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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1941年7月生于四川重庆歌乐山中央产院。祖籍湖南长沙。抗战期间避居湖南凤凰县，四岁入沱中附小就读。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196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西城第八女子中学（现名鲁迅中学）任语文教师。1976年4月正式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至今。现任研究馆员，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兼职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等。1959年开始在报刊发表习作。专著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许广平的一生》、《民族魂——鲁迅的一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史实求真录》、《宋庆龄传》、《风情·亲情·乡情——一个大陆人看台湾》等。新作有《五四文坛鳞爪》、《甘瓜苦蒂集》、《倦眼朦胧集》、《披沙简金》、《剪影话文坛》、《胡适心头的人影》。合著有《许广平的故事》、《胡适与周氏兄弟》、《胡适与蒋介石》、《鲁迅与中国现代女作家》。主编书籍有:《鲁迅诗作鉴赏》、《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丛书》。个人编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序跋》、《鲁迅语录·四卷本》、《鲁迅语录》、《鲁迅的风月闲谈》、《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说不尽的阿Q》、《看，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柏杨其人其事》。与人合编书籍有:《编年体鲁迅文集（插图本）》、《许寿裳遗稿》、《鲁迅画传》、《鲁迅与世界》、《当代作家谈鲁迅》，《中国现代作家自述丛书》、《郁达夫精品系列》、《中国现代作家怀人散文》、《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等。曾赴美国、法国、韩国、日本、台湾、塞尔维亚、新加坡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专著《宋庆龄传》获1989年全国希望杯图书荣誉奖、吉林图书二等奖。
鲁迅的作品堪称中国的文化经典，是非常有益的文学教材和人生教材。学习鲁迅的作品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本书为鲁迅先生的每篇杂文类作品撰写了导读内容。撰写导读的作者大多是鲁迅研究界声名远播的专家学者，也有一些才华横溢的中青年学者和多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特级教师。他们的真知灼见有助于我们对鲁迅作品的领悟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某些看法跟传统提法不尽相同，也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参阅，比较和参阅是一种鲁迅倡导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阅读的过程就是对知识进行占有、择取和吸收消化的过程。
作为一种文化经典，鲁迅作品是有益的文学教材和人生教材，不仅鲁迅作品中那些不朽的灵动的形象、深刻的思辨、谨严的逻辑、精炼的语言、炽热的情感能给人们以强烈的感染和无声的熏陶，而且鲁迅的爱国主义情怀，坚韧的战斗精神和博采众长、用于创新的精神更是新生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鲁迅的每篇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能够展示时代的眉目，开掘大众的灵魂，揭发社会的弊端。鲁迅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他有着旧中国民族性格中*缺少的诚与爱。我们只有努力发掘鲁迅作品中所蕴含的这种情感因素，才能引发相应的情感体验，在情感的流程中完成知识的输出和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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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鲁门弟子播撒鲁迅精神的种子（代前言）陈漱渝学者们给“经典”下的定义是:“人们相信重要得足以作为阅读、学习、书写、教学的作者和作品的清单”，并将“Canon”翻译为“必读经典”。鲁迅作品当之无愧地属于这种“经典”。作为一种文化“经典”（Canon），鲁迅作品是有益的文学教材和人生教材。不仅鲁迅作品中那些不朽的灵动的形象、深刻的思辨、谨严的逻辑、精练的语言、炽热的情感能给人们以强烈的感染和无声的熏陶，而且鲁迅的爱国主义情怀，韧的战斗精神和博采众长、勇于创新的精神更是新生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然而当代人跟鲁迅作品之间又存在一定的隔膜；甚至有人调皮地说:“你的深沉我永远不懂。”