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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著名思想家、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中国现代思想解放的先驱，中国新兴版画运动的导师等。他一生建树颇多，在文学创作、文艺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翻译、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城都有研究。代表作有小说《狂人日记》《阿Q正传》，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杂文集《坟》《华盖集》等，散文集《朝花夕拾》等；译作有《死魂灵》《苦闷的象征》等。鲁迅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23年秋，鲁迅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教书，遇见了许广平。《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遇见，就是一种美好。鲁迅不修边幅的个性、渊博的知识、幽默风趣的谈吐，给坐在*排的新女性许广平留下了深刻印象。鲁迅也对这个聪明有才气的女生颇有好感。《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25年3月，许广平即将毕业。鉴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她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困感，于是写信向鲁迅请教。很快她收到了回信。至此，她一有困惑，就写信向先生请教。《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25年端午节后，因为参与和发起学生运动而避难，许广平暂住鲁迅家中。期间，两人情感日益增加。许广平*次向鲁迅表达了自己的爱慕。《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鲁迅却很犹豫。时为“大先生”，鲁迅的一言-行都备受社会关注。拘囿于世俗，鲁迅认为自己“不配”，打算放弃这段感情。《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然而，许广平一封封感情真挚的书信，不断地冲击着魯迅那颗孤独的心:有名无爱的婚姻要不要？无名之爱的师生恋敢不敢？……《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25年10月，鲁迅握住许广平的手:“你战胜了！”两颗心紧紧贴在了一起。《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这段师生恋情一经传出，立即引来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面对滚滚的社会舆论，鲁迅心中充满了顾虑和煎熬。《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1926年夏，鲁迅南下厦门大学任教，许广平则去了广东女师，两人开始两地鸿雁传书。他们谈论社会时事、学生运动、生活琐事等，诉说彼此的牵挂。距离没能冲淡爱情，反而使小爱升华为大爱。《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从厦门到广州、从北京到上海，他们的爱经历了重重考验。鲁迅终于发出了“我可以爱”的肺腑之言，一生只爱你一人。从此，两人正式“在一起了”,执子之手，相濡以沫。《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直到鲁迅病逝，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年。十年，即一生、一辈子、一个世纪。《鲁迅情书全集（图文珍藏本）》从“不配爱”到“世纪之爱”，本书收集的67封半情书手稿和书信，详细地纪录了鲁迅和许广平的爱情发展历程。所有书信均经著名鲁迅研究专家、鲁博前副馆长陈漱渝先生精心审校与整理。
亲书手稿复活:民国大先生也是“人”，如何“爱”？鲁迅和许广平，一个是民国大先生，一个是独立新女性。这段热烈真挚的师生苦恋，穿越于物议沸腾的荆棘丛林。
两地相思一样情—读《两地书》断想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人类的各种情感当中，爱情更是文学艺术的永恒主题；“纸上罗曼史”的情书是爱情的重要载体。在中国古代，情书别称为“红笺”。宋代词人晏殊的《清平乐》中就有“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这样的句子。认真追溯起来，情书的历史应该跟文字的历史一样漫长，但是中国传统社会重子嗣而轻爱情，男女并不平权。由于封建伦理道德的禁锢，中国古典文学流传千古的情诗比较多，如李商隐的《无题》，陆游的《钗头凤》，而男女双方传情达意的情书却十分罕见。在西方，经历了文艺复兴之后，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男女平权的呼声益高，甚至出现了女权主义，作家的情书自然远远多于中国。