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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李白的选择:沉浸于唐诗的世界之中,就仿佛在青春时刻遇到知己,可以把酒言欢,可以肝胆相照,可以一同去追求生命中的理想。》陈占敏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陈占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烟台市作协名誉主席,一级作家。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沉钟》《红晕》《淘金岁月》《九曲回肠》,“黄金四书”《悬挂的魂灵》《金童话》《金老虎》《倒计时》,文论专著《忧郁的土地——俄罗斯文学笔记》以及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评论等六百余万字,另有译作《德伯家的苔丝》出版。获首届、第三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齐鲁文学奖、山东省精品工程奖、《山东文学》创刊45周年优秀作品奖等各种奖项三十余项。
唐诗的迷人在于丰富,有发亮的激情,有缠绵的幽思,有昌盛时代的张扬,有繁华过后的怅惘,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千百年来引得无数学者迷恋。本书是作者对唐诗独出机杼的解读,他站在当下的立场研究唐诗,走进了古代诗人的诗心,把摸住了古代诗人的心曲。然后又带着我们回到现实,去感受唐诗的美,去构筑唐诗的精神世界。
当我们面对唐诗时,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到唐诗好迷人,里面的世界好动人。再追问一下,也许是因为刚好唐诗描写的世界是我们*缺乏的经验,在*不敢出走的时候去读出走的诗,在*没有孤独的可能的时候读孤独的诗,在*没有自负的条件时读自负的诗。——蒋勋
皇家的诗
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其实是“其来有自”。像中国这样几千年沿袭的封建大帝国,皇权至高无上,皇权而下,哪一个等级的权力也是在它统辖的那个范围内威仪煊赫,不可一世。“官本位”思想产生发展,“蔚为大观”,并不是多么奇怪的事情;而且它也是无远弗届,无孔不入,就连《全唐诗》这样的艺术汇集,也要按照官职排序,皇家的诗排在*前头,且不管皇帝、后妃们会不会作诗。
排在《全唐诗》*位的自然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太宗皇帝了。而且,收入此书中的皇家诗,唐太宗也算是多的,六十九首。一一读下来就会发现,唐太宗绝不是皇帝中*会作诗的人。他把皇帝的架子端得太足,那就做不了好诗人了。他的诗可取的是那少数戒勉的句子:“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以及由此思想而衍生的序言:“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他寓于其中的治国理念,要是能被历代皇帝重视起来,也就不至于生出一代代穷奢极欲的昏君了。可惜不能,单单有唐一代,也不乏纵情的昏主。
唐太宗以皇帝身份赐给大臣房玄龄、魏徵的诗也很差。倒是魏徵亡后,他的《望送魏徵葬》是他*好的诗,“哀笳时断续,悲笙下舒卷”的凄切,“望望情何极,浪浪泪空泫”的哀婉,“无复昔时人,芳春共谁遣”的失落,活画了一个垂泪送葬的皇帝形象,有真情流露,不再是那个端着架子的皇帝了。诗到底与官位无关,只属于情感。李世民是怀念那些与魏徵君臣廷对宴饮的时光了吧。魏徵犯颜直谏的往事,皇帝此刻似乎并没有记起。那到底不是能让皇帝高兴的,不管他是昏君,还是明君。
武则天本是唐太宗看中的美女,十四岁时,就被唐太宗召入宫中立为才人了。此“才”非彼“才”,与才华没有什么关系,只关涉容貌。唐太宗死后,武则天做了高宗的皇后。后来,她成了中国历史上*位女皇,光照天下,还特地为自己发明出一个汉字:曌,大可会意。她在《全唐诗》中存诗也不少,四十九首,仅次于唐太宗。
如果在京剧舞台上看过武则天的戏,那就差不多等于看到了她的诗,就是那种凤冠霞帔威仪赫赫的样子。尽管她在《全唐诗》中排在唐朝所有的皇帝之后,收入后妃之列,可是她的诗比那些李姓皇帝的架子要足多了。她堆砌雕琢,像舞台上她穿戴的皇家衣服冠冕一样,繁复不堪。舞台上那样妆饰,灯光笙管里还很可观,诗可就不堪入目了,那完全是“赘饰”,除了让人知道她是皇帝,再无他用。她*的好诗是《如意娘》,“看朱成碧思纷纷,憔悴支离为忆君”的思念情怀,“不信此来长下泪,开箱验取石榴裙”的真切意绪,都不再像是一个震动朝野的女皇帝了。至于《腊月宣诏幸上苑》,报信宣旨:“花颜连夜发,莫待晚风吹”,便又是那个君临天下的女皇帝,面目峻厉了。洛阳的牡丹花到底会不会像人间的臣子一样听命,在不应该开放的时节一夜绽开,终究大可怀疑。
因为纵情,因为风流,因为与杨贵妃的那段故事,唐明皇成了唐代皇帝中*有名的一位,在晚近的演艺形式中,他的“出镜率”比唐太宗还要高出许多。他懂音律,懂舞蹈,能亲自掌鼓,在梨园指挥排演。《全唐诗》中他存诗一卷,在唐皇帝中他留下的诗*多。他在《端午之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的序中说:“朕宵衣旰食,辑声教于万方”,又说他“闻蝉声而悟物变,见槿花而惊候改”,可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又怎么讲?“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呢?看来,皇帝的自诩是不足信的,有几个皇帝肯承认自己是败国之君、亡国之君呢?
