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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太阳鸟十年精选：这世上的“目送”之爱》王蒙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王蒙，男，河北南皮人，祖籍河北沧州，1934年10月15日生于北京。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化部原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学院、中国海洋大学、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名誉教授、顾问，中国海洋大学文新学院院长。
现在居住在北京，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曾获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日本创价学会和平与文化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与澳门大学荣誉博士学位、约旦作家协会名誉会员等荣衔。作品翻译为二十多种语言在各国发行。2017年12月，王蒙《奇葩奇葩处处哀》获得第十七届百花文学奖中篇小说奖。
本书中所有的文章都选自辽宁人民出版社*近10年（2007-2016年）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以前这些文学精品都是按照体裁来分类，这次按照题材内容的不同来重新整合归类。
本书重点是作者对亲情的歌颂和赞美，字里行间那种感人的言语总会让人潸然泪下。
文化部前部长、著名作家王蒙先生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打造20年的文学品牌“太阳鸟文学年选”中*近10年的精华集成，数百名知名作家的作品编入其中。本套书按照题材重新整合，共有13部。
这套“太阳鸟十年精选”所收录的文章均选自过去十年我为辽宁人民出版社主编的太阳鸟文学年选。太阳鸟文学年选作为每年国内出版的多种文学年选中的一种，已经坚持了近二十年。它说明辽宁人民出版社的这套太阳鸟文学年选具有相当的历史性，表现了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们的坚持不懈，这也是年选权威性的一个方面。
太阳鸟文学年选近二十年来，纳入其编选范围的文体大致六种，即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和杂文，这一次编辑将选文的体裁限定在了“美文”，杂文记忆中也只选了三四篇。整套书共十三种，包括《途经生命里的风景》《异乡，这么慢那么美》《故乡，是一抹淡淡的轻愁》《这世上的“目送”之爱》《历史深处有忧伤》《愿陪你在暮色里闲坐，一直到老》《你所有的时光中*温暖的一段》《那个心存梦想的纯真年代》《一生相思为此物》《掩于岁月深处的青葱记忆》《在文学里，我们都是孤独的孩子》《艺术，孤独的绝唱》《那个时代的痛与爱》，除《那个时代的痛与爱》主题相对分散，其他内容包括国内国外、故乡亲人、历史人物、童年校园、怀人状物、读书谈艺，可以说涵盖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可供阅读群体广泛。集中国十年美文创作于一书，这个书系的作者也涵盖了中国当代文学写作，尤其是散文写作的大量作家，杨绛、史铁生、袁鹰、余光中、梁衡、王巨才、王充闾、周涛、陈四益、肖复兴、李辉、王剑冰、祝勇、张晓枫、刘亮程、毛尖、李舫、宗璞、蒋子龙、陈建功、李国文、刘心武、李存葆、陈世旭、梁晓声、陈忠实、贾平凹、铁凝、张承志、张炜、余华、韩少功、王安忆、苏童、周大新、格非、迟子建、刘醒龙、刘庆邦、池莉、范小青、叶兆言、阿来、刘震云、赵玫、麦家、徐坤等。还有黄永玉、范曾、韩美林、谢冕、雷达、阎纲、孙绍振、温儒敏、南帆、陈平原、孙郁、李敬泽、阎晶明、彭程、刘琼等艺术家和评论家。他们的阵容，令人想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版图。
