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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鸣九，祖籍湖南长沙，1934年生于南京，北大西语系毕业，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教授。有《柳鸣九文集》（15卷），包括三卷本《法国文学史》，文集有《名士风流》《回顾自省录》等。获中国社科院*高学术称号“终身荣誉学部委员”。
本书为著名翻译家柳鸣九先生至目前已出版的著作中*全的随笔文集。本文集所收之全，不仅体现在篇幅上的分量，同时还体现在所收文字表现内容的各方面，其中就包括亲情篇、“翰林院”内外篇、巴黎名士印象篇、“硬粥”式的序言篇、演辞篇、人文观察篇、巴黎之行足迹、文友交谊篇及自我篇。这里的每一篇章无不是柳先生的印记，无不同时都是时代的印记。更甚可贵者，因为柳先生是引进萨特*人，在萨特逝世后，他拜访了萨特的遗孀波伏娃，并与之讨论了萨特与存在主义的诸问题。甚至还比较了萨特与加缪的区别，这对于存在主义哲学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当柳先生详细的记录下这些过程，这对日后学习西方现代哲学者也将是可贵的材料。
翻译家系列丛书，汇集郭宏安、柳鸣九、童道明、杨武能等多位翻译大家评论文章、散文随笔，展现翻译家们精神魅力。知名翻译家传授翻译心得，给有志于翻译的后辈以鼓励和方法。文字朴实，言语谦逊，极强的反思能力。柳鸣九翻译之外文字的真实，同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种自我的园子》文章选摘亲情篇父亲的故事只要桌上洒有一摊茶水，他总是用筷子蘸着在桌面上写写画画，有时是练正楷，有时是练草书，几乎每坐在桌前，他都这么在桌上操演，甚至是亲戚朋友坐在一起谈事聊天时，他往往也要这么“开小差”。从我幼年的时候起，父亲在我心里就是这么一个形象。据长辈们讲，从一进城当学徒起，他就养成了这个习惯，数十年如一日，到我记事的时候，也就是他进入中年时，他已经练就了一手好字。他的字，在体态上，有颜真卿的稳当匀称，在笔法上，则有柳公权的俊秀遒劲。对于这一手字，他是很得意的，常听他说:“文化高的人看了我开的筵席菜单，都说字写得漂亮，没有想到一个厨师能写得这么好。”他出身于贫困的农家，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第四。只念过两个月的书，从六岁起即替人家放牛。湖南的春秋天气并不寒冷，但他因为没法穿得不单薄，放牛时常要靠着土坡避风躲寒。十一岁时进城到一家有名的酒楼里当徒工，他妈把他送出村外，伫立远望，久久没有离去。从此他由于谋生与颠簸，再没有回过乡下，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母亲，只是在几年徒工生涯中，用竹筒里好不容易攒下的全部零钱，终于买得几丈“洋布”，请人捎回乡送给家里的老妈，但老太太没有收到就离开了人世。以罕见的刻苦与勤奋，他熬到了“出师”，结束了徒工生活，先作为廉价劳动在餐饮业闯荡了多年，风餐露宿，漂泊颠沛，有些夜晚，仅以一条长凳为床。而后，逐渐以做得一手好菜与写得一手好字而颇有名气，得以有人经常雇用，他这才娶上了妻子，接二连三生了三个孩子，按当时世俗的眼光，他在这方面运气不错，竟然三个都是男孩。但拖儿带女，养家糊口，难度更大，虽已成了“名厨”,上了一两个档次，但仍天南地北，浪迹东西，艰辛如故。不过，毕竟成了“名厨”,只要不是失业，以“黄牛式”的勤劳辛苦，倒也能换来全家不饿不寒的日子。除了谋生与繁衍后代，人与动物的区别恐怕就是对下一代的期望与用心了。人的层次不同，对此虽有不同的标准与要求，但皆有之，却是共性。这位农民之子，这位厨房里的劳工，也有自己的理想与方式。尽管他在本行当中出类拔萃，但他从没有想培养自己的儿子跟着他干这一行，哪怕是动用三个男儿中的任何一个，其实，作为一个跑单帮的个体户，他跟前急需一个徒儿，一个助手，何况，他还有好些烹调的绝招、独学有待传授……他常叹息自己这一行苦不堪言，如何苦不堪言，我没有体会，不知道，但我的确见过体胖怕热的他在蒸笼一般的厨房里，在熊熊大火的炉灶前一站就是两三个钟头，往往全身汗如雨下……他常抚摸自己孩子的头，感慨道:“爹爹苦了这么多年，就吃亏在没有文化……好伢子，你们要做读书人。”“做读书人”，这就是他对下一代的理想与期待。理想不小，但他自己的能耐却极其有限，他身上毫无可以泽及后代的书香，没有可以使后人轻易受惠的“秘方”与技艺，他只有那点可怜的文化经验:练字，只能把这点简易的经验，用来种他三亩地的实验田。因此，我们兄弟三人从小就必须服从努力练字这么一个“硬道理”，这条“死规定”，他常教训我们道:“写得一手好字，那就是敲门砖，就是看家拳。”当然，他待我们比待他自己宽厚得多，他并不要求我们像他那样蘸着茶水在桌面上练字，而是花钱替我们买笔、买墨、买砚、买纸，还有字帖。于是，练字就成了三个小子每天必修的“日课”，这条硬规定对长子更是“雷打不动”，这不难理解，他可能是*殷切希望*早日从长子身上看到效果，就像皇帝老子总想要长子来传承自己的帝国。要当读书人，当然要进学堂，这是常识。这常识，他懂。也正因为是世人所公认的常识，所以在他心目中更成了一条神圣的原则，他执行起来，似乎想要比常人更认真、更执着、更不打折扣。谈何容易!要知道，他其实是一个为养家糊口而浪迹天涯的“民工”，民工子女上学在当今尚且如此之难，在当时也就更难了，虽当时没有户籍制、就近入学的法规，以及赞助费的障碍，然而仅学费就是一般人家承受不起的，更主要的困难是，要照顾孩子在固定学校里就读，往往就要放弃掉一些比较合意的就业机会。于是，自从我们兄弟三人到了入学年龄之后，我们的上学问题，就成了家里头等重要的大事。每迁徙到一个城市，父母亲*先安排的事情便是赶紧替我们找学校，让我们及时地上学念书。父亲每新谋得一个工作，或者每遭到一次失业，因而需要全家搬到另一个城市去时，何时迁居、何时动身都是以我们在学校的“档期”为准，决不耽误我们的学业。正因为一辈子都在悲叹自己没有文化，这一对父母，始终竭尽全力坚持着他们可怜的“子女上学读书至上主义”。