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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声色野记》侯磊联合读创出品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侯磊，北京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作家、诗人、昆曲曲友、文化杂家、中国文物学会会员、北京史地民俗学会会员。著有长篇小说《还阳》，中短篇小说集《冰下的人》《觉岸》，随笔集《北京烟树》等。
《声色野记》是历史考据达人侯磊的一部文化随笔集，书稿内容兼有旧日市井小人物的生存，江湖人士的切口春典、戏曲曲艺中的裉节儿、传统书香门第的风雅、绿林血案的传奇……于八卦野记中叙议旧日繁华，和那些不为人知的文化逸事，系统梳理中国的历史、社会变迁，以及中国式的思维模式，有料有趣、有本有据、雅俗共赏。
●青年作家、考据控、微观历史研究达人侯磊全新随笔集。知名学者解玺璋、孙郁、阎连科、梁鸿等阅后做真诚推荐。《文艺报》、《青年文学》、中国作家网等媒体，“骚客文艺”等知名公众号竞相转载，部分文章阅读量100000！
●市井、绿林、文士、乐伶、饮馔、娱乐、情爱、恩仇的八卦之书。系统分享中国文化里的硬知识、真学问、妙趣味，声色斑斓、雅俗共赏。
●它是有趣有料的闲书，作为碎片时间阅读刚刚好！它是正儿八经的好玩，是历史文化爱好者不可错过的活色“声”香！
●内容全，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设计雅致，富于声色律动，阅读过程充满妙趣。
后记:
从掌故与八卦中长出诗意
读戴潍娜博士的《未完成的悲剧:周作人与霭理士》一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年），得知周作人先生于1944年写了《我的杂学》一文，如例数十八般兵器一样，数出了他的十八项杂学，如非正轨的汉文、非正宗的古书、非正统的儒家经典、欧洲文学、希腊神话、神话学、文化人类学、生物学、儿童学、性心理学、蔼理斯的思想、医学史、妖术史、日本的乡土研究、写真集和浮世绘、佛经与戒律等。
而早在数百年前的明代，张岱做过一篇《自为墓志铭》，其中说:
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
这不由得令人惊叹于古典作家的渊博。如今我们在某些方面比古典作家懂得多（比如电脑和汽车），但总体上无法与之相较，更可怕的是我们不知他们究竟懂得多少，更理不清他们为文为学的边界。
当代作家也要有一定的杂学功夫，即便不去做学术，也要有做学术的能力。而写作本身就是富有创造性的、跨学科的。
旧时的不少人玩物而不丧志，例如，他们喜欢听评书、相声，除了听故事和笑料以外，还能听到古代的很多文化常识，欣赏杂七杂八的唱腔。过去北京人是以会玩儿出名的。在北京可以说自己会干活儿会挣钱，但绝不敢说自己会玩儿。小到琴棋书画、养花遛鸟、斗鸡走狗，大到架鹰围猎等，会玩这些都不为过。
史书上的历史是宏大的，但其间缺失了生活细节的质感，过去究竟是怎样的？朝野、市井、江湖、三教九流、五行八作……是它们拼成了一个场域，这个场域产生的气氛，让我们感受到过去的日暖与茶香。它们是历史的血肉，而史书与文物是历史的骨架，读书与写作便是个根据骨架还原出血肉的过程。
以掌故学大家瞿兑之先生的理论而言，中国有政治而无政治史，有风俗制度而无风俗制度史。他不把掌故和八卦叫作野史，而叫作杂史，以补正史之缺。我笔下所述的也不是野史，没有鬼狐神怪，用现在话说叫生活史，或叫微观史学。生活史写的是什么呢？瞿兑之写的是风俗和制度的变迁，这个主题太大了，我只想写点儿生活中的声与色，即能让人读出声响的、目见五彩斑斓的过去的生活，以补正史之缺、生活之趣。
“声色”好像不是好词，但其中包含着美好的部分。“色”是指外部整体的形象气质之美，而不是单指美色。京剧中马连良的扮相干净漂亮，风度潇洒，在过去也叫色艺双绝。礼失求诸野，这个“野”是相对于朝堂来讲的。历史并非庙堂和乡野市井的二元对立，而我们真正的民间生活在日渐淡化。
民国时期曾打过一场有趣的对台戏——对民间文化的不同态度。以地方戏为例，以鲁迅、周作人等为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认为，民间文化是有趣的，地方戏是好的，可一旦进入宫廷，被强加上仁义道德，就失去了原本朴实天真的地方，再从宫廷出来就变味儿了。京剧、昆曲莫不如是。而传统士大夫和旧式戏班的演员恰恰认为是徽班进京后，地方戏才上了庙堂，是宫廷文化提高了乡野文化的格调。这两种观念正表现了民国时期人们对声色的态度。那时的读书人懂得社会发展要现代化，但生活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家里有了电灯和留声机，但家居照样是八仙桌、太师椅；平常会吃西餐和快餐，但请客还是去中式的酒楼。而这些细节，往往被写在小说、剧本中，是值得专门做文章的。
