉我，他很喜欢这棵苹果树。他说因为你画出了自己眼中的苹果树，而别人也相信了你对苹果树的理解和感受。我的一位俄罗斯朋友——汉学家托罗普采夫在看了它之后，也表达过与父亲同样的看法。我的苹果树显然不具备绘画应有的诸种要素，但没有人去挑剔它的“不地道”，相反它还受到过一些赞许。也许这是因为，除了我画的是我眼中的苹果树，还有我在绘画过程中拥有着心灵的和手的充分自由吧。之后，我越来越觉得，拥有着这种心灵和手的充分自由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世上少有的艺术大师，一种便是孩童。在孩童的画面上，一棵大树可以盛开出一座楼房，一个牛头可以大过整个宇宙，而行人也可以和鸟儿一同在天上散步……成年人却每每被这些看似荒唐的组合所打动。究竟是什么把大师和孩童联系起来的，评论家们不懈地做着研究且众说纷纭，但有一点，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便是孩童和大师共有的天真，是天真把他们的作品变得诚实了。我画盘子是一次偶然，别人夸我也是一次偶然，我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名画家。我之所以喜欢欣赏绘画且把它看作世上最难的事业之一，是因为我发现在作家笔下无法发生的事情，在好的画家笔下什么都有可能发生。我之所以偶尔尝试绘画，是因为写作已经把我变为一名成人，绘画却能使我有权享受孩子的美梦。乡村与性阎连科1这一夜是腊月或是正月。腊月或正月的夜里，他有了新的被褥。夜饭吃得既好且胀。早早地躺在床上，原想睡个暖觉，却是终究不行。由于想到了女人。被的温暖，褥的绵软，使他想到女人那又白又嫩的肌肤。不消说的，在这样的夜里，外面的风吹得落叶卷动，窗纸絮絮叨叨。能听见村口河水结冰的声音，噼里啪啦如冰裂一样白亮亮结冰时的响动。置身于这样的冬夜，能拥个女人躺在床上一宿，软褥温被，和更温软的女人，那该是何样的受用。女人也是，闲着也是闲着，暂且让人用一下就少了什么吗？又不是箩筐或者布袋，用一次就坏了。他翻一下身子，拉亮了灯。屋子里的光色立马如初晨的阳光，刺眼得很哩。揉一下眼睛，看房顶的蜘蛛，记忆中原是孤单一个，终日盘结在它自己织就的网心里，可眼下却成了两个，联在一起，正在交配。另外的一只，它打哪儿来？无声无息就成了一对。有句话叫——好事必双，双成好事。原来好事成双指的就是干那事，并不是指成双地喝酒，成对地要东西。好事成双，“双”是指二人，且必得男女。他盯着那对交配的蜘蛛，瞌睡愈发地没了，头脑里的动静如在乡村土道上旋转的轮儿。有一驾马车，把他从东庄拉到西庄。西庄那儿阳光艳丽，温和得十二分可以。女人们都在地头晒暖，晒着暖说些男女的事，说一看某某就是不行，说起来也算个男人，可风一吹就倒。你看人家某某，肩宽得和门板一样，说起话来，一个字一个字地砸女人的奶子。马蹄声嘚嘚地响着，在日光的温红里，如初绽的红色小花。远远地他看见那群像盛夏中午的阳光下晒暖的慵倦的猫咪一样慵倦的乡村女人，听见她们秋日河水般绵软的话语，摇曳着和空气一起荡过来，心都有些醉了。可当他的马车接近女人们时，她们却又像潮水一样往后退去。女人们永远和他保持着不可接近的距离，如同两山之间，但他从未恨过她们。他愿意给她们跪下来，帮她们耕种，帮她们收割，帮她们施肥，帮她们锄草。帮她们什么都行，做牛做马也可以；但只消掀开她们的衣服，露出她们光洁的皮肉，让他伸手摸摸她们。摸她们的身子，摸她们的奶子，摸她们的大腿。当然，他还想摸她最不愿人摸又最愿人摸的那儿，但只要她愿意。如她不愿，他则准定地遵循着她的意愿，他哪儿也不摸，只握着她的手。女人的手，自然地不同于男人，男人的手粗粗拉拉，如干枯的槐枝，手皮仿佛柏树皮。女人的手都如当年抽发的正午后的柳条杨条，柔软细嫩，光亮滑润。仅仅是拉拉手，仅仅就是拉拉女人的手。