这是一个严峻的也必须正视的现实。鲁迅说过，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鲁迅的作品也可视为中国旧文学向新文学转换期的一个“中间物”。他作品所反映的那个光怪陆离的时代，他使用的不免流露出古文字句、体格的白话文，尤其是他在禁锢得比罐头盒还严的白色恐怖下被迫采用的隐晦曲折的表达方式，都难免使今人在阅读中产生种种隔膜和困惑。因此，适当引导人们学习鲁迅作品就成为了一件有益的事情。我们所编的这套书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根据我个人的切身体验，学习鲁迅作品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可以先读一些篇幅相对短小、文字相对浅显、内容跟生活相对贴近的作品。也可以多读一些抒情性较强的鲁迅作品，如《故乡》《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以增强对鲁迅作品的亲近感和阅读兴趣。要缩短今人跟鲁迅作品之间的距离感，还应该做到“知人论世”。鲁迅说过，要论作家的作品，必须兼想到周围的情形；又说，要读懂他的作品，必须“知人论世”。鲁迅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而写作的。他的每篇作品都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正因为如此，这些作品才能展现时代的眉目，开掘大众的灵魂，揭发社会的弊端，成为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社会的百科全书。如果我们不能联系相关的历史背景“知人论世”，那么鲁迅的战斗就成了对空击拳，仰天吐唾；而鲁迅其人也就成了无事生非、逮谁跟谁急的变态人物。比如，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涉及到章士钊。如果我们只知道晚年作为统战对象的章士钊，而不知道早年作为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主张“整顿学风”的章士钊，就不会懂得鲁迅为什么要提出“打落水狗”的主张。如果不了解章士钊是“三一八”惨案后通缉李大钊等民众领袖密令的起草者，就不会了解鲁迅“打落水狗”主张的深刻性和预见性。最后，要注意感情灌注的问题。因为任何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感情倾向，任何一篇作品都是一个完整的情感载体。鲁迅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他有着旧中国民族性格中最缺少的诚与爱。即便他那些喷发着神圣怒火和充满着冷峻分析的作品里，也无不跃动着一颗对人民和对一切真善美事物的爱心——借用鲁迅评价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风格的话来说，就叫做“热到发冷的热情”。我们只有努力发掘鲁迅作品中所蕴含的这种情感因素，才能引发相应的情感体验，在情感的流程中完成知识的输出和接纳。我们为每篇作品撰写了导读内容。撰写导读的作者大多是鲁迅研究界声名远播的专家学者，也有一些才华横溢的中青年学者和多年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特级教师。他们的真知灼见有助于我们对鲁迅作品的领悟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某些看法跟传统提法不尽相同，也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参阅。比较和参阅是一种鲁迅倡导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阅读的过程就是对知识进行占有、择取和吸收消化的过程。营养学家之所以提倡吃杂食，恐怕原理也是如此。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友会讲我自己觉得我的讲话不能使诸君有益或者有趣，因为我实在不知道什么事，但推托拖延得太长久了，所以终于不能不到这里来说几句。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Alps山即阿尔卑斯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举出几样来说:其一就是“整理国故”。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我们和古董商人谈天，他自然总称赞他的古董如何好，然而他决不痛骂画家，农夫，工匠等类，说是忘记了祖宗:他实在比许多国学家聪明得远。其一是“崇拜创作”。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这和要求天才的步调很相合，其实不然。那精神中，很含有排斥外来思想，异域情调的分子，所以也就是可以使中国和世界潮流隔绝的。许多人对于托尔斯泰，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奇托尔斯泰，俄国作家。著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都介涅夫，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猎人笔记》、《罗亭》、《父与子》等。