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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胡，某三甲医院心血管内科医生，从事临床工作近30年。一直以为医生治的不是病，而是生了病的人。不管外界环境如何，她都希望能做个同情病人的医生。
爱玛胡经常把病人的故事说给家人朋友听，终于有一天，在家人的鼓励下，提笔成文，在《南方都市报》开了专栏。
爱玛胡说:我所写的，无关疾病，只关乎人。
《病人看病，医生看人》是一本有着近30年临床经验的心内科医生的手记，文短而情长。作者以生命参与者、旁观者的身份，时而冷静时而激情地记录下白色医院里的多彩人生。全书分为四个部分:来医院的人，在医院的人，黄泉路上无老少，医生是这样炼成的。《病人看病医生看人》一书中有医生，有患者，有欢笑有泪水，有生的苦痛也有死的洒脱……作者的语言朴素柔软，文笔温情悲悯，笔下人物个个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1.作者爱玛胡，医科大学毕业，从事心内临床专业近30年，从基层医院到三甲医院，诊治过形形色色的病人，领取过太多的哭泣，也见证过太多的欣喜。生命实在太脆弱，也太丰富，于是，她在《南方都市报》开专栏，用笔记录下那些感动、悲伤、温暖、遗憾……
2.《病人看病医生看人》文章都很短，是爱玛胡的工作见闻和她的所思所想所感。医生看病天经地义，但因为媒体对医生的宣传一贯带有夸大性质，比如“华佗再世”“手到病除”等，让病人往往对医生寄予过高的不切实际的希望，一旦治疗失败，医患关系就会变得剑拔弩张，
3.《病人看病医生看人》主张医生把病人当人看，不要眼睛只盯着病人的疾病，而是要想办法解除病人的痛苦。爱玛胡的文字真切温暖，不是治疗笔记，是将心比心的医疗叙述。一个医生面对病人只要问自己:“假如这是我的孩子”“假如这是我的父母”，我该怎么治，就好！
孤老
他来看病，一个人，老头，八十多。问他:“家属呢？”
他说:“我是孤老。”
这话，我不太信。
怎么讲呢？越是孤老，越不太会独自来看病，要么是身边有村干部，要么有远房亲戚，否则，生死关头，谁来签字？没了，谁给安排后事？倒是有些人，跟儿女闹别扭了，一赌气这样讲。
现在医患纠纷多，处理老年病人，我们更是慎之又慎，病情一定要跟家属交代一下，否则，一旦出事，麻烦得很。
到底是通过村里，找到他儿子，六十多的一个小老头，带着自己三十多的儿子来了。来了也不去病房，直接就到医生办公室，说:“我其实，是不认这个老子的。”
八十多的老老头，吃喝嫖赌打老婆了一辈子，小老头说:“我妈，就是给他逼死的。”穷，再无赖也有限，窝里横一下而已。后来村里开始卖地，富起来了，老老头把所有的钱都拿在手里，不给儿孙，全用在包小女人身上。当时就吵了架，他说生养死葬全不用儿女管，儿女们说我们权当你已经死了。
“这也算不得么大事。钱我们自己也能赚。”小老头说。
但是后来，老老头干了一件真正混蛋的事。村里的坟地拆迁，拆到了他老婆、小老头的妈的坟头上，老老头签了协议就甩手不管，拿着钱管自花天酒地，甚至没通知家人。一无所知的家人，因此也没有机会替母亲迁坟。“他哪怕跟我们讲一声，钱都给他也可的，我妈妈的棺材，棺材里还有骨头……”小老头激动起来，声音哽咽。旁边他儿子赶紧递纸巾。
村里人讲:你们跟拆迁办打官司嘛。小老头却觉得怪不得拆迁办:“人家是好好地把了钱的。”怪谁？“我妈妈命不好，我们姊妹命也不好。”小老头擤一下鼻涕，问医生:“现在他是么情况？”
交代过病情，小老头认认真真点过头，签过字，问清楚医保能报的范围，又问去哪里往卡上打钱。
最后他站起来说:“我心里，是不认他的。我来，就是给儿子作个榜样。我没得好爹，至少我自己做儿子是问心里没得愧的。”
我说:“你爸的病房号码，你到护士站问。”他跟我们似笑非笑点过头，出去了。我多事，伸头一看，他直接到了走廊口，按了电梯。
想起那个八十多的老头，他说:“我是孤老。”其实也没错。孤老有两种，一种天作的，一种自己作的。
活着
病房收治了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太太，是肺炎。到半夜，她突然昏迷、抽搐，明显的脑出血症状。
赶紧抢救。年纪这么大，也不可能开颅，只能用甘露醇为她脱水。一边吸痰，匆匆联系家属，孙子都四十多岁，在“放弃创伤性抢救”上签字，问我:“我奶奶为什么一直在抽？”
我说:“脑受损了，这是癫痫。”
他脸上有一些不忍心的表情，最后大叹一口气:“活太长，也没得么意思。”
这把年纪了，只能是尽人事，其他的，靠老太太自己的生命力了。
第二天，她状态已经平稳，但还不能进食，给她上了鼻饲管。我看到她已经秃得差不多的头顶，几根稀疏的白头发。脸老得抽抽成一小团，核桃仁似的。插管子进去，可能还是不舒服，她动了一下。我想起她孙子的话。有时候，我也那么想。
过了十几天，星期一早上大查房，我遇到老太太。真恢复得不错，都回普通病房了。她正在吃油饼，瘪瘪的嘴，一咕哝一咕哝。牙都没了，怎么吃？就是拿牙床磨呀磨。老太太有耐心得很，磨得慢慢的、细细的，就像在精心品尝。磨几下，停下来，咂嘴舐舌一会儿，是吃美了，眼睛都眯成笑微微的缝。