唐明皇在位的时间可算长的,四十七年,经“开元”而“天宝”,经盛世而衰乱。“安史之乱”没有在他的诗里留下一点影子,那留待其他大诗人去写。唐明皇一卷诗中无一好诗。他治国在太宗之下,写诗也逊于先祖,他的《送贺知章归四明》,按说该有点真情实感了吧,却还是一派套话。他没有留下为杨贵妃写的诗,也留待别人去写。他有首《题梅妃画真》,“霜绡虽似当时态,争奈娇波不顾人”,睹画思人,有一种物是人非之感,稍稍可取,也仍然是皇家的后宫情态,不大关涉岁月沧桑。
唐朝皇帝中,宣宗皇帝的诗算是*好的,他存诗仅六首,却多有佳句。《百丈山》“日月每从肩上过,山河长在掌中看”,并非皇帝雄视天下的自大情怀;《题泾县水西寺》“长安若问江南事,说道风光在水西”也清新平易;《瀑布联句》“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也是寻常诗人的襟怀抱负;他的《吊白居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是皇帝悼臣子的诗中难得的佳构,他并没有因为《长恨歌》写了他先祖皇帝的风流韵事荒疏朝政,致使唐王朝由盛转衰,从而责罚诗人,他连一点怨恨的情绪都没有。在皇帝中,这就极为难得了。那是因为宣宗做光王时,为唐武宗所忌,便“晦迹为方外游”,山川风物给了他别样的情怀吧。另外,他做了皇帝以后,“重科举,留心贡举”,“佳人物偶不中第,必叹息移时”,重才选贤若此,他才能对诗人的谢世,思之怆然。
说来,唐代皇家重文之风,还是由唐太宗开始的。李世民还未做皇帝时,“初建秦邸,即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中宗皇帝也曾“于景龙中,置修文馆学士,盛引词学之臣”。文宗皇帝“听政之暇,博通群籍”,还对左右臣子道:“若不甲夜视事,乙夜观书,何以为人君。”一代皇帝能够如此重视读书,实在难能可贵了。唐代文学,彪炳千古,巨星辉耀,群星璀璨,固然要从多方面探寻原因,皇家的重视和提倡也不应忽视。儒雅的政府,才会倡导文雅世风;相反,轻薄文化愚鲁粗鄙的官府,也必将导引野蛮世风,这是必然的,毋庸置疑。
由于皇帝的提倡,后妃们也不敢怠慢了。哪怕是有一点“附庸风雅”,她们附庸的到底是风雅,毕竟比附庸粗蛮要好。《全唐诗》中收入的后妃们的诗不多,太宗皇帝的文德皇后一首《春游曲》,“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不写杨柳细腰桃花面,却反其意而用之,颇见巧思。杨贵妃《赠张云容舞》“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倒像是自画自抒,情态宛然。江妃,也就是梅妃的《谢赐珍珠》,“长门尽日无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大约是失宠赌气,谢绝了皇帝所赐的珍珠,女人的嗔怪怨恨都在纸上了。上官婉儿是唐代后宫中的才女,她曾经“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后宫饮宴赋诗,君臣赓和,“婉儿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主,众篇并作,词旨益新”,其才情横溢,于此可见。可是她那些应制诗篇并无可观。唯《彩书怨》一首,“露浓香被冷,月落锦屏虚”,好像是自身的后宫凄冷,叹怨如见。诗到底不是“应制”,而是自然流淌的。
