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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韩少功，1953年出生于湖南。著有短篇小说《西望茅草地》《归去来》等，中篇小说《爸爸爸》《鞋癖》等，散文《世界》《完美的假定》《革命后记》等，长篇小说《马桥词典》《日夜书》等，另有长篇笔记小说《暗示》，译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惶然录》，散文集《山南水北》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第四届鲁迅文学奖，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美国第二届纽曼华文文学大奖。作品分别以十多种外国文字共三十多种在境外出版。
《态度》是作家韩少功的一部杂文集，收录了韩少功近年来创作的思想文化随笔、演讲录共十五篇。两篇分别关于捷克、拉美的文化随笔；九篇思想随文分别围绕阶级、人工智能、道德、民主、人情、自我的多面性、自然、宗教、性展开思辨，四篇演讲录就中国乡村、文学等话题展开讨论，另有一篇随笔分享了十数封与旧友的信。这些文章或讲述知识，或思辨讨论，或评析世态，旁征博引，具有深刻的理性而又不失有趣，可见出作者知识之丰富，思想之严谨深刻，可说是一本“营养丰富”的随笔集。
◆思想性作家韩少功*文化随笔
◆感性与理性间穿插理趣与智识之重述
◆他是怀疑者、批判者，更是探索者
序韩少功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青”“文科生”“中文系的”等都几成网上负面词语，在公众那里差不多是“弱智”的代名词。这事其实挺严重的。有意思的是，很多文人似乎却甘于这种“弱智”，尽管他们常在微信、微博等公共平台臧否万物指点天下，对任何公共事务都敢于插嘴甚至叫板，却总是摆出疑理性、拒理性、厌恶理性的一贯姿态，自居为风花雪月专业户，以不读书为荣，以大关怀为耻，动不动就祭出“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一类格言，作为自己反智免责的文人特权。
这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岂不奇怪？
其实，把理性与感性截然两分，是三十多年来一个流行的神话。在日常生活里，我们对某人有莫名的好感或恶感，就是所谓感性；把这种“莫名”变成“可名”，变成可言说和可辨析，变成一、二、三或甲、乙、丙的清晰理由，就是所谓理性。在这一过程中，感性不过是说不清的理性，理性不过是可说清的感性——二者其实是一个东西，一个清晰度略有差异的两位一体，如此而已。往通俗里说，这好比鸡与蛋相生相成，而任何仇视理性的文人，任何轻蔑感性的学究，都是知其表不知其里，都是自刨其根，自断其源，自毁其基，砸自己的饭碗，做一些好鸡而灭其蛋或好蛋而绝其鸡的蠢事。
收入这个集子的文字，是笔者近年来一些文章和言论，以展示一个老“文青”可能的思想突围。也许不难看出，笔者在这里卑之无甚高论，多是因事立言，以问题为导向，在实践中找道理，既反对某种“文艺范”，力图强化知识和学理的检验，尽可能滤除文人式的情怀口水和道德神油；也拒绝某种“学究范”，力图把更多的语境、实例、细节、形象带入思考，还学问更多的现场感和针对性，尽可能远离那种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院派概念空转。换句话说，前者意在以理性澄清感性，后者意在以感性激活理性；前者与很多文人习气过不去，后者与很多学者成规过不去。一篇篇下来，无非是在感性和理性的两面之间来回穿插，打一场新时代的思想游击战。
如果这些言说让文坛与学界双方很多人都感到不习惯、不舒服、不高兴，于笔者而言，则至少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至于所得所失，请读者诸位批评。
2018年3月