虽然从抗战时期一直到五十年代之初，全家一直是东西南北，不断颠沛迁徙，他们的长子却几乎从未中断过从小学进初中再升高中的学业，而且由于他们竭尽了全力，耗尽了积蓄，这小子每到一个城市都得以进了当地*好的中学，从南京的中大附中，重庆的求精中学到湖南的名校广益中学与省立一中……巴尔扎克有一篇很著名的小说，写的是巴黎一个贫苦的挑水工人，出于爱心，以自己一个子一个子攒起来的全部积蓄，支持一个贫困大学生完成了高等教育，*后成了一个著名的医生。这一对可怜的父母与那个挑水夫虽然在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但在以微薄的收入支持高昂的教育费用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而且都是长期坚持，数十年如一日。这需要含辛茹苦、自我牺牲。我的初中时代与我弟弟的小学时代，恰逢“乱世”，物价飞涨，学费高昂，非得付“硬通货”才能入学，而入学后还有各种各样的硬费用与硬消耗，以及为了在好学校上学而必须维持某种“体面”所不得不付出的“软”消费，更不用说为了保证儿子准时的起居与一日三餐，而长年累月付出的辛勤劳动了……这是亲情的长征，这是坚毅的苦熬，这是慈爱的奋斗，这是精神的渴求。对于这个农民之子来说，这一奋斗，这一长征，这一苦熬，这一追求，几乎一直到自己生命的*后阶段仍在坚持，以感人至深的方式在坚持着，事情是这样的:四十年代末，中国面临着天翻地覆的大变化，餐饮业、厨艺行业大为萧条，他在内地谋职谋生殊为不易，便去了香港打工，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回家乡。那一个时期，香港的天，还不是“解放区的天”、“明朗的天”，父亲在香港之所以一待就是将近二十年，*的原因就是谋生。五十年代，运动此起彼伏，横扫旧制度、旧思想、老习俗、老生活方式，高级烹调术吃不开了，被视为剥削阶级享乐服务的玩意儿，与父亲同一行业的“名厨”纷纷失业，父亲为了使得四口家人不至于衣食无着，为了使三个儿子不至于失学，也就只好咬紧牙关，单枪匹马在那尚未“放晴”的天空下做一个老年打工仔了，要知道，他的这三个儿子正一个一个在进中学、进大学，三笔学费与三笔生活费那时是一般家庭*承当不起的，而这三个学生要得到国家与组织上全额的补助与照顾又*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父亲的职业是为剥削阶级生活方式服务的，其家庭成分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有天壤之别，*好只能算是“小手工业者”，根本没有资格“依靠组织”，“向党伸手”，即使以“要求进步”、申请入团而言，其中那个领头羊就因为“家庭成分不纯”而三次被否决，后面那两个见势头不妙，也就望而却步了。那些年，我正经历了上中学、念大学直到参加工作的这个过程，不论我在什么地方上学，每个月，我都按月收到家里寄给我的学杂费与生活费，毫无忧虑地度过了我的学生时代。大学毕业后，我微薄的工资远不能负担母亲的医疗费与两个弟弟上大学的费用，因此，父亲仍然留在香港打工，虽然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常用漂亮的行书给他的“贤妹”写些半文半白、半通不通，但充满了感情色彩的“家书”，将一些老话一遍又一遍从头讲到尾，自称“愚兄鲁钝”,“自幼无缘文化”,“饮恨终身”,“幸亏学了一门手艺”,“终能自食其力”,“眼见三儿日渐成长，有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虽在外做一名劳工，常遭轻视与白眼，亦深感欣慰”,云云，有时，还讲些大道理，说什么“自己老朽落后，无力报效祖国”,“能挣几个钱，养家糊口，让孩子上学”，也能“减轻国家的负担，为社会培养有文化的人才”，因此“问心无愧”，等等。这些家信是我母亲用来对三个儿子进行“思想教育”的教材，常要求我们从头到尾认真读完。当时，我们读起来并不耐烦，那些信都写得长了一些，语句颠三倒四，车轱辘话来回转。不过，后来回想起来，这些家书，比当时那些政治课教材对我们的影响更深刻、更久远。当然，这个老打工仔常寄回来的远不止他那些冗长的“咏叹调”，还不时有些日用品与文具寄回来，如给他“贤妹”的袜子、围巾，给儿子的钢笔与优质笔记本等等。而在“三年困难时期”，则经常定期寄些食品回家，从阿华田、丹麦饼干、白糖到香肠、猪油……这些源源不断的补给竟使得母子四人在那段“饥饿的年代”无一人得那种大为流行的“浮肿病”。其中远在北方的那个蠢材，收到这类食物补给后，往往在食堂吃完自己那点定量再回到宿舍里偷偷地享用，有时不免碰见同事，当然只能慷慨请客，虽为私下进行，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久后，在一次“思想整风”,“组织生活”中，就有革命同志对此严正加以指出，这是“炫耀自己有海外关系”，那时的香港，还是人们心目中“资本主义的海外”。至于那些年里老打工仔自己在外的生活呢?很长一段时期里，他在“平安家书”里总是说自己“一切都好”,“家人皆可放心”之类笼统而不具体的话，家人对此都半信半疑，认定他的生活必定是艰辛的，必定有不少需要他“咬紧牙关”的困难，因此，老是不断劝说他退休回家。但他仍然坚持着，*终答应一等他*小的一个儿子大学毕业，他自认为已经“完成了平生*的任务”，一定回来和家人团聚。培养出三个大学生，这就是他平生的夙愿，他*的人生理想，眼见他日益接近“功德圆满”，大家都等着这一天的来到。小弟的大学毕业日益临近，不到一年了。突然，有两三个月，老打工仔与家里中断了联系，音讯全无，家人焦急万分。过了一段时候，他终于来了一封“平安家信”，告诉家人一个胆战心惊的迟到消息:原来他在劳动时摔了一跤，在水泥地面上把一条大腿摔成了骨折，幸亏被香港公立的慈善医院将他作为“没有亲属”的失业老人收容进去，免费给他动了个大手术，在断折的腿骨上安装了一个铁块，两个铁钉，又经过几个月的疗养，总算得以痊愈，能够自己行走了，虽然不如以前那么“利索”，不久即可出院，返回自己“日思夜想的故里”与家人团聚……他的报道没有什么感伤情绪，倒是说很高兴能住进那宽敞明亮的医院，那是他“一辈子中住得*好的房子”，我记得信里还附有一张照片，他穿着住院服，坐在一张洁白的床上，脸上是一个像儿童一般天真的乐呵呵的笑……从这个事件开始，他那长期不为家人所知、“咬紧牙关”的生活状态，才逐渐浮现出来，进入我们的视线:香港的房租极贵，为了省钱，他向一套公寓中几户人家租用了公共浴室午夜后的“使用权”，每当夜深人静，无人再上浴室冲凉时，他便在那里面架一个行军床睡觉，天一亮就撒出。