《全唐诗》中,也收入了南唐先主李昇、嗣主李璟、后主李煜祖孙三人的诗。把亡国之君的诗也收进来,至少可见编者的文化胸怀了。李煜做了宋太祖赵匡胤的俘虏,他可算是投降的敌人了。按照“成王败寇”的定式,在后世皇帝命文臣编辑的正统诗集中,“败寇”的诗还能收入正统的诗集吗?在《全唐诗》这里,看来没有成为问题。
幸亏有了这部《全唐诗》,我们可以看到李璟、李煜父子那些绝美的词之外的诗。他们父子以词为重,留下的诗不多,李璟存诗二首,李煜存诗十八首。写过“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李煜,他的诗在《全唐诗》收入的皇家诗中,自然是*好的。他的《病起题山舍壁》,“炉开小火深回暖,沟引新流几曲声”的身心凉暖,他的《渡中江望古城泣下》,“吴苑宫闱今冷落,广陵台殿已荒凉”的家国兴衰,他的哀念惠后娥皇的《感怀》,“又见桐花发旧枝,一楼烟雨暮凄凄”的凄切心境,都让人想起他的那些词中同样的情味。他做了宋太祖的俘虏,宋太祖曲宴,命他诵自己的得意之作,他吟出《咏扇》“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一条军棍打过八百座军营并未读过多少书的赵匡胤也不禁脱口赞赏:“好一个翰林学士。”
问题就在这里,李煜当之无愧可称得一个好翰林学士,可他不能算个好皇帝,他是一个好诗人,可他当不成一个明君。好皇帝和好诗人是不能画等号的。好诗人尊重性灵,短于理性,惯弄笔墨,动不得杀伐,治国很难能好。南唐的亡国之象其实早就出现了。李煜有诗句道:“莺狂应有恨,蝶舞已无多。”陆游在他的《老学庵笔记》中记道:“作此未久,亡国。”李煜还有两句诗:“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是他岁暮乘醉而书,醒来看到,大悔不及,不久,就谢世了。他死于他的敌人宋太宗赐的牵机药毒酒。得了天下的皇帝,还是容不下敌国皇帝睡于榻侧,哪怕是亡国之君,已经做了俘虏。
不管什么样的皇帝,一代一代都过去了。皇帝死了,皇家的诗留下来,任后人品评臧否。有的皇帝死了也就死了,有的皇帝死了,还活在他自己的诗中。诗是不死的。当然那得是好诗。
2013年6月3日
廷臣的诗
像郊庙歌辞一样大都不可诵读的,是一大批奉和应制诗。
唐朝皇帝自太宗而下,多好风雅,李姓皇帝与廷臣们饮宴舞乐时,会下诏传旨,令臣子们当场应制作诗。不是出于心灵的自然跳动闪跃,奉旨应诏,硬着头皮作出来的诗,除了套话俗话谀辞颂词,就很难再有什么了。诗是山林里的鲜花,一入庙堂便失去了鲜灵的生命,萎缩干枯了。廷臣们把世界上能够找到的大词美词,都拿来奉和应制,重重堆叠起来,献给皇帝,珠光宝气之下,玉液琼浆之中,还是没有诗的生命。“金铺照春色,玉律动年华。朱楼云似盖,丹桂雪如花。”(陈叔达《早春桂林殿应诏》)金玉丹桂,像暴发户装修他们的房子,富有可算富有了,可就是缺了灵气。这还算好的,不那么佶屈聱牙,堆砌不重。“大藩初锡瑞,出牧迩皇京”(褚亮《玄武门侍宴》),“大君端庡暇,睿赏狎林泉”,杜正伦《玄武门侍宴》),“时雍表昌运,日正叶灵符”(岑文本《奉和正日临朝》),“玄塞隔阴戎,朱光分昧谷”(许敬宗《奉和执契静三边应诏》),简直不知道廷臣们战战兢兢,到底要向皇帝说什么好话了。
不能完全怪廷臣们没有骨气,他们要在朝廷上跪下去跟皇帝说话,走向餐桌舞厅,也要跟在皇帝后头,弯下腰去,趋步向前;笙歌燕舞,皇帝喝酒喝得高兴了,命他们作诗,他们小心翼翼,还怕说错了话呢,要作诗又怎敢放肆?心中没有诗情诗意,只好拣着大话好话,像堆在盘子里的宫廷菜肴一样,一盘子一盘子端给皇帝,皇帝吃不下,看一看没有触目的东西,不会惹得不高兴就好。实在是难为臣子们了。廷臣们的大量谀诗,是经过这样的工序,奉和应制出来的,不可读不可诵自是情理之中。