渡口以及波希米亚一个跨国流动的族群，幽灵般在欧洲各地出没。英国人称之为吉卜赛人，俄罗斯人称之为茨冈人，西班牙人称之为弗拉明戈人，法国人则称之为波希米亚人……他们的深肤色和大眼睛，他们在流浪旅途上的吉他、歌舞、水晶球、大篷车、猴子或小黑熊，形成了到处流淌的悲情与浪漫。
他们把自己称为罗姆（Rom），即吉卜赛语言中的“人”。
法国人眼中的这些波希米亚，像乔治·比才歌剧《卡门》中的女主角，普希金长诗《茨冈》中的草原人，当然是来自以前的波希米亚王国，即大致重合当今捷克的地块。其实，*早的吉卜赛人据说来自波斯、印度——布拉格大学的W教授告诉我，只是波西米亚国王曾对这些流浪者给予庇护收留，签发旅行关防文书，因此，给了他们又一个故乡。
曾与捷克合为一国的斯洛伐克，至今保持了全球*的罗姆人比例，但数百万波希米亚先民毕竟早已流散四面八方，把故地让给了更多白种人。他们为什么要走？为什么总是以路为家走向地平线？也许，作为他们*后的故乡，中欧平原这一地区缺少足够的粮食。这里一马平川，绿荫满目，风景优美，却没有春夏季风这一重要条件，没有生成淀粉和发达农业所必需的“雨热同季”，因此，只能靠放牧、采猎维持较低的人口保有率。也许，中欧平原这一地区也缺少高山、大河、沙漠、海峡等天然的军事屏障。在一个冷兵器时代，一个几乎全靠人肉方阵相互铣削以决定胜负的时代，辽阔的波西米亚夹在西欧、斯拉夫、奥斯曼几大板块之间，任列强的战车来回碾压，太像一片天然的角斗场，一项大量删削人口的除数，很多弱势者只好一走了之。
有意思的是，这些卑微的流浪者似乎一直在承传欧洲艺术之魂，以至Bohemian，一般译为“波希米亚”,既有早期的人种意义，也有后期的地域意义，至今仍是自由、热烈、另类、性感、优雅、颓废的集大成符号，一种生活时尚的多彩密码。吉他、涂鸦、梵香、石木手链、周游世界的冒险，似乎总是释放出民间的神秘野性。流苏、褶皱、大摆裙、大理石花纹的重色调，包括深蓝、深黑、大红、大绿、橘红、玫瑰红以及“玫瑰灰”，则透出中世纪的晦涩，蓄聚了岁月的大起大落与层层叠叠。这种艺术情调是欧洲*柔软的一块。连傲慢的现代资本在这里也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美学抵抗力。BOBO（布波族）流行全球，作为流行文化的小资版，在很多人心目中竟形成了波希米亚（B）＋布尔乔亚(B)的*组合。所谓嬉皮与雅皮兼容，自由与财富两全，像资本家一样有钱，又像艺术家一样有闲、有品位、有率性自由——已成小清新、小确幸们*梦想的调色盘。据说一个标准BOBO的形象就是这样:既有蓬乱的头发又有无比讲究的内裤，既有天价皮革上衣又有超便宜的牛仔裤，既有后现代的极简主义全套家具又有老掉牙的裸铁风扇和青瓷大碗，既有出入名流会所的脸面又能接受大麻……热情万丈地做一把公益事业也时有可能。他们是一些奢华的另类，高贵的叛徒，满嘴文艺腔的当代英雄，反抗主流却早已暗中领导主流。
波希米亚终于从街头巷尾进入了沙龙和时尚杂志封面。
但他们离罗姆人的出发地已有多远？
当年弗兰兹·卡夫卡也许就是这样走出了查理大学，斜插过小树林，经过那家印度人的餐馆，下行约两百多步，再经过那个德国人的钟表店，进入瓦茨拉夫广场。在街口拐角处，他照例看见了操弄手摇风琴的卖糖老汉。
他也许继续沿着碎石铺就的老街向前，在一盏盏煤气街灯下走过，嗅到了那家土耳其店铺里咖啡和甜圈饼的熟悉气味，然后远远看见了市政厅大楼高高的尖顶，还有旁边的伯利恒教堂。他照例捂嘴咳嗽了，咳到自己几乎头炸欲裂的时候，听到了钟楼上自鸣钟应时的当当敲响。
一辆马车摇摇晃晃窜下来，溅起街面积水并惊飞几只鸽子，引来某个临街阳台上的狗吠。他几乎绕过了老城广场。就在广场那边，赫然耸立的市政厅大楼上，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四个人物塑像，分别象征这片土地上四类群体:“欲望”“虚荣”“死亡”“贪婪”，其中*不堪的“贪婪”当然派给了犹太人——卡夫卡恰恰就是这样一个犹太崽，在这些街巷蛇行鼠窜，是这个广场上受到羞辱和指控的一个阴暗灵魂。
