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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子勇，1962年生，新疆人。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著有《当代的耐心》《边疆的目光》《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文学的风土》《浓颜的新疆》《深处的人群》《大声说话》《木卡姆:巨灵如风吹过》等书。曾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等奖项。
作家以特有的体认传达对新疆的风土、物候和人情的感受，并步步深入到新疆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木卡姆，淋漓尽致，引入入胜。
本书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子勇关于丝绸之路的散文精选。你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你就是什么。我是谁？从哪来、到哪去？一生跌跌撞撞寻找归宿，寻找那个办个完事消失的家伙。只有极少的人，认出他、了解他，创造新我，成为自己的父亲、创造自己的父亲。更多的人，是永无身世的弃儿，不被收留。韩子勇的《在新疆》，告诉你的，就是这样一份关于漂泊、寻找和指认的隐秘笔录。
准噶尔的“草”与“苗”
在阿尔泰山脉和天山山脉之间，是准噶尔盆地，即“疆”字的上“田”。
准噶尔盆地的核心部分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蒙古语的意思是“三堆芨芨草滩”，这里是芨芨草、梭梭和骆驼刺的世界。芨芨草就是古代边塞诗中常提到的“白草”，一墩一墩，其茎细长，劲直柔韧，如箭杆密集地怒放。过去，当地常有人用芨芨草杆扎成大扫帚，直到兰新铁路建成，道通物畅，才被更耐用的竹枝扫帚所取代。
总体来说，准噶尔盆地的自然条件，特别是植被情况，要比塔里木盆地好过许多。历史上，这里是传统的游牧区，现在有水和地势平缓的土地，早已开发成连片的农业区，深山、浅山和盆地深处半荒漠的地方才是牧区。游牧和农区的交相混杂，加之以相对发达的交通线和密集的城镇，是北疆的特点。
我生活过的那个团场的连队，就在准噶尔盆地边缘。
一到冬天，大雪铺地，连队边闲置的破房子里，不知是哪一天，就搬来几户哈萨克牧民。早晨干冷的空气中，飘来异样的奶香和膻味。老乡的牛、羊和骆驼，在连队每家每户的柴火垛旁、林带里和被厚雪掩埋、只露出草尖的条田里乱窜。它们一定是迷路了，走走停停，东张西望，抽空吃一点庄稼秸秆和地上的树叶。就像乡下人第一次进城，迷迷瞪瞪，神不守舍，充满疑惑与好奇。这里曾是游牧民族的冬牧场，连队的位置，正是过去牧民们传统的“冬窝子”:背风、雪浅、有草可吃。
牧区和农区是可以互补的，大家相安无事。
这些混迹于连队的牛、羊、骆驼，这些会活动的“肉”，在那个计划经济和平均主义的年代里十分安全。生产建设兵团的体制、纪律和公有制观念，已经渗到血液里，尽管人们粗粮也吃不饱，很少有肉可食，却从没有人打这些门前屋后的牲畜的主意。
牛、羊、骆驼们，也是吃到哪就睡在哪。
悠闲的哈萨克人，只留几头奶牛拴在房前屋后，供日常喝奶之用，基本不用太管流窜在各处的牧畜。春天到了，要转场到山上的夏牧场了，他们才会找齐牛、羊、骆，打点好不多的家当零碎，开始上路。
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寒假的一个重要的乐趣，就是合伙逮住几头牛犊子，拴在自家门前的沙枣树上，得空就骑上，快一阵、慢一阵，摔下来再骑上，乐此不疲，兴奋地在家属区横冲直撞。骑完了还舍不得放掉，拴好，抱一堆苞谷秸秆喂着，完全比对自己的亲弟弟还要好。
有时玩腻了牛犊子，也打过骆驼的主意。但听大人说，骆驼发怒时喷出的唾沫有毒，会让人皮肤发痒、长癣、溃烂。同时，骆驼对我们这些“半桩子”而言，也显得过于高大、陌生了些。因此，几欲下手，围住了这些林带里努力吃树叶的大家伙，但终究无从下手，只能悻悻而去。
夏天的时候在连队，也看到骑在马上、绝尘而去的哈萨克。
骑在马上的哈萨克，多少有些令人生畏。这些从山上的夏牧场匆匆而来的陌生人，还奇怪地穿着冬天的大皮裤，带着浓烈的青草气息和羊皮子的味道。在我们的眼中，与冬天里缩在连队旧房子里老乡似乎并不一样，显得威风神气多了。
夏牧场的生活肯定充满暗示与活力。有一段时间，我们这群孩子用竹条作弓，从竹门帘上抽下细竹条，用火化开臭油，焊上小钉子，躲在门前林带的柴垛里射马。当然是十次九空，偶尔射中一次，还未看到马惊时摔下老乡的景象，就吓得怪叫一声作鸟兽散了，生怕那些哈萨克骑着高头大马追打过来。我们哪里知道，怎会有从马上摔下来的牧人呢？
这个孩子气的游戏，是否也隐含两种文化的、心理的关系呢？后来，我见过一些主政一方的哈萨克族领导，已在城市生活多年，但一到夏天仍然心里痒痒，隔三岔五往山上跑，回来后就精神焕发，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农耕社会的封建文人进城做官，无论官做多大，最后都愿意告老还乡，回到他出发的地方，田园才是他真正的家。而游牧民族对夏牧场的眷恋，也使他可以抛弃城市，找到自然之子的感觉。