应该说,廷臣们作谀诗,奉和应制,常常是无奈之举。皇帝好细腰,宫女多饿死,皇帝好风雅,臣子就要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作诗,有诗才无诗才,有诗情无诗情,都得作,不作就是抗旨,作诗成了遵旨而行的公差,其苦可知。皇权之下,诗便成了婢女。不在宫廷,远离庙堂的天才诗人,有时候也会作出一二谀诗来,李白的《春日行》,也会以“小臣拜献南山寿,陛下万古垂鸿名”阿皇,杜甫的祖父杜审言写《大酺乐》,也会以“毘陵震泽九州通,士女欢娱万国同”谀世;至于“故欲开蹊待圣君”“来比春华寿圣皇”(李峤《桃花行》),“圣王至德与天齐”(张说《舞马千秋万岁乐府词》),“天下传呼万岁声”(张祜《大酺乐》),则颂歌高呼,直达天听,毫不逊于廷臣们的当朝阿谀了。
还需要对诗人们的有一些带谀辞的诗细加辨析。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寄希望于皇帝圣明,目的在民风化淳,李白“功成献凯见明主,丹青画像麒麟阁”,志在建功立业,青史留名,献凯见主并非*终目标。天下之大,莫非王土,皇权之下,诗人们的济世理想只能通过皇帝来实现,别无他途,他们不如是,又能怎么样呢?“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从”(李白《箜篌谣》),诗人的怅惘茫然,遍及人世,也许只有皇帝圣明,风化天下,才能够安下诗人痛苦的灵魂吧。伟大的诗人难得的是还有一份清醒:“襄王云雨今安在,江水东流猿夜声。”(李白《襄阳歌》)生命的终极悲剧永在,人人平等,一代帝王无论如何圣明,也不能朝云暮雨,永世永在,只有猿啼江流,夜声三峡——三峡也会有一天不再存留,还呼什么万岁呢?
唐代诗人与宋代诗人不同。宋代的一流诗人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都做过高官廷臣。唐代的大诗人都没有做高官,进入庙堂;李白做的那个供奉翰林本不是官,他能够出入宫廷,也不算数的。唐代做了高官的人有的也能作诗,但他们都不是一流诗人。
唐代廷臣的诗排在首位的自然是魏徵。诤臣魏徵,到底能不能像史书上记载的那样,跟皇帝面折廷争,有什么说什么,无所顾忌,且不去管它。魏徵的《述怀》诗:“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猿夜啼。”品格高古,境界幽邃。“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朝廷重臣意气沉雄,不求功名,魏徵风范,在此一诗。
与魏徵同朝为官,位及礼部尚书的许敬宗,相形之下,品位格调就落下去了。许敬宗在《全唐诗》中存诗二十七首,奉和应制十八首,此类诗大都乏善可陈。其中《奉和七夕宴悬圃应制二首》“荐寝低云鬓,呈态解霓裳”,倒是有自我个性流露了,不过格调实在低下,不知皇帝看了这样的诗,会做何感想,做何评论。皇帝会随手交给侍宴的后妃看看吗?另一首《七夕赋咏成篇》,不是奉和应制的诗了,也还是“情催巧笑开星靥,不惜呈露解云衣”,许敬宗念念不忘的就是“解衣”“呈态”了,难道他除了宽衣解带,再不会作他想了吗?许敬宗*的好诗是《拟江令于长安归扬州九日赋》:“本逐征鸿去,还随落叶来。菊花应未满,请待诗人开。”身世感怀,于中可见一斑。官至高位的许敬宗也会叶落知秋,抒怀就菊。