盯着房顶的蜘蛛，那驾乡村的马车由近至远，终于穿过女人的身边，马不停蹄地远去及至消失，只留下红色的小花如女人的红唇在他的眼前恍惚。村外有了孤独的狗吠，叫声在乡村的胡同如流动的清溪。他看见了动着身子的蜘蛛，把网掀得起起伏伏；他听到了蛛网起伏的声音，像极了冬夜星光落地的声响。人原来不如蜘蛛，他扭一下肩膀，拉灭了灯，把自己沉没在无边无际的黑暗里，悠长地叹了一口气，想人不仅不如蜘蛛，其实连畜生也不如的。狗、牛、马、羊、鸡，狼、豺、虎、豹，它们想做好事也就做了。只有人，人活着就是为了受罪。他二十岁，三十岁，或者四十岁，盖着新的被子，躺在新的褥上，棉花的气息带着花棵那微细鲜活如阳光一样的甜苦味，在他的身上虫一样游动。他以为身上有虫，哪儿痒了，便去哪儿拂弄。他摸到了自己那不值钱的东西。那东西不听他的摆布，不服他的安放。他想象那东西是河边干枯的柳棍，一拔，然后扔出窗外，让寒风吹它一个夜晚。夜也着实漫长，如无头无尾的暗黑的隧道。他在隧道里疲劳地走着，却终是不见阳光。有一个女人就好了，拥着，相互地拥着，做完了事情，静静地躺着，人不消动，隧道会自己从床边走过，夜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失，白天不期而至。可是，眼下白天又在哪儿？夜晚无休无止。他从床上爬了起来，穿上衣服，趿上鞋子，哗一声开了屋门，风和月光水一样泼下来，浇他一身精湿。他哆嗦一下，柳棍不拔自失。他低头看了一下什么，系上扣子，朝院落外面走去。村街上有月光哗哗地流响，宛若从山那边传来隐隐的女人的歌声。他沿着歌声走去，脚下仿佛踩了女人红的裙摆。树在风中窃窃地絮叨。猫在房上静卧不语。月光中夜莺从头顶向村外飞去，影儿像树叶一样飘落去了。他走着，整个村落没有一窗灯光。他从这条胡同走入那条胡同，游神一样摇在乡村的夜里。冷得很，河里真的有了冰凌，青白如一条落在地上不动的玉带。站在冰的边上，能听到冰下细微的水流。他用脚踏了一下冰层，听见咔嚓的脆响。踏着一块凸出冰面的石头，跳过河去。河对面有一座院落，孤零零如荒野的一个栅房。在月色中，能清晰地见到门框上死人后的白色对联字，能看到那黑铁的门环。他立在那门的下边，说我怎么来了这儿。这样问着，人却久久地伫立不动，且还用手轻轻推了推院落的柳木大门。自不消说，门是紧紧闩着的。因为那门闩了，他心里方咯噔一下，仿佛那门原是虚掩的，是因为他的到来才被闩上的。他无端地感受到一种失落，像石板压在他的心上。绕着房子走了一遭，回来又推了一下大门，看看那白联上的黑字，念了一遍，上联是:早丧夫妇守门冰清玉洁；下联是:生时好死后善山高水长；横批为:生死夫妇。读了门联，略站片刻，身上的热终退尽，觉到了季节之寒的袭扰，已经漫过整个身子。冷啊，大冷的天，你干什么你？还要不要做人的脸了？于是，也就回了家去。关了屋门，站在床前，想到这邪恶之念均源于新的被褥。把被褥抽了，睡在光光的席上，仅盖一个旧的被子。静心躺下，准备睡时，天却已经近晓。一夜也就如此过了。2农民有许多不该有的压抑。这所有的压抑，自古至今，历史的节拍一样伴奏着农民的平常生活。而性对于农民的折磨，则更普遍，更久远。今天的性，在都市已经是生活中的家常菜了。青年人在一起，不谈性，似乎已没有更合适的话题。各种各样的电视台，一边抵抗着性对社会的骚扰，一边播放着根本上是由性结构而成的各种连续剧。而赖以生存的电视台制播的各种商品广告，事实上只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为男人服务的各种壮阳的滋补品；另一种是为女人服务的化妆品。男的壮阳，女的美容，说开去也就一个性字了得。有一种说法，在都市已流行十年有余，今天再说未免陈旧，即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最好的标准是看它对性的理解程度。这话无疑是拾西方人之牙慧。可若拿到当今广袤的中国农村去说，仍然要把农民的冷汗吓将出来——当然，那些富裕地区的农民，如广东沿海一带，听了这话，会觉得你格外无聊。