那其实就是个普通油饼，医院门口推车摊子卖的。
老太太看到我，油饼放下，手一伸——我给她从床头柜上抽了纸巾。她浮皮潦草地擦了手，再手一伸——我给她量血压。手臂瘦得骨头都支出来，上面还有橡皮膏，膏下面是留针，每天在打点滴。
血压控制得不太好，我问:“药有按时吃吗？”
老太太说:“不晓得，反正护士送药我就吃。”
我说:“婆婆，饮食上面也要控制。油饼这种东西，偶尔吃一两次就好了。”
老太太笑得眼睛都看不到:“我少吃口油饼，还能活到九十九？够本了呀。”倒也是。
我查完房，走到门口再回看一眼所有的病床。老太太还在慢条斯理地，用没牙的嘴磨油饼，磨得好写意。今天外面阳光灿烂，北风呼啸，是个大晴天，病房里暖气开得足，老太太吃得津津有味，看着像个无病无灾的人。
有时候，活着，也还是蛮有意思的。
盲
她不是我的病人。
我既然是医生，熟人凡有个头疼脑热，难免会麻烦我，简单的我给个建议，复杂的让他们去医院。体检表上有不认识的项目，也会来问我，有些我说:“不用管。”有些我说:“赶紧去复查，去挂内分泌科/普外……”
她是熟人的熟人带来的，一堆家人围着她。乍看上去没什么异样，就是板着脸，不说不笑，再看她走路，踉踉跄跄，我还以为是高度近视。可是家属说:她双目失明了。我吃一惊，仔细端详她。她直接面对我的凝视，一点儿反应也没有，确实是看不到——但又好像哪里有点儿不对劲。
“这个你们要看专科呀。”不是我推托，是术业有专攻，各有各行。
家属说:“何止看过，看了五年。”
五年前，一向恩爱的丈夫搞小三，向她提出离婚。她不同意，丈夫就动手打她，打得她鼻青脸肿。家人气不过，报了案，警方和律师都来了，男人赔了钱，但婚还是离了。
那之后她就经常一个人坐着哭，家人看到就劝她:“莫哭了，为这种不值得的人，不值得哭。”她就不哭，坐那儿不吭声。时间久了，家人也记不清，她是渐渐失去了视力还是突然有一天醒来说:“我看不见了。”
先去眼科检查，没问题；又去脑科——怕是被打出内伤或者长肿瘤了（家属说:要是前一种，绝对和那个男的拼了），也没问题；又去神经科，怕眼睛和脑都没事儿，但中间信号传输故障，还是没问题。最后，神经科大夫跟他们说:“要不然，你们去上级医院；要不然，你们去精神科吧。”
好，就去同济协和，还是这么折腾一圈，最后大夫说:“要不然，你们去北京的医院试试；要不然，你们去精神科吧。”
又去北京，同仁、宣武、天坛医院跑遍，光天坛就住了半年多，最后大夫说——我接过来:“要不然去湘雅中山华山试试，要不然去精神科，是吧？”
家属对着我，一起点头。她还是面无表情，好像我们说的不是她。
其实这五年来，家人对她的盲也有怀疑，她走路要扶着墙，可是前面有沟，她会站住；遇到坎子她很容易摔，但遇到大卡车，她会避让。
他们又异口同声对我说:“她不是装的，是真看不到。”这我当然相信，什么情况值得装病五年？也太痛苦了。
我第一个问题是:“这五年花了不少医药费吧？这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呀。”
他们说:“还好，单位都给报了。”原来是个垄断型国企，还很人性化地准许她长期不上班，一直在外面看病。难怪年轻人都愿意去这种单位。
我看着他们，简直啼笑皆非。我说:“我给你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医院和我自己。我们医院，今年才升的三甲，之前一直是二甲，其实本质上就是个城乡接合部的乡镇医院。我自己是心内（心血管内科），而且我只是副高。”——这么多赫赫有名的大医院、主任博士教授都治不了的病，找我有什么用。
家属说，主要不是为了看病，是想找医生劝劝她。家人一提精神科，她就“躁狂发作”，大喊:“我不是疯子。”拿头撞墙，弄得吓死人。有心放弃，由她去吧，但长期这样盲下去，不是了局。毕竟还年轻，还有半辈子呢。
我心里说，这种对精神疾病的恐慌，是不是也不由我负责呀。但看到他们在我身边围成一圈，都巴巴地望着我，实在不好意思直接拒绝，就说:“……要不然，你们试试中医？针灸推拿什么的，说不定有效呢。”
他们千恩万谢地走了。
这件事，我很快就忘了。可是半年后，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她家里人，说她好了，是针灸治好的，眼睛恢复正常，已经去上班了，换了一个赚钱不多但很轻松的部门。
我大惊:“这么神？我中华医学真是博大精深呀。”
那人咽一口唾沫:“也不好说是针灸治好的。反正找了个针灸医生，她每天去一次，就在那边号啕大哭一次。哭着哭着，眼睛就慢慢亮了。针灸医生说:我们老不让她哭出来，泪水又退不回去，都挡在眼睛前面，就像隔了一层水墙一样，当然看不到了。哭出来了，没有屏障了，就好了。”
也许，针灸医生说的是对的；也许，就是时间过去，她恨自己瞎了眼、看错人的痛苦慢慢消磨了；也许，针灸推拿这些古老的疗法，真有我们不知道的奇效？
我是西医，一般来说，西医主张病人去看中医的时候，往往表达的就是:你已经药石无效，现代医学对你束手无策，你只能等待奇迹。
奇迹，说不定真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