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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焰，作家、学者。曾出版散文集《思想徽州》《千年徽州梦》《行走新安江》《男人四十就变鬼》《平凡与诗意》《萤火闪烁》等；中短篇小说集《与眼镜蛇同行》；长篇小说《无常》；电影随笔集《夜兰花》《蝶影抄》；历史传记“晚清三部曲”（《晚清有个李鸿章》《晚清有个曾国藩》《晚清有个袁世凯》）；以及历史随笔《在淮河边上讲中国历史》等。
《赵焰文集卷一:徽州文化散文精编》该卷从不同的角度，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徽州的历史、文化、人物、风情等，充分描摹出徽风皖韵之代表徽州文化的独特魅力。《行走新安江:徽之味》着重介绍徽州予人的文化印象，以新安江的流向为线索，从其源头六股尖写起，一路逶迤而来，描写了沿途的山水人情、风俗典故、历史遗迹、人物事迹，用细腻的文笔，刻画了徽州的自然、文化与历史面貌，牵引着读者踏上一条文化和精神之旅。同时，介绍了沿途的经典徽州美味及其发展传承，不仅有传统的徽菜代表，更有街头巷尾的小吃，将舌尖上的徽州细细道来，由此折射出徽文化的博大精深。《思想徽州:徽商六讲》重在从精神层面解读徽州。从徽商的起源、发展、特点、代表人物、经典事迹六个方面讲述了徽商精神与徽文化的关系，并且通过徽州文化、徽商状况和精神这个窗口，了解徽州、思考徽州。沉积静谧的徽州具有优秀的文化，孕育出“徽骆驼”，却也因自身的局限性，导致徽商在外致富，回乡后并没有反哺故土。本书即阐述了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千年徽州梦:老徽州》则带领读者穿越回历史上的徽州。通过一幅幅珍贵的老照片，还原真实的徽州，发掘出徽州积淀千年的文化。
《思想徽州:徽商六讲》系赵焰徽州文化散文集萃。赵焰生长于徽州，又走出了徽州，这决定了他对于黴州的回望。既有情感的渗透，又有理性的思考。赵焰的徽州文化散文，不同于一般性游记随笔，是在阅尽徽州山水风光的同时，以一个文化行走者的姿态，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从不同的角度，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徽州的历史、文化、人物、风情等。各分册之间，既有整体概貌，又各有侧重。作者思想深刻而敏锐，文字富有现代感和穿透力。有人评价赵焰的徽州散文，是“坐”中国文化的“天”，来“观”徽州文化的“井”。可谓一语中的，形象地概括了赵焰徽州文化散文的精髓和特点。
明代文学家汤显祖有诗云:“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
当代著名作家赵焰从徽州那片水墨画长卷中走出，携其《千年徽州梦·老徽州》《行走新安江·徽之味》《思想徽州·徽商六讲》，讲述徽州的历史，带我们走近徽州，找寻剪不断的乡愁……
《赵焰文集卷一:徽州文化散文精编》是一套徽州文化散文，文字富有现代感和穿透力，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将一个多维度的徽州，活色生香地展示出来，“坐”中国文化的“天”，来“观”徽州文化的“井”，充分体现出徽州文化的精髓。
徽州就是一个人、一幅图、一物件、一本书、一杯茶、一朵花……当安静地看，用心地品，用思想去解剖，用体温去摩挲，用禅意去赏玩，当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商业化，带着他们的人、事以及心思时，一个人，如果能独守空灵，借助于某种神明，用内在的纽带试图去连接那一片安谧的气场，就该是一种幸事吧？这样的感觉，与其说是思念的流露，不如说是乡愁的排遣。一种坠落于时空变幻中复杂情感的宣泄。
总序
