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更新推荐的所有文学作品和书籍《精选《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新)(民国是个特殊的年代，一方面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民国文人、学人又在时代夹缝中尽显个性!)》游宇明 的书评文摘》都是非常值得阅读赏析的，更有名家的精彩书评哦。
游宇明，男，1963年生，供职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知名美文、杂文作家。《读者》、《格言》签约作家。在《青年文学》、《散文》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作品4000多篇，大量作品被《读者》、《杂文选刊》、《中外文摘》等报刊转载，入选《名家名篇精短散文》、《读者人文读本》、《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1949—2009），进入央视“子午书简”栏目、中学语文阅读教材和全国普通话教材、“读者的挚爱诗文音乐朗诵会”。2000年起，已连续11年进入漓江、长江文艺等出版社出版的全国性权威文学年选。曾在省内外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其人其文被《北京日报》、《杂文选刊》、《文坛艺苑》、《城市晚报》等40多家媒体评介。著有个人散文集4部、散文合集4部。获多种文学奖。
民国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代，一方面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另一方面那个时代的文人、学人又在时代的夹缝中尽显其个性、性情，辜鸿铭的狂放、金岳霖的率真、陈寅恪的耿介、丰子恺的温情、叶企孙的纯净、傅斯年的仁爱、刘文典的桀骜、严怪愚的血性、吴宓的宽容、胡适的襟怀、傅雷的自省、鲁迅的孤介……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作者游宇明多年来披阅许多史料，力图通过对当时文人、学人的人生细节的描绘突显其精神特质，并融进自己对前辈文人、学人的理解。
游宇明关注民国文人，不仅仅因为他作家兼大学教授的身份，更缘于他那份思古叹今的情怀。在这本《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中，他打量文人星空，替我们凝望、梳理和点拨。力图通过当时文人、学人的人生细节突显其精神，并融进自己对前辈文人、学人的理解。掩卷沉思，你能看到文字背后，作者那痛心疾首的表情吗？
前言在文学上，游宇明先生是一个很难用三言两语界定的人物。有人说他是美文家，他的美文佳作不时出现在《散文》、《青年文学》、《北京日报》等众多纸媒上，并被央视“子午书简”栏目三次播出，选入教材、文集，其数量之多，恐怕他自己也无法准确计算了。前一段又听说《读者》、《格言》等受众广大的刊物纷纷与他签约，更证明了其美文的影响力。有人说他是杂文家，《杂文报》、《杂文月刊》、《湘声报》等杂文主阵地时有他攻城略地的身影，国内各种杂文奖项经常闪烁他的名字，最权威的几种杂文年选总有他一席之地，《杂文选刊》曾为他做专辑、专访，大为红火。近几年，游先生开始把精力和视角投向民国时期的大师巨子，以及那些有担当、有风骨、坚守民族大义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物，这个转变正如游先生对我的剖白:“也许是因为对过去的事情有些好奇，最近四五年，我颇痴迷于史书，读过的史书少说也有一两百本，读史书又喜欢关注那些活得元气充沛的人，时间长了，眼前经常人影飘动。”那么，在游先生的眼前飘动的是些什么人呢？从《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中可以找到答案。他们是蔡元培、梁启超、王国维、张伯苓、辜鸿铭、胡适、鲁迅、朱自清、梅贻琦、金岳霖、张奚若、钱端升、陈寅恪、吴宓、丰子恺、弘一大师、杨树达、叶企孙、吴有训、顾颉刚、成舍我、林语堂、傅斯年、赵元任、刘文典、叶公超、钱穆、钱锺书、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梁宗岱、严怪愚，等等，正是这一批人物，在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写下了光辉灿烂的篇章，留下了不朽的盛业和一大笔值得后人追思缅怀的精神遗产。