为了“优中选优”，我重新翻阅了近十年的太阳鸟文学年选散文卷和随笔卷，并生出一些感慨。文学应该予人以美，包括语言之美、结构之美、韵律之美，更包括思想之美、情感之美、叙事之美，言之有思，言之有情，言之有恍若天成的启示与灵性。美好的东西总是让人念念不忘，文章也是如此。重读这些当年选过的文章，依然让人或心潮澎湃，或黯然神伤，或感同身受，或心向往之，一句话，也就是我*入迷的文学品性:令人感动。
大概十年前，为了继承和发扬赵家璧先生在良友图书公司主持“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传统，我曾为出版社主编过“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五辑，我在序言中曾说，文学是我们的*生动、*刻骨铭心的记忆，是我们的“心灵史”。我希望这套选本，也能不辜负读者与历史的期待。
透明的生命
万方
已经过去十多年了，1996年12月的那个冬夜，电话铃声响得那么突兀，把我惊醒。四下里一团漆黑，我拿起话筒，听到小白的声音，他一直在医院里照顾我爸爸，他说:曹老情况不大好，医生让你到医院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多问，把电话放下。那时我看见床头的小钟指着四点十分。我走出家门，苍黄的路灯下大街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影。我走到街中心，等到一辆出租车，汽车在黎明前的城市飞驰，冥冥中我的心有所期待，期待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恢复到正常。然而在这巨大虚空的黑夜后面，我感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爸爸走了。
他走得很安静。当时的情况是护士半夜查房，给他量了血压，他还在睡着。十多分钟后护士长又进来看看，发现他的呼吸不对，极慢极浅了。做了病理检查之后，也没能查出明确的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致死的原因。想来他很有福气，没有经受垂死的病痛折磨和死亡的恐惧。在寂静的深夜，他衰弱的身体里产生了难以觉察的奇异的波动，也许有个声音告诉他“我们要走了”。他来不及多想，甚至没有听清楚，他想问问对方，可是又没有力气。在*后的时刻，是他对一切事物的好奇心引导他跟着那声音去了，他没有见过死神，他想见一见。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陪爸爸去了一趟天津。那一次的旅行使我很贴近地感受到他的童年，了解到他这个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他所以是他。我们来到意租界，他认出了旧时的街道，兴奋极了，连连说:“不错，*不会错的，这一家姓萧，那一家姓陈，我真是像在做梦啊！”他家的“小白楼”是座两层的小楼，门前搭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面住了好几家人，但都上班去了，只有两个老人在。我爸爸只顾往里面冲，甚至顾不得和主人打招呼，这在他是很少有的。
他回忆起许多往事，教他书的大方先生，也教过袁世凯的儿子，好玩古钱，有好几个姨太太。他记得客人在楼下的小客厅等着他父亲下来，他父亲摆着架子，等客人行三拜九叩礼，然后父亲就和客人对着抽鸦片烟。“那时候真是乌烟瘴气哟！”他说，“哥哥在楼下抽，父亲母亲在楼上大客厅里抽。每天我放学回家，他们抽了一夜的大烟还在睡觉，家里像坟墓一样。”他还记得胡同口逃难的农民，一头挑着锅，一头挑着孩子，晚上叫得很惨。听他的话使我感悟到，出生在旧中国的文人，他们大多从小就感到压抑，继而觉悟到有一股与他们格格不入的势力的存在，从此他们的生存就处于个人与一种势力对峙的状态。这成为他们无法逃脱的命运，他们也不想逃脱，他们从来无缘体味“为艺术而艺术”的闲情逸致，这才是他们的情结。我无法说出这种势力的名称。在我之前，在不同的时代，它以不同的面目存在了上千年，使个体的生命消失，变成一种适合于它的形式。无数中国人的生活被改变，而那些不甘于被改变、有独立意识的人，就要有所作为。我爸爸写剧本就是他的作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才华更是上天给的。我爸爸有幸被赋予了才华，他的成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像几乎所有当代的中国文人一样，在二十几岁就迸射出创造的光辉。我体会他真正的才华，在于他全身心地活在自己独特的感觉之中，登上了自己的那块石头。他迎接命运，他愤愤不平，他痛苦，他要反抗，一股股激流从他身边汹涌而过，他的心被激荡，也许他也想化为激流，或者说把自己投身进一股强大的力量里，可在他的心灵中有一个小人儿，具有把握他的更大的力量。就由于有他的把握，他写出《雷雨》。