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性情浮躁之人，定力较弱，喜新厌旧。自己的写作也是，虽然笔耕不辍，不过文字却五花八门、难成系统，既涉及徽州，也涉及晚清、民国历史；有散文、传记，也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中国文化随笔什么的。文字全是信马由缰，兴趣所致，写得快活和欢乐，却没想到如何深入，更不考虑流芳人间什么的。回头看自己的写作之路，就像一只笨手笨脚的狗熊一路掰着玉米，掰了就咬，咬了就扔，散了一地。
写作幸运之事，是难逃时代的烙印:文明古国数十年，相当于西方历史数百年——我们的少年，尚在农耕时代；青年时代，千年未遇的社会转型光怪陆离；中年之后，电子信息时代五光十色……童年时，我们只有小人书相伴；中年后，手机在手，应有尽有。少年时，我们赤着脚在田埂上滚着铁环；中年后，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起了汽车。少年时，喜爱的姑娘浓眉大眼大圆脸；中年后，美人变成了小脸尖下巴……世界变化如此之快，除了惊奇、欣喜，就是无所适从。
人生一世，各种酸甜苦辣麻缠身。写作呢，就是一个人挤出来的茶歇，泡上一杯好茶，呷上一口，放空自己，不去想一些烦心事。现在看来，这样的活法，使我的内心丰富而坚强，虽然不能“治国、平天下”，却可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我经常戏言:哪里是勤奋，只是做不了大事，也是把别人打牌喝酒的时间，拿去在纸上胡涂乱抹罢了。这话一半是戏谑，一半也是大实话。世界如此精彩，风光各有人在，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不是谁都有机会成为弄潮儿的，做不了传奇，做一个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或者做一个历史深海的潜水员，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一路前行中，也有好心人给我掌声，也为我喝彩——写徽州，有人说我是“坐天观井”:坐中国文化的井，去观徽州文化的天；写晚清，有人说我将历史写作和新闻写作结合得恰到好处；写小说，有人说我是虚实结合，以人性的视角去觉察历史人物的内心……这都是高看我了。对这些话，我都听在耳里，记在心里，视为鼓励。我也不知道哪对哪，只是兴之所至，耽于梦幻罢了。写作人都是蜘蛛，吐了一辈子丝，网住的，只是自己；也是蚕，吐出的丝，是为自己筑一厢情愿的化蝶之梦。对于写作，常识告诉我，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内心，不是发财，也不是成名，而是写出真正的好文字；要说真话，必须说实话——花言巧语不是写作，自欺欺人不是写作，装腔作势不是写作。真话不一定是真理，不过假话一定不是真理。在这个世界上，说真话和说实话并不容易，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真话，很多人不敢说真话。怎么办？借助于文字，直达心灵。灵魂深处的声音，肯定是真话。
自青年时代开始写作，写写停停，停停写写，不知不觉地，就到了知天命之年，不知不觉，也写了三十多本书了。庆幸的是，我的书一直有人在读，即使是十几年前写的书，还有不少人在读在转。想起张潮的一句话: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其实写作也一样:少年写作，充满期望；中年写作，惯性使然；老年写作，不得不写，因为已无事可做。的确是这样，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可以对话的人会越来越少。写作，是对自己的低语，也是对世界的呓语。
写作没有让我升官发财，却让我学到了很多，得到了很多，也明白了很多。我明白最基本的道理是“我思故我在”，明白最高妙的境界是“无”。通过写作，我不再惧怕无聊，也不再惧怕“无”。我这样说，并不玄虚，是大实话，也是心里话。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将我一路掰下的“玉米棒子”收集起来，出成文集。文集如家，能让流浪的文字和书籍，像游子般回归。不管它们是流浪狗、流浪猫也好，还是不记得路的鸽子、断了线的风筝也好，家都会善待它们，让它们排排坐、分果果，靠在大院的墙上晒太阳。晒着晒着，就成了葳蕤蓬勃的太阳花了。改一句张爱玲的话:人生，其实是一袭华美的锦袍，绣满太阳花，也爬了一些虱子。当人生的秋天来临的时候，晒着太阳，展示锦袍，也捉着虱子，应有一种阿Q般的美好。人活一世，本质上都得敝帚自珍，充满自怜和自恋的乐观主义精神，否则哪里活得下去呢？虽然文字和所有东西一样，终究是落花流水，不过能心存想念、心存安慰，又何尝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呢？
