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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精选了季羡林、余光中、林语堂、刘墉、冰心、李大钊、[美]富兰克林、张爱玲、丰子恺等名家对于老年时期的感悟随笔。其中，有他们迎接老年生活的心情，有他们对于过往一生的自省，有对于老年生活的禅思，亦有对于人生价值的探究。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在这些名家身上所以体现的老年的威望，其价值相当于青年时代一切快乐的总和。
老年是回归自然前的生命之巅。老年是个人历史长卷中的压轴之作，是人生舞台的*后一幕，是生命四季中的冬令时节，是命运交响曲的第四乐章，是漫长旅途临近终点站的时候。老人像枝叶繁茂的老树，植根于生之大地上，风骨嶙峋，仪态万方，自有其独特的风采。老人与老树一样有自己的年轮。老树只有倒下后方能看出年轮，老人何尝不是如此。
第一章晚年述怀八十述怀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活到八十岁；如今竟然活到了八十岁，然而又一点也没有八十岁的感觉。岂非咄咄怪事！我向无大志，包括自己活的年龄在内。我的父母都没有活过五十，因此，我自己的原定计划是活到五十。这样已经超过了父母，很不错了。不知怎么一来，宛如一场春梦，我活到了五十岁。那时正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我流年不利，颇挨了一阵子饿。但是，我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正在德国，我经受了而今难以想象的饥饿的考验，以致失去了饱的感觉。我们那一点灾害，同德国比起来，真如小巫见大巫；我从而顺利地度过了那一场灾难，而且我当时的精神面貌是我一生最好的时期，一点苦也没有感觉到，于不知不觉中冲破了我原定的年龄计划，渡过了五十岁大关。五十一过，又仿佛一场春梦似的，一下子就到了古稀之年，不容我反思，不容我踟蹰。其间跨越了一个十年浩劫。我当然是在劫难逃，被送进牛棚。我现在不知道应当感谢哪一路神灵:佛祖、上帝、安拉；由于一个万分偶然的机缘，我没有走上绝路，活下来了。活下来了，我不但没有感到特别高兴，反而时有悔愧之感在咬我的心。活下来了，也许还是有点好处的。我一生写作翻译的高潮，恰恰出现在这个期间。原因并不神秘:我获得了余裕和时间。在浩劫期间，我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后来不打不骂了，我却变成了“不可接触者”。在很长时间内，我被分配挖大粪，看门房，守电话，发信件。没有以前的会议，没有以前的发言。没有人敢来找我，很少人有勇气同我谈上几句话。一两年内，没收到一封信。我服从任何人的调遣与指挥。只敢规规矩矩，不敢乱说乱动。然而我的脑筋还在，我的思想还在，我的感情还在，我的理智还在。我不甘心成为行尸走肉，我必须干点事情。二百多万字的印度大史诗《罗摩衍那》，就是在这时候译完的。“雪夜闭门写禁文”，自谓此乐不减羲皇上人。又仿佛是一场缥缈的春梦，一下子就活到了今天，行年八十矣，是古人称之为耄耋之年了。倒退二三十年，我这个在寿命上胸无大志的人，偶尔也想到耄耋之年的情况:手拄拐杖，白须飘胸，步履维艰，老态龙钟。自谓这种事情与自己无关，所以想得不深也不多。哪里知道，自己今天就到了这个年龄了。今天是新年元旦。从夜里零时起，自己已是不折不扣的八十老翁了。然而这老景却真如古人诗中所说的“青霭人看无”，我看不到什么老景。看一看自己的身体，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金色的朝阳从窗子里流了进来，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楼前的白杨，确实粗了一点，但看上去也是平平常常，同过去一样。时令正是冬天，叶子落尽了；但是我相信，它们正蜷缩在土里，做着春天的梦。水塘里的荷花只剩下残叶，“留得残荷听雨声”，现在雨没有了，上面只有白皑皑的残雪。我相信，荷花们也蜷缩在淤泥中，做着春天的梦。总之，我还是我，依然故我；周围的一切也依然是过去的一切……我是不是也在做着春天的梦呢？我想，是的。我现在也处在严寒中，我也梦着春天的到来。我相信英国诗人雪莱的两句话:“既然冬天已经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梦着楼前的白杨重新长出了浓密的绿叶；我梦着池塘里的荷花重新冒出了淡绿的大叶子；我梦着春天又回到了大地上。可是我万万没想到，“八十”这个数目字竟有这样大的威力，一种神秘的威力。“自己已经八十岁了！”我吃惊地暗自思忖。它逼迫着我向前看一看，又回头看一看。向前看，灰蒙蒙一团，路不清楚，但也不是很长。确实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不看也罢。而回头看呢，则在灰蒙蒙的一团中，清晰地看到了一条路，路极长，是我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条路的顶端是在清平县的官庄。我看到了一片灰黄的土房，中间闪着苇塘里的水光，还有我大奶奶和母亲的面影。这条路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泉城的大明湖。