白天，则在楼顶的露天平台上打发时光，没有人雇他时，他就坐在平台上的一张竹椅上出神，平台上支着一把大伞，可以遮阳，可以避风雨，但碰到大雨，光靠那把伞可不行，还得在那把大伞下自己再打一把雨伞……而在有人雇他办筵席时，他就把用料备齐，在那平台上进行制作，将一道道菜做成半成品，然后将所有这些运至东家的厨房，待开席时下锅烹制……光秃秃的一个平台，竟成了排列数序式复杂劳动的场所，居然从这里，他做出了“名厨”的名声，得到过采访，上过报纸，也正是在这个平台上，他在劳动中踩在有油污的地面上，狠狠地、重重地摔了一跤，几乎丢掉了自己的性命。这时，他六十有五。这就是他十六年打工生涯的一个缩影，为了一个目标、一个夙愿、一种向往而又受着、熬着、挺着的缩影。就其含辛茹苦、艰苦卓绝的程度而言，比巴尔扎克笔下那个培养了一个大学生的挑水夫，实有过之而无不及，那个挑水夫，好歹在巴黎一套公寓的门房里，还有自己的一个栖身之地啊!他快返回故里的时候，我请了探亲假回到了老家，等候着他的归来。究竟是哪一天到，他没有通知家人。等了好几天仍未见消息。这天早饭后，母亲正在院子里洗衣，我问了一声:“也不知道那一天到?”母亲茫然道:“大概快了吧。”我走出家门，到街上随便溜跶，那时，长沙城不大，火车站离闹市不远，我信步走到那里，想先看看车站情况，以便将来迎接。这时，正好有一次广州来的车到站，我便站在月台门外不经意地观看，旅客都快下完了，我突然看见从一节车厢里下来一个矮墩墩的头发花白的老头，穿一身黑色的港式唐装，手提两个简陋的提包，朝出口处走来，他没有远方游子归来时那种东张西望的神情，而是闷着头快步走，似乎脑子里只有一根筋，一个念头，像一头埋头拉车的老牛……我认出了他，猛然一阵心酸，还没有待他走出站口，就不禁失声哭了起来……他返回故里后，总算过上了退休的生活，总算亲眼见到了自己的儿子都已经走出了大学的校门，参加了工作，总算看见了自己的孙女与孙子。他绝不下厨做菜，说是一辈子在厨房待“伤”了，听老弟说，他只是*地露了一次自己的厨艺绝技，做了一盘萝卜丝饼，家人回忆说，那简直就是*、绝品，你根本吃不出是萝卜丝做的，与刘姥姥在大观园吃上的烧茄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那几年中，他*开心的时候就是听人家谈论他家的儿子都大学毕业了，只要别人奉承他说“四爹，你靠一把菜勺培养了三个大学生”，他就笑得合不上嘴，傻乎乎的……1975年夏，他因为得了急症而去世，家人都叹息他返回故里后只享受了几年的“清福”，这与他一生的劳累艰辛实在是太不相称了。丧事后，骨灰里剩下一个铁板，两个铁钉，小弟把它们收藏起来作为纪念，这是他作为幼子的一番心意。如今小弟去世也已几年，每当我想起这事，心里就一酸……2004年5月永远活在我心里的这个孩子——记儿子涤非的童年儿子在美国英年早逝，留下了没有工作与收入的妻子与一个不到五岁的小女儿。根据他生前的意愿，遗体捐献给了公共医疗机构。他的亲人、同事、朋友、老同学在当地举行了一次隆重地充满了亲情与友情的追悼会……他留下来的财产除了保证妻女能过上不愁温饱、安定小康的生活外，还在他毕业的大学设立了一个以他姓名命名的永久奖学金，虽然规模不大，但可以每年资助一个贫寒的学子的学费与生活费。饮水思源，这个华裔青年当初就是靠美国大学的奖学金学成毕业的。他只活了三十七岁，但他对接纳他的社会做出了自己的回报……“活得长久的人像是高高的一支蜡烛，而我可怜的儿子，他的蜡烛很短，可是他燃得那么明亮”，他的老母亲在美国的追悼会上这样说……柳涤非，祖籍湖南长沙，祖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苦孩子，学得厨艺，成为名厨，靠这点本事谋生立业，竟然使自己的三个儿子都得以大学毕业。涤非之父是三兄弟中的长者。涤非孕始于“十年浩劫”之中，1968年，正当社会上一片乱哄哄之时，从事文化学术业务的臭老九都在赋闲游荡，其母曰:“前几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现在没有什么正经事可干，不如添一个孩子。”于是就有了涤非，此时他已经有了一个九岁的同母异父的姐姐。迎接涤非出生的是家里的一片愁云。其父被圈进了“小学习班”进行隔离审查，原因是他曾在一个人数不过二十来人的小群众组织里身居“第四把手”，所作所为不过是走走中间路线，搞点折中主义，按“中央文革指示”、《人民日报》社论的调子贴过一些大字报，仅为获得较好的“政治表现”以求在大革命风暴中保自己身家的政治安全，从未干半点出格的事，却没想到成为“审查对象”被圈进了“学习班”，而出“学习班”时，竟成了一个“被宽大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回到家里，见到阔别了三个月的小儿子已长得虎头虎脑，能在床上爬来爬去，跟寻自己感兴趣的目标，或是一个小玩具，或是一块饼干。这个为父者头上已戴上了帽子，不敢想象这小儿子的未来，不禁哑声而哭。这小子取个什么名字为好？其父当时已被强加于身上的臭老九原罪与对“伟大领袖革命路线”的“现行罪”吓傻了、压垮了，但求“洗心革面”、“彻底改造”，竟把自己逆来顺受的傻乎乎的决心，化为一个沉重的名字“涤非”给了这生下来就八斤六两、天真无邪、活泼好动的胖小子。事过境迁，在以后的日子里，其父每想到强加给了自己儿子这么一个沉重而颇有忏悔意味的名字，就感受到惭愧内疚，深责自己一时太窝囊、“太面瓜”。后来，这小子到了美国，傍着原名的谐音，给自己取了“David”一名，普通而自然，响亮而堂正，总算中和了、淹没了原来名字的含意。不到半岁，小涤非与他九岁的杏姐就一并托付给住在湖南老家的爷爷、奶奶抚养，因为其父母都被打发下了河南信阳一所干校，一去就是两三年。此干校似足以名垂不朽，因有杨绛的《干校六记》曾加以记述，只不过其劳动生活之艰辛与气氛之肃杀实远为胜过。爷爷奶奶均已年迈，抚养之辛劳可想而知，但虽苦犹甜，将孙子孙女视为巨大的乐趣。