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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蓬九岁失明，一九九一年上大学，一九九五年开始云游四方。发行音乐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2003)、《中国孩子》(2007)、《清炒苦瓜》（2009）、《牛羊下山》（2010）以及《四月旧州》（2014），先后策划民谣合辑《红色推土机》（2009）与《金色推土机》（2013），销售所得用于帮助贫困盲童。出版有诗文集《春天责备》（2010）、杂文集《绿皮火车》（2012）以及诗集《午夜起来听寂静》（2017）。二〇〇八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青年领袖”。同年，获评第八届华语传媒音乐大奖“zuijia民谣艺人”以及“zuijia作词人”。二〇一一年，凭借诗歌《不会说话的爱情》获得人民文学奖“年度诗歌奖”。
《行走的耳朵》是周云蓬的随笔集，是酣畅淋漓的文字，写他一直以来的歌唱、行走，以及读书。盲人以耳朵感知世界，声音所向，心之所向。在这些年中，于不知道哪个瞬间，周云蓬举起了手中的相机，对着他感兴趣的声音，固定了某个影像。这些影像偶尔不合常理，却是他经过的地方。或者说，是实实在在存在于世，且与他错身而过的人和景。他以他的方式看见，并写出。有点像诺贝尔获奖作家帕慕克形容细密画:失明就是寂静……它是一个人绘画的ji致:它是在黑暗中看见事物。
“蓝色清真寺，不用偏要进去，我只把这名字细细地咀嚼，满口的橄榄味，满脑子的天空高远，各种蓝层叠向上。”“如此这般，如我一个旧人，耳朵里的纽约，一点不摩登，走了一个多月，把这个国际大都市走旧了。”“博尔赫斯的《圆形废墟》《交叉小径的花园》《巴别图书馆》和《阿莱夫》，也是吴哥窟的照片，尽管他可能没来过。”从绍兴、大理，从祁连、西藏，到纽约、吴哥窟、伊斯坦布尔……周云蓬说:“一个人跟一个城市是有命定的缘分的，你生在哪儿死在哪儿，在哪儿恋爱，在哪儿安度晚年，行止处冥冥中自有天定。”但我们仍然可以选择一路行走，一路歌唱。如老周的某一段旅程，让我们也“就只携带死海的石子，教堂晨起的钟声，黄昏天上的乌鸦，还有那些石头的温度触感，走去下一个城市”。
序盖住双眼的世界不远我的成长过程变化不大，从温饱到小康。路不远，从台北到洛杉矶留学，也不远。从人类学到歌手，有点远但也不算太远。一切在于抉择和努力。但是我觉得对于作者来说，从沈阳到洱海，很远。从中国到耶路撒冷，更远。从看见到失明，我则永远无法知道那有多远！两岸咫尺直到民歌发展跨入四十年，我才认识彼岸这位默默爱着校园民歌的东北老乡，我想时间终究能让一切都变得不远！云蓬的文字风格我很喜欢，容我借他书中用来形容我的词条:如冰上滑行的玉，无碍顺畅，是幽暗海中的一抹月光，温暖剔透。因为不堆砌不拐绕，让人读时不费神，不忸怩不摆态、不虚幻不晦涩，所以不引人堕落！言简意赅之中俚雅并济，而刻画的入微、洞察之入骨，让人觉得是不是也要将自己双眼盖住，才能真正领悟作者自嘲笨拙的高深奥妙！快哭的时候让你笑，正想笑，又给一棒让你思。在这哭笑不得、来去之间，感受到的是盲者对这有情世界大量的爱与理解。他必然是一个充斥着爱的个体，才能用他的耳、他的鼻、他的口、他的手和他的心，把所到所感形容得如此犀利透彻但——美好。现阶段的我，努力让六根清净、根境不偶，不想这虚华五浊恶世对应出自己的不堪和脆弱！云蓬失去了*容易被欺蒙的感官，少了这一根的魔考，修行之路应该比我们好走一些吧！单单想到不用照镜子，就已经觉得心不烦意不乱了！盲者的心和耳朵之间的那条通路是那么地明亮清晰，我们却常常眼堵了耳，耳又捂了眼，*终是眼耳一起把心给蒙了！这行走的耳朵，走出了鲜活不样板的路，是彩色的耳朵、乐观的耳朵、犀利的耳朵、洞察的耳朵……是会走路会歌唱、会爱会给、又悲又悯、一双看得见的耳朵。盲者不盲，眼不“见”并非不“见”，也为我印证了佛经所言。齐豫合十世界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行走的耳朵
世界之于我，关闭了视觉这一维度，其他感官就变得尤其重要起来，没了大儿子，二儿子就担负起长子的责任了，失明大半辈子，安身立命多靠耳朵。
别的孩子看电视连续剧《铁臂阿童木》，我抱着收音机听电影录音剪辑，尤其喜欢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些老电影，邱岳峰声音坏坏的，童自荣很帅，乔榛深沉，刘广宁很纯。那时还没听说导盲犬，以及任何辅助盲人走路的电子设备，我走在沈阳的街头，拄着盲杖，全凭耳朵听声辨位。依照身边叮叮叮的自行车流，可以校正你走路的方向。到了路口也能听出来，你的侧面有车流人声滚滚而来，以至于后来我锻炼得路边停了一辆熄火的汽车，快撞到的时候也能通过声音反射觉察到。有人认为这很神奇，其实只要你闭上眼睛细心体察，前面是一堵墙或是一片广场，应该能够感知得到。记得那时就连*尴尬的寻找公共厕所也要靠耳朵，有一回误入女厕所，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马上迷途知返。听到没看到，不算流氓。
