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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众议，男，1957年10月5日生于浙江省绍兴市，曾“上山下乡”，并留学欧美，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供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博导，并兼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主要著作有《拉美当代小说流派》《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博尔赫斯》《西班牙文学黄金世纪研究》《塞万提斯学术史研究》等十余种，论文百余篇及随笔集《堂吉诃德的长矛》《亲爱的母语》和短、中、长篇小说若干。曾获国家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并为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你幸福吗？”“你的梦想是什么？”对于这些询问，读者一定记忆犹新。它们曾经引发热议和褒贬。然而，眼下的这个集子无意讨论上述问题，而是要叩问我们还有多少时间用来阅读和思考、多少空间赖以休息和做梦。难道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生活和世界吗？然而，我们何以至此？我们又当如何？何所为何所不为？人生意义安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简而言之，这个内容驳杂的文集是作者的一些人生轨迹和问学心得。它们或可印证一个事实:我们大都刚刚还是日出而作、日入而卧的工农，或者少不更事的学生，却忽然变成了“手机控”、“微博控”。同时，亘古不变的“物是人非”正在反转成为“人是物非”。新的诘问是:原始公社几万年、农业社会几千年、工业文明几百年，那么后工业时代又当几何年哉？我们何去何从？
文笔细腻，善于思考，多角度观察，深刻剖析，有很高的欣赏价值和很强思想启迪意义。
控制时代的来临（代序）女儿考取著名IT品牌高级管理培训生。我感佩她的聪明；而她则服膺于我的“直觉”，比如当初我预言伊斯兰世界对美国下手；又比如我认为《阿凡达》之后卡梅隆会拍核战影片，如此等等，果不其然。诚然，诸如此类的“直觉”实非直觉，只不过是人之常情，甚或兼之理性推导而已。其实我倒是很佩服老妈（我和女儿都这么称呼我太太）的直觉，她洞识世道人心，对许多事情有先见之明。譬如她说世界会愈来愈物质，因此女儿不能从文。关键是她先于冯小刚、葛优们很多年就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话:“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却万万不能”。我经常慨叹，她没当作家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但她若当了作家，那么我和女儿恐怕就要形上到九霄云外去了。且说女儿大大咧咧，因此自小就被我冠以绰号“大林”（恰好与“darling”谐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动漫《大林和小林》的一个人物:大林“没头脑”，小林“不高兴”）。这听起来颇有些矛盾。既曰聪明，又缘何说她“没头脑”呢？而我自己，则更是毛病多多。甭说有先见之明，就连识事务都谈不上。譬如说我这个工作或者我工作的状态，即使天塌下来，我只要投入写作就心无旁骛，常常忽略了周遭人等、周遭事等；况且死守着这一亩三分地，既不赚钱，也不扬名，因而被女儿冠以“阿怪”。然而，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多赚钱又怎么样？少赚钱又怎么样？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再说人生在世，一日三餐一张床，如此而已。那么，是因为我们自以为研究工作意义非凡抑或像奥乌雷利亚诺上校做小金鱼似的惯性使然？别问我，我不知道。也许这就是人；用老妈的话说，叫做“百个呆子不同样”。而她的任务则是不断地将我从“形而上的云端”拽下来。