爱做什么你做什么去，只要会挣钱又会花钱就行，把性放在嘴上去谈，实在是闲人的闲话了。而北方农民，八亿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听了这话，要么不懂，要么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农民是不谈性的，甘愿受性的折磨也不去谈它。在不正规的场合，在最无聊的时候，在精神生活几乎一片空白的时候说性，他们不用这个字眼，他们用男女关系。性和男女关系，同样是文明的说法，却有本质的区别。性是带有科学的生理的本能，某些时候谈论它、研究它，则完全是为了科学，为了人类自身。而男女关系，这来自于政府部门对“淫”的一种文明的说法，普遍被农民口头接受以后，就完全排除了人的心理和生理的科学。男女关系在百分之百的意义上是淫乱和作风的败坏。农民从来没有想过把自己从性中解放出来。婚姻的自由，是他们精神解放的第一步。这一步抬脚抬了数千年，而在都市迈出这一步，是在“五四”以后，而大多数农民迈开这一步的时候，春天已经迟至解放后的五十年代。这一点，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功不可没。但是，日本文学研究《小二黑结婚》，恰恰把我们批判的三仙姑——这个农村女人在性上的自己解放自己作为了一个“新人”的典型，他们理解我们视为“破鞋”的村妇三仙姑为赵树理着意塑造的最主要人物，以为中国农村对性已经有了很深的理解。这实实在在是天大的误会。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农民对性的隔膜和一些发达的国家相比，委实还很厚很远，厚远得无边无际。然而，不谈性并不是说农民从生理上不如城市人对性更为需要。而实际上是由于许多地方，至今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现代人的文化生活。最愉快的文化活动是“听说书”，最现代的电器是只能接收一两个频道的收音机。这不是耸人听闻，你到我家乡——并不算落后的豫西走走就可知道这些。而再向西北远行，至黄土高坡一带，你会更深刻地体会到他们文化生活的单调，如一片蓝天连一丝白云都没有的单调。这种数千年来没有多少改变的极度贫乏的文化生活，导致了农民对性的敬而远之，闭口不言，而实际上又比城市人更为极度地渴求。性——实质上是他们最可靠的唯一的精神娱乐活动。性成为唯一的精神活动之后，伴随着性应该有的感情已经退居其次。夫妻间，不谈什么感情，只谈依靠。男的依靠女的传宗接代，依靠女的操持家务，依靠女的奉养父母，依靠女的解决他在性上的渴求。女的依靠男的支撑门面，依靠男的下田劳作，依靠男的遇事主张，也依靠男的被动地解决一部分她对男女愉悦的需要。爱情是不要谈的，读过几本书、识了几个字的人谈爱情会成为笑话，而真正的农村的知识分子，比如那些高中毕业的学生，本来对爱情怀着美好的憧憬，可结了婚，生了孩子，再说爱情，他们自己都觉得酸溜溜的可笑。尽管他们夫妻是青梅竹马，是初中或高中的同班同学。农民宁可长期受性之压抑，而绝不向性发起冲锋，就像当年他们或他们的父辈也知道婚姻自由是好，却不去争取一样。现在，都市已经冲破了性的束缚，或正在冲破性的束缚。但农村走到这一步，绝不仅仅需要富起来的经济做单纯的基础。走到视男女关系为性这步田地，还需翻山越岭，还需走漫长的精神道路，时间作为桥梁，也不会像政府强制婚姻自由那样深入人心，而使这一自由的步伐很快地抬起并落在实处。时间在这儿，显得格外的悠远而漫长。然而，在农村备受性的折磨和压抑的还不是男人，而是数量上占了半边天空的农村妇女。3女性农民是性的最大受害者。她们也理解性是人之常需，但这种理解更偏重于对男人们的倾斜。