《大唐西域记》有云:“夫人有刚柔异性，言音不同，斯则系风土之气，亦习俗之致也。”也许，农民的地气在田园，而牧人的地气则在山上的夏牧场。气失神伤，魂飞魄散。隔段时间去接接地气，是有道理的。
如果说农业文明是大河文明，大河的泛滥与治理，催生中央集权国家，那么游牧文明是以草原中的山岳为原点，山岳是进退出入的焦点。村落、族群、文化，就像野生动植物，就像由心灵、肉体和观念构成的水土，环环相扣，暗藏天机，出生、发育和成长在哪片地方，多少有一定之规。虽经千年万年不断驯化，看上去似乎已经脱胎换骨，但一不留神还会“返祖”。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是也。
今天的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主要出现在沙漠绿洲的生活环境之中，但木卡姆的文化基础，应该包括绿洲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无论是历史上“西域大曲”的时代，还是“西域大曲”这个名称被“木卡姆”覆盖以后，新疆的历史始终都有草原游牧与绿洲农耕两支力量，穿插交织，鼓动激荡，潮水般涨落起伏。新疆的民族、民族生活、民族文化，始终都在草原游牧与绿洲农耕—这如磁铁之两极所构成的一个强烈的磁场之中。与南北的农耕与游牧相对应，东西方向的丝绸之路，把东西方文化连接起来。这样，我们如同得到一个空间上大大的、有些旋转摆动的“十”字，游牧力量主要是南北向，当然也有“西来东去”或“东来西去”，但丝绸之路在大的视域里，在宏观上，是东西的轴向。
从“西域大曲”到“木卡姆”，它的发展变化，就是这“十”字轴转动、融合的结果:我们可以在各种木卡姆中，找到游牧文明的内容，“刀郎木卡姆”就特别明确、显著；我们也可以看到，“木卡姆”这个名称、包括其中一些木卡姆的具体名称以及歌词内容、音乐风格、习俗等方面，受到阿拉伯、波斯和伊斯兰教东渐后的一些影响。当然，即使在“西域大曲”的时候，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和穿插交织的游牧与农耕文化，已经是非常重要的四个“影响极”。
我们在史料中经常看到和研究者经常提及的，是西域音乐对中原、对中央王朝的影响，无论是皇家官史、史家个人的记述，还是文人们诗词歌赋中点点滴滴的津津乐道，这一点都非常明显。但中原音乐对西域的影响往往被忽视，这一方面是研究者的疏忽，西域自身的史料记述远非完整系统，“礼失求诸野”的田野考察，又旷日持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18世纪末期，西方的目标不一、心怀各异的探险家们在西域的猎获激起阵阵涟漪，中亚的学问由此而热，西方先入为主的学术架构，是立于“西方中心论”的支点上，学术上的强弱对比，形成套路后又影响我国的研究者—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比较习惯“由西向东”的视线和“流向”。其实不仅是音乐，在其他方面，也有这种现象。事实上，在更为长久和连续的历史时间内，中华文明一直是更为高耸的“文化水塔”，东方的滋养，东方的灌输，东方文化的水量的持续力，对西域更具有决定性的力量。
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任何一种文明的历史记述，都比较留意“进来”的东西，而忽视“出去”的东西。有点“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的意思，走了就走了，漠不关心。中华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半径，在汉族知识分子那里，留意不够。古老的谦谦君子之风，或者说过分的谦虚和虚怀若谷，使我们的自我评价更倾向于打折、低估，更重视别人、他者、遥远之处，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展开对自己的评价。
从多个音乐研究者那里和我自己一知半解的音乐知识和音乐感受上，有一点感性的认识，就是哈密地区和和田地区的某些音乐中，特别是民歌里，可以找到西北地区民歌乃至中原戏曲的元素—从根本上说，音乐及其他，万事万物，影响从来都是双向的，绝对的独处、孤立，真正的纯而又纯、一尘不染，是不存在的，是形而上学，如同“老光棍”“亢龙有悔”，无法“发展”、没有后裔，是会灭绝的。
总之，草原“行国”和绿洲“城国”，东方和西方—四种文化力量构成木卡姆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基因。但木卡姆毕竟最终落实在绿洲生活之中，落实在一个历史上信奉过多种宗教，现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中间，是维吾尔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木卡姆的文化血缘，应该说主要是绿洲生活的因素在起作用。历史上“西域大曲”是如此，后来“木卡姆”时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