陀思妥夫斯奇，通译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国作家。著有小说《穷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罪与罚》等。的名字，已经厌听了，然而他们的著作，有什么译到中国来？眼光囚在一国里，听谈彼得和约翰彼得和约翰欧美人常用的名字，这里泛指外国人。就生厌，定须张三李四才行，于是创作家出来了，从实说，好的也离不了刺取点外国作品的技术和神情，文笔或者漂亮，思想往往赶不上翻译品，甚者还要加上些传统思想，使他适合于中国人的老脾气，而读者却已为他所牢笼了，于是眼界便渐渐的狭小，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作者和读者互相为因果，排斥异流，抬上国粹，那里会有天才产生？即使产生了，也是活不下去的。这样的风气的民众是灰尘，不是泥土，在他这里长不出好花和乔木来！还有一样是恶意的批评。大家的要求批评家的出现，也由来已久了，到目下就出了许多批评家。可惜他们之中很有不少是不平家，不像批评家，作品才到面前，便恨恨地磨墨，立刻写出很高明的结论道，“唉，幼稚得很。中国要天才！”到后来，连并非批评家也这样叫喊了，他是听来的。其实即使天才，在生下来的时候的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的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因为幼稚，当头加以戕贼，也可以萎死的。我亲见几个作者，都被他们骂得寒噤了。那些作者大约自然不是天才，然而我的希望是便是常人也留着。恶意的批评家在嫩苗的地上驰马，那当然是十分快意的事；然而遭殃的是嫩苗——平常的苗和天才的苗。幼稚对于老成，有如孩子对于老人，决没有什么耻辱；作品也一样，起初幼稚，不算耻辱的。因为倘不遭了戕贼，他就会生长，成熟，老成；独有老衰和腐败，倒是无药可救的事！我以为幼稚的人，或者老大的人，如有幼稚的心，就说幼稚的话，只为自己要说而说，说出之后，至多到印出之后，自己的事就完了，对于无论打着什么旗子的批评，都可以置之不理的！就是在座的诸君，料来也十之九愿有天才的产生罢，然而情形是这样，不但产生天才难，单是有培养天才的泥土也难。我想，天才大半是天赋的，独有这培养天才的泥土，似乎大家都可以做。做土的功效，比要求天才还切近；否则，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做土要扩大了精神，就是收纳新潮，脱离旧套，能够容纳，了解那将来产生的天才；又要不怕做小事业，就是能创作的自然是创作，否则翻译，介绍，欣赏，读，看，消闲都可以。以文艺来消闲，说来似乎有些可笑，但究竟较胜于戕贼他。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点评]这是距今差不多80年之前，鲁迅先生给当时的青年学生们所作的一次演讲。主要是在谈论中国如何能产生文艺天才的问题，但其中讲到的道理，实际上并不仅仅针对着文艺领域。鲁迅先生在这里所概括的三种足以扼杀天才、扫除天才成长土壤的社会舆论势力——借捍卫和弘扬传统的大旗来压制新思潮的“整理国故”、以强调自主创新为名而行盲目排外之实的“崇拜创作”、专以呵斥新人新作而自炫高明的“恶意的批评”，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是普遍存在的，它们的威力和市场，当然不局限于文艺方面。——正因此，鲁迅先生对于这三种社会舆论势力的分析和批判，也就有了以一当十、即小见大的意味。不过，这篇演讲的主旨，并不在于单纯地批判阻碍天才产生的种种不健康的社会舆论势力。鲁迅先生之所以要耐心地对当时社会舆论空间里流行的这三种冠冕堂皇的论调一一进行揭露和批判，为的是掀开陷阱上面的伪装，警示对天才的产生怀有真诚的欢迎态度的人们不要掉进去。那么，值得人们真诚欢迎的天才又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鲁迅先生对于“天才”的看法，与我们通常认为天才就是那种天生智力高度发达或官能禀赋独异的所谓“超常儿童”的观念有所不同。在鲁迅先生看来，天才固然可以说“大半是天赋的”，但他们更是在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竞争中经过反复磨炼而最终在某一点上从一般人群中脱颖而出的人物。很显然，在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社会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会存在着一些被一般民众所尊崇、抬举的“天才”人物。但是，是不是所有时代、所有社会形态里的这种受到众人尊崇和抬举的“天才”人物，都是在正常的、顺应着人类文明进步方向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竞争中，真正经受住了时间公正的考验，并且确实已经是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阶梯上走到了大多数人前面的人呢？鲁迅先生这篇演讲启示我们:在一个“整理国故”之类的论调甚嚣尘上的社会里，被抬到“天才”宝座上的，只能是开历史倒车的好手，而真正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而奋斗的人，无论他具体从事的工作是属于社会生活的哪个领域，势必都遭到同样强大的压抑。