许多农村妇女以为，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就是他们需要女人；女人之所以是女人，就是男人需要她们。她们有满足男人性需要的义务，男人有享受她们的权利。而她们在性生活中享受到了快活，那不是她们应该享受的天伦之乐，而是她的男人对她最大的恩赐。因此，在性上尝到欢乐的女人，更乐意侍奉她们的丈夫和公婆。当今四十岁往上的农村妇女，对于性的认识，仍然停留在数千年的传宗接代意识上。如果不是为了怀孕，在一个家庭的夜晚，无论如何，女人很难主动向男人提出性的需要。即便她有这方面的冲动，她也不会向男人直说。聪明的女人，会给男人一些暗示，和谐夫妇中的丈夫，也许会照顾一下女人的情绪，但一般有了孩子的家庭，丈夫都不予理睬，除非那时候丈夫也有这方面的需要。如果女人直言了性的需要或去主动挑逗丈夫，丈夫会拿一种审视“破鞋”或鄙视荡妇的眼光，陌生地去望着自己的女人。这一目光，足以使这个女人在床上几年甚或一生不敢主动暴露自己对性的需求，仿佛只有被动的，才是道德的。但是，女人若为了怀孕，想生个孩子，或者有了男孩还想要女孩，有了女孩渴望要男孩，她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向丈夫提出性的生活，就不仅能得到丈夫的响应，而且还能得到丈夫的理解和温存。性对于乡村的男人，是一种生理满足，对于女人，则是生儿育女之途径。农村女人性生活的悲哀，不是农村男人在性生活上对她们需要的不解和漠视，而是她们自己对自己这种需求的不敢承认。她们从来不敢奢望、奢谈男欢女乐，甚至想一想，也是一种奢想，也要遭到她自己脸红的批驳和内心的羞辱。“文革”前期广东农村，有这么一件事情。一对农村青年男女结婚一年之后，男的当兵去了。后来，男的提了干，当了连长，成了学“毛著”积极分子。女的从广东来部队探亲，第一夜上床熄灯之后，女的等着男的去做那件事情，男的却用手在女的身上抚摸。开始女的忍着不动，后来男的抚摸久了，女的突然把被子一掀，跳下床，穿上衣服，厉声对她丈夫说，两年不见，你怎么就成了流氓，为了生孩子我坐火车、汽车来找你，料不到你变成了这个样，亏你还是连长，是积极分子。我入伍时这个连长已是我的营长，营里的干部大多知道这件事，知道营长为他的老婆很苦恼，后来营长和当地一个城市女青年关系颇暧昧，被处理回家种田了。这是十年之前。那么近十年来，广袤农村的八亿农民，沐浴了开放之风，电视、报纸、书刊，终于走进了许多农村山区的各个角落。城市生活方式对农村的影响，正如西方和美国生活方式对中国城市的影响。而在农村，最受益的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的作为、他们的言行、他们对土地的叛离，都迈出以往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想迈而未敢的步伐。但在性上的进步，以往是停脚不动，今天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是走动准备）。无论如何说，脚是抬了起来，这预示了一般运动前的飞跃。对于女性青年，如湖南、四川、广东、广西等地的南方农村女青年，性上的觉醒，比北方早了十年、二十年。但这种觉醒，却是“一梦醒来非早晨”，睁开亮丽的眼睛，看到的不是性之曙光——生理的和科学的性，而仍然是男女之关系，是和金钱紧密相连的性的买卖。这种大批的逃离土地靠卖淫获取金钱的农村女青年，她们的人生、家庭和社会已经为其付出了沉重无比的代价。她们对性的意识，事实上并不比性的蒙昧进步太多。这是金钱对性的解冻，而非对性的解放或解脱，她们为性而微笑中的苍凉和失落，这个社会人所共知，究竟这是一种社会的悲哀的必然，还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且不去不休论争，而造成的事实结果，仍然是——性的折磨。