特别是对涤非这家门*的男苗更是奉若“上宾”，两老常在他跟前“争宠”。祖母对小孙子呵护备至，老厨工已退休在家，偏喜欢带着小孙子到公园、到街上去“显摆显摆”，虎头虎脑的小家伙除单眼皮不尽理想外，其他貌相均堪称俊秀，正是老爷子到处夸耀的对象。但老两口偏偏曾经有过一个“恐怖的回忆”:其长子在三岁那年，被一个骗子拐走过，幸亏那个骗子只剥夺了孩子身上的那件崭新的毛衣之后就扬长而去，还没有丧心病狂到把孩子拐卖掉，这三岁的孩童竟凭着自己的“狗运气”，跌跌撞撞从好几里外的街区摸回自己的家门，但据我看来，这很可能是“天老爷在暗中进行指引”所致。有此虚惊一场的经历，老两口对携小孩子出门从不敢造次，为防止小宝贝走失走丢，老祖父总是用一根绳子一头系在孙子的腰上，一头则系在自己的腰上，祖孙二人如此出游，倒成了当地的一个街景，老祖父为了要跟难得由自己带着出游的小宝贝留下一张纪念照，竟不顾得改着衣装就这么一根腰带两人系在一起在照相馆里拍了一张照片，仅从他笑得那么傻呵呵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内心之幸福感。信阳干校的政治生活是严酷的，劳动生活是艰苦的，但军宣队也尽可能给人性人情留下若干空间，如像允许一同在干校的夫妇一年有一次“探亲假”，即让夫妻从各自连队的集体宿舍里搬出来，住进“招待所”的单间里十天半个月，在此期间，还可以把远在家乡的儿女接过来共享“天伦之乐”。于是，在几年内，小涤非曾有两次在他小姐姐的带领下，坐火车来到干校与滚泥巴的父母团聚。虽然吃的是简陋的干校饭，住的是透风的泥坯茅草房，但这十天半个月对这一家人来说，就像天堂的日子。小涤非只要一得温饱，就变着法子顽皮，可惜既无任何玩具与同伴，又无任何游戏场所，有时只能拿他的老爸开心，如学老爸平躺在床上，两手枕在后脑下，双脚跷着二郎腿，鼻孔里还不停地打呼，又如模仿老爸“打太极拳”，两脚并列弯曲站立，两手下按，腰往下沉，这些动作简陋不雅，但在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幼稚、朴拙而又滑稽的模仿下却既十分可笑又十分可爱，连队里对立的两派群众看得无不哄笑，往往“出题点戏”，指名要他当众表演这两个节目，于是，两派共赏，一堂欢笑，出现了政治运动、“清查斗争”、思想改造大环境中难得一见的“和谐社会”场面。涤非父母所在的单位虽然在1972年就从干校回到了北京，但剩下来的政治审查、政策落实一拖就是好几年，直到1976年才真正“安定”下来。因此，涤非与其姐仍寄养在湖南长沙的爷爷奶奶家，他幼年的大部分是在这里度过的，成长为一个聪明活泼而又憨厚的小童子，外观仍然是胖乎乎、虎头虎脑的。虽然他在这个城市里没有其父幼年被拐的那种传奇故事，却也另有近乎惊心动魄的行状。那个城市是中国有名的文化古城，与文化有关的种种活动，这里应有尽有，春游远足即为一项，虽然幼儿园要进行这种活动年龄为时过早，但园领导执意要举办这样一次盛举，不菲的春游费当然是要家长掏腰包的。盛举确乃盛举也，一辆大车将数十名幼童载到几十里外的远郊去“踏青”，不知道是大车超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大巴在途中翻车了，翻到了坡下的干沟里，如此大的倾斜度，当然有死有伤。消息震惊这个省城，抢救成为紧急任务，爷爷奶奶之丧魂落魄、焦急如焚是不难想见的。苦熬了大半天之后，受伤的幼儿们被送了回来，其中幸有他们的宝贝孙儿柳涤非。他不仅逃脱大难，而且传出一段义勇佳话:当大巴翻个底朝天后，他因座位临近窗口，先有脱逃的机会，但邻座一个小女孩丧魂惊叫，见此，他就先让在一旁，让这位“女士”优先，然后自己才爬出窗口。此事乃家长听老师所叙，老师则是听那位优先爬出窗口的小女孩所述，那时，四五岁的小孩既不知“英雄行为”是什么，也不知“炒作”为何物，谅非妄言。据爷爷奶奶说，这虎头虎脑的小子并没有提及自己这一“见义勇为”之举，倒是津津乐道自己逃出窗口后，发现自己的两只水果还留在车里，于是又爬进底朝天的车里把它们取了出来，他被送回家时，满身满脸都是泥泞，手里确实捧着两只水果。爷爷奶奶听着他这一段得意的自叙，后怕得出了一身冷汗。“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历程终于过去了，涤非与其姐得以回到北京与父母相聚，那时，父母所在的单位刚从干校回来，原来好些宿舍都被“革掉”了，于是老旧的筒子楼成为安置好些家庭的“宿舍大楼”，那时的钱锺书、杨绛两个老研究员尚且只分配到一间办公室安家落户，涤非的父母这一对被“文化大革命”卡在副研究员这个等级的前面的“资深助理研究员”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一家四口挤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旧办公室里，一张大床、两张小床被三大块“布墙”隔了开来，各自成一统，浩劫之后的寒碜，也发散出温馨之家的气息。阔别数年，父母喜见儿女，有了就近观赏的时间，发现姐弟二人情深意笃，十分感人。杏姐长非弟九岁，处处照应与维护其弟，特别是在其弟与一大群“小哥们”相处的“场面”上，更是他坚强的后盾与保护人，对这个虎头虎脑、有点愣劲的幼童充满了母性式的呵护。如同很多小女孩从小就疼爱自己的洋娃娃一样，也像一些小女孩喜欢摆弄、支配自己的洋娃娃一样，其姐也在小弟身上实践了她人生*初的领导愿望与管理才能，不知是凭什么“法力”竟使得这顽皮的小弟十分服帖，言听计从，父母的严词管教也没有如此奏效。其姐此种管理才能日后果然大显光彩，在完成了从北京外贸学院到美国韦斯礼女子学院再到芝加哥商学院的优质教育后，她渐入美国公司的高层，干得十分出色，而且一直在其弟各个阶段的生活与职业中，都继续充当着“高参”与“顾问”的角色，直到其弟去后，她仍守护着其弟遗留下的幼女，不失为世上*为感人的姐弟情深的范例。在筒子楼里有一大群孩子，从五六岁到十来岁年龄不等，其中有两个年龄较大一点的兄弟，天生精明乖巧、善于算计，并富有领袖欲，自然是统率幼童们的头头。一天，召集大家，发布命令，说要成立一个“共产主义合作社”，大家都得回去向父母亲去多要一些零用钱，全部上交给他们“老大”“老二”两人，由他们统一掌管，将来去买高级点心聚餐，或者用来购置“大型玩具”。