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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克多•布朗伯特是普林斯顿大学浪漫主义文学与比较文学专业的荣誉退休教授。他有许多著作，其中包括同样也是芝加哥大学出版的《反英雄之赞歌:现代欧洲文学（1830—1980）中的人物和主题》以及战时回忆录《思想的轨迹》。
《死亡滑过指尖:文学大师笔下的生命哲学》集合了托尔斯泰、托马斯·曼、弗朗茨•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阿尔贝•加缪、巴萨尼、库切和普里莫•莱维等多位文学巨匠对死亡的阐述和观点，以独特的视角追踪在过去的150年里这些文学作家笔下死亡的主题脉络，比较了他们对死亡的不同观点，并对生命意义的观点做出了独到的评价。
这是一部构思精妙、文笔优美的文学评论作品，浓缩着多位文学大师的深刻见解。
列夫•托尔斯泰、托马斯•曼、弗兰茨•卡夫卡、弗吉尼亚•伍尔夫、阿尔贝•加缪、乔治•巴萨尼、J.M.库切、普里莫•莱维，当死亡滑过大师的指尖，那富有张力的文字，为生命打上绚烂的底色。作家对死亡的描述时而浪漫，极具诗意；时而倔强，像自由宣言；时而恐怖，令人窒息；而更多的则是，在日夜的轮回中，对死亡的永恒思考。
一个普遍存在的法则
晚年的托尔斯泰在用不正当手段给我们上道德课吗？他在给矛盾心理和现实生活中任何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留有余地吗？爱德华•瓦西列科（EdwardWasiolek）数年前报道说，他的学生们曾抱怨托尔斯泰著名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随意性和说教性很强，并且严重缺乏朦胧性和多层含义。这些学生都坚信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理念，认为现实有无数的形式。
事实上，《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并没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这部作品写于《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数年之后，其对于濒死和死亡两种状态强有力的叙述，简洁、简明、平淡，令人印象深刻。叙述者自己在故事的开头就对这种显而易见的平庸做出了评价:“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是*简单、*普通的，因此也是*糟糕的。”这部作品的悲剧性从一开始就源于一段很寻常的人生经历。书名本身透露出了非常明显的信号—“伊凡•伊里奇”。很难去想象一个比它更普通、更平凡的名字和姓氏了。就像是称呼主人公为约翰•史密斯，或者任何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什么比标题中的实词“死”更普通、更常见了，这个词在俄语中不需要加任何定冠词就可以直截了当地出现，它反映了人类的一种普遍状态，普遍到不存在任何例外。
托尔斯泰可能会说，我们所有人都幻想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伊凡•伊里奇回忆起了他在学校课本里学过的一个三段论式:“盖尤斯是人，人终有一死，因此盖尤斯也终将死去。”但是，在逻辑上适用于盖尤斯以及世界上所有的盖尤斯的原则并没有使他信服。毕竟他是特殊的，至少目前他这么认为。他不是盖尤斯；他是伊凡，或者是瓦尼亚，他的母亲过去常常这么叫他，而且还是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瓦尼亚。但是现在，他的身体正在凋零，死亡的恐惧已经成为他每天要面对的现实，他再也不能逃避一个共同的命运。刚刚意识到这样一种普遍的法则，一种共同的毁灭，他感到前所未有地孤独。当他躺在临终的床上、听着家里的欢声笑语时，他愤怒到几乎窒息:“他们将来也会死！愚蠢的家伙！我先死，之后就是他们。”因为他们也将会意识到这个可怕的事实。
这里的讽刺意味极浓，因为伊凡•伊里奇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和法规打交道。因为他是一个法官。所以，他本身就代表并执行着各种法律法规。事实上，故事一开始就笼罩在法律的氛围中，发生在法院的大厦里，庭审休息时。法官和检察官们一边休息，一边对*近的新闻高谈阔论，并沉溺在有关职位升迁、调动和薪水等的闲聊中。
读者很快会敏锐地意识到一个更深层次的讽刺。各级法律理念在传达截然不同的甚至相互矛盾的意思，而这些都在托尔斯泰的故事中发挥作用。有非常严苛的法律条款，但也有社会和道德规范。有生物规律，也有物理规律。同时还有超越自然范畴的宗教条例，它们将一个人的生命进行审判，并且绝不屈服于世俗法官的管辖。
那天，法官们聚集在法院会议厅里谈论的一大主题是他们的同事伊凡•伊里奇已经死亡的新闻报道。像往常一样，这则新闻得到的只是大家敷衍的同情和微不足道的关心。大家都在询问其死亡原因，但是暗地里，每个人都希望他的死亡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利益。同时，大家也都感到很满足，死亡跟他们没什么关系:“死的是他，又不是我。”
结束就是开始
