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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结，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辞赋学会会长。主要研究方向为辞赋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主要论著有《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国辞赋发展史》《赋体文学的文化阐释》《赋学讲演录》《中国辞赋理论通史》等。
《历代赋汇》是迄今为止辑录先秦至明代赋作*为完备的赋体作品总集。此次选用康熙殿本为工作底本，以俞樾双梧楼书屋本为主要校本，并对原书所收赋作进行辑补与辨伪。力争为研究者提供一本校勘精良且使用方便的文本。
赋体渊鉴，辞章瀚海——古代辞赋的集大成之作
前言
許結
有關對陳元龍奉敕編纂《歷代賦彙》（又名《御定歷代賦彙》，以下簡稱《賦彙》）的評價，已有近代學者的一些論述，而在清代，對該書簡略的評述主要見載于約二十餘種官、私書目，其中三種有“提要”作較詳細的說明，分別是永瑢等編《四庫全書總目》、紀昀等編《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提要》與吳振棫的《養吉齋叢錄》中《賦彙》的“提要”。三家評述大同小異，以《四庫全書總目》較詳，茲錄如次:
《御定歷代賦彙》一百四十卷，外集二十卷，逸句二卷，補遺二十二卷。康熙四十五年聖祖仁皇帝御定。賦雖古詩之流，然自屈宋以來即與詩別體。自漢迄宋，文質遞變，格律日新。元祝堯作《古賦辨體》，於源流正變言之詳矣。至於歷代鴻篇，則不能備載。明人作《賦苑》，近人作《賦格》，均千百之中錄存十一，未能賅備無遺也。是編所錄，上起周末，下訖明季，以有關於經濟學問者為正集，分三十類，計三千四十二篇。其勞人思婦、哀怨窮愁、畸士幽人、放言任達者，別為外集，分八類，計四百二十三篇。旁及佚文墜簡、片語單詞見於諸書所引者，碎璧零璣，亦多資考證，裒為逸句二卷，計一百一十七篇。又書成之後，補遺三百六十九篇，散附逸句五十篇。二千餘年體物之作散在藝林者，耳目所及，亦約略備焉。揚雄有言，能讀千賦則能賦，是編且四倍之。學者沿波得奇，於以黼黻太平、潤色鴻業，亦足和聲鳴盛矣。
提要除了著錄《賦彙》卷數等，主要涉及到四方面的問題:其一，本書為康熙帝御定，彰顯了朝廷的官方意旨；其二，從歷代賦學的源流與賦集的編纂，以說明本書的編纂由來及錄賦準則；其三，表彰本書的彙集與鉤稽賦體文獻的功績，以“約略備焉”示其大全的價值；其四，強調了賦體的“黼黻太平、潤色鴻業”的作用，其中兼括歷史（漢、唐盛世）與當朝（康熙時代）的文化意志，同樣揭示了本書的編纂功能與目的。《總目》雖言簡意賅，能切中肯綮，然畢竟限於提要，於《賦彙》的編纂、體制、思想均難盡其詳。相比之下，《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提要》於《賦彙》的分類及對康熙帝御序的強調，也有值得關注處，如謂:
因題分類，按代編次。有一題而前後數篇者，如《月賦》則漢有公孫乘，劉宋有謝莊，趙宋有汪莘、楊簡，明有馮時可；《雲賦》則周有荀卿，晉有楊乂、陸機，明有朱同之類，亦皆依題類次，義例秩然。伏讀聖祖仁皇帝御制序文，特標班固“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之語，而又推本於《舜典》“敷奏以言”之義，往復垂訓，俾學者體察物情，而鋪陳事理，以務為有用，則是書固非徒以資博贍也。
這對“依題類次”分類法的舉例說明，對《賦彙》“非徒以資博贍”的現實功用的闡述，既有明辨歷史淵承的價值，又彰顯了當代的學術意義。
《歷代賦彙》的編纂