女儿继承了我俩的优点，颇有点“中道”的意思，尽管大江先生说我们糟践了一株“文学好苗”。说到工作的意义，我们容易各执一词。文学，遑论文学研究，虽则“写作者多于阅读者”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若从某个角度看，它又是确定无疑的。就像《人民日报》或“三报一刊”的文艺版，基本上读者是可以等于写者的。“让没病的人吃药”，用在我们身上显然是贴切的，盖因我们的读者就是我们自己。而我们的声音与亿万博主，尤其是青少年博主之间横亘着一条的鸿沟。就连彼此的话语体系都判若霄壤。至于我们的工作与一般民众，甚至一班年轻写作者的关系，则更是如此。我常想，是不是我们在自话自说、自得其乐或自寻烦恼呢？如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有大问题了。首先，学术属于小众的说法固然不乏道理；但时代不同了，因为少数人掌握信息（包括知识、财富和权力）且藉此主宰大多数人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你的声音如果不能令人入脑入心，则几乎等同于子虚乌有。其次，学术确实也可能或曾经是未来的事业；但在世界日新月异、科技一日千里的当下，如果一味地将注意力置于未来，那么学术贬值、被岁月尘埃永远封存的可能性也将是几何级的。于是，我想到了“清高”。清高者人文之道，君子之道也。然而，山至高无木，水至清无鱼。可见清高必须有度，况且清高的原因与目的也不尽相同。譬如，基本的操守是一种清高，适当的谦让也不失为是一种清高；但若成为逃避和懒散的借口，那么它便是变相的阿Q精神或自欺欺人了。但女儿的工作意义可谓立竿见影。工资比我高，信息比我灵。譬如女儿刚到单位就获悉有关研究已然瞄准了控制技术。这种控制技术基于信息时代的一系列技术进步，其目标在于使你一机（手机或掌上电脑）在手，即可远距离控制或监视所有:门窗、家电、机器人、乃至与你相关的各色人等、各色事等。由此推演，你监控（当然也可能是关注或关心）我，我监控（或关心）你的时代将迅速露出端倪。一两个英雄豪杰振臂一呼、拯救世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倒是个别商贾垄断市场或大国首脑运筹帷幄、掌控一切，一念之间毁灭世界的系数却在急剧地增长。于是，人与人、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正在发生质的变化。首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将发生质的改变。其次，新的伦理及人性观、人性论将再次，甚至终极地成为世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世界的去留将最终基于人类性善性恶的某个节点。虽然这关涉世界的所有层面及其历史蕴蓄和现实诉求，但终究取决于每一个人及其有意无意的选择，有意无意的控制与自我控制。当然，控制时代必定也是反控制时代，一如自由的时代往往也是契约、法制的时代。这是阴阳并存，正负相对的基本原理，诚如自然规律；也是人类社会和人性的基本属性，一切曲折及钟摆现象只不过是由偶然因素所造成的间或效应。而必然与偶然之和所勾勒的螺旋曲线及点面则犹如基因图谱的一般规律和复杂变体，自始至终。因此，合理公平的全球社会主义取代跨国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将大为增加。共同利用资源、合理控制世界，公平分配、和平共处的格局必将形成；否则，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使然，在无限竞争、无限刺激（娱乐、消费，还有克隆人等）过程中，人类不是变成控制和被控制的类机器人，便是死路一条。总之，“一机在手，控制所有”的时代即将来临。这必将是一个惊悚的时代。人类何去何从，世界何如何终我等不得而知！如是，这世界需要杞人，而我等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斯。而生活的意义与工作的意义好比物体和影子，不可分割。治国平天下固然重要，但正所谓“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修身齐家有为有不为、知足知不足何尝不是一种意义？！人来到这个世上纯属偶然，但生活却赋予生命以许多必然。