文集又如大门关上的声音，让人心存忐忑，仿佛身后有追兵，一路嗷嗷叫着举着刀剑砍来。面对此状，我更得如狗熊一样奔跑，得拼命向前，拼命跑到自己的最高点，然后像西西弗斯一样摔下来。
感谢缘分，感谢相关助缘之人，为我半生的写作，作一个总结和了断。这是一部秋天奏鸣曲，畅达之中，有平静的惬意和欢喜。
是为序。
本卷序
苍白的乡愁
｜一幅图｜
在我的印象里，外公和外婆一直端坐在老屋堂前八仙桌的两旁，静穆无声，就像是一幅巨大立体的古代容像。
他们似乎一直是老人:外公长得白白净净的，有着稀稀拉拉的胡须，说话慢条斯理，永远是慈眉善目的；而外婆呢，似乎总是有倾诉不完的怨气，只要一开口，便用一口难懂的歙县话大声地数落。平日里，很少看到他们走出那个黑漆漆的大门，一有空闲，他们总是喜欢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像土地庙里的一对菩萨。
老了，也许只剩下沉默和思想了。外婆的心思是好揣摩的，无非家庭，无非生计；而外公呢，这个十来岁就开始“下新安”，后来又壮志未酬的“老徽商”，对于自己的人生，会不会有着失意的懊恼？或者，有着对宿命的怀疑？——总而言之，他们应该是在反刍吧，人与牛一样，在很多时候，是需要反刍的。当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做完，无须再做的时候，他必定会选择沉默和端坐，反刍岁月，内心忧伤。
|一物件|
20世纪70年代，外公、外婆的家已近一贫如洗了。我小时候只见过几枚老银圆，很漂亮，沿着边猛一吹气，侧耳聆听，便能听到风铃似的清脆响声。后来，银圆不见了，拿去换钱了，一枚银圆，当时能换八元人民币。我能得到的，只是一些铜板。铜板很漂亮，上面有一些字，“光绪”“咸丰”什么的。铜板是我们用来“打币”的:把一分、两分的人民币硬币放在青砖上，用铜板去打，打下来的，就归自己了。铜板是无孔的，铜钱则是有孔的。铜钱我们都瞧不上眼，在一些角落和路边，经常会看到一些生锈的铜钱。铜钱，就像历史的弃儿。
那一年夏天，我忽然迷上了斗蟋蟀。有一天，在老宅的旮旯里逮到了一只蟋蟀，顺手就放进了一只玻璃瓶子。泥菩萨似的外公忽然开口，他对舅舅说:你找几只蟋蟀罐给他，让他放蛐蛐。于是，舅舅不知从哪个角落拖来一个脏兮兮的大木橱子，里面竟然有数十个蟋蟀罐子！有的是陶砂制的，有的是青石刻的，看得出，是有些岁月的了。我挑了一个最漂亮的:似乎是用龙尾石雕刻的，比一般的蟋蟀罐要小，因为小，根本就不能放蟋蟀，一放进去，就跳出来了。但我喜欢这只罐子，它小巧、精致、漂亮，盖子上刻有一个人物，身着明代官袍，线条流畅；罐底下，有着篆刻印，大约是制作者的图章。
这个蟋蟀罐至今还留在我的身边，放在我的柜子里。前些年有一次拿出来赏玩，盖子落在地上，打碎了，随后又用胶水粘上，算是破相了。有时候偶然瞥到这个物件，我会突然想:当年这个蟋蟀罐到底是谁的呢？它比外公的年纪大，甚至要比外公的外公年纪都大。这个罐子那样精致，那样漂亮，当年的主人一定对它爱不释手吧？但爱不释手又能怎么样呢？物还在，人已去。两厢渺渺，物我两忘。
人真苦，童年如白纸，命终复空旷。我们生而支离破碎，只能依靠各种各样的物件来修修补补。
|一本书|
如果说“心想事成”的确有的话，那么我与《歙事闲谭》这本书的结缘，还真是心想事成。
2004年左右，正是我对徽州有着浓厚兴趣的时候，我阅读了很多有关徽州的资料，发现很多资料都出自许承尧所编撰的《歙事闲谭》，但我一直没找到这本书。那一天，我们去了徽州，把车停在屯溪老街边的延安路上买东西，顺便就进了旁边一个小书店，就在书架上看到了上下两本《歙事闲谭》——这样的感觉，不是“心想事成”，又是什么？
