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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多伦路201弄2号的左联会址纪念馆原来是窦乐安路233号中华艺术大学，1930年3月2日，左联在那里宣告成立，鲁迅前去参加并演讲，在此前后鲁迅又去过两次该校并演讲。左联会址纪念馆与鲁迅纪念馆很近，“**”前后，这两处我曾去过多次，与新老朋友相聚，参观、开会、合影留念，我还提出过各种建议，心情很是舒畅。我长期从事宣传、文艺、出版工作，坚持研究鲁迅、瞿秋白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其中包括影印左翼文学期刊的工作，为保存、收集和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资料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1958年到1962年，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后调到上海市出版局）工作期间，得到当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领导人李俊民、蒯斯曛等支持，和周天合作，先后影印了两批、40余种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期刊，其中包括已成为海内孤本的《前哨》《文学导报》《文艺新闻》，以及其他罕见的珍贵文献。1962年后，我又选定了第3批影印目录，范围较大，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刊物之外，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期刊，另外一部分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刊物，可惜后来由于来自上面的“左”倾思想的重大干扰，第3批书目只印了几种，不得不中止了。“**”后，我复出工作，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又主持影印《语丝》《光明》等刊物。1980年为了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我以自己的藏书作底本，影印当年瞿秋白编选并作长序的《鲁迅杂感选集》。重印《前哨》《文学导报》等这批影印书刊，不仅保留了已经在战火动乱中散佚无几的珍贵资料，为各层次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文献珍品，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我还主持影印抗战前赵家璧主编的10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并主持编纂20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此后，我继续为编纂此大系奉献自己的力量。影印旧书刊和主持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艰辛工作成果，成为我一生编辑生涯中*为倾心的两件事。
我今年96岁了，由于长期研究左翼文学，迄今对其依然感兴趣，特别是新资料、新观点。去年秋天，言模完成“瞿秋白研究丛书”第七本书（原拟写10本，因故暂且中止）以及“张太雷研究丛书”4本书之后，说起想研究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我听了非常高兴，这是我的老本行。左联会址纪念馆副馆长何瑛来看望我时，谈起“虹口记忆”的工作思路，这是一个宏伟计划，牵涉上海市虹口区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社会发展、城市更新、重要事件、重要人物、民风民俗等文字和口述的记录等，并使之服务于如今虹口的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以及精神文明创建等各项工作。言模的研究课题主要对象是左联刊物和左联解散后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述评的主要对象也是左联（进步）作家及其文学作品，而且每个左翼（进步）文学期刊的编辑、撰稿人的人脉关系长链分别以不同方式链接左联盟主、左翼文化运动的首要代表人物鲁迅（住在虹口区山阴路大陆新村），对于研究左联发展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此研究课题可以纳入“虹口记忆”的系统工程，我们便与何瑛一拍即合。并且，我们进一步设想“解读三十年代左翼（进步）文学期刊”这个研究课题可以持续不断地搞下去，现在呈现给各位读者的便是*本，以后还要牵涉各种左翼（进步）文学期刊，包括文化理论、戏剧、电影、诗歌等各种期刊，包括左联成立前的左翼（进步）文学期刊。我也有一个“虹口记忆”，曾写下《长忆虹口少年游（未刊稿）》，把虹口比作“我的第二故乡”。我11岁从宁波乡下到上海，住在虹口区鸭绿江路周家咀路三舁里，第二年搬到附近的狄思威路常乐里，直到1937年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才离开那里，前后住了6年。1937年底，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学生界救亡协会，1938年1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虹口区多伦路201弄2号的左联会址纪念馆原来是窦乐安路233号中华艺术大学，1930年3月2日，左联在那里宣告成立，鲁迅前去参加并演讲，在此前后鲁迅又去过两次该校并演讲。左联会址纪念馆与鲁迅纪念馆很近，“文革”前后，这两处我曾去过多次，与新老朋友相聚，参观、开会、合影留念，我还提出过各种建议，心情很是舒畅。我长期从事宣传、文艺、出版工作，坚持研究鲁迅、瞿秋白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等，其中包括影印左翼文学期刊的工作，为保存、收集和研究中国现代革命文学资料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1958年到1962年，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后调到上海市出版局）工作期间，得到当时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前身）领导人李俊民、蒯斯曛等支持，和周天合作，先后影印了两批、40余种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革命文学期刊，其中包括已成为海内孤本的《前哨》《文学导报》《文艺新闻》，以及其他罕见的珍贵文献。1962年后，我又选定了第3批影印目录，范围较大，除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刊物之外，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文学期刊，另外一部分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刊物，可惜后来由于来自上面的“左”倾思想的重大干扰，第3批书目只印了几种，不得不中止了。