因此，无论如何，生活本身便是生命最大的意义，这也将是生命哲学的终极答案。后记:生活即仪式人到中年，我才明白，原来生活不仅是生活，而且是可以被当作仪式的。这有点像顿悟，使人忽然觉得与其被动忍受与奋斗，不如坦然面对并接受。由此推演，一切宗教除了喋喋不休、浩如烟海，甚至玄而又玄、莫衷一是的经典（及所规定或论证的种种意义），其仪式的相对固定与客观或许是最重要的一面，尽管它常被滥用、忽略或神化。再由此推论，那么一切政治、社交（包括外交）仪式都具有艺术表演的成份，无论它们的程式或形式如何。然而，仪式化的生活或生活化的仪式仍有些像宗教，却抽去了宗教的神秘内核。它简单，却真实；客观，却真诚。无须理论，更无须玄想，只须坦然面对一切祸福！这也许是最真最美的行为艺术:一个人的宗教，它没有庙堂，也不需要泥神与典籍；没有烦恼，也无须爱和劳作之外的一切杂物与杂念。老实说，我编此书是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太太身体不好，以致摔伤、走失。我和女儿在煎熬和寻找中度日如年，是亲友和无数素不相识的好心人以各种方式支撑了我们的心房。尤其是在她杳无音信的这段时间，阎连科一家倾力相助，劳马、莫言、李洱、林建法、丁宗浩、高晖等给予了极大的关心，章子怡、舒琪、顾长卫蒋雯丽夫妇等积极转发微博；蒙徐蕾及杨先生之谊，《旅游地理》、《高尔夫》杂志等铁道、航空刊物专辟“爱心寻人”栏目；社科院的同事和女儿的同学更是因此而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公安部门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总之，过程中感人之人之事多多，待有机会时我们当将其诉诸文字。而今，我谨以此书祝福太太，盖这些文字所记录的，都是她会心之时之事，有些篇什还是她亲手录入的；同时，对所有关心和帮助我们的各位朋友聊表难以尽表之谢忱！最后，我还要感谢作家出版社给我这个机会。王征先生容忍了我的拖沓，对他的理解和耐心，我同样心存感激！陈众议2013年10月26日于北京俗话说得好，“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人是情感动物，所以总觉得熟识的地方好，交往的故人亲，尤其是在儿童时期。随着年轮的增长，许多事情会慢慢淡去，譬如写过的文章、说过的话，但儿时的记忆会变得愈来愈清晰、愈来愈重要。至今令我记忆犹新的是童年在外婆家的调皮捣蛋。翻箱倒柜捉迷藏自不待言，令人汗颜的恶作剧也不少。外婆家有只老花猫，是我们表兄弟几个的最爱。但爱有时也会过之而犹恐不及，有一次我们在玩耍的过程中突发奇想，竟用绳子绑了它的后退，然后找来死耗子挂在柱子上。花猫被绑了后腿，一个劲儿挣扎着，想爬到柱子上逮老鼠，却怎么也爬不上去。我们一边喊“加油”，一边发出狡黠的笑声。后来长大了，听说有个叫巴浦洛夫的外国人拿狗做实验，以验证条件反射。他用肉逗狗，让它闻到肉香、看到肉肥，却总是差一顶点、吃不到嘴里，于是垂涎三尺，嗷嗷直叫。结果当然不妙，久而久之，那狗终于疯了。玩猫不够，还捉弄人。表兄弟中最憨的数姨妈家的老二，每次拿“石头剪刀布”定输赢，他总是输，因为他用右手在背后比划时，左手就先他泄露了“天机”。不过现如今他却是我们这代亲戚中最富有的一个。傻人有傻福，他常这么自嘲。其实他一点都不傻。有一次，我们捉迷藏，他侥幸赢了一回“石头剪子布”，便第一个出线当“藏家”，躲到不知什么犄角旮旯里去了。但我们找得不耐烦了，就悄悄放弃了游戏，决定离开外婆家，到河里嬉水去。这一走不要紧，却把捉迷藏那档子事儿忘个一干二净。老二好不容易当回“藏家”，居然一鼓足气藏到了天黑，晚饭没吃，而且一不小心睡着了。第二天醒来，听见我们唧唧喳喳吵个不停，他才大呼上当，并不依不饶地要讨说法、寻补偿。我们拗不过，且确实觉得有些理亏，遂答应重启游戏，岂知他再也不想当“藏家”了。外婆家房子挺大，原先是整一个台门，后来外公兄弟、堂兄弟几个分家了，才将台门隔成了几套。为了不让老二找到，我们哪有什么避讳，从外公家到小外公家、小小外公家，每每耗子似的乱窜，只差掀房顶、挖地洞了。自从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一切就慢慢改变了。孩子们小小肩膀、大大书包，入幼儿园、上学前班，少了许多童趣。孰是孰非，难以一概而论。但我们的童年记忆不知能否引发将为人父人母的独生子女会心的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