华阴人杨师道,本隋宗室也。《全唐诗》说他工诗,每与名士燕集,歌咏自适。入唐后,杨师道官至侍中,参预朝政。皇帝每每见到他的诗,必吟讽嗟赏。皇帝会不会对廷臣的诗那般喜爱,姑且不论,在唐王朝高官廷臣中,杨师道的确是能诗的。他的《陇头水》“笳添别离曲,风送断肠声”,古朴苍凉,《中书寓直咏雨简褚起居上官学士》“前晨怅多绪,怀友自难裁”,情深意切,是高官廷臣的诗中难有的真情实感。他的《初宵看婚》,绝不像许敬宗那样格调低下,一下子就想到“呈态”“解衣”,却也不端起高官的架子,装腔作势,而是体察入微,“隐扇羞应惯,含情愁已多”,看到了一般人并未留意的隐情闺态。即便应诏作诗,他也会跳出一般廷臣的藩篱,写自己的情怀。“雁声风处断,树影月中寒”(《初秋夜坐应制》),情与景融,秋寒已透。他的《还山宅》“芳草无行径,空山正落花”,如闻如见,令人想到了王维的禅诗。他是廷臣,自然也少不了侍宴应制。他《侍宴赋得起坐弹鸣琴二首》“变作离鸿声,还入思归引”,亏得他有这副胆量,敢在御宴上作离鸿之声,入思归之引,难道他不怕皇帝说他思念旧朝梦想复辟吗?有了这诸多好诗,他就是在《应诏咏巢鸟》中写下“惊鸣雕辇侧,王吉自相知”这样一二谀辞,也可以原谅了。
如果没有虞世南,杨师道就是唐代高官中*好的诗人了;可是,有了虞世南,杨师道就要退居其次了。
虞世南无疑是唐代廷臣中写诗*好的。唐太宗称他:“德行、忠直、博学、文词、书翰为五绝”,大约并非溢美之词,皇帝总不会把天下的好话都赐给臣子吧。别的不论,虞世南的诗固然不能跟唐代的那些大诗人相比,可是在廷臣中,他确是一绝了。他官高而情真,极为难得。他的《从军行》“剑寒花不落,弓晓月逾明”,有魏徵遗韵。他的《出塞》“雪锋黯无色,霜旗冻不翻”,开边塞诗风,直启岑参的“风掣红旗冻不翻”。他的《结客少年行》“轻生为知己,非是为身谋”,写侠义豪气,让人完全忘记了他的高官身份。他的《怨歌行》“宠移恩稍薄,情疏恨转深”,像寻常诗人一样写宫怨,全不怕皇帝当庭怪罪。他的《春夜》“惊鸟排林度,风花隔水来”,幽静深邃,像晚后的杜甫绝句。他的《中妇织流黄》“还恐裁缝罢,无信达交河”,写思妇心态,像平民诗人一样,是一副悲悯情怀。
虞世南是高官,是廷臣,在朝廷上行走,陪驾侍宴,他就免不了也要奉和应制。他的《奉和咏日午》“再中良表瑞,共仰璧晖斜”,《发营逢雨应诏》“豫游欣胜地,皇泽乃先天”,也免不了谀辞套话。难得的是他在皇权之下,谨慎应对,能够着意寻找一点诗的天地。他《侍宴应诏赋韵得前字》“滥陪终宴赏,握管类窥天”,小心应制,他《侍宴归雁堂》“刷羽同栖集,怀恩愧稻粱”,曲折阿谀,表达的是他廷臣为诗的复杂情感。他的一些奉和诗,做了艰难的努力,只着笔写景,尽量不把谀辞写入,表现了他诗人的一份难能可贵的自尊。他《应诏嘲司花女》“缘憨却得君王惜,长把花枝傍辇行”,不出苛语诮言,可见虞世南本是温厚之人。让人不解的是皇帝了。闲极无聊的皇帝,竟会下诏让大臣作诗嘲司花女,实在并不幽默,只是戏谑。
虞世南*差的诗是《奉和幸江都应诏》,满篇谀辞,堆砌套叠,全无可取。“多幸沾行苇,无庸类散樗”,皇帝的驾幸,能不能让苇草沾溉,不类其樗,那实在不是一首谀诗能够保证的,而取决于自然。
虞世南回到自然之中咏蝉,“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千古传响,的确不是因为他官高位重,而是因为诗心灵动。
2013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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