到了盲童学校上学，我们写字使用一个锥状的盲文笔，在盲文板里扎出一个个小点点。写字的时候桌子产生共鸣，咚咚咚的，有时班里几十个同学一起奋笔扎字，咚咚咚咚，如万马奔腾。
再后来开始学乐器了。拉琴唱歌是我们盲人*古老的职业，跟算命、乞讨并列为三大谋生出路。论先天禀赋，我在音乐上只是一个中才，我有一些音乐天赋极佳的同学，只要街上汽车一按喇叭，或者暖气管气流阻塞发出“呜”的一声，他就能在键盘上准确地敲出相对应的音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某首歌刚被唱完，第二天就能把歌曲默写成谱子。所以，有很多莫扎特一样的盲童，只可惜后天缺少系统的音乐教育，没能成为音乐家。再后来，我的文艺小心灵开始萌芽了，想读泰戈尔了，去隔壁师范学校找文学社的同学代读。学师范的多是女生，读着“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的窗前”，又婉转又好听，就算诗歌没听懂，光听声音也满心喜悦。到如今，回想起某本书，印象里不是象形文字，甚至不是书里的微言大义，而是某个波光粼粼的声音，有清朗的，有低缓的，成为我青春的年轮。本来一辈子要靠手吃饭的——按摩，把人的肉揪起来再压下去，后来还是改行，靠耳朵了。到了北京，我把卖唱挣来的钱支出一大笔买打口带。打口带别看外表龇牙咧嘴，里面可真是进口原版的好音质。为了让耳朵更好地享受、感知音乐，我那时卖唱半个月攒了五百多元，买了一个爱华的随身听，那是我流浪北京*贵重的家用电器。那时听音乐真是入心呐，一张鲍勃·迪伦听烂为止，一套鲍勃·马利，听得走路吃饭连同晚上做梦都踏着雷鬼乐的节奏。
当然，生活不仅仅是音乐，耳朵也经常能听到冷言冷语、嘲讽、阴阳怪气，甚至仇恨。那时常听到人说的不可理喻的话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谁请你可怜了！可怜之人又不是宠物，有义务总是可怜见儿的吗？或许可怜别人可以把自己升华成贾母？有一次在圆明园，走路把路旁的自行车撞倒了，车后座的瓶子摔碎到地上，我赶忙向车主人道歉，说我可以赔偿。那小伙子很愤怒，向我大吼:一瓶刚买的酱油摔碎了，你赔得起吗？这样的刺激，耳朵比心灵记得更久。
二十一世纪，自己进录音棚录了个人专辑。晚上关起门拉上窗帘，在屋子里偷偷听自己的歌，就像在一间空房子里遇到另一个克隆的自己，又尴尬又陌生，还有点近亲结婚的负罪感。其实耳朵是向外的，它对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很陌生，还有些抵触。出了唱片以后，开始上舞台演出了，舞台上有监听音箱，仿佛一个演员照着镜子为台下的观众表演。监听音箱不总是那么音质优美，有时候听见自己的声音干瘪沙哑，有时刺耳得像驴叫。这时听到调音师安慰你:“台下可好了！台上台下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时你还真得要有点自恋精神，摇头晃脑地做陶醉状，把歌唱完。也有时候参加大型音乐节，咫尺之间几个舞台一起开唱，你上台一把小吉他轻轻拨弄，民谣音乐娓娓道来，赶上对台是个重金属乐队，长头发旗帜一样地狂甩，鼓敲得震天响，你根本听不到自己在唱什么，这时你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组建一个音量大的乐队，发挥奥运精神:更高、更快、更强。
生活越来越喧嚣，每个人都更大声地说话，捂着耳朵拼命表白。“调音师，给我音量大一点。”“调音师，我要音量更大点。”可能音乐在一百年前比现在的音量小得多，由于世界本身安静，耳朵听了一样震撼。听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音乐现场录音，就算*噪的乐队，它的低音和总的音量分贝，比起现在，也只算是浅吟低唱。世界将越来越吵，
人类的耳朵会越长越大。可能将来自家晚饭聊天，每个人都得拿个麦克风。可那样的世界对于失明的人就苦了。我八十年代在沈阳走街串巷如闲庭信步，九十年代在北京经常背着音箱拄着盲杖从北大去西单卖唱。到二十一世纪不行了，城市巨大的轰鸣，湮没了我的听觉，汽车按喇叭的声音、街边店放音乐叫卖的声音、广场上健身者播放舞曲的声音，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声更比一声高。我站在街上，真是眼又盲，耳又聋，寸步难行。偶尔到大饭店吃饭，人们隔着桌子如喊山般:“老周，你好！”真是咫尺天涯啊。
耳朵跟我说:你年龄大了，不需要总混江湖了，能不能带我去个安静的地方——听听风吹竹林，雨打屋瓦，“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听安静的人小声说话，听枕边人均匀呼吸。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窗前，叫了一声，耳朵就醒了。
于大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