《賦彙》作為清康熙年間宏大的文學整理工程之一，雖以陳元龍的個人編纂為主，卻有著重要的文化精神與時代背景。由於康熙敕編，所以本書編纂背景及宗旨均與當朝的文化政策相關，並貫徹了康熙本人的文化主張。臚述其要，略在兩端:一是盛世修典，《賦彙》為其一種且具當朝文化的共建意義。康熙帝玄燁以幼沖登大位，世事多艱，開闢不易，然經歷平定三藩、收復臺灣，國家一統，朝野祥和，儼然進入“康熙盛世”，於是弘文修典，呈示太平，成為朝廷要務。據《國朝宮史》記述，康熙朝官修圖書多達六十餘種，其中如《御選古文淵鑒》、《御定全唐詩》、《御定全金詩》、《御定四朝詩》、《御定佩文齋詠物詩選》、《御定題畫詩》、《御選唐詩》、《御定千叟宴詩》、《歷代詩餘》以及《賦彙》等，皆文學類圖書，多具有會通前代之“全”的性質。因此，陳元龍在《御製歷代賦彙告成進呈表》中在誇揚賦體“本為六藝之笙簧，終作五經之鼓吹”的同時，又著力於贊述:“欽惟皇帝陛下，道高允執，學懋緝熙，平天成地，經綸持五運之中；奮武崇文，道法冠百王而上。”其中雖多類似以達上聽的套語，然觀其“奮武崇文”的內容，實為當時文化盛景的寫照。
二是推尊賦功，以張揚賦體的現實致用。對此，康熙《御製歷代賦彙序》開篇所言*為明晰:
賦者，六義之一也。風、雅、頌、興、賦、比六者，而賦居興、比之中，蓋其敷陳事理，抒寫物情，興、比不得並焉。故賦之於詩，功萬能為獨多。由是以來，興、比不能單行，而賦遂繼詩人之後，卓然自見於世。
如果說其中有關賦家繼詩人之後興起，或抒心寫志，或潤色鴻業，都是泛泛而談，那麼這篇寫於康熙四十五年之“御序”中內含的當朝的賦用之功，則真實可考。這又可以聯繫到康熙十八年朝廷設立“博學鴻詞”科的考賦問題。據《清史稿·選舉志四》記載，康熙十七年詔:“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備顧問著作之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追蹤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辭卓越之人，不論已仕、未仕……朕親試錄用。”又，《聖祖本紀一》記載:“（十八年）三月丙申朔，御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授彭孫遹等五十二人侍讀、侍講、編修、檢討等官。”是科考一詩一賦，賦（可古可律）為《璿璣玉衡賦》，排律詩為《省耕詩》。儘管康熙朝“博學鴻詞”僅此一試，卻影響深遠。考康熙一朝，在《賦彙》之前，已有趙維烈《歷代賦鈔》、陸葇《歷朝賦格》、王修玉《歷朝賦楷》等賦總集的編纂。傳承其盛，當朝學者或以為“國朝昌明古學，作者嗣興，钜制鴻篇，包唐轢宋”，或以為“我朝稽古右文，人才蔚起，懷鉛握槧之士，鋪藻摛文，幾無美不臻，駸駸乎跨唐宋而上之矣”。所謂超越唐、宋，顯然就闈場考試律賦而言。值得注意的是，清代以詩賦“課翰林”的館試制度，雖肇端雍正朝而定制於乾隆朝，然康熙曾諭詔翰林官進呈所撰詩賦詞章，已呈示翰苑重辭賦的走向，同時，按清制康熙朝鄉、會試均不考賦，然童生縣試、院試，生員歲、科試均考古、律賦，故童蒙學館試賦實為常例。所以清世隆賦，始興於康熙一朝。在此文化背景與康熙的意旨下，作為“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的陳元龍奉敕編纂《賦彙》，是職守所在，受命為之，同時也與他的生平與學養有關。
陳元龍（1652—1736），字廣陵，號乾齋，系浙江海寧望族，因官至文淵閣大學士，民間又稱陳閣老。陳氏事蹟主要見載于《清史稿》卷二八九、《清史列傳》卷十四、《國朝耆獻類征初編》卷十二、《國朝先正事略》卷十、乾隆四十一年修《海寧州志》卷十、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編，以及清國史館輯《滿漢名臣傳·漢名臣傳》卷十六等，有獨立傳記，而閻湘蕙《國朝鼎甲征信錄》、陳其元《庸閑齋筆記》等，亦有零星記述。其中《清史稿》所載繁簡適中，陳氏生平主要經歷可觀大概。茲引錄如次:
陳元龍，字廣陵，浙江海寧人。康熙二十四年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直南書房。郭琇劾高士奇，辭連元龍，謂與士奇結為叔姪，招納賄賂，命與士奇等並休致，語互詳士奇傳。元龍奏辯謂:臣宗本出自高，譜牒炳然，若果臣交結士奇，何以士奇反稱臣為叔？事得白，命復任，累遷侍讀學士。元龍工書，為聖祖所賞，嘗命就御前作書，深被獎許。上御便殿，書賜內直翰林，諭曰:爾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當書以賜。元龍奏:臣父之闓年逾八十，家有愛日堂。御書牓賜之。四十二年，再遷詹事，以父病乞養歸，賜葠。時正編《賦彙》，令攜歸，校對增益。上南巡，元龍迎謁，御書牓賜之闓及元龍母陸。之闓卒，喪終，召元龍授翰林院掌院學士。五十年，遷吏部侍郎，授廣西巡撫。值廣東歲歉，廣西米價高，元龍遣官詣湖南採米平糶。五十四年，修築興安陡河閘，護兩廣運道，並於省城擴養濟院，立義學，創育嬰堂。建倉貯穀。五十七年，擢工部尚書，六十年，調禮部。世宗即位，命守護景陵。七年，與左都御史尹泰同授額外大學士。尋授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元龍在廣西，請開例民捐穀得入監，李紱為巡撫，請以捐穀為開墾費。上責其借名支銷，命元龍詣廣西清理。紱旋奏元龍分得羨餘十一萬有奇，除在廣西捐公費九萬，又助軍需十萬，今倉穀尚有虧空，應令分償。及授大學士，命免之。十一年，以老乞休，加太子太傅致仕，令其子編修邦直歸侍養。行日，賜酒膳，令六部滿漢堂官餞送，沿途將吏送迎。乾隆元年，命在籍食俸，尋卒，賜祭葬，諡文簡。
根此再參照其他史料，陳氏生平大略是三十四歲中康熙二十四乙丑科進士，殿試一甲二名入翰苑，二十五年充日講官記注起居，二十八年遭彈劾休職回鄉，三十年複任，四十三年以父年高蒙恩歸侍，四十九年擢翰林院掌院學士，五十年遷吏部尚書，授廣西巡撫，五十七年遷工部尚書，六十年調任禮部尚書。雍正即位，為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乾隆元年卒。陳氏除《賦彙》之編，還參與了《御製淵鑒類函》、《御製佩文齋詠物詩選》的編纂工作，同時尚有《愛日堂詩集》與類書《格致鏡原》等撰述傳世。在諸家傳記中，有關《賦彙》的編纂，或未提及，或僅一語帶過，即康熙四十三年陳氏獲准返鄉侍奉老父，有“時正編《賦彙》，令攜歸，校對增益”的記載。據陳氏《御定歷代賦彙告成進呈表》所署日期與康熙帝題序，本書完成於康熙四十五年，而距四十三年陳氏返鄉“校對增益”僅兩年時間，期間陳氏遵循返鄉臨行時康熙傳旨“此書原系爾所纂輯，彼時因克期告竣，未必全備，今付爾攜至家中，從容增益校對”，可見這之前因“克期告竣”，《賦彙》宜初編已成，至於何時開始編纂是書，則無明確記載。然據馮柳堂的推測，當在康熙三十三陳氏“遷侍講，尋轉侍讀”（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傳》）之後，由此至回鄉“增益校對”，時歷十年。十年間陳氏於三十五年隨上征葛爾丹，三十八年充陝西鄉試正考官，三十九年遷侍講學士，四十年轉侍讀學士，四十二年擢少詹事充經筵講官、遷詹事等，雖主職翰詹，卻也不乏外務，在這樣的情況下，于這樣的時段完成《賦彙》初稿，也是比較合理的。