《歙事闲谭》其实就是怀旧。怀旧的心思，除了追溯尘封的人物和事件，还得触摸一些过去的品质:清洁、专注、端庄、认真、静美、自然和真实。那些不怀旧的人，总是显得肆无忌惮、无所畏惧。他们都是没有故乡的游子，是漂泊在这个世界上的萤火虫。在《歙事闲谭•自序》中，许承尧这样阐述他编撰的初衷:“垂老观书，苦难记忆，因消闲披吾县载籍，偶事副墨，以备遗忘。”他所说的“以备遗忘”，不是针对个人，更像是对未来。也因此，这本书更像是回忆，是一个老人对前世徽州的回忆和总结。眼中有大美者，内心必有敬畏和惜缘。
许承尧是老徽州最后的“三昧真火”。当老徽州注定逝去，新的世界携着锋利、快速和浮躁扑面而来的时候，也许，最佳的选择，就是躲进书斋，用一种温润的回忆来消解这个世界的寒冷。
回忆，是怀念，是留存，更是确立一种根基。许承尧的用意，我想就在于此。
|一段话|
现在回忆某些久远的事件和场景，我会不由自主地眩晕，像跌入空蒙，飘荡于云雾之中——从2000年开始，我陆续写了一些有关徽州的书，比如2004年的《思想徽州》、2006年的《千年徽州梦》、2007年的《行走新安江》以及穿插其间所写的《发现徽州建筑》（与张扬合作）；然后，又因为喜欢徽州老照片的缘故，在2010年写作了《老徽州》。写这些书的初衷，是想以自己自以为是的思想，撞击一下徽州，然后去触摸徽州文化的内里。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妄自尊大的年轻人，以吃奶的气力，试图晃动千年古寺边上硕大古老的银杏树——然后喘着粗气，听头顶上叶子窸窣的响声——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书出版之后，大约是切合现代人的阅读口味和思维方式吧，不时地会听到一些肯定，引发一些共鸣。有点小得意的同时，也会让我诚惶诚恐、羞赧生怯。
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是他们给这一套书穿上了新装。沉静的包装风格，对于文字和思想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尤其是对于我淡淡的乡愁来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小团圆”。
徽州就是一个人、一幅图、一物件、一本书、一杯茶、一朵花……当安静地看，用心地品，用思想去解剖，用体温去摩挲，用禅意去赏玩，当所有的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商业化，带着他们的人、事以及心思时，一个人，如果能独守空灵，借助于某种神明，用内在的纽带试图去连接那一片安谧的气场，就该是一种幸事吧？这样的感觉，与其说是思念的流露，不如说是乡愁的排遣。一种坠落于时空变幻中复杂情感的宣泄。
徽州从未消逝，它只是和流逝的时光在一起。
却道天凉好个秋
——开篇的话在浮躁而虚荣中，见不到真正的徽州，也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精神。徽州就是在不断飞扬的尘土中慢慢变得模糊。这样的变化使我每一次到徽州都有一种新的茫然，也由此有一种越来越浓重的陌生感。
|一|
任何事情都是有着缘起的。2004年的秋天，我来到了黟县的塔川，站在漫山遍野的红叶前，我感到徽州是那样的明朗，那样的热烈和自然，又是那样的清明。而在以往的感觉中，徽州总是显得那样沉郁，那样滞重，总觉得它与身边的世界相比，就像是一个暮气沉沉的老者，在夕阳之中渐行渐远。我曾经生活在徽州，离开徽州后，又无数次到过徽州，但在我的感觉中，徽州一直神秘莫测，我一直没有感觉到徽州真正的心跳。它的脉音似乎一直是那样的轻微和低沉，让人难以捉摸。它似乎属于另外一个时代，它的精气神，它的呼吸和体味，都散发着过去的气息。投影在这个时代，它只是表现为断垣、残壁、老树、夕阳，再就是废屋碧苔、老月青山、白发布衣，似乎这一切才是徽州，一个破碎斑斓的梦。
对于徽州，曾经有无数人问我:你喜欢徽州吗?我总是喃喃无言。对于这块生我养我的地方，对于这块我异常熟悉又异常陌生的地方，是很难用喜欢或者不喜欢这样单薄的词汇去表达的。我对于徽州那种复杂的情感，甚至就像我对待中国历史的态度，或者就像我对于自己人生的感觉，年届四十，已然“却道天凉好个秋”了。我曾在自己的文章中无数次地写到过徽州，别人甚至把我归于“黄山派”作家当中。在2002年的时候，我还为中央电视台撰写了20集的电视专题片《徽州文化》，但由于受到种种限制，有些关于徽州的心声、一些个人的揣测和看法，似乎并没有写进去。实际上我最注重的，是对于徽州富有个人体验的感受和那种血脉相连的直觉。我知道，一个人对于一个地方的感受，绝不只是单单的字面意思，更多的，是游走在文字边缘的喟叹，是魂魄在字里行间的舞蹈。在一个地方生活得久了，地域灵魂就会与人的灵魂合而为一，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万物归一的时候，它们才会悄悄地浮上来，彼此之间对视凝望。