那时他在南开中学念书，他和我说过，他有一个同学叫杨善全，和他关系不错，他和杨善全说，我有一个故事想写出来。同学就说，那你讲讲吧。他说:“我讲了，讲得乱七八糟，他也没听出所以然，只说，很复杂呀，你写吧。”我还听到他和来采访的人说，“你们要我讲繁漪是从哪儿来的，有什么原型？有，肯定是有，好多好多。但要我说出张家老太太，李家少奶奶，王家小姐，有什么用？讲了也是白讲，你们也不认识。《雷雨》这个名字，如果硬要我讲，雷，是轰轰隆隆的巨大声音，惊醒他们；雨，是天上而来的洪水，把大地洗刷干净。”
我和爸爸一起去过他的母校清华大学，在图书馆，他指给我看当年写《雷雨》时常坐的位子，说:“当年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他待我太好了，提供我许多书籍，原谅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他还允许我闭馆之后还待在这里写作。那些日子真叫人难忘啊！不知废了多少稿纸，都塞在床铺下边，写累了，就跑到外面，躺在草地上看悠悠白云，湛蓝的天。当时我就是想写出来，从来没有想到过发表，也没有想过演出。”
后来，抗战时期在重庆，我爸爸写出了《北京人》。当时有人对《北京人》在那个时期出来有所非议，似乎认为不合时宜。我不这样看，恰恰相反，我认为他站在自己的高度，看到那个高度所看到的世界和人。我时常想，要具有对人生多么深切的感悟力，体味埋得多么深的痛苦，才能写出《北京人》来，而我爸爸那时还是个青年。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他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
由此我想到自己的幸运，一个有才华有灵魂的人活在我身边，我得以看着他生命的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看着众多的中国文化人，甚至是中国的知识界。当然我不能把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等同于另外一个，但他们的命运确有共同之处。长时间以来，我爸爸和许多的人，他们都被告知他们的思想是需要改造的，这种对灵魂的改造像是脑页切除术，有时是*的粗暴行动，还有就像输液，把一种恐惧的药液输入身体里，让他感到自身的渺小卑微，这是非常严酷的。曾经我写过一个话剧《谁在敲门》，就是出于我所处的独特的位置与切身的感受。我试图写一个充满创造力的人，创造出了不起的作品，后来创造力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一顶闪光的帽子始终戴在他头上。在“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被揪下来，连同他的脑袋一起扔进了屎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帽子和头再次被安放在他的身体上。这是一种*反常然而曾经确实存在的现实，戴着耀眼的“桂冠”，而随时可能连脑袋一起被摘除。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爸爸被打倒，被揪斗。我家住的中央戏剧学院宿舍的大门上写着“打倒反动权威、反革命文人曹禺”的大标语。有一段时间，我爸爸被关在剧院里不能回家，让他们这些“黑帮”分子到马路上扫大街，小孩子用石头砸他们。我爸爸回忆说:“那时候我羡慕街道上随意路过的人，一字不识的人，没有一点文化的人，他们真幸福，他们仍然能过着人的生活，没有被辱骂，被抄家，被夺去一切做人应有的自由和权利。”