*有名的有古斯塔夫?福楼拜致路易丝?科尔，查尔斯?布考斯基致琳达?金，詹姆斯?乔伊斯致诺拉?巴纳克尔，弗朗茨?卡夫卡致米伦娜?杰森斯卡，奥斯卡?王尔德致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伊迪丝?华顿致莫顿?富勒顿，弗吉尼亚?伍尔芙致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本杰明?富兰克林致布瑞林夫人，欧内斯特?海明威致玛丽?威尔士，等等。这些情书都是研究作家生平的重要史料。卡夫卡在情书中写他的梦境，更充满了文采和哲理。不过，有些作家（如乔伊斯）的情书直接描写性行为，使情书成为了下半身的发情书，从而降低了情书的社会意义和文学价值。在中国现代，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曙光在东方地平线上显露，“人之子”终于觉醒，知道了人世间应有爱情，叫出了没有爱的悲哀和无所可爱的悲哀。一批现代情诗应运而生，如徐志摩的《偶然》，戴望舒的《雨巷》，卞之琳的《断章》，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除了情诗，沟通男女心灵的情书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当时*批出版的情书集，有蒋光慈、宋若瑜的《纪念碑》，庐隐、李唯健的《云鸥情书集》，朱雯、罗洪的《恋人书简》，朱湘、刘霓君的《海外寄霓君》，徐志摩、陆小曼的《爱眉小札》，章衣萍的《情书一束》等，影响*的无疑是鲁迅、景宋（许广平）的《两地书》。《两地书》的出版，既有政治压迫、情感催化的因素，也有经济困窘的因素。鲁迅在《两地书》的“序言”中写得很清楚，1927年国民党清党的时候，常目睹因为抄出私人信件而株连他人的情况，即古代所谓的“瓜蔓抄”。1930年，鲁迅又因列名于自由大同盟发起人，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作为“堕落之人”通缉，于是鲁迅将朋友给他的信全部焚毁。1931年1月，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柔石被秘密逮捕，从他身上又搜出了一份鲁迅的印书合同，官厅想从中找寻鲁迅的行踪，鲁迅只好又烧掉一批后来收到的信札，“挈妇将雏”避居黄陆路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旅店。因为几经磨难，鲁迅愈益感到他跟许广平这批信札的珍贵。“纸墨寿于金石”，将这批信札整理印行，就成了*的保存方式。所谓“情感催化”，跟1931年8月1日未名社作家韦素园的英年早逝有关。为出版韦素园的纪念集，友人搜集他的遗文佚简，但因为环境险恶，重病中的韦素园伏在枕上一字字写出来的信却被鲁迅毁掉了。信是情感的载体，鲁迅为此深感情感上的负疚，为了长远保存跟许广平的这批文情并茂的书信，鲁迅选择了出版《两地书》的方式。毋庸讳言，鲁迅出版《两地书》也有其经济考虑。1932年8月17日，鲁迅致挚友许寿裳的信中写得清清楚楚:“上海近已稍凉，但弟仍一无所作，为啖饭计，拟整理弟与景宋通信，付书坊出版，以图版税……”“为啖饭”、“图版税”这就是经济考虑。因为从1924年开始，稿费和版税成为了鲁迅的主要收入。鲁迅到上海之后，成为了职业作家，版税在他的经济生活中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1932年“一?二八”事变之后，上海物价腾飞，鲁迅的大学院特邀撰述员的闲差又被国民党教育部裁撤，每月减少了三百元收入，加之孩子多病，负担亲族生活成为了鲁迅生活中大苦，于是出版《两地书》就成为了鲁迅当时选择的解困手段。《两地书》出版后竟然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仅1933年就一版再版印刷九次，总印数为6500册，所获版税陆续达1625元。1934年出第3版，1935年出第4版。这在当时的出版界实属罕见。鲁迅去世至建国之前，《两地书》又先后八次由不同出版社重印出版。《两地书》收录的是鲁迅与许广平1925年至1929年间的通信，共135封，其中鲁迅信67封半。*集收1925年3月11日至7月30日的通信。当时许广平是位于北京西城石驸马大街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鲁迅是该校的教授，寓所在北京西城阜孔门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第二集收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7日的通信。当时许广平在广州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鲁迅在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第三集收1929年5月14日至6月1日的通信。当时鲁迅从上海到北平探亲，身怀六甲的许广平留在上海—这是他们同居之后*次离别。鲁迅还有7封致许广平信未收入《两地书》，写于1932年11月13日至同月25日，其时鲁迅第二次从上海到北京探亲，—这是他们同居后第二次离别。这7封信未曾结集的原因，估计是当时《两地书》已经编就。《两地书》有三种版本:一、《两地书》通行本，上海青光书局1933年4月初版。青光书局是北新书局的另一名义，此书后收入《鲁迅全集》《鲁迅三十年集》。