掌故和八卦的来源，并非只是档案、信札、图表和数据库，还在于口述史、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于生活本身的烟火气，在于街头巷尾的杂论闲谈。我始终在文章中加入自己在北京胡同里的经验，不止于在书斋里翻阅故纸堆，更愿做街头巷尾、山川大河里的行走者。文章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充满颜色、气味和声音，蕴含着城市的烫样。它们并非与当下无关，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下，所有的梦境都是真实。铁路、机器与摩天大楼将成为未来掌故的背景图。是生活气场的变化带动了人的心理和观念的变化，进而改变了人的行动坐卧。巴黎有拱廊街道，北京有东安市场，它们都是从城市的构件方面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我所做的是一种极限的写作，是尝试着到底能把世界写得多么详细、能奋力还原到哪种程度，力图如欧洲教堂内古老的彩色马赛克镶嵌画般重现那些逝去的时光。
海德格尔说，人要诗意地安居。我们如何在一个快节奏现代化中过得快乐而自由？
诗意是对整体氛围的营造。好比你去旅游，往往是由旅行社打包卖给你整个行程中的声色气场。而读书同样是营造气场，是靠知识、思想与智慧来营造的。
知识—思想—智慧，仿佛是一个巨大的空间链条。我们所学的、所接触的掌故与八卦，从表面来看只是知识，或是叫作信息。
民国时期有掌故学三大家——瞿兑之、徐一士、黄秋岳，台湾地区有掌故学“渡海三家”——齐如山、高伯雨、唐鲁孙，大陆还有朱家溍、王世襄、邓云乡、金受申等掌故学家，他们提供了众多的知识，而这些知识来自其家世和自身的阅历，仿佛互联网生长于他们体内，连接着每个细微的感官。他们不必阅遍前人的著作，单靠采撷旧京的天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便可自我营造出一幢幢学术大厦。文学仿佛源于祖先的遗传，他们是我在写“我”。而现在的人是我在写“半我”，甚至是我在写“他”。这样得来的知识如何形成思想？
有些东西是很难教授的，比如思想与智慧。普通人接触并掌握的知识量太小了，正如有的中学语文教材一学期教五首唐诗，这几乎等于没教，倒不如一对一坐在一位先生的对面，由先生一句一句地喂，一下午怎么也能记住五首唐诗。我们的大脑中如一锅热粥一样咕嘟咕嘟地熬着海量的知识，日久天长，我们就会觉得满脑袋糨糊，但就在一团糨糊中，在生活的磨砺与高人的指点中，我们*终会迎来从量变到质变的那一天，会有醍醐灌顶而开悟的那一天，会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哪怕它多么幼稚可笑。
这便是化他为我的过程。知识是一种灵物，需要人与之对话。学知识仿佛学戏曲，一旦和弦索笛箫说上话，便怎么唱怎么有了。
世界上有智慧的人和生活中的诗意之处真的不多，但我们仍然向往智慧，追求诗意。
我读硕士时期的毕业论文是关于民国时期的“掌故学”的。蔡元培先生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在他所提倡的社会教育中，美术馆、美术展览馆、音乐会、剧院、影戏馆、历史博物馆、古物学陈列所、人类学博物馆、博物学陈列所与植物园动物园等地方，甚至于地方美化作用的道路、建筑、公园，以及名胜的布置、古迹的保存乃至公坟，无不彰显着美。
就《声色野记》而言，仿佛我写的都是过去民众真实的生活、对娱乐场景的描述和评论。每篇都可以独立成篇，但按照整体的目录编次而言，是企图从这些描述中寻找出知识，还要寻找出思想和智慧。我想把它们构造成一个体系或一个世界，甚至写出三部曲来，期盼能在掌故和八卦中生长出纯朴的诗意，编织出我寻访旧式趣味生活的梦。
本书的写作，受到学者孙郁老师的启发，并得到了阎连科、梁鸿、杨庆祥、张悦然等老师的指点。特别感谢我的戏曲老师张卫东先生帮我修改过部分稿件，一同感谢台湾大学的邱怡瑄博士、凤凰网主编徐鹏远先生、《青年文学》主编张菁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戴潍娜博士、为本书出版付出努力的各位编辑，以及北京传统文化、民俗、戏曲、曲艺、武术、摄影、考古、收藏、占卜、心理等方面的朋友，没有你们的帮助，我无法更好地完成此书。
笔者见识有限，才疏学浅，请大家批评指正。