后来我记得放他回家了，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人民大学那时就在我家隔壁，每天从早到晚造反派都在高音喇叭里大叫大喊。我爸爸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酷热的夏天，方瑞和小欢子（就是我妈妈和我妹妹），她们沉沉地睡在另一间小屋里。白发的岳母瘫在木板床上，一夜一夜地咳嗽。半夜，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阵阵粗野的声音，那鬼哭狼嚎使我的胸口隐隐作痛。我觉得不久这群发疯的黑狼将包围我，抓着我，用黑爪子抓伤我的脸、我的背，我感觉自己已缩成一团……这大约是梦，我惊醒了。我勉强安慰自己，用一颗安眠药只睡了两三小时。”再之后他被剧院的革命群众“解放”，在郊区的农场劳动。每个礼拜六，黄昏时分，我从窗子里看见他的身影出现在大门口，推着自行车跨过门槛，然后又骗腿儿骑上车，至今我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模样，脖子上系着一块白毛巾，头上戴一顶蓝布帽子，脸上的神情有点惶惶然，又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我爸爸还在北京首都剧场看过传达室，被来中国访问的日本人发现了，说中国的莎士比亚在看传达室，结果就把他弄到胡同深处的北京人艺宿舍去看传达室了。他被造反派表扬，因为他在食堂里每顿都只吃四分钱的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外婆吃白薯，把皮剥掉，他觉得是浪费，自己把白薯皮吃下去。
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个斗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容易怀疑自己否定自己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生命是一种半感官半理智的形态，始终被美好和自由的情感所吸引鼓动。但他的情感和思想又都是充满矛盾的，而且都加倍地放大了。“文化大革命”，美好的东西被彻底打碎，所有的路都被堵死，绝望和恐惧把他压垮。而这种可怕的影响再也没有离开他的生活。
我爸爸给我讲过他得知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情形。那时我妈妈已经在1974年去世，他和我妹妹住在一起，他天天吃很多安眠药，和废人一样。他说:“小欢子从外面回家来，走到我床前，两眼发光，对我说，爸！咱们得救啦！我不信，不敢信。怕，怕不是真的，还怕很多。我跑到大街上，那会儿已经是夜里了，我走呀走呀，看到多少家的窗口里亮着灯光，整座楼都是亮的，我忽然感到难以支持，靠在一棵树上。我觉得自己的心脏的承受力已经到了极限。老天爷啊！没有经历过的人不可能明白，那种深重的绝望把人箍得有多么紧！我想我是从大地狱里逃出来啦！”
粉碎“四人帮”后，我爸爸的社会活动渐渐多起来，头衔也越来越多，他的时间几乎被各种各样的活动填满。每次活动回来，他一阵风似的从门外进来，脚步匆匆，进屋后把衣服一脱就倒在沙发上。他总是十分疲倦，人好像被抽空了似的，有一股说不出的沮丧。他心里很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有一次他和我说，我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间。他感叹道:这么下去怎么得了？！
我爸爸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多少年来睡眠必须靠安眠药维持，吃过安眠药之后，往往是他精神上*放松的时刻，他的种种潜在的意识就会变成话语。他讲述他的生活经历，他所见过的事，反复地说他要写，要写真实的人。他说:“我痛苦，我太不快乐了，我老觉得我现在被包围着，我要说心里话，说世界上任何人都不敢说的话。”——“我呀，在这个世界上白白过了一辈子，但我有一个*的所得，我悟啊！人哪，是个丑恶的东西，可是也不，人又那么地吸引你……”他什么都讲，毫无顾虑，他总是为自己一生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失当的行为反复思虑、后悔。有时候他拉着我的手:“小方子，你逼我吧，不逼不行啊！我要写东西，非写不可！”他的嘴用力抿紧，目光闪亮，“我要做一个新人，忘掉过去的荒诞和疑虑，我要沉默，我要往生活的深处钻，放弃这个‘嘴’的生活，用脚踩出我的生活，用手写真实的人生。”他的话像文章一样，思路畅通之极。