众幼童虽惯于服从“老大”“老二”，但涉及如此大的经济利益，均慎重从事，有的聪明机灵，阳奉阴违，推说要不到零用钱，有的则很有个性，公然不从，有的生来就学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十天半个月交上一分两分钱，敷衍了事，只有两三个幼童、忠心耿耿，贯彻执行，其中*卖劲的就是小涤非，他变本加厉地向父母索要零用钱，转身就悉数上交给了两位“老大”。“合作社基金”积少成多，但收入账目，当然是用不着公布的，至于高级点心聚餐与大型玩具更是不见下文。时间稍长，对老弟明察秋毫的杏姐发现了情况不对头，才坚决制止了小涤非对两位“老大”的愚忠行为。筒子楼的小孩群中，摩擦、矛盾与争执自是不少，中心人物是三两个颇有心计与领袖欲的孩子，是他们在“争雄”。涤非年龄较为稚幼，总是充当大王们手下的小跟班，加以天生憨直，毫无心计，不像有些聪明机灵的孩子见矛盾就躲，见阵势就溜，他却老是卷入大王们的争雄战中，有些事跟他完全无关，“八竿子也打不着”，可他好，却主动参与，满怀“忠义”之激情，大有为哥们两肋插刀之架势。有一次，两个争雄的大孩子矛盾白热化，开打起来，战事甚为激烈凶狠，那可不是一般的推推攘攘，而是动了棍棒石头之类的家伙，旁边的孩子见了都大感惊吓，躲得远远的，作壁上观，小涤非当时并不在场，但闻讯之后就飞快地赶到现场，一边奔跑，一边大呼:“慢点打，慢点打，我来支援啦！”他赶往战场参战，就像赶往一场盛宴，唯恐错过了*后一道佳肴。其父母见傻小子如此憨厚执着、忘我轻利，不禁产生忧虑，深感此种性格恐难对付现实社会中的世故功利、手段心计，更难适应“左”调高扬、冠冕堂皇之复杂性。果然，愣小子一进小学，就显示出了其不适应，他并非犯恶行、有劣迹的顽童，但总是被班主任看不顺眼，不外是因为在课堂上手脚总安静不下来，未能做到双手交叉在背后端坐不动等有碍观瞻秩序的小动作，特别是他有一次做出了莽撞的事情坏了班主任的“大局”后，更成了讨厌的对象。事情是这样的:班主任安排妥定，要举行一次既有活泼的民主气氛而又乃“全民一致”的选举，推举出班上的*秀的“三好生”，届时，其他班的老师都要来观摩这次“民主生活”的盛典，对象当然也是内定好了的，是一个学习成绩好，也特别听话的小女孩。可有几个调皮的男孩对她在老师面前的那种乖乖劲颇不以为然，很想把她反掉，他们自己不想公然出来有违老师的意愿，就推举小涤非当“出头鸟”，理由是，涤非的父母与小女孩的父母是同一个单位的，他出来反对一定令人信服，相信他是“大公无私”。小涤非欣然受命，在“民主盛典”的关键时刻，他站了起来大声宣称:“我反对！”班主任很不悦地反问:“你有什么理由？”傻小子险而语塞，终于答上来了:“她……她爱哭，在我们那幢宿舍楼里，她*爱哭……”调皮的男孩们哄堂大笑，伴随着的是那位快当选的女孩哇的一声大哭……一场民主盛典就这么被搅局了……班主任的恼怒可想而知，从此，小涤非就没有少穿小鞋，幸而，他的学习还算站得住脚，换到了一所较好的小学。后来，在升初中的考试中，虽然他刚生了病发高烧，却有了一次奇迹般的超常发挥，竟一举考上了本市一所市重点中学，算是扬眉吐气，一泄在初小期间的郁闷。进入中学后，他很快从一个胖墩墩的孩童发育成一个俊秀的少年，戴上一副眼镜，俨然就是一个聪敏的小书生了，只是脸上仍存有憨态与稚气。也许是因为他身上渐渐开始显出了一个未来的有为青年的雏形，更成了全家关注疼爱的重点对象。远在家乡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思念他；近在北京的姥姥一生命运坎坷，把她晚年对孙辈的爱，倾注在他身上，甚过其他的孙辈；其母放弃了在美国名牌大学里的教席，也从自己的英美文学研究事业里分割出相当多的精力与时间，用于对他的培养教育，从照顾他的生活，到给他的文化学习，特别是英语程度的提高另开“小灶”，提供家学的“营养”；其杏姐已是北京外贸学院的学生，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仍没有放松对宝贝弟弟的关怀与指导，从他的庇护者又渐渐成为他的“铁哥们”。在这个时期，他的关爱者队伍里，又增添了一个新的成员，安徽的小慧，她比涤非大不了几岁，还未成年即从乡下来北京打工谋生，落户到了涤非家，她以其淳朴、善良与勤劳，赢得了全家人的信赖与仁爱，作为报答，她则像大姐一样尽心尽责地照顾着这位“东家小弟”的生活。在这一片年长女性柔情温馨的关爱氛围里，似乎谁也没有发现这个清秀少年曾经有过青春期的逆反心理表现，唯有其父有所感受并深知其厉害。不过，这也得怪为父者自己。他曾经坦言自己的才力仅为“中等偏下”，不论此话有多少自我调侃的成分，反正面对着无涯的学海与不无阴险的人际关系，他要努力在学术阶梯上往上爬，当时得竭其全部的心力与时间，实在无暇关心儿子的成长与教育，特别是儿子有一次得了凶险的疾病，住院期间全靠其母照顾，做父亲的只寥寥探视过两次。他自以为心底里*爱的是儿子就够了，更满足于自己多挣稿费以充分保证儿子餐桌上的丰富营养与旅游开支的这种父爱方式，他这种伦理上的误识造成了儿子对父亲的隔阂与淡漠，这是这个可怜的父亲终生*引以为憾的一件事。学校毕竟是首善之区的重点名校，家庭毕竟是家长父母供职于“翰林院”的“书香门第”，在这双重良好的环境中，他得以正常健康地成长，培养了吸引着他求学之外剩余精力的课外爱好，一是集邮，一是收集名人签名。他开始是如何动了要集邮的念头的？*初，肯定是因为经常看见他母亲的美国学者朋友来信上漂亮的邮票而动心的，很快，他的母亲大人就成了他集邮爱好的首席“赞助者”。接着，跟进的是他的杏姐，既然乃弟这一爱好颇为高雅，她当然大力支持，由于杏姐在外贸学院的同学里人缘甚好，又给宝贝弟弟带来了几个热心的赞助者。甚至有一位不相干的男生，因为正在追求与杏姐同一个宿舍的女孩，为获得成功，他不惜把公关工作做到*限度，杏姐既然是这个女孩的挚友，自然也就成了公关对象，而公关方式则是送给杏姐的宝贝弟弟一小册邮票，可见，在同学们之中，杏姐对自己这位弟弟的重视与关爱早已有点名声了。及至杏姐在美国韦斯理女子大学深造，在芝加哥商学院念学位期间，还从奖学金中节省一些钱来多次为老弟购买邮票邮册，其中有一本1984年美国各种纪念日首日封邮票集锦册，装帧豪华，并署有收藏者姓名，一看就是价格不菲的精品。有了如此多热情的赞助者，涤非的邮票集存日渐小有规模。