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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祖籍河南洛阳，寄籍江苏建湖。1951年生于上海。197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因讲课风格幽默生动而深受广大学生喜爱。有魏晋名士之风，爱好围棋与茶酒。骆教授自评:“我是一个俗人，教书吃饭，喜欢孩子。”
所著《简明中国文学史》由欧洲著名学术出版机构——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出版，成为首次引起西方学术界关注和重视的中国大陆学者文学史著作；与章培恒教授共同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引起学术界的震动；参与翻译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宋元明诗概说》、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等论著，并负责各书之*后校定。其他出版作品有《徐文长评传》（合著）《南北朝文学》（合著）《世说新语精读》《诗里特别有禅》等。
本书谈论的对象是明中叶江南才士诗。明中叶时，江南城市在全国来说，经济发达，思想活跃，文学艺术也较早表现出新的趋势，其主要代表就是人们通常称之为“才士”的一批文人，非常有名的就是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徐渭。本书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诗歌和事件，展现了四人各自的基本面貌和丰富的时代背景，并集中体现了他们强烈的个性精神和向往自由的人生追求，以及与压抑的社会之间的对抗。
《欲采花不自由》特色一:
本书为复旦大学著名教授骆玉明漫话江南才士之作。作者对古典文学的造诣深厚，博古通今，备受学界同仁和学生推崇。曾开设多门文学史课程，著有多部文学作品。精彩论述之中，能窥见骆教授的优秀学者之风。
《欲采花不自由》特色二:
对人生梦想有追求的祝枝山，却希望儿子平庸无奇？
出身商人家庭的唐伯虎，居然要靠卖字画为生？
性格温和严谨的文徵明，为何所交朋友多放达之士？
才华横溢的徐文长，落寞发狂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
还原江南才士真实生活，勾画明代文学丰富图景。本书以人性情感为本位，追述那些消失在岁月里的文士风流，迸射出人性的光芒和生命的力量。
《欲采花不自由》特色三:
文章篇幅适中，笔调幽默但不调侃；行文轻松明快，而细究起来又是严谨审慎。诗文品评，举重若轻，有魏晋遗风。深入浅出，有纵横捭阖之感，多警醒之句。
《欲采花不自由》特色四:
封面采用明代著名画家沈周之画，与古典清新的文字相得益彰。精装32开设计，更显精巧别致之美。
精彩书摘一:
人的卑琐与伟大
祝允明的《述行言情》组诗，共有五十首，作于三十岁。当时他已五次应乡试，都没有考上举人（三年后中举，但再也没考上进士），心情郁闷，便作了这一组诗自抒怀抱。第二十七首头四句是:
大仪靡停运，百生岂淹息。丽天星汉度，附地虫鸟疾。
“大仪”即太极，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指产生并支配天地宇宙的一种不可见的内在之物。“百生”即世间一切运动之物。这四句写宇宙运转不止，万物生生不息，群星和银河在天穹上时刻移动（“丽”是附着的意思），虫儿、鸟儿在地面上迅急地飞舞。诗人从至大和至微两方面写出整个天地宇宙的运动，浑浑灏灏，景象极其壮观。然后，在此背景上，写出自己的活动:
把策诣有司，五往五见黜。
“把策”，握着马鞭。这两句，不过是说他五次应试，五次失败，怎么也不能算是惊天动地的事情吧？作者却把它放置在无比壮丽的宇宙背景上，实在是很不寻常的写法。