布拉格一片红瓦黄墙，群楼荟萃，千塔竞立，集众多教堂、城堡、宫殿、剧院、碑塔、雕绘老桥于伏尔塔瓦河两岸，任罗马式、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巴洛克式、洛可可式、新古典主义、新艺术运动等各种建筑风格争奇斗艳百花齐放，完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博物馆，一个晚霞下的金色童话。它曾被无数参访者誉为欧洲*美丽的城市之一，欧洲文化的聚宝盆之一。然而奇怪的是，卡夫卡在这个童话里活得并不安宁——我已在这里至少参观了他五六个旧居，都是隐在窄街小巷里的那种，采光明显不足的那种。我惊讶他的青春如此破碎，把一个窝不断地搬来搬去，东躲西藏似的，惊弓之鸟似的。是要躲避父亲、躲避某个女人，还是躲避市政厅大楼上那种日日示众的指控？
他是一个富商的儿子，却曾蜗居于黄金小巷，其实是各类杂役混居的连排宿舍，低门矮窗，狭小如穴，并在破房子里写出著名的《乡村医生》。这后面的苦涩隐情不能不让人猜想。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多达百多页的长信，但始终没有将信发出，直到自己死后才被人发现。这后面的故事也想必让人唏嘘和心酸。不管怎么样，种种迹象表明，他活得越来越腼腆、沉默、孤独、脆弱、惊慌、神经质，在照片上的表情如同死囚。他在美丽的布拉格不过是一个影子，一种破碎而凌乱的若有若无，以致全世界轰然震撼的那一天，他写下一篇著名的日记，只有一句话:
德国对俄国宣战了，下午去游泳。
这是1914年8月2日。德国此前一天向俄国宣战，以配合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的进攻，标志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这场大战*终席卷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导致一千万人丧生，三千万人伤残，并大大改写了欧洲地图。中欧*辉煌的时代由此一去不返——这是指继神圣罗马帝国坍塌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覆灭之后，短暂的奥匈帝国也再遭肢解。作为满地碎片之一，波希米亚从此走上孤弱之旅。
很难想象，面对这样一场历史风暴，故国家园大难临头之际，卡夫卡仍然冷漠如冰人，只是提上泳镜和泳裤走向河岸。他是不是太冷血了？是不是太缺乏社会热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不过，一个犹太少年蜗居在杂役们的破房子里，连一个父亲也沟通不了，连自己的婚姻也屡屡失败，又拿什么去撼动国家战争机器分毫？特别是身处中欧这地方，无论是德意志那样的西方强邻，还是俄罗斯那样的东方大国，都无不汹涌着对犹太人的敌意，无不出现排犹、仇犹的暗潮。他这只小蚂蚁又能做些什么？满眼望去的基督徒们几乎都相信是犹太人出卖和杀害了耶稣，都相信犹太人应对欧洲的黑死病承担罪责，更相信犹太人正在以“贪婪”吸走众生之血……这种恶感每天就昭示于市政厅那座大楼。那么德国战胜俄国，或俄国战胜德国，对于他来说又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中欧*常见的双头鹰旗徽，不管西望还是东望，又能望来一些什么？
这个影子选择游泳，选择个人主义，显然不那么令人费解。
正是从这里开始，卡夫卡成为文学史的一个重要节点。他以《判决》《审判》《城堡》《洞穴》等作品，与爱尔兰的詹姆斯·乔伊斯、法国的普鲁斯特一道，后来成为现代主义文学的鼻祖和图腾，开启了以自我和感觉为核心的20世纪美学大潮，孕育了日后遍及全球的文艺青年。
他生长于欧洲的“渡口”（布拉格一词的原义），也许并非巧合。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其水泱泱，其天茫茫——就像大批波希米亚人从这个渡口开始流落他乡，卡夫卡不过是沿着笔头里涓涓不绝的蓝墨水，从这里开始逃亡于内心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