有一天夜晚我已经要睡了，听到他大声叫我:小方子！小方子！我跑过去推开他的屋门，看见他躺在床上，大睁着眼睛。他知道我来了，可是并不看我，直视着屋顶，说:“我不成了，又来那个劲了，吃了安眠药也不成，你要不来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他说得迷迷糊糊，他的身体也软绵绵的。我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经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但我相信，他的灵魂刚才是站在窗台上的，感受着外面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他喘着粗气，说:“我痛苦，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甘！”我说:“那你就写呀！”大约是我的话来得太快，说得太轻巧，他大出一口气，翻过身去。一会儿，我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鼾声，就站起身走到门口，忽然又听见他的声音:“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我越读托尔斯泰越难受……”他的枕边放着托尔斯泰的评传，是他崇拜的作家，“托尔斯泰，”他说，“他一辈子要弄清为什么，他几十年痛苦，他想像农民一样生活，一天走三四个小时，然后写作，大吃，能吃极了，八十二岁还要吃一大碗生菜，他每天又快乐又痛苦，真是一个伟大的人！”第二天早上他对我说:“跳楼，只是那么一想，你不要说出去啊。”
有的上午他坐在沙发上看报，看着看着睡着了。电话铃一响把他闹醒，电话总是要他开会、题字、看戏、评奖之类的事儿。他一接电话就清醒了，人也精神了，什么事都应承下来。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有活动，有时一天有四个日程，日历本儿上记得满满的。然而千真万确，我看到一种痛苦持续不断地困扰着他。这痛苦不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恐惧那样咄咄逼人，人人不可幸免。这痛苦是只属于他自己的。我曾经反复琢磨这份痛苦的含义，我猜想:痛苦大约像是一把钥匙，唯有这把钥匙能打开他的心灵之门。他知道这一点，他感到放心，甚至感到某种欣慰。然而他并不去打开那扇门，他只是经常地抚摸着这把钥匙，感受钥匙在手中的那份沉甸甸冷冰冰的分量。真正的他则永远被锁在门的里面。
在我爸爸去世后，我整理了他给我和我妹妹写的信，一大部分的信是他1981年到1983年间从上海写给我们的。那时他准备把解放前写了两幕的未完成的剧本《桥》写出来，他的信几乎都在说写作。他写道:“这几年，我要追回已逝的时间，再写点东西，不然我情愿不活下去。爸爸仅靠年轻时写了一点东西维持精神上的生活，实在不行。”他又写:“爸爸*近才悟到，没有一定的工作方向，随遇而安，浪费青春和中年时光，这是*可怜的，想起来甚至觉得惨痛。只有在暮年猛追一阵，补上已逝的时间。但创作真是极艰苦的劳作，时常费日日夜夜的时间写的那一点东西，一遇到走不通想不通的关，又得返工重写。一部稿子不知要改多少遍，现在爸爸连一个草稿，不，一个真正的大纲都没有搞成。当然真有一个结实的大纲与思想，写下去只是费时间，倒不会气馁。”
那一阵子，他找人谈话，搜寻材料。他说:“我现在为了自己*后的创作下了大决心，坚决搞下去，只有乘这股热气、这点灵气写下去。我多年没有这种感觉，没有这种创作的欲望了，难得能写，想写，这对我来说是一刻千金的时候。”在这段话之后他加了括号，括号里写着，“我也许搞不出来，但这个戏的大纲必须趁这段时间弄出来，因此北京人艺三十周年、全国文联开会都不能参加。这个创作不能放下，我知道一放下就完了，而完了，我*后的机会也就完了，我的生命也就等于不存在了。”1981年11月29日的信里，他写道:“*近我十分认识一切事情要办好，无论是求学与写作，都需要愉快的心情。不要以为心情本来就坏，怎么就会好起来？我的经验是愉快的心情可以由自己争取得到的。大约必须钻进工作或学问中去，万不可怕苦。要苦干，干就会从中得到兴味，对学问的爱好，对工作的感情。爱因斯坦说:热爱是*好的老师。他说自己一生的成就便从这句话得益*多。我要加一句:着迷是*好的朋友。”1983年初，他在信中写:“我正在写作，每日夜二时或三时四时起来不等。干上四小时，头昏眼花，只好搁笔，但总算有点进展。写作之难，大约不亚于你在医学院攻读医学。（这封信是写给我在医科大学上学的妹妹的）时常干了一个月的工夫，写好的东西，现在一看，不成样子，又把它完全划去。去年春日、暑期的计划与大纲，今日看来绝不能用，太浅，太俗，也太无意义，只好全部作为废纸。然而这一个多月的努力像是站得住！这一点看来站得住的东西，确实由于我这一两年下的功夫得来的。虽然这一两年的稿子终成了废稿，但没有这些废稿中的思想感情，经过一再筛滤，扬弃，是不可能造成现在这点比较站得住的东西。