侯磊
2018年6月
陶渊明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他还说“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可在老北京，当人们面对不义之事、贫穷之苦时，只怕每个人要既忧道，又忧贫。今天讲述这些并非忆苦思甜，而是不忘历史。
一
北京过去有许多奇葩的职业，如卖黄土的、卖瞪眼儿肉、换取灯儿的，倒卖果子皮、二货茶的。卖黄土的人找个板儿车，到城墙根儿去“上班”——找城墙上没砖的地方，拉一车黄土卖到煤厂里，摇煤球或做蜂窝煤。说得不好听点儿，这是破坏公物。但一天拉两车黄土，起码能有饭吃。卖瞪眼儿肉的，在马路边上架一口大锅，里面筋头巴脑连骨头带肉什么都有，论块卖，不能挑，先吃后数签子结账。买的人都把眼睛瞪得溜圆，好挑一块肉多的。换洋取灯儿的多是妇女，你给她破烂儿，她给你取灯儿，等于变相地收破烂儿。这样她能稍微多赚一点儿。
再有就是卖果子皮的、卖二货茶的。有的人家吃苹果的皮可以攒多了卖给这类小贩，小贩用糖浸了当零食卖。有的人家茶叶只泡一货，再晒干了接着卖。*底层的小贩们就用这各种零散的小玩意儿，三倒腾两倒腾，拼着缝赚出那点儿嚼谷，实在可怜。但小玩意儿没成本，起码能赚个仨瓜俩枣的。还有那些卖干劈柴的、卖布头儿的、卖梳头油的、卖草帘子带狗窝的、卖估衣的……都是能供穷人吃饭的营生。旧京有白面房子，有*下等的土窑暗娼，街边也有坑蒙拐骗的，也有摆着桌子写着“吃馍当兵”的国民党征兵处——当了兵就给两块钱，不少一无所有的人以“当兵”为生，入了伍找机会就跑，换个地方继续当。
民国时期，各地若有灾荒，人们就会逃荒，河北一带的多会逃到北京的郊区县城，伺机而动，若能混则到北京试试运气，不行则退守乡里。一些人进了永定门，有的人家在大路旁搭个简易的棚子，摆个小酒摊儿，卖上自制的豆腐丝拌萝卜皮，就能把小摊位支起来谋生了。刚开始连荤菜都卖不起（没钱进货），后来会把小酒摊儿做成大酒缸二荤铺b，以卖给南来北往赶路的、赶大车的。这样的摊位没什么摊位费可交。哪怕是小孩儿，也可以挎个篮子去卖半空儿（花生），卖臭豆腐、打粥。而他们平常也吃不饱饭，只能夏天在土堆上拾西瓜皮啃，或者偷别人家院子里的枣儿，连雪花酪都没吃过。
侯宝林、关学曾等老辈的曲艺人，小时候都过着几近要饭的生活。但他们学了曲艺，在天桥等地撂地演出。演得稍微好些，能进杂耍园子，再到进剧场，还能成名成角儿。另有京西的煤矿，大约普通矿工日工资五毛，学徒工四毛，若没有休息日的话，一个月也能挣十几块大洋。好的跑堂的干上二十年，回乡下也能买房子置地。
国民政府南迁以后，北京改叫了北平，房价、物价都不高，能解决贫苦人的吃肉问题。北京小吃多价格低廉，便于携带，有刺激性的味道，不论好吃与否，定能果腹。卤煮、爆肚、羊杂碎等都是动物内脏，起码是肉；大凡中南海、北海与颐和园等，门票都不算高；天桥一带的曲艺表演，多是分时间计价，一刻钟打一次钱，每次打钱不多，在20世纪50年代也就是几分钱。因此，不论穷人富人，都一样吃小吃，逛公园，听曲艺。
再穷的人家，逢年过节也会买只猪头来炖。那猪头不好买，要提前到肉铺去预订，临了说要肥的，还能提前饶上几张肉皮。把猪头洗干净了，用刀背在顶上剁上几刀，将脑骨剁开（剁不好，到处都是碎骨头渣子）。用葱蒜花椒、用大锅把猪头炖到九成熟，再把猪头肉从头顶扒开，接着炖，直至晾凉了分食，将猪脑另上锅蒸。这几乎是北京*底层人的生活。
正所谓“游商不税”。旧京挑担子叫卖的人过去是不上税的。而摆摊儿的，都是由他在街面上摆摊儿的地方来管。比如，在一家大药房面前有块地，有一修鞋的、一剃头的、一卖煮面条的。这三家要跟药铺打招呼，药铺伙计可由他们免费剃头、修鞋、拿着面条来白煮。逢年过节，这仨摊位给药铺*物，药铺的还礼还得轻，那意思来年接茬儿干；还得比较重（如还了只烧鸡肉食），意思是，我们这儿不合适，来年您换地方吧。没有什么地租或税收，一切是以礼物、互利互惠的方式来交易，赔赚计算并不明确，人情、面子、礼仪要远大于利益。
过去天桥一带，大街上游动着卖茶水的人，一手提着茶水瓶子，一手抱着粗瓷大碗，一大枚铜圆两碗。朝阳门外、天桥南边，甚至有几处给乞丐住的客店，叫火房子。在屋子中间挖个大坑生火，一圈乞丐围着取暖，每天一大枚或几个小子儿。穷人家的女人则去缝穷，一个挨一个坐成长蛇阵，每个人腿上堆满了破铺陈，早上先去粥厂打粥，然后回来缝穷，多是缝袜子底儿。
穷人的生活都在温饱边缘，但还不至于绝望。过去的人觉得，只要是进北京讨生活，不管*代人多么穷苦，只要是熬过这一代，第二、第三代就能扎根儿下来，下一代多少不会挨饿，兴许能读上点儿书。实际上是再过一代就解放了。读个不收学费、连伙食住宿都免费、只需要自己带个铺盖卷儿的中专或师范，多少能有点儿文化，就能翻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