八十年代初，中国进入开放时代，公开的自由市场纷纷出现在各地各个角落，集邮之乐从来不“纯”，总是伴随着交换与买卖，当时，北京市宣武门大街的集邮总公司前，就是一个热闹的邮票交易市场。涤非从参观到参与并成了那里的常客，每当节假日，他将一个绿色军用书包挂在脖子上，垂在胸腹前，出发到那个人口攒动的邮票市场上去，算是做点“小生意”吧，从他将那个布书包挂在胸前的谨小慎为的方式看，书包里显然装着他珍视的本钱“若干邮票与若干人民币”，但从那书包空瘪瘪，轻荡荡的形状来看，则可想见其中的本钱实在少得可怜，至少他没有把自己的主要“财产”全部带上，颇像其父一生谨慎求稳的性格。显而易见，在那个交易市场上，他仅仅是一个怯生生的小毛孩，还远远未跟生意人成熟老练的做派学到一星半点。其父其母深知自己虽善于做事创业，但实不善于交换交易，以致实诚有余，机巧不足，在现实生活中进取得甚为辛苦，故乐于看见儿子去交易市场上历练历练，与此同时，出于对儿子本性的认识，相信他既不可能大赚大发，也不至于受损亏本。后来，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征求名人签名一事，创意出自乃母，其意一在让小儿子感受一点名人效应，以起励志作用，二在锻炼儿子拜会、晋见、求请名人长者的能力，好在父母二人此时已是文化学术领域里颇为人所知的中年人，认识名家师长不少，因有父母的引见，小涤非并不把征求签名一事视为畏途。他积极响应父母的创意，准备了两个当时还算装帧精美的日记本作为签名簿，在扉页上，写下这样的告白:“请您留下宝贵的签名和赠言”，他的署名下标明的日期是1981年11月23日，当时他刚十二岁出头。虽说他年纪不大，签名簿的“门槛”倒是相当高，一开始就征集到一批文化名人的签名及赠言，当时在文化界德高望重的戏剧家夏衍题词:“业精于勤。”著名作家王蒙题词:“你一定会有许多朋友——写给涤非小友。”享誉国内外的文学家、学者沈从文抄录了李白“春眠不觉晓”一诗“赠涤非小友”，大科学家茅以升题祝“天天向上”，签名留念的则有一大批文艺界名流，其中有著名诗人艾青，著名学者李健吾，著名小说家刘心武、谌容、林斤澜、宗璞，以及戏剧音乐界的著名人物夏淳、凌子风、李德伦，还有多次荣获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队员，包括邓若曾、袁伟民、朗平等。从1981年末到1984年，他坚持征集不懈，共得到了五十余位名人的签名，大多数是在乃母的引见下获签的，大学者钱锺书对此甚为激赏，特题词曰:“继母之才，承母之教。”有的则是有贵宾来家做客时请签的，如谌容在签字的下方就注明了一句“在小非家里”。1985年后，他因开始忙于申请出国留学，征集活动停了下来，但1986春他赴美留学时，行囊里也带上了他这宝贵的签名本。到了美国后，他暑期在波士顿的坎布里奇进修英文时，又开始了征集名人签名的活动，征求到的有哈佛大学好几位著名的教授，如艾伦、孔飞力、韩南、萨奇等等。这个时期他很快学着把西部牛仔的闯劲用在获取签名上，所得更增，他当时正住在其母在坎布里奇的寓所里，寓所就在哈佛大学附近，来哈佛大学演讲的大人物不少，他正好有近水楼台之便。曾经主持过洛杉矶奥运会的世界名人尤布洛斯来演讲，他努力接近讲台，成功地获签了。闻名世界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作为嘉宾来参加校庆活动，他紧盯不舍，但无法靠近贵宾席，只好趁这位名人上洗手间之时守候在外，终于成功了。还有一次，时任欧盟主席的卡林顿勋爵来哈佛，他费了好大的劲靠近了这位政治家，但保安人员技高一筹阻止了他，眼见功亏一篑，那位通情达理的政治家见状制止了保安人员说:“他是个毛孩子，别拦他。”他又一次获得了成功。征集签名固然是乃母教育与培养宝贝儿子的创举，但更为庞大而艰巨的教育培养工程则是申请出国留学。此事溯源于八十年代初。众所周知，在社会主义中国，有一个得天独厚的阶层，其龙凤子弟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从来都是感风气之先，什么道路*风光、*越便成群结队投身于什么道路，在“文化大革命”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际，他们挥舞皮带成了伟大领袖的“红卫兵”；在当兵从戎大大优越于苦不堪言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时期，他们就纷纷参军入伍；在高考恢复后学历成为就业的过硬通行证的时期，他们纷纷进入了高等名校；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出国留学则成了龙凤子弟上选的道路，公派出国的名额“粥少僧多”，于是自费出国又成了这个阶层子弟的热门选择。小涤非的父母既无政治地位又无经济实力，一直对此新时尚浑然不觉，所幸知识家庭所具有的文化优势起了作用，不是“由内而外”的作用，倒是“由外而内”的作用。事情是这样的:乃母以其优异的学术表现，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得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邀请成为*早的中国访问学者，在美期间深得学界人士的赞赏与友情，这些有民主党倾向的学术精英，眼见中国有背景的子弟纷纷赴美留学已成为一道热闹的风景，不禁对这位出色的中国平民女学者发问:“你为什么不争取让你的儿女也来美国上学？”一语顿开茅塞，点明了这位女学者的奋斗方向，于是，她谢绝了美国高等学府的教席，回国致力于让儿女走出国门的工程，回国为他们赴美求学打基础、做准备。大女儿的事比较好办些，她已经在外贸学院就读，各科成绩与英语水平均为优秀，且明理懂事，善于把握自己，得乃母的辅导，故在申请与面试中皆有上佳的表现，顺利得到了美国著名学府韦斯理女子学院录取，于1981年赴美。小儿子的事则比较艰巨，他正处在初中毕业上高中的过程中，只能申请有高额奖学金的美国名牌贵族中学，这似乎比申请上大学的难度更大。特别费功夫的是，他必须大补英语，在听说写读上全面达到美国高中学生的水平。