我觉得以往用的工夫与精力并不是白用的。”1983年4月5日的信:“人生只此一次，若不战胜私念，决心想为人做点有益的事，则日后心感痛苦。无论学医治学、写作都是一个道理。不悟出自己活着的使命则一事无成，势必痛悔为何早不觉悟。爸爸近来异常奋发，又万分苦恼，就因早未觉悟，早未明白，在私念中浪费大半生命。”4月的又一封信里，他说:“目前我确有些气馁，但我终不认输，只能向前干，向前干。”1985年2月25日的信:“*近读了《贝多芬传》，这位伟大的人激励我。我不得不写作，即便写成一堆废纸，我也是得写，不然便不是活人。工作*，知识*，知识中有无限幸福。到了一定年龄便知这是真理。”到了1985年晚些时候，我在他的信里看到这样的话，“心事并不颓唐，还想有所作为，只是年老体衰，何日大去是不可测的。”
在我爸爸去世之后的这些年，我的脑子里不时会浮现出过去的一些美好时光。那时我家住在铁狮子胡同三号，院子里有一棵很大的海棠树，春天花影满地。我爸的书房是一排小北房里的一间，书房的窗子上挂着白布窗帘。夏天，书房的窗子大敞四开，书桌上放着一大盆冰块，我爸爸光着膀子俯身在桌前写作，大汗淋漓，但毫不觉察。有时候我看到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脸色阴沉沉的，我还记得他有剧烈挠头的动作，就像脑袋里憋着千头万绪，只有拼命地痛快淋漓地挠头才能把它们梳理清楚。我爸爸写作不是那类“快手”，他要翻来覆去地琢磨，常常把写出的句子读出声来，直到自己十分欣赏为止。他的朗读与众不同，打动我，使我不忘，因为他根本不知觉声音的存在，他读得有味，完全是情感的韵律。
多年来，他的手边一直有好几个本子，有活页本，有很小的笔记本，也有学生用的横格本，本子里内容纷繁，有他的断想，有日记，有一篇篇的人物对话和他自己写的诗，和他想写的戏的提纲。他去世以后我曾经仔细地翻看过他写下的东西，在字里行间，强烈地感到他对各种人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脑子里那部创造的机器一直在运转不停，人生的问题一个个像滚珠似的，在他的脑子里发出哒哒哒的清脆的声响；在他心灵的大厅中，他既是讲述人又是听众，思想的自由的回声在他的身体里振荡，想到此我的心里十分感动。
在我爸爸1982年6月10日给我的信里，他写道:“一个作家必须有真正的思想。一个人没有思想便不称其为人，更何况一个作家。其实向往着光明的思想才能使人写出好东西来，你以为如何？希望你能真正在创作中得到平静快乐的心情。”在他1982年7月13日给我的信里，他说:“天才是‘牛劲’，是夜以继日的苦干精神。你要观察，体会身边的一切事物、人物，写出他们，完全无误，写出他们的神态、风趣和生动的语言。不断看见，觉察出来，那些崇高的灵魂在文字间怎样闪光的，你必须有一个高尚的灵魂！卑污的灵魂是写不出真正的人会称赞的东西的。”在他重访母校南开中学时，曾给中学生们讲话，说:“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把他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情，如果把人搞不清楚，也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曾经有一天，我不记得我的情绪为什么有些不好，我爸爸看出来了，就对我说:“小方子，别那么不快活。”我说:“没什么不快活呀！”他想了想，说:“是没什么快活事儿。我给你读两句诗，你就懂了。”他找来弘一法师的书，翻到其中一页，念给我听:“水月不真，惟有虚影，人亦如是，终莫之领。”他解释道:“就是不能懂这个道理。‘为之驱驱’，驱驱就是忙呀，忙了一辈子。‘背此真净’，真净，这么干净的一个世界，你违背了，‘若能悟之，超然独醒。’”他放下书，静了一会儿，“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和马克思的世界不一样，和资本主义世界也不一样。你觉得如何？”他久久地望着我，穿过我，望着他自己的内心。
在他的一个本子上，我看到他写下这样一句话:“灵魂的石头就是为人摸，为时间磨而埋下去的。”我爸爸，他是一个极丰富极复杂的人，他一生不追求享乐，他很真诚。他有很多的缺陷和弱点，但是他没有罪孽。如今，他透明的生命在一个无比自由的地方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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