回眸民国时期的人物与文化，很像一部现代版的春秋战国史，人才辈出、大师如林、百家争鸣、精神昂扬、思想自由、学术文化如同星河灿烂繁荣，令人心向往之……面对这一盛景和精神高地，连同站在高地上的鸿学硕儒，游先生在观察和书写中，没有刻意去描绘全貌、全景，或进行宏大叙事，而是捕捉人物的侧面和生活中不太为人看重或易被忽略的细枝末节，从这些小处勾勒出人物的音容风貌，传递一种真性情、真精神和大境界，给读者以启迪心灵的洗礼。从书中的第一辑可以看到，被学界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发现自己任职的清华理工学院教员全年无请假一点钟者，因而自己也连续两年未请假一点钟。按陈氏的说法，其实多上一点钟与少上一点钟毫无关系，但自己心中默默有个誓约，非有特殊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而上课的情况。今天，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人说当年的清华如何如何了得，出了多少人才，培养了多少大师云云，须知培养大师是有条件和要付出代价的，从陈寅恪先生透露的这件小事上，可窥知和领悟到一点什么。像陈寅恪这种宁可自己付出代价也要坚守规则的事，同样体现在傅斯年身上。抗战时期，傅斯年率领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由昆明迁到了四川南溪李庄，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坚决拒绝中研院总干事叶企孙欲聘时在桂林的陈寅恪遥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研究员职并支专任之薪。陈傅二人既是柏林大学的同学，又有亲戚关系，表面看起来傅似乎有点无情，但恰恰通过“无情”这一点，可证那一代文化人视原则、规程的重要几乎超过了生命，亦证其人格力量的伟岸和风骨所在。——走笔至此，我想读者看过《傅斯年当年的忧虑》这一篇短文之后，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自己是陈寅恪或傅斯年，能不能具有这样的品质，能不能在彼时彼地这样做并在社会的现实里有所坚持？这或许是游宇明先生暗中为读者出的一道促其反思人生的试题吧。顺便说一下，书中第一辑的“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小标题，不是随便拟出来的，实是引自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的句子。范氏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来赞美他的老师严子陵。这个句子被游先生借来做提纲挈领的引子，确实是恰到好处。在这个小标题之下，我们看到大师们群体的雕像和仰之弥高的精神风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是清华校长梅贻琦的话，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现实和学术界的追求目标。正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环境和精神支柱，才有抗战爆发后的西南联大时期，哲学教授金岳霖冒着敌机轰炸，写出了力作《论道》和一生的代表作《知识论》；才有了机械工程学家刘仙洲跑警报之余写出了著名的《热工学》；才有了社会学家陶云逵冒着被敌人炸死的危险跑遍云南全省，调查少数民族社会经济、语言分布、宗教信仰、地理环境，创办“边疆人文研究室”和《边疆人文》杂志等丰功伟绩。而从这些鲜活的例证中，后来者才更加直感地触摸到自由知识分子背后那一根瘦弱与坚硬的脊梁。所谓铁肩担道义，世事多舛而情怀不改、信念不衰，在这一群大师们身上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成为我们的民族记忆中最温热的一部分。当然，正如冯友兰教授撰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所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概。”大师也有大师性格中的差异和不足，师生、同事间的口舌、义气之争自是难免。如书中毫不隐讳地再现了鲁迅与史学家顾颉刚之争，国学大师刘文典等对作家沈从文的鄙视等尴尬之事。而我认为游先生写得最为出色的一篇是《两种“谢本师”》，文中，作者特别择取了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谢本师”事件加以叙述。其事发生在清代著名朴学大师章太炎与俞平伯的曾祖父俞樾之间。俞樾当年科举考试以一句“花落春仍在”深得主考官曾国藩的赏识，后把讲舍命名为“春在堂”。章是俞的学生，俞对章氏出校之后结交维新人物、倡言革命、剪掉辫子等举动极为不满。