这条路又延伸出去，我看到了水木清华，接着又看到德国小城哥廷根斑斓的秋色，上面飘动着我那母亲似的女房东和祖父似的老教授的面影。路陡然又从万里之外折回到神州大地，我看到了红楼，看到了燕园的湖光塔影。令人泄气而且大煞风景的是，我竟又看到了牛棚的牢头禁子那一副牛头马面似的狞恶的面孔。再看下去，路就缩住了，一直缩到我的脚下。在这一条十分漫长的路上，我走过阳关大道，也走过独木小桥。路旁有深山大泽，也有平坡宜人；有杏花春雨，也有塞北秋风；有山重水复，也有柳暗花明；有迷途知返，也有绝处逢生。路太长了，时间太长了，影子太多了，回忆太重了。我真正感觉到，我负担不了，也忍受不了，我想摆脱掉这一切，还我一个自由自在身。回头看既然这样沉重，能不能向前看呢？我上面已经说到，向前看，路不是很长，没有什么好看的地方。我现在正像鲁迅的散文诗《过客》中的那一个过客。他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走来的，终于走到了老翁和小女孩的土屋前面，讨了点水喝。老翁看他已经疲惫不堪，劝他休息一下。他说:“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面前。我单记得走了许多路，现在来到这里了。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况且还有声音常在前面催促我，叫唤我，使我息不下。”那边，西边是什么地方呢？老人说:“前面，是坟。”小女孩说:“不，不，不的。那里有许多野百合，野蔷薇，我常常去玩，去看他们的。”我理解这个过客的心情，我自己也是一个过客。但是却从来没有什么声音催着我走，而是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我是非走不行的，不用催促，也是非走不行的。走到什么地方去呢？走到西边的坟那里，这是一切人的归宿。我记得屠格涅夫的一首散文诗里，也讲了这个意思。我并不怕坟，只是在走了这么长的路以后，我真想停下来休息片刻。然而我不能，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反正是非走不行。聊以自慰的是，我同那个老翁还不一样，有的地方颇像那个小女孩，我既看到了坟，也看到野百合和野蔷薇。我面前还有多少路呢？我说不出，也没有仔细想过。冯友兰先生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米”是八十八岁，“茶”是一百零八岁。我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我是“相期以米”。这算不算是立大志呢？我是没有大志的人，我觉得这已经算是大志了。我从前对穷通寿夭也是颇有一些想法的。“十年浩劫”以后，我成了陶渊明的志同道合者。他的一首诗，我很欣赏: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我现在就是抱着这种精神，昂然走上前去。只要有可能，我一定做一些对别人有益的事，决不想成为行尸走肉。我知道，未来的路也不会比过去的更笔直，更平坦，但是我并不恐惧。我眼前还闪动着野百合和野蔷薇的影子。1991年1月1日八十自省一晃儿竟然成为一个八旬老人了，连自己都觉得难以相信。现在再下农场或干校去干活，估计肩不再能挑，锄头也抡不动了。可是精神上，我并没有老迈感。上楼梯我不喜欢别人搀扶，早晨闹钟一响，我还是腾地就爬了起来。听力视力都未大衰退，脑子似乎和以前一样清楚:对身边和身外的一切随时随地都有反应；忽而缅怀如烟的往事，忽而冥想着未来。我有位老堂姐，她六十多岁就糊涂了，耳不再聪，眼不再明。我老是怕自己也会变得痴呆。谢天谢地，我还这么清醒着，但愿能清醒到最后一刻。读外国文学时，我常留意他们对生命所做的比喻。有的比作浮在水上的一簇泡沫，有的比作从含苞到败谢的花。我大概还是受了“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的影响，总把生命看作一次旅行。有的旅客走的是平坦大道，有的则大路坎坷不平。回首这八十年我所走过的路:童年和中年吃尽了苦头，然而青年和晚年，却还顺当。晚景更为重要，因为这时期胳膊腿都不灵了，受苦的本事差了。我庆幸自己能有一个安定舒适的晚年。现在回顾这段旅程，认识到我算不上是胜利者，然而我很幸运。人入老境，由于生理上的衰微，节奏自然就放慢了。三十岁以前，我喜欢蹦着走路。六十岁以前，我上楼梯时还经常一步上两个阶磴。如今，我不但一磴磴地上，而且还手不离扶手。尤其遇上摸黑--我住的这幢楼，过道总是漆黑一团--我就更加抓紧那扶手，生怕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也代表一种心态:一生跟头栽够了，就怕再栽。因为知道这把年纪经不起了，万一栽了，休想再爬起来。七十年代末，老友巴金曾写信要我学得深沉些。另一老友则送了我八个大字:居安思危，乐不忘忧。我觉得这十年是变得深沉了些，也踏实了些。历尽沧桑后，懂得了人的际遇随时可以起骤变。在阶级社会里，座上宾和阶下囚随时可以颠倒过来。因而一方面对事物不轻率发表意见（有时甚至在家务琐事上，洁若都嫌我吞吞吐吐，模棱两可），但另一方面，自己也不会为一时享受的殊荣而得意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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