康熙為何選擇陳元龍而授以此任，除了編書乃翰詹之職，葉永勝《陳元龍與〈歷代賦彙〉考述》作出兩點推測，其一，陳元龍與康、雍、乾三代帝王的親近關係；其二，海甯陳氏作為書法世家包括陳元龍本人有“書法董、趙”的美名，故受到酷愛書法的康熙之眷顧。這二者往往又可合而為一，如康熙“三十四年，御書‘鳳池良彥’額並御書一卷賜之”；三十九年四月，“上御便殿，作書賜內直翰林觀，諭曰:‘尓等家中各有堂名，不妨自言，當書以賜。’元龍奏父之闇年逾八十，擬愛日堂三字，御書賜之”；“四十四年，上南巡，元龍迎駕。上慰問，並詢及其父，賜御書‘南陔日永’額並賜其父人葠、金扇等物”，三度賜書陳氏，可見恩寵之重。當然，這只是背景材料，康熙之所以委以此任，主要是對陳氏學識與賦才的認可。根據陳氏自述，他及第前“光陰磨耗於制舉業中，未暇旁及詩賦詞章”，然觀其《愛日堂詩集》前四卷及第前之作，已然功力非淺，且入翰苑後，亦多進呈獻納之作，如《皇清文穎》卷三十四收錄其《幸魯頌》、卷四十六收錄其《豐澤園修竹賦》等，亦可見其深諳賦頌之術。
對《賦彙》的編纂成績及價值，前賢論述甚多，茲不復贅。其實在康熙序與陳氏進表中，已多自陳其義。如康熙序文在獎飾賦體功用後收束云:
間嘗以求天下之才，故命詞臣考稽古昔，搜采缺逸，都為一集，親加鑒定，令校刊焉。為敘其源流興罷之故，以示天下，使凡為學者知朕意云。
這一方面顯示出康熙對陳氏才能的信任，另一方面又可見康熙將編書視為己任，奉為國事，彰顯了帝王意志與官方色彩。而陳氏進呈表申言其編的具體內涵謂:
按部考辭，分題辨類。上稽乾度，亂星辰雨露於毫端；俯察坤輿，聚都邑山川於紙上。大之兵農禮樂，動合王章；小之服食舟車，咸關日用。或興懷民事，開卷而如睹耕桑；或緬想儒宗，披文而恍談名理。蟲魚草木，多識乃格物之資；刀劍琴書，遊藝亦怡神之助。以逮訪道遊仙之作，談空記幻之篇，此望古而興思，彼懷人而憶事。憂樂互異，清豔各殊，無不竭學士之經營，殫詞人之藻繢。爰類從而區別，分正集與外編。綺制雲蒸，鴻篇霞蔚。以至單辭剩句，拾錦縷於寸絲；斷簡余箋，采吉光於片羽。
出於求全心態與考索精神，陳氏完成了這部超越前人的宏篇钜制，堪稱與當時所編纂刊刻的《全唐詩》等總集享有同等聲譽的一大型文化工程。至於《賦彙》存在的問題，包括疏漏與訛誤，前賢評述亦多，其中以馬積高《〈歷代賦彙〉評議》較為詳明。應該說，陳元龍在編纂本書時態度是謹慎的，“所采之原本，每有缺字誤字，若有他本可校，擇其善者從之。其他無本可校者，不敢以臆見增損改易，謹遵古人缺疑之義，仍依原文謄寫，以俟參考”。但由於該書成於眾手，尤其是編者返鄉期間完成“增益校對”，參考舊籍或有限，《賦彙》存在諸多不足，是所難免。例如所錄賦作沒有注明出處，多數篇章沒有注明異文，還有的將斷章作為全篇收入書中。又如所標作者姓名及所屬時代多有訛誤，還有同一人而用二名的情況。作者訛誤者如隋李播《天象賦》署漢張衡，晉殷巨《鯨魚燈賦》署殷臣。朝代誤者如東漢鄧耽《郊祀賦》署陳鄧耽，唐孫樵《露臺遺基賦》署元孫樵。一人用二名者如溫庭筠，《錦鞋賦》署溫庭筠，《再生檜賦》署溫岐，實為一人。又如偽作與出處待考者，書中不注明，不考辨。如署唐江采蘋的《樓東賦》，應為宋人假託；署名宋張鏡《觀象賦》實為十六國時張淵作，署名宋王徽《詠賦》出明人劉節編《廣文選》，頗為可疑。又如所收賦有缺姓名者，有缺朝代者，這些雖可見編者審慎的態度，但也有因失檢而出現疏漏者。又如有些賦作重複出現，有誤一篇為兩篇者，這些當是抄錄來源不同，且失於檢點。此外，該書雖名《賦彙》，然失收者亦夥。有些易見文集遺漏者也不少，如歐陽修《歐陽文忠公集》有賦二十一篇，僅錄十五篇；蘇軾《東坡內外集》有賦二十三篇（不包括應試律賦），僅錄十七篇（包括律賦三篇）；劉基《誠意伯文集》有賦八篇，僅錄四篇；李夢陽《空同集》有賦三十五篇，僅錄六篇；何景明《大復集》有賦二十二篇，僅錄十二篇。甚至連一些著名篇章也在失收之列，如孫樵《大明宮賦》、何諷《夢渴賦》、秦觀《黃樓賦》等均未收錄。陳氏雖云參考了趙維烈《歷代賦鈔》，然其中所收明人賦，《賦彙》遺落者也多達九篇。儘管有諸多缺憾，《賦彙》仍不失為比較權威的賦學文獻。同時，《賦彙》僅收錄以賦名篇的作品，不錄如“七體”、“答難體”，雖然表現了嚴體制的特徵，但也失收被賦學界習慣視為賦的諸多作品，如枚乘的《七發》等，這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