1901年，章太炎去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拜访住在苏州曲园的俞樾，俞氏声色俱厉，对章的行为大加指责。章太炎很不服气，当即反驳，后写下《谢本师》一文，宣布离开师门，但两人并未真的断绝师生关系。1907年俞樾去世，章太炎作《俞先生传》，虽然文章中不乏微词，整个基调却充满敬意。章太炎寓居上海时，有次专程赴苏州凭吊俞樾故居。看到大厅中一幅写着“春在堂”的匾额，认出是先师俞樾的遗墨，立即命同行的陈存仁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之礼。走到左厢房，章太炎辨认出这是他旧时的读书处，请房主拿出纸笔留字，房主只有笔墨而无纸张，章太炎在墙上留了两首诗，黯然而别，故事到此结束。游宇明文章的老到和技高一筹之处在于，在看似故事结束之后继续书接上回，笔锋一转，点出周作人与沈启无师徒反目的事例示众。如此对比，文章的立意、境界和所达到的高度就显得大不同了。沈启无是周作人的学生，曾与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等并称“周门四大弟子”。此人最初对周作人亦步亦趋，抗战期间，周出任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沈启无担任伪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图书馆主任。但沈觉得老师当了大官，自己的官帽子太小，对周作人深怀不满，竞至反目成仇，最后发展到相互在文章中讥讽、攻击对方……对上述两次“谢本师”事件，游宇明认为不可同日而语，章太炎的“谢本师”为公不为私，所以，章在不得已的“辞谢”里有对师恩的念念不忘和对老师出自内心的敬重。这样的“谢”虽然也是悲剧，但沉痛中自有一份温暖，能够得到后人充分的理解和尊敬。而沈启无的“谢本师”却完全源于个人的私欲，而且这私欲还与他们师徒在民族大义上的失节联系在一起。因此，其“谢师”也就“谢”得鬼鬼祟祟、有气无力，师徒都被后人看不起。“谢本师”本身无所谓对错，因什么而谢却标示着一种品位和思想境界。——思往事，立斜阳，而今风云已更改，当时却道寻常。《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正是把民国时代看似寻常的事重新发掘、展示出来，以期让读者在新的现实和语境中得到启发和教益，于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中重塑失落的民族之魂。岳南，1962年生，长期致力于纪实文学的创作，著有《复活的军团》、《日暮东陵》、《风雪定陵》（合著）等考古纪实文学作品12部。另著有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学术精神情感命运为主体脉络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南渡北归》等十部。其中有十余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意、日、韩等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销量已达数百万册。现为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驻校作家。
后记我是一个好奇心比较强的人，好奇心强的人大抵都喜欢历史，历史一如魔术，藏着许多普通人不知道的神秘，这些神秘无时不吸引我们窥视。初中、高中，我的历史成绩名列前茅，大学本想专攻历史，报志愿时阴差阳错将汉语言文学专业写在前头，就这样与心爱的历史专业失之交臂。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湘中腹地的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任教，做大学老师业余时间相对充裕，加上年轻人又好幻想，于是捡起了学生时代的一个爱好:文学创作。最初写诗，后来写散文、随笔、小说，最近六七年又开始移情历史随笔。公道地说，我现在的历史写作不是年轻时的历史梦的简单延续，它更多的是源于文学创作的一种现实窘境:内心有许多东西想表达，由于种种原因，如果赤裸裸去写，文章可能很难问世，只好将历史当成一件隐身衣，自己躲在后面为美好的梦想呐喊，向社会和生活中的阴暗开枪。刘宜庆先生评我的文章“有历史的向度，有现实的关怀”；向继东先生说我善于“从历史细节中挖掘今人缺失的或需引以为戒的东西”；魏剑美先生讲我的作品“直指历史和世道的真相，并且始终不放弃对当下意义的追寻与追问”，郑连根先生言我“情牵民国，心系当下”，都是针对我这一特点立论的。我的历史写作有两个重点方向，一个是晚清，一个是民国文人。写晚清，主要是想揭示专制政治下的权力运作秘密，剖析专制者的权力心态，挖掘平民百姓曾经有过的血泪。