但是，如果知道祝允明对个人生命的看法，就不会对此感到奇怪了。《述行言情》是组诗，彼此之间可以相互参照。这一首头两句就是:“昔受皇灵命，结此轩奇姿。”意思说自己禀受了天地之灵气，生就不凡之材质。还有《大游赋》的头两句是:“允明以为宇宙之道，于我而止矣！”《和陶渊明饮酒》:“遐览天地间，何物如我贵？”都是把自我视为天地宇宙间*贵、*伟大的存在。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本来有天、地、人为“三才”的说法（《周易·说卦》），并且认为人是“天地之心”（《礼记·礼运》），这比西洋古代哲学更重视人的地位。但是，在过去的历史上，“人”是被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人的高贵与伟大，表现在“人伦”，即人类的文明准则上。至于具体的个人，只是依附于“人伦”而存在，反而是渺小不足道的。到了明代，哲学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谓“人为天地之心”，被理解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都禀有宇宙间*贵的品质，具有无限可能性。这就是祝允明所说的宇宙之道，于我而止；天地之间，以我为贵。
但是，“我”的高贵与伟大，毕竟只是一种内在品质或可能性，至于这种品质或可能性是否得到实现，却受到环境的约制。回顾“把策”两句，就是包含了双重意义:自我既是天地宇宙之灵，又是那么卑琐可笑，一次一次地考什么可怜的举人，还总是失败而归！
以下就此加以发挥:
岩栖岂无尚，廛托病多役。钱刀坏心气，霜露损毛质。憔悴勿复言，流尘蒙白璧！
虽然也有隐居的念头，但托生于市廛，有多种需求，有家室之累，怎么就能够隐居呢？没有钱，使人心情变坏，各种各样的烦恼，把人折磨得衰老了（“损毛质”谓头发变白）。这样来看，人是多么卑琐可笑！
但一切的一切，归根结底，“流尘蒙白璧”才是*的悲哀。“流尘”指岁月的痕迹，“白璧”譬喻人的内在品质。一个人所具有的高贵禀赋，不能在现实中得到实现，*终将化为乌有。特别是祝允明，自视甚高，确实也有出众的才华，他是无法忍受这一点的。
通常，中国文人在仕途不顺时，常表现出对世俗荣名鄙弃的高姿态。如西晋的左思，久在京都，无由闻达，就宣称要“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咏史诗》）。本是为世所弃，偏说有意弃世，气魄果然很大，却难免有些矫情。这种自我安慰的办法，对祝允明就没什么用。他不是没有自己的人格理想以及自我认定的道德追求，却不肯以此否定世俗生活，否定对物质与荣名的向往，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内心真实的欲望，饰以虚辞，陷于可厌的“恶伪”，还不如承认自己的卑琐。
再说下去，人的内在品质之实现，在具体的社会中，就有具体的形态。在祝允明的时代，名利官位，都是一个文人自我肯定的条件。所以，这首诗中，他虽然空泛地承认了“岩栖”（隐居）是一种可取的生活方式，实际上是不愿如此的。《和陶渊明饮酒》诗说得更清楚:“士生之代后，于名本其情。”如果不做官，不能闻达于世，又怎么能够显示自己超群出众的“白璧”之质呢？这又是一个矛盾:追求名利使人显得卑琐，不追求名利又无法实现他的内在品质与可能性。这样来读，此诗又显得颇为有趣。
精彩书摘二:
朋友之间
“不知其人，视其友。”这是在司马迁《史记》中记载下来的一条古老谚语，意思说:若不清楚某个人的品性，可以看他交的是什么样的朋友。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不能理解得太死板。以文徵明和唐寅来说，虽是*要好的朋友，彼此的性格、行事却差得很远。唐寅为人放浪不羁，尤其是科场案以后，更把缙绅阶级的风雅体面丢在一边，只求自适，特别在女色方面，沉溺很深，他自称是“笙歌队中醉千场”。文徵明的为人，则要严谨得多，据说是一生不近二色。这即使有些夸张，至少也能说明他在这方面绝不随便。有一则记载说，祝允明、唐寅为了同文徵明开玩笑，某一天特地召请了一群花枝招展的歌妓，安排下酒席，然后派人请文徵明赴宴。文徵明来到以后，歌妓便按照事先商量的法子上前纠缠，把文徵明吓得魂不附体，连忙爬墙逃走。