而那些没有脱离土地去把性和金钱铐在一起的农村青年女人，在沐浴了近二十年开放之风以后，对性的意识，又觉醒到了哪步田地？事实上和她们的母亲相比，最大的进步就是敢在村头巷尾以性说笑了。说笑性的目的，不是为了直接解冻自己在性生活中的被动、蒙昧，而是为了弥补自己性生活中的空虚和淡淡的觉醒的悲哀。在农村家庭，一面是夫妻间并不比城市夫妻少了多少的性的夜生活，另一面是商店和药店从来不摆卖也无须摆卖避孕的药品和工具。由此可见，年轻的乡村女人，对性的朦胧，仍然和她们的土地一样地老天荒。唯一变化了的，是实行计划生育之后，她们不能像母亲一样因性而孕、因孕而生了。于是，流产的手术在同样人口中，不比城市少了多少。差别是城市流产的女性多是未婚，而农村流产的女人更多的是已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注意。今天，城市女性对她们的称谓已经非常在意，已结婚的女人在公众场合喜欢丈夫或人们称她为“爱人”，而不喜欢被称为老婆。“爱人”一词中包含性生活的成分，有很大的感情比例，而老婆的称谓使人感到既缺情感，又缺文化，粗野而不文明。而农村女人，仍然喜欢被称为媳妇。她们感到媳妇一词有很强的任劳任怨的成分，包括性生活上任劳任怨的付出和自我掩盖了的性的折磨。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史铁生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说过，徐志摩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我看，却是对生死最恰当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死，从来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陈村有一回对我说:人是一点一点死去的，先是这儿，再是那儿，一步一步终于完成。他说得很平静，我漫不经心地附和，我们都已经活得不那么在意死了。这就是说，我正在轻轻地走，灵魂正在离开这个残损不堪的躯壳，一步步告别着这个世界。这样的时候，不知别人会怎样想，我则尤其想起轻轻地来的神秘。比如想起清晨、晌午和傍晚变幻的阳光，想起一方蓝天，一个安静的小院，一团扑面而来的柔和的风，风中仿佛从来就有母亲和奶奶轻声的呼唤……不知道别人是否也会像我一样，由衷地惊讶:往日呢？往日的一切都到哪儿去了？生命的开端最是玄妙，完全的无中生有。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一种情况引出另一种情况，顺理成章天衣无缝，一来二去便连接出一个现实世界。真的很像电影，虚无的银幕上，比如说忽然就有了一个蹲在草丛里玩耍的孩子，太阳照耀他，照耀着远山、近树和草丛中的一条小路。然后孩子玩腻了，沿小路蹒跚地往回走，于是又引出小路尽头的一座房子，门前正在张望他的母亲，埋头于烟斗或报纸的父亲，引出一个家，随后引出一个世界。孩子只是跟随这一系列情况走，有些一闪即逝，有些便成为不可更改的历史，以及不可更改的历史的原因。这样，终于有一天孩子会想起开端的玄妙:无缘无故，正如先哲所言——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其实，说“好没影儿的忽然你就进入了一种情况”和“人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两句话都有毛病，在“进入情况”之前并没有你，在“被抛到这世界上来”之前也无所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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