写民国文人，则是因为我对那个时代的文人和大学体制充满走近的激情，民国很有点像战国，战争不断，时局混乱，民不聊生，文人却大都活得元气充沛、性情张扬，每次写到这些人，我都有一种路遇知音的感觉。《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收录的就是我后一个方向的作品。历史随笔应该如何写？这确实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我觉得，假若我们的历史写作只是停留在贩卖前人轶事、趣事，揭秘权力争夺，曝光历史大小暗角这种层次上，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历史事件、素材本身都是客观存在的，后世的人再有本事也创造不了，你将各种散落的历史材料捡到一起，组装成一篇“文史随笔”或者一本所谓的“历史专著”，顶多也就是做了个文字搬运工的工作。你不搬运，别人照样可以从其他地方读到。恕我直言，现在的报亭、书市上，由“搬运工”们堆砌成的历史文章或著作绝对不在少数。因为不愿做文字搬运工，我对本书的写作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注重鲜活的历史细节；二是表达新颖的个人感悟；三是追求作品的文学性。历史是由一个个形象、生动、充满动感的生命细节组成的，没有众多的雨点般的细节，一个时代的历史就不可能流成小溪、汇成大河。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的主干会越来越突出，历史的枝叶则会被有意无意地遮蔽。因此，打捞五颜六色的历史细节，还原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的具体情境，让读者产生历史的现场感，便成为历史写作义不容辞的任务。基于这种认识，我写历史从来不愿停留于浮泛的概述，也不喜欢对历史事件作空洞的提升，而是将大量笔墨投注到新颖的、富有内涵的历史细节上，力图通过血肉丰满的细节揭示事物的意义。历史随笔不仅需要充足的史实，更需要新颖、深刻的史识，只有史识才能给现实以镜鉴。如果将一篇历史随笔比作一栋房子，史实是房子的基脚，史识则是它的地面构造。一个人能够广泛地收集史实，只是说明他的知识比较渊博；有能力表达新颖、深刻的史识，才能呈示其思想、眼界的出类拔萃。何况，不同的作家面对的史实大同小异，我们的作品要表现出与他人相异的模样，也必须在史识上多下工夫。面对历史写作，我们理应拥有这样一种认知:历史素材永远像远行者的行囊，我们背在身上，不是为了展示过去有多少宝贝，而是为了挑选对当下有用的东西。孔子曰:“言而无文，其行不远。”孔子此处的“言”并不专指文学，而是指一般的语言、文字。普通的言语、文字尚且要追求“文”（形象、生动），文学作品就更不用说了。历史随笔是文学的一种，由史实、史识与文学技巧杂交而成，追求文学性原本天经地义。我在写作中很在乎文章的可读与否，无论文章结构还是语言，我都希望尽可能灵活、精致、有意思。文学不是中药，中药苦一点没关系，毕竟有病不吃药，很可能马上死人；但文学必须“口感”良好，文学虽然可以作用于人的心灵，让我们的精神变得丰富、雅致、诗意，但你不走近它至少不会立即出现生命危险。我一直有个褊狭的观念，不注重文采、不重视可读性的文字不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哪怕它在别的方面做得完美无缺。本书能及时出版，首先要感谢责任编辑胡畔女士。没有她的热情约稿，没有她后来的不断鼓励，书中的相当一部分文章可能至今仍沉睡在我的脑子里。我要感谢著名作家岳南、刘宜庆、向继东、魏剑美、郑连根、朱文楚、王国华诸位先生，岳南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本书作序，刘宜庆、向继东等先生联袂推荐本书，并为之写推荐语，为本书极大地增添了华彩。我也要感谢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主任李夫泽教授、前任系主任成远镜教授和其他中文系领导，没有他们的持久支持，我今天的成绩一定会大打折扣。最后，我必须感谢我的家人，是他们营造了良好的家庭环境，使我不必操心各种生活琐事，得以集中精力完成本书的写作。游宇明2011年11月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世界上最难的学问每次读到叶企孙先生的事迹，总会产生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因时间流逝而淡化；相反，时间愈长，我的敬重愈是深厚。作为一个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叶企孙先生白有一份骄人的成就。