像唐寅那样的风流行径，当然不值得赞赏。但也要看到，在以前的社会中普通男女之间缺乏正常交往的机会，男子往往只能在妓女中寻求感情的满足。而且，唐寅的行为，也包含了与禁锢人性的虚伪道德相对抗的意识。这是旧道德破坏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
文徵明立身行事既与唐寅如此不同，他们怎么能结成那样深厚的友谊？文徵明又是怎样看待这位放浪的朋友？在他写给唐寅的两首诗中，可以看到两位文艺家除了外在的差异，还有更深的内在的相似，以及彼此间的相互理解。一首题为《简子畏》（“简”犹“寄”，子畏是唐寅的字）:
落魄迂疏不事家，郎君性气属豪华。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坐令端人疑阮籍，未宜文士目刘叉。只应郡郭声名在，门外时停长者车。
“落魄迂疏”“性气豪华”写出唐寅豪放而不善于机巧的性格，以及因此而为世人所弃的遭遇。继而描摹唐寅在秋月映照的高楼上举杯狂呼，酒醉之后在深深的帷幄中拥着青楼女子嬉戏，并以阮籍和刘叉比喻他的行止。阮籍是魏晋之际的哲学家和诗人，“竹林七贤”的首要人物。他因不满司马懿父子一面阴谋篡夺，一面鼓吹礼教，干脆以蔑视礼教、纵诞放任的姿态表示反感。刘叉是唐代诗人，为人豪放热情、刚直任侠。这些描写，揭示了在唐寅的放浪行为之中，深蕴着巨大的痛苦与无奈，以及对社会统治力量表示蔑视的态度。显然，文徵明很清楚，唐寅的行为，是一个天赋极高、真诚热情的人受畸形社会压迫的结果。
同样，文徵明也理解，唐寅是一个多情的人。尽管他的感情不能专注，常常转移，但他的感情是真实的。在题为《月夜登南楼有怀唐子畏》的绝句中，文徵明以美好的笔调描述了唐寅与青楼女子的交往:
曲栏风露夜醒然，彩月西流万树烟。人语渐微孤笛起，玉郎何处拥婵娟？
通常文徵明诗中的景物，色彩是偏于清淡的，这同他平静温和的性格相应。但在这首诗里，皎洁的月亮被描绘成“彩月”，它散射出朦胧幻迷的光流，飘荡在千万株树枝间，当这城市渐渐沉静的时刻，一支笛子吹奏起悠悠的音乐，那是从唐寅的身边传来的吗？这位俊雅风流的朋友，又在什么地方依偎着美丽的姑娘？在这诗中，散布着温馨而绮靡的情调。
选出这两首诗来，并不是为了谈论唐寅，而是为了更深刻了解文徵明。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即使作者是在描述他人的生活，仍然可以看出作者自身的感情倾向。特别是文徵明这样的诗人，由于在表现自身感情生活时，多取节制的态度，透过他笔下的唐寅，反而更能够窥见他内心不常表露的一个侧面。可以说，这也是“不知其人，视其友”的办法。
文徵明虽然持身颇严谨，但他所交的朋友，却多为放达之士。如果不是思想一致，这种交往是困难的。他的朋友当然也理解掩盖在文徵明平和的外貌之下的内在精神，这样才能彼此相得。唐寅《送文温州序》说，他和文徵明“尚好不同，外相方圆，而实有埙箎之美”。埙、箎是两种乐器，《诗经·大雅·板》有“如埙如箎”一句。唐寅就是借用《诗经》的成句，表明他们两人虽然外表有很大差异，内在情感却是十分和谐一致的，如同两种乐器演奏同一支曲子。文徵明在为好友钱同爱写的墓志铭中，说钱氏以豪杰自命，阔达而无所拘检，对文徵明行为上的规矩局促，似乎有些看不起（“若所不屑”），但情意特别亲近（“而意独亲”）。这和唐寅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再回到文徵明赠唐寅的两首诗，不仅表现了对唐寅的放达生活的理解和肯定，更有一层欣羡的意味。他把朋友的狂诞不羁的形迹写得那样美好，似乎是证明了，尽管他自己难以那样自由放任地生活，但心中确实有那样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