虽然这个故事看上去以一种无知的方式强调死亡的临床客观事实，但是，托尔斯泰未明确说明的文化参照引导着我们把《伊凡•伊里奇之死》当作对人固有一死的一种深思。尘终将归于尘。《圣经》在《传道书》《约伯记》以及其他地方讲述着人类行为的空虚、痛苦和死亡的秘密。《传道书》认为，人都应该像来到这个世界时一样，一丝不挂地离开。聪明人的心在哀痛之中生存。只有傻瓜才被吸引到欢乐之家。欲望终将消亡，活着的人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他们的坟墓。约伯也知道，人终将会走进坟墓，他的日子是被定好的，而且他一定会日渐消瘦地走向死亡。但是，这里存在更多非常明显的文学和哲学上的共鸣。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苏格拉底难道没有断言哲学家们首先关心的是濒死和死亡两种状态？斯多葛学派通过蒙田在数百年后回应并强调了这个观点。蒙田受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塞内加的启发，致力于将文章的主题定为“讨论哲学问题就是学会死亡”。另外，帕斯卡在为基督教信仰辩护时，用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暗喻，将生命比作一种死亡的宣判。我们都是死刑犯。帕斯卡说，想象一下，被囚禁的人们，所有人都被判了死刑，一边看着他们的同伴一个个被屠杀，一边悲痛而绝望地等待着自己被处死的那一刻:“这就是人类社会现状的画面。”
托尔斯泰的非凡成就在于，他在表达伊凡•伊里奇面对死亡的恐惧时，没有使用任何哲学的或者抽象的措辞，而是从个人发自肺腑的经历出发。恐惧的汗水变成了主角的肢体语言。从托尔斯泰*早的创作时期开始，他自己就沉迷于死亡的阴霾和对死亡的恐惧中—这种恐惧就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莱温看到患结核病的弟弟尼古拉在生命的*后阶段形容枯槁的样子时，所感受到的一样。托尔斯泰的很多短篇小说专门研究了濒死和死亡两种状态，尤其是《三死》以及后期的作品《一个人到底需要多少亩地》《主人和仆人》与《工作、死亡和疾病》。莱纳•玛利亚•里尔克对托尔斯泰那意义深远和无助的恐惧进行了评论。他确信存在“单纯的死亡”，并且我们必须从憎恶的杯子里喝水，那是未稀释的死亡的痛苦。濒临死亡的可怕的事实就是和深不可测的秘密的一种对抗。
托尔斯泰知道，恐惧和战栗始终是极其个人化的，以至于对死亡的探索完全是在孤独中进行的。然而，放弃的感觉也伴随着对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人性的意识而产生。伊凡•伊里奇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不是李尔王；但是通过他的病，像李尔王变疯那样，他发现他也不能“免于战栗”，他那常常被侍臣们亲吻的手散发着死亡的气味。对于托尔斯泰来说，*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这个启示。关于我们一直以来的活法，它告诉了我们什么。伊凡•伊里奇明白了—这个教训可能来得太晚了—空虚、自欺欺人、虚假的价值观已经成为他生命的核心。生活中，我们都在否认人类的真实情况，当我们假装忘记死亡时，我们就对自己撒谎，并且这个谎言与其他毁坏我们道德的谎言密切相关。它是一种对精神空虚的谴责。
托尔斯泰*初打算以*人称日记的形式叙述绝症的发展。他改变了自己的想法，以第三人称写了他的小说，这使得叙述过程更加复杂。既要考虑角色的内在和外在，又要考虑结合客体和主体，还要把本质上个人极为隐秘的经历大众化。如果托尔斯泰仅仅从这个垂死之人的视角描述了几个月的遭遇，他就会把这个故事孤立起来，限制了体验的范围和影响力，这种体验使读者能够轻易地找出一个病人的恐惧和痛苦。第三人称的叙述使超越个人经验成为可能，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普遍的现实，废除主体和客体之间所有的分界线，并且让不安的作者和读者感受到伊凡•伊里奇的痛苦。
《伊凡•伊里奇之死》并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故事。调解和转化由涉及叙述者和读者的第三人称所实现，他们都参与了这个故事。伊凡•伊里奇盯着死亡（在俄语中“死亡”这个词是阴性的），这一现实是残酷的。此前，在托尔斯泰的一个重要作品中，小说人物和死亡进行了决死的对抗。就是在《战争与和平》中，发生在安德烈王子死去的那一刻，他在博罗季诺战役中受伤，在痛苦中挣扎了许久:“她在门后”……又一次，她在外面紧紧按着门……她进来了，她就是死亡，安德烈王子也死了。令人顿悟的死亡景象萦绕着托尔斯泰。在《伊
凡•伊里奇之死》中，残酷的景象巧妙地和叙述的时间结构相联系。这部小说以死亡结尾，同时也以死亡开始:报纸宣布、法院的八卦、灵堂中的遗体、与会哀悼者的琐碎和虚伪的礼仪。
托尔斯泰本可以按照时间顺序，告诉我们关于伊凡•伊里奇的童年、青少年恶作剧，职业生涯规划和很快就没有了新鲜感的婚姻。相反，他在伊凡•伊里奇死后开始他的小说。这种透视的观点建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构。它指向未来，如果这不是为了主角，那么至少是为了小说中那些比他活得长的人物，也为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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