他才华横溢，读博士时就以《普朗克（Planck）常数的测定》让世界物理学界刮目相看；他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的老师，对他们一生影响至大；他培养的学生，相当数量成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他创建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先后走出过50多位两院院士。然而，叶企孙先生最为人称道的并不是他事业上的成就，而是他作为至性之人的巨大的人格魅力。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充满批判精神，崇尚思想独立，叶企孙正是这样做的。1951年，内地报刊充满“集体主义”、“阶级斗争”这样的说辞，叶企孙却在倡导“高校教学与科研要自由、民主”；对于朝鲜战争，他认为是“美国的一种战略考虑，是针对苏联极权主义阴谋的”。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有的教授批评他“对政治太不热情，在旁观”，有的希望他“以后不应再认为政府是政府，学校是学校，两不相干”，叶企孙却说自己“对狂风暴雨式的批评方式不太习惯，希望对批评者提提改进意见，有所进步就算是能过去了”。一句话，叶企孙判断一个事物是怎样的性质，依据的不是上面的文件，也不是别人的看法，而是自己的独立思考。叶企孙非常关心自己的学生。李政道刚入西南联大，叶企孙发现其理论水平高过别的同学，自学能力也特别强，便建议他不听物理方面的理论课，但要认真学实验课。李政道当年有一张理论课试卷，卷面只扣了两分，总分却只有83分。原因是李政道当年实验成绩不好，叶企孙把他的两门功课加起来算分，以此提醒他，理论必须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1945年，西南联大物理系吴大猷教授接到国民政府通知，让其挑送两个学生去美国留学。吴大猷挑了物理系助教朱光亚。知道此事后，叶企孙主动找到吴大猷，劝其破格录用大二学生李政道。叶企孙去世后，人们从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保存了60多年的李政道的考卷。李政道这才知道，离开大陆后，老师一直在牵挂他。关爱学生，自然不愿意给学生添麻烦。刘宜庆《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一书记载:“文革”时，钱三强在中关村的马路上碰到叶企孙，钱三强是叶企孙的学生，素来敬重老师，看到叶企孙，立即跑上去打招呼，对老师嘘寒问暖。叶企孙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钱三强当时是二机部副部长，负责原子弹工程，叶企孙生怕自己的“政治问题”牵连了钱三强。叶企孙极其无私。1928年，叶企孙请吴有训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将吴的工资定得比自己的高，以示尊重。同事一段时间，叶企孙发现吴有训工作能力特别强，堪当重任，1934年推荐吴做物理系主任。1937年，叶企孙又辞去理学院院长职务，推荐吴有训接任。叶企孙的辞职，不是因为年龄偏大（此时他年仅38岁），也不是因为个人能力不够或是遭遇了谁的反对，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由于他的无私举荐，吴有训脱颖而出，后来做了中央大学校长和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第一任副院长。对于知识分子，国人最看重的往往是其专业上的学问，某个人专业成就越高，人们越愿意支付自己的尊敬。知识分子的专业成就当然于社会有益，起码它可以一步步推动人类的文明。不过，我觉得，要让知识分子认真治学并不难。一个人具有高超的专业技能，不仅有利于社会进步，同时也会给他们个人带来种种好处，比如衣食之资，比如精神荣誉。想让知识分子选择高尚的人格则难得多。一个人走向这样的人格，往往意味着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良知、甘心付出。世界上的人多如草芥，有几个愿意长期“亏待”自己呢？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格其实是世界上最难修炼和抵达的一种学问。P21-23点击进入阅读：精选《不为繁华易素心——民国文人风骨(新)(民国是个特殊的年代，一方面战火纷飞、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民国文人、学人又在时代夹缝中尽显个性!)》游宇明 的书评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