“文革”后，我复出工作，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党组书记，又主持影印《语丝》《光明》等刊物。1980年为了纪念左联成立50周年，我以自己的藏书作底本，影印当年瞿秋白编选并作长序的《鲁迅杂感选集》。重印《前哨》《文学导报》等这批影印书刊，不仅保留了已经在战火动乱中散佚无几的珍贵资料，为各层次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一批极有价值的文献珍品，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食粮。我还主持影印抗战前赵家璧主编的10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并主持编纂20卷《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此后，我继续为编纂此大系奉献自己的力量。影印旧书刊和主持编纂《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艰辛工作成果，成为我一生编辑生涯中*为倾心的两件事。言模撰写这本书时，经常向我汇报写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新的发现。其中《文学新地》发表的艾芜短篇小说《太原船上》，他因被捕入狱，由沙汀转交发表，艾芜始终未能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听说“上海曾重印一批三十年代的文艺刊物，并在全国文联大楼展览，其中就有登载《太原船上》的《文学新地》，作者署名乔诚，这是沙汀同志取的笔名”。艾芜马上请夫人王蕾嘉抄录《太原船上》。艾芜说的“上海曾重印……”正是我主持的*批影印本，具有抢救现代文学史、现代出版史、现代文化史等有关资料的重要意义。《穿越岁月的文学刊物和作家（一）》:杨潮、杨刚兄妹的译文在左联刊物上同时刊登杨潮、杨刚兄妹的译文，大概这是*一次。杨刚，原籍湖北沔阳，才华横溢的左翼女作家，原名杨季徵，易名杨缤，笔名贞白、杨刚。1928年就读燕京大学英国文学系，同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暑期，杨刚与潘漠华、孙席珍、刘尊祺、李俊民等共同发起北方左联。新中国成立后，杨刚曾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等职务。1933年春，杨刚在上海参加左联，成为美国进步女作家史沫特莱的翻译、秘书，协助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编辑英译中国现代小说集《活的中国》。杨刚先后创作了小说《一块石头》《异状》《肉刑》以及译作《华沙》《傲慢与偏见》等。《文学新地》发表杨刚的《现代资本主义与文学》译文，以前已有柯尔译自俄文有关刊物，杨刚则根据英文重译，原文可能是史沫特莱提供的。此译文长达26000多字，是从苏联布尔什维克的角度审视欧美文学，开头就引用1929年9月9日斯大林与美国工人*次代表团谈话的观点，即“对于列宁主义理论中的帝国主义作如下扼要的说明”，随后以政治批判的层面观审“现代资本主义与文学”的命题。杨刚的哥哥杨潮（1900-1946），原名杨廉政，笔名杨潮、羊枣等。杨刚南下来上海时住在杨潮家里，帮助教育杨潮，促使他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引荐他结识周扬、夏衍等人。不久，杨潮由周扬介绍加入左联，以及加入中国共产党，杨潮家里也常常成为左联领导人的秘密会议场所。夏衍回忆起杨潮:“我清清楚楚地能够想起他声音笑貌，慢吞吞的谈话声音，在长象牙烟嘴上一支又一支地点着卷烟的那温文的神态，和感情激动时，成了习惯的口角上的痉挛……他的学识，他的热情，他的趣味，他的探索精神，和他不管一切地用全生命来拼撞的斗争态度。”1934年，杨潮担任左联宣传部干事，并且是左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的成员。因此，他转译《马克斯论文学》（以下简称《文学》）是他应尽的职责。《文学》原文为俄文，S.D.Kogan译为英文，1934年5月8日，杨潮完成13000多字的译文，其中提及恩格斯致哈克纳斯的信件及其谈论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问题等。事前，瞿秋白已经编译《“现实”——马克斯主义文艺论文集》（以下简称《“现实”》），但大部分文章未发表，只有《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伯纳·萧的戏剧》两篇译介文，曾分别以静华、萧参的笔名先后发表于施蛰存编辑的《现代》杂志第2卷第6期（1933年4月1日）和第3卷第6期（1933年10月1日）。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把《“现实”》编人《海上述林》上卷。《“现实”》是当时相对较为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也有*的翻译资料——恩格斯致哈克纳斯的信件时谈及的“典型论”等，对于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实”》分为4组文章。第1组有3篇，首篇即为《马克斯、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论。叙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反对席勒化的论述和对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等作家的赞赏。其后两篇是《恩格斯论巴尔扎克》《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前者即为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的信件，瞿秋白特地添加两则注解。瞿秋白编译《“现实”》的有关材料，来自1931年底至1932年初出版的苏联共产主义学院《文学遗产》杂志，该刊第1期、第2期首次转译恩格斯致玛·哈克纳斯和致保·恩斯特等信件（当时苏联也公布了恩格斯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女作家敏娜·考茨基的信，瞿秋白未翻译），引起苏联文学界对现实主义典型问题的重视，并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大理论课题。瞿秋白与鲁迅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期间，瞿秋白考虑如何指导左翼文艺创作问题时，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艺实际相结合，积极探讨和论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在接受和转化时，他译介了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文章和著作，包括编译《“现实”》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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