徽州越来越热了。现在，当年沉寂静谧的徽州已成为一块炙手可热的地方，每天有无数游客以及文人骚客拥向徽州，几乎每一个到过徽州的人都会着迷于当地的颓垣碎瓦、荒草冷月，叹服那里博大精深的文化，沉醉当地人那样一种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他们搜寻着徽州的古迹，一知半解地诠释徽州，说一些陈词滥调，随意抒发一些情感。他们哪里懂得徽州呢?他们多浮躁啊!他们的浮躁，还会带来徽州的浮躁。这样的浮躁使得现在的徽州越来越虚假，越来越圆滑，越来越虚荣。徽州越来越脸谱化，越来越戏剧化，甚至越来越时尚化。在急功近利的解说词中，我们见到了太多的臆想和水分，见到了太多的杜撰和粉饰。真正的徽州正变得远去，接踵而至的，只是图片徽州、文字徽州以及电视徽州。这样的徽州就像春蝉蜕下的皮，只有一具徒有其表的空壳。在浮躁而虚荣中，见不到真正的徽州，也见不到真正的徽州精神。徽州就是在不断飞扬的尘土中慢慢变得模糊。这样的变化使我每一次到徽州都有一种新的茫然，也由此有一种越来越浓重的陌生感。
|二|
2002年底一个最严寒的日子，大雪纷飞，我从合肥赶到歙县，去给外公奔丧。外公去世的时候已89岁了，他曾经是一个徽商，很小的时候，就跟很多徽州男儿一样，下新安江到了浙江。他先是在浙江兰溪给人打工，后来又到了金华，帮当地人经营布店。年纪轻轻的外公当时非常落魄，那时正是家族从峰顶跌到谷底之时。我曾经在我的大舅那里看到过一个厚厚的黄皮册，那是外公的祖上在浙江湖州开钱庄时的账本，从账本上看，当时汪家在湖州相当兴旺。但汪家后来缘何从峰顶跌入谷底?这对于我们来说一直是一个谜。外公一直是个不太爱说话的人，对于自己的身世，他似乎知之甚少，也没有多大兴致去谈论这件事。徽州人对于自己的家世，总有点讳莫如深。就这样，老汪家的变迁成了永恒之谜。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子女众多，生活艰难，又要求割裂历史，所以对这样的话题就更没兴趣了，更懒得把这段过去的、无用的历史了解得更清楚。就这样，时光荏苒，我们的家族史，便与绝大多数的徽州家族史一样，成了永远的断章。
外公死的那一天，天气极冷。在皖南，这样滴水成冰的日子可以说是百年罕遇。母亲说外公是想故意折腾一下我们。这个一辈子谦恭少语、在县里很有名的政协委员“汪老好”也许对一生的落寞心有不甘，越是心有不甘，就越要折腾一下他最亲密的人，以便让他们留下一个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们家一直是人丁兴旺的，外公去世那几天，远房近邻都来了，更显济济一堂。因为是善终，倒没有什么特别哀伤的成分，大家只是在静穆中把一切程序走完。丧事请了县里的几位“乡绅”般的人物来主持，他们对徽州民俗非常稔熟。外公在敦实的棺材里躺着，我们依次排列，每人手里托着一小杯白酒，然后把手指伸进杯中，蘸点酒，洒在外公的嘴唇上。由于紧张，轮到我时，我的手指一下子碰到了外公的嘴唇。外公的嘴唇冰凉，那似乎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我这才意识到，他真的是属于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了，连体温都不一样了。这样的老徽州真是走了。
外公的墓地选择在离县城5里路左右的慈姑老家。送葬那一天，我因急事赶回合肥。后来听舅舅们说，葬礼进行得非常隆重。我知道出葬的时间，那天清晨，远在合肥的我似乎也能听到出葬时高亢的唢呐声。平日里不擅言谈的外公一辈子内敛无比，虽然他亲历身世的跌宕浮沉以及国运的大起大落，但他一直到死，都表现得异常平静。但我觉得，一生坎坷的外公在逆来顺受地走完自己一生之后，在离开这个世界时，肯定会发出一声尖厉的长啸!