这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于是小涤非开始了紧张而持续的奋斗。奋斗有三条“战线”，其一，要对付本校沉重的学习压力，中国学生在应试教育的辖制下，其负担从来都以繁重著称，越是好一点的中学越是如此，这些就足够他那正在发育的小肩膀去承受的了，其二，他课外必须恶补英语，先是由乃母每天给他开“小灶”，提供“家学”的特殊营养，本来，有这样一位英语水平曾深受朱光潜赞赏的北大精英执教已是十分难得，但慈母当不了严师，面对小儿子的任性没有辙，只好加请了一位以英语家教为业的老师来严格执教，按钟点付酬，且标准甚高，后来为了更快提升口语能力，又在西郊一个大学里找了几个美国留学生每逢周末定期定时跟他“聊天”，那几个美国聊友都是利用周末休假来挣外快的，也得按钟点付酬，其标准甚至比中国教席还高。总而言之，准备工作的大半时期，小涤非整个就全扑在这条“战线”上，到了稍后，才开始转向第三条“战线”，即做申请工作与应对面试，那就是*后的冲刺了。在这一年中，乃母的负担着实不轻，除了要完成自己分内的学术研究工作外，还兼负照顾儿子的生活与辅导他英语学习的两大任务，幸亏在家务方面，有了一个小帮手，那是从安徽农村来北京打工的小姑娘小慧。她深知这个家庭里的重中之重就是要保证小涤非在奋斗中有足够的高营养美食，为此，她就要尽可能在饭桌上提供小涤非爱吃的佳肴，如炒鳝鱼、爆腰花、熘肝尖、烧田鸡等等，几乎从不断档。由此，她与小涤非开始建立起了姐弟般的感情，及至后来她自己的孩子渐渐长大，就把已经远离中国的涤非称呼为“美国舅舅”。除了保证小涤非的营养，使他在超负荷的学习中有足够的能量外，乃母还不时安排他做适当的休整，以免他紧张疲劳过度而崩溃，也是为了给他另外补充一些精神力量与养汁，如带他在北京周边地区进行参观游览，参观过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也去居庸关登上万里长城俯视中华山川。母子还曾做过不止一次长途旅游，一次是去泰山的*观看日出，其攀登的道路想必就是秦始皇当年封禅泰山所登临的途径，还有一次是去青岛，观赏了崂山的灵气，见识了东海的浩瀚。所有这些，似乎是涤非出国之前对中华大地的一次深情凝视，一次五味杂呈的告别。本来，他还有一个*的心愿，那就是随母亲去一大学讲学之便前去西安旅游一次，特别是去瞻仰兵马俑这样的中华文明奇迹，为此，乃母已做好了计划与安排。临行前不久，考古界一位长期驻守在西安的朋友来访，确称西安正在大闹鼠灾，并伴随有病疫流行云云，乃父闻讯大感忧虑，唯恐母子二人前往旅游将危及健康安全，故坚决主张改期进行，母子二人只得取消原来的计划，其中包括乃母在西安讲学的安排，涤非由此与西安古代奇迹失之交臂，此后，事过境迁，他再也没有找到适合的时机去造访，成为他生平一大憾事。及至他去世后，乃父每想起此事，不禁总有愧疚。经过一年左右的持续奋斗，小涤非在本校的学习成绩稳步前进，课外补习英语获得了长足的提高。两条“战线”都已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他开始转向了第三条“战线”，向国外中学提出申请并准备应试，其引领人与辅导者仍是乃母。在广泛地对美国的中学做了准确的调查研究之后，选出了三个有权接受外国留学生并能提供奖学金的美国名牌中学作为申请对象，它们是密尔顿（Milton）中学，安多韦(Andover)中学与莫西·布朗(MosesBrown)中学。然后就是正式提出申请，并在复杂的申请程序中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完这些渐进而繁复的程序，本身就是一个耗时费劲的巨大工程，有大量要填写的表格、要作答的问题、要呈报的个人资料，邮件来往不计其数。仅邮费一项即非同小可，足花费父母二人大半年的工资，盖因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凡是办一切涉外的事务均需付高额的费用，不难理解，幸亏涤非的父母是文化界著名的学者，尚有一些稿费收来支付申请所需要的花销，如果只是个一般的家庭，那肯定是承受不起的。当然，比起申请过程中事务性与经济方面的负担，更为费劲的是必须书面回答一些考核性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要完成一些“功课”与作业以提供给校方进行检验与考察，举例来说，其中也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要申请赴美求学？如果能实现这个目的，将来准备从事与投身什么道路，有什么抱负等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申请者写出一篇述志的文章。涤非就此洋洋洒洒完成一篇英文作文，大意是说自己赴美准备致学于新闻出版专业，将来学成有志于回到自己的国家创办一家报纸，宣传民主自由，主张社会公正。他想投身新闻出版事业，这很可以理解，其父母均为学术文化界人士，与新闻出版也算是近邻，受家教影响，有此意愿实属自然，但有志于在中国创办一家报纸却使父母也意料不到，深感其子已经长大了、成熟了，小脑袋里有了严肃的社稷问题，但也深感儿子天真幼稚，真可谓是异想天开！幸亏他后来在美国改变了志向、转学经济，并留在美国就业，总算没有按照自己的初衷走下去，对此，涤非的父母深感庆幸。面试是“考官”直接而无微不至的审查，对于没有出过国门的中国学生而言，是更为令人发怵的事。涤非所申请的三个学校的面试程序是认真、严格而一丝不苟的，每个学校都各自委托了两三个在中国的美国公民进行面试，一般都是来华访问的学者、教师，也有个别来华旅游的资深人士。面试是对申请者的英语理解力与表述力以及文化知识水平及人品教养的全面考核，涤非不无紧张地一场一场应试了下来。一年多来的英语恶补总算没有白费，他每场应试之后自我感觉都不错，而从后来的结果来看，那些素不相识的、铁面无私的“考官”对这个中国少年的表现还是认可的，肯定做了良好的评价，因为过了一小段时间，三个中学都来了录取通知，并都承诺给予全额奖学金。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说，全额奖学金意味着什么？