二、《两地书》原稿，先后收入1984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景宋通信集—〈两地书〉的原信》，199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两地书真迹》，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地书全编》，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将原稿收入《鲁迅全集》的书信卷。三、《两地书》誊抄本，为53岁的鲁迅用工笔楷书在宣纸上手书，作为留赠孩子的纪念，后收入《两地书真迹》。这三种版本，通行本与誊抄本差别不大，但原信跟通行本有不少差异。主要是鲁迅编选《两地书》时对全部通信进行了一番加工整理，隐去了一些人物的真名（如将“顾颉刚”改为“朱山根”，“黄坚”改为“白果”），删去了一些广州时期派系斗争的内容，特别是对许广平信件中的文字进行了一番润饰，但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并无改变。毫无疑问，《两地书》中的鲁迅书简并不是鲁迅个人冥思苦想的产物，而是他跟许广平的思想和情感碰撞智慧迸发的火花。由此联想起了一桩版权纠纷，大约十三年之前，某出版社出版的《两地书》。出版方认为，鲁迅书信这一部分已逾国际通行的版权保护期，进入共有领域，只需支付许广平书信的版税，但家属一方认为，《两地书》是两位作者共同的精神产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鲁迅书信的版税应该照付，不可分割。出版方反驳说，合作出书，有些版权难以切割，如孔厥、袁静合写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谁也分不出哪一章、哪一节、哪一段、哪一句是孔写的，哪一些是袁写的，而《两地书》每封信落款的署名清清楚楚，著作权完全是可以分割的。*后出版方既考虑到“法”，也考虑到“情”，仍然向家属支付了《两地书》中全部书信的稿酬。我不懂版权法，断不了这桩公案，但仅仅从写作角度而论，鲁迅与许广平书信中的智慧与写作冲动的确是相互激发的。《两地书》问世，是鲁迅的劳绩，也有许广平的劳绩。早有研究指出，《两地书》不能仅仅当成情书来读，而应该视为一本严肃的社会评论集。这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该书写作的时间段虽然只有四年；即使加上鲁迅生前未曾结集的1932年通信，前后也不过七年。但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却经历了*次国共合作、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政权建立、国内战争爆发等剧烈震荡。这些书信涉及了广泛的政治事件，如国际范围的*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国内的辛亥革命，二月革命，北伐战争，五卅惨案，以及包括女师大风潮在内的一系列学生运动。对于政治问题、教育问题和文艺问题，作者都进行了精到的评论。比如，谈到教育问题时，鲁迅指出:“学校之不甚高明，其实由来已久，加以金钱的魔力，本是非常之大，而中国又是向来善于运用金钱诱惑法术的地方，于是自然就乱了这现象。”（1925年3月11日）又说，“现在的所谓教育，世界上无论那一国，其实都不过是制造许多适应环境的机器的方法罢了。要适如其分，发展各各的个性，这时候还未到来，也料不定将来可有这样的时候。”（1925年3月18日）这番议论，不仅是对当时教育状况的针弊，也是对教育商业化倾向的一种警戒。谈到辛亥革命的教训时，鲁迅说:“民元革命时，对于任何人都宽容（那时称为‘文明’），但待到二次革命失败，许多旧党对于革命党却不‘文明’了:杀。假使那时（元年）的新党不‘文明’，则许多东西是早已灭亡，那里会来发挥他们的老手段？”（1925年7月30日）鲁迅这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革命哲学，是用无数先烈鲜血和生命换取的宝贵教训，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谈到当时北京和厦门的社会环境，鲁迅以“大沟”和“小沟”的关系进行比喻:“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实可谓形象生动，一针见血。作为学生和寻路者，许广平向鲁迅询问人生经验和写作经验，鲁迅的回答不仅对许广平有指导意义，而且对读者也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鲁迅告诉许广平，跟旧社会战斗宜进行“堑壕战”，而不应赤膊上阵，即使身处“黑暗与虚无”的境遇，也要进行绝望的抗争，“有不平而不悲观，常抗战而亦自卫”（1925年3月18日信）。在谈到自己的处世原则时，鲁迅谈到自己奉行的是“损己利人”的人生哲学:“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1926年10月28日）这些话也应当成为当前道德建设的圭臬。研究鲁迅生平经历、思想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手资料。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认为《两地书》中有许多精当的社会评论，并不意味着鲁迅对一切人和事的批评都可以作为定论。