|三|
徽州一直是有弱点也是有局限的。
这一直是我想说的。也是我在所有的文章当中想表达的。因为现在对于徽州的理解似乎有意无意地陷入了一个误区——我们把一些过去的东西想象得太美好，在肯定它历史价值的同时也高估了它的人文价值。
实际上，不仅仅是对于徽州，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如果把徽州文化放在世界文明的平台上看，就能看出它的很多软肋和弱点，比如它精神高度相对较低，它一直未能有突破的勇气，它暗藏的小气和促狭……从很小的时候起，我就不喜欢住徽州的那种古民居。
当时，我的外公外婆家在歙县斗山街，几乎每年我都要在那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徽州的老房子让我感到压抑，那种刻意的做作和修饰，那种暗藏着的狭隘心理，那种居住在里面的局促和压抑，还有那种在局促和压抑浮面的宁静和自得……徽州的老房子有太多违背人本的东西，它一点也不阳光，不健康，像一个阴鸷古怪的老人。当然，用一种文化优秀的东西去否定另外一种文化中的劣根性是不太成熟的表现，因为所有的文化并不都是完美的。但我觉得一种优秀的文化以及一个优秀的民族应该以一种放松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宽容、诚恳、好学，然后加以自我完善。也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之下，我觉得对于徽州文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我们身边的一切，我们都应该站得更高，去重新审视和认识，因为它们都是人类的文化，是人类进步和提升的阶梯。
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徽州文化并不算是一种很独立的文化，它从属于中华文明，从地域上说，应该是中国古代东南文化的一个支脉。只不过是由于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原因，它保存得比较好一些，也遗留得完整一些。徽州文化与附近江浙的很多地方文化在以前可以说是紧密相连的，只不过外面的世界改变太多，而徽州又相对僻远，很多原汁原味的东西保存得完整一些，所以在更大程度上能够呈现比较完整的面貌。这样的状况曾经使徽州自卑，现在又让徽州引以为骄傲，但在更广的范围里，还是应该更客观地认识自己的位置，自始至终保持一种清醒的姿态。
徽州的局限性是由于朴素、简单、早熟而又自满、自得、自享和自闭造成的。实际上，这种朴素、简单、早熟、自满、自得、自享和自闭在某种程度上又有很多无奈。当徽州得益于徽商的发达，资金回流精心构筑自己的“桃花源”时，他们在思想上也陷入了一个深深的误区，那就是，他们自以为在人生的圆觉度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已经通达所有的人情世故了，所以就想着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与山水共融。这样的想法，从更高的精神层次上看，未免有点幼稚和天真，有点自欺欺人的成分。
对于生产以及社会进步的阻碍之处不提，单就精神上来说，徽州人的精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远行，而是在向前走过一段路程之后，便不由自主地画了一个小圆，然后就自以为圆融了——这样的状态，很像是化蝶为蛹的感觉。蝴蝶虽然飞得不高，却以为遍知世界。然后自我成蛹，然后自我幻变。
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低层次的轮回。但就世界范围来说，徽州显然没有达到山尖上鹰的沉静，它只能是青山绿水中蝴蝶的安详。
当然，就徽州文化而言，它是离不开中国文化及思想这一块大土壤的，也离不开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整个环境。当年在外的徽商纷纷迁移回乡，购田置业，没有扩大再生产，除了当时社会限制之外，还在于当时的中国人在精神上找不到进一步对待财富的支撑点。如果一个民族在精神上无法支撑财富的重量，那么经济的发展必然会是一句空话。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