那就是免交学费，那就是免费给你提供膳食与住宿，甚至若干零用钱，这可不是来自中国的庚子赔款，而是美国人纳税的自家钱，这种优惠的慷慨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我这个中国人道一声感谢！三个中学在美国都是闻名遐迩的名牌，但以安多韦名气*，学校条件*越，美国有不少政治社会名人与学术精英，皆出自该校，两届美国总统布什父子二人都是从这里毕业的，而且该校愿意给涤非的全额奖学金*为优厚，对一个中国少年来说，这真个是一大块馅饼从天而降，落在了自己的头上。理所当然，上安多韦去！到安多韦上学去！1986春夏之交，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一道“坎”，是一个“分水岭”。稍前两个月，涤非之母已第二次获邀赴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而涤非也即将赴美上安多韦，其姐也早在几年前已经赴韦斯理上学，从此再没有回过这个家。这是一道明显的“坎”，在此之前，一家人虽也有分离，好歹总聚集在一个国度、一个“空间”，而在这之后，则不折不扣是“天南地北”、“天各一方”了。涤非在乃父的带领下，总算办完了出国的种种手续，虽然获取出国护照手续的内容与程序并不多，其工作量是远远不如入美国境内申请奖学金与签证那么多、那么繁重，但办理起来却更为麻烦、苦涩、劳神、费劲，这是涤非对故土*后一次切身的感受与体验。当他获得了护照与签证时，他不禁高兴地叫了起来:“我终于可以飞上天啦，可以到美国去上学啦。”乃父见他如此兴奋，不难理解他此时颇有羽翼渐丰而欲展翅高飞的意气，也深感在他这句话的后面，似有若干人生初阶段略带苦涩的积淀:父母的坎坷、家庭的困顿、自己在国内前途的不容乐观等等，如果有可依赖的天恩祖德、有饫甘餍肥的生活，有指日可待的锦绣前程，那还何需不辞艰辛、远走他乡？其父有清楚的认识，儿子此去路漫漫而修远，奋斗之途绝非一坦平川，定要做出艰苦的付出，为了使他在奔往遥远目标的进程中无须他顾，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老头子特别叮嘱其子，如果乃父旦夕有疾病灾祸之类的事故，他只管致力于自己的学业与奋斗，而不用回国探视照顾以尽世人所谓的“孝道”。把儿子的奋斗看得大大的，把为父的存在缩小到小小的，倒也确实蕴含着对自己独生子的真挚钟爱。1986年的5月，终于到了动身的那一天，涤非一身普通衣着，一件浅色布夹克，配一条牛仔裤，既很精神，又很朴素，全无公派出国生公费西装笔挺的官家气派，也不像靠父母丰厚的腰包而十分时尚神气的阔少，他的行李中甚至没有带上一套西装，乃母曾经叮嘱他:“不要在国内做西装，式样总不免有些土气，还不如到美国后再买不迟。”他行囊中带书也不多，除了一本英文大字典外，只有一册《唐诗三百首》与一本钱锺书的《围城》，这大概就是在他少年心目中所认可的两部中国文化典籍的代表。钱氏的那部小说，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初版，扉页上还有钱公赠书给涤非父母的题签，小儿子持父母之疼爱于无恐，未通过“正式申请”的手续就把这本签名本名著置于自己的赴美行囊中。临行时其父送涤非到机场，眼见他俊秀而生气勃勃的背影直往前走，甚至没有回头再看一眼，*后消失在进口深处的人流中，乃父久久地等在机场外，直到载着儿子的那架飞机越过上空，渐飞渐远，完全消失在天边后他才怅然痛失地回到家里……此后好些年，那俊秀的渐行渐远的背影不时浮现在这已进入老境的父亲的脑海里，日渐凝现为一幅缩影，似乎成了这个父亲与儿子整个关系的一个象征……事实上，首都机场一别，父亲一直有十来年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又过了十年，也只见过四次，其中两次基本上只是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后就分手了，后两次总算一起游了游公园、逛了逛街道，但都只有短短三四个钟头而已。机场之别，实在是一道明显的“坎”，从此这位父亲再也没有真正享受过一次天伦之乐，甚至连一次促膝谈心的乐趣也没有得到过……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历史悠久的国度，小农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家庭、伦理的观念与理想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老婆孩子热炕头”一语，虽然俗不可耐、平庸至极，但却是产生自小农经济生活方式的一种*典型的家庭观念，甚至是*普遍的家庭理想，其中*为核心的天伦理想便是“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这位送别了自己儿子的父亲虽然饱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胸臆中也不乏海洋文化开放式的辽阔，但内陆文明那种“团聚在一起”的家庭理想深深地、牢牢地、无形地植根于内心的深处，甚至融化到了血液里，毕竟他从小是在不论家境如何，每年全家必须聚在一起吃一顿“团年饭”习俗中长大的。不难理解，送别了自己儿子的父亲回到自己的家里，竟感到无时无刻、无处无所都是一片空荡荡、虚悠悠，他没有想到，这个少年在他的生活里竟有如此大的分量，抽身远去竟留下了这么一大片空虚，他自己在儿子临行前那些充满理性父爱勇气的“重学业轻孝道”的叮嘱，很快就被老父亲的柔弱感伤所取代了，特别是眼见至少在未来的十年内家人都将天各一方，相聚无望，而自己又已经面临着日益衰老的人生，真有如灾难临头、全家分崩离析之感，这种感受，特别因为他本质上是一个顾家的男人、灵魂中有着深深的“完整家庭”情结，而格外强烈、格外难以承受。由此他身心极不适应，极不协调，以至完全失衡乱套，大病一场。为了挽救不可抗拒的身心颓势，他发挥从年轻时代就养成的勤奋劲，下大力气就医，仅针灸就每日一次，再加上体育锻炼，坚持数月，总算渡过了身心健康的难关，跨过了1986年的这一道“坎”。(选自《他仍活在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