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许多本质和真相往往要经过时间的积淀才能显山露水，任何人*终都会有一个完整的人生旅程，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有一贯性，也有差异性。《两地书》写作之初并无公开发表的动机，是具有相当私密性的文本，其中对一些人物的褒贬是鲁迅个人对评议对象一时一地观察的印象，更不能视为对其人的盖棺定论。比如，鲁迅鄙薄的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教授顾颉刚、教务长刘树杞等，他们各有其历史贡献，这是对这些人物进行独立研究之后得出的，应该视为结论。根据辞书，“情书”的基本释义是男女间谈情说爱的书信。《两地书》的确是名副其实的情书，决不是单纯的政论时评或心灵鸡汤，只不过没有某些情书句句“哥哥妹妹”，“死去活来”那样肉麻罢了。鲁迅和许广平之间的情感有一个明晰的发展过程，因此《两地书》诸信表达的情感前后必然有所不同。1925年3月至7月的书信评议内容较多，相互称呼也比较正规，因为当时两人还是师生关系。1925年6月28日《两地书》所收鲁迅致许广平信只有半封，注明“前缺”，而同日许广平来信全缺，根据《两地书》原稿，鲁迅信中注明“前缺”的那半封即所谓“训词”，现已收入《鲁迅全集》书信卷，因内容纯属调侃，写的是端午节那天鲁迅酒醉跟许广平等“小姐们”打闹的情况，故公开发表时有意隐去。所谓“此间缺许广平二十八日信一封”，也不见得是真正佚失，很可能是涉及隐私，不予披露。1925年6月29日鲁迅致许广平信末注:“其间当缺往来信札数封，不知确数”，应属同一情况。同年7月9日鲁迅致许广平信末又注:“其间当缺往来信札约五、六封，现据手稿能查到的，只有7月13日鲁迅致许广平信，附《京报》的剪报，题为“罗素的话”，还有7月15日许广平致鲁迅信，7月16日鲁迅致许广平信，7月17日许广平致鲁迅信，这些信的内容表明，此时鲁迅跟许广平的关系已经跨越了师生的界限。1925年7月30日至1926年8月26日其间无信，估计原因是鲁迅跟许广平往来频繁，以直接接触取代了书信往来。1925年10月双方由师生发展成为恋人，直至鲁迅赴厦门大学任教期间，双方才恢复了鸿雁传情。《两地书》第二集厦门广州之间的通信，是两个热恋情人的通信，不过感情仍然表达得含蓄委婉。比如，1926年9月30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写道:“听讲的学生倒多起来了，大概有许多别科的。女生共五人。我决定目不邪视，而且将来永远如此。”许广平10月14日晚复信说:“‘邪视’有什么要紧，惯常倒不是‘邪视’，我想，许是冷不提防的一瞪罢！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有之念，你何妨体验一下？”双方就是通过这种幽默的方式传情，表达对对方无限忠诚和无比信赖。《两地书》第三集的通信是夫妻之间的通信。当时许广平已有孕在身，四个月之后他们的独子海婴即诞生。许广平体谅鲁迅旅途的辛苦，用她的“魄力”来抵抗分别期间的无尽思念；将自己的饮食起居一一叙述，务求其详，琐碎到剥瓜子、看小说、睡午觉、访邻居……对于寄信的情况许广平有一段极为生动的描写:“我寄你的信，总要送往邮局，不喜欢放在街边的绿色邮筒中，我总疑心那里会慢一点。然而也不喜欢托人带出去，我就将信藏在衣袋内，说是散步，慢慢的走出去，明知道这绝不是什么秘密事，但自然而然的好像觉得含有什么秘密性似的。待到走到邮局门口，又不愿投入挂在门外的方木箱，必定走进里面，放在柜台下面的信箱里才罢。那时心里又想:天天寄同一个名字的信，邮局的人会不会诧异？于是就用较生的别号，算是挽救之法了。这种古怪的思想，自己也觉得好笑，但也没有制服这个神经的神经，就让他胡思乱想罢。当走去送信的时候，我又记起了曾经有一个人，在夜里跑到楼下房外的信筒那里去，我相信天下痴呆盖无过于此君了……”（1929年5月17日许广平致鲁迅）鲁迅给许广平写信则更加用心，不仅详细汇报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而且连信笺也精挑细选。比如，1929年5月13日鲁迅给许广平信的信笺上就印了三个通红的枇杷，并一首诗:“无忧扇底坠金丸，一味琼瑶沁齿寒。黄珍似梅甜似橘，北人曾作荔枝看。”因为许广平腹内怀子，鲁迅故以含籽的枇杷为寓。另一七绝是:“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这同甘共苦的并蒂莲，正是鲁迅和许广平以沫相濡的象征。鲁迅1929年跟许广平通信时，他们已经相恋四年，同居两年，但仍保持了初恋时的激情，每次收到对方的信都有“喜出望外”之感。这并不是一般夫妇都能做到的。今年是许广平诞辰120周年，逝世50周年。1980年，我撰写了一部《许广平的一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易名为《许广平传》，于2011年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作为祭奠这位鲁迅同行者的一瓣心香。然而，几十年来，对许广平的诬蔑攻讦之声不断，说什么许广平是“妾妇”，“第三者”，“跟鲁迅婚后并不幸福”，“鲁迅并不爱许广平而爱其他女人”，不一而足。中国青年出版社根据《两地书》选编了这本《鲁迅情书全集》，是对上述不实之词的有力回应，也是对鲁迅和许广平切实的纪念。陈漱渝201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