在这样的社会里，纵使有许许多多的做天才梦的人，也终究不能出现真正能够带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天才。因为真正能够带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天才，需要依赖着一个既能够明辨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尺度，同时又能够保障正当社会竞争条件的社会环境基础，然后才有可能产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鲁迅先生建议:在未有天才之前，大家都可以先去做培养天才的泥土，虽然做泥土并不容易，但毕竟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不用说，鲁迅先生的这个建议毫不客气地戳破了某些青年的梦境，但与此同时，或许也就给这些曾经有梦的青年指出了一条接近他们梦境的脚踏实地的路。（李林荣/点评）论雷峰塔的倒掉听说，杭州西湖上的雷峰塔倒掉了，听说而已，我没有亲见。但我却见过未倒的雷峰塔，破破烂烂的映掩于湖光山色之间，落山的太阳照着这些四近的地方，就是“雷峰夕照”，西湖十景之一。“雷峰夕照”的真景我也见过，并不见佳，我以为。然而一切西湖胜迹的名目之中，我知道得最早的却是这雷峰塔。我的祖母曾经常常对我说，白蛇娘娘就被压在这塔底下。有个叫作许仙的人救了两条蛇，一青一白，后来白蛇便化作女人来报恩，嫁给许仙了；青蛇化作丫鬟，也跟着。一个和尚，法海禅师，得道的禅师，看见许仙脸上有妖气，——凡讨妖怪做老婆的人，脸上就有妖气的，但只有非凡的人才看得出，——便将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来寻夫，于是就“水满金山”。我的祖母讲起来还要有趣得多，大约是出于一部弹词叫作《义妖传》里的，但我没有看过这部书，所以也不知道“许仙”“法海”究竟是否这样写。总而言之，白蛇娘娘终于中了法海的计策，被装在一个小小的钵盂里了。钵盂埋在地里，上面还造起一座镇压的塔来，这就是雷峰塔。此后似乎事情还很多，如“白状元祭塔”之类，但我现在都忘记了。那时我惟一的希望，就在这雷峰塔的倒掉。后来我长大了，到杭州，看见这破破烂烂的塔，心里就不舒服。后来我看看书，说杭州人又叫这塔作保叔塔，其实应该写作“保塔”，是钱王的儿子造的。那么，里面当然没有白蛇娘娘了，然而我心里仍然不舒服，仍然希望他倒掉。现在，他居然倒掉了，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这是有事实可证的。试到吴越的山间海滨，探听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蚕妇村氓，除了几个脑髓里有点贵恙的之外，可有谁不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和尚本应该只管自己念经。白蛇自迷许仙，许仙自娶妖怪，和别人有什么相干呢？他偏要放下经卷，横来招是搬非，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听说，后来玉皇大帝也就怪法海多事，以至荼毒生灵，想要拿办他了。他逃来逃去，终于逃在蟹壳里避祸，不敢再出来，到现在还如此。我对于玉皇大帝所做的事，腹诽的非常多，独于这一件却很满意，因为“水满金山”一案，的确应该由法海负责；他实在办得很不错的。只可惜我那时没有打听这话的出处，或者不在《义妖传》中，却是民间的传说罢。秋高稻熟时节，吴越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那一只，揭开背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雌的，就有石榴子一般鲜红的子。先将这些吃完，即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小心地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便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脸，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当初，白蛇娘娘压在塔底下，法海禅师躲在蟹壳里。现在却只有这位老禅师独自静坐了，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活该。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八日[点评]雷峰塔位于杭州西湖净慈寺前一座叫雷峰的小山上，建于公元975年，1924年9月倒塌，鲁迅于同年10月通过这则社会新闻和白蛇传的民间传说写了这篇反封建的杂文。白蛇传的故事，早在南宋时代就已经在民间艺人中传唱了，至今仍活在戏剧舞台上。人民群众为什么喜爱白蛇故事呢？因为白蛇娘娘美丽善良、知恩图报、追求婚姻自由、渴望幸福生活，并且勇敢地与阻碍实现自己理想、破坏自己幸福生活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在白蛇娘娘身上体现和寄寓了广大人民的愿望和理想。鲁迅从小就经常听祖母讲白蛇传的故事，知道白蛇娘娘是“中了法海的计策”被镇压在雷峰塔下的，所以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早已潜伏下对白蛇娘娘的深切同情和对法海和尚的无比憎恨。正因如此，在鲁迅眼里属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的景色也“并不见佳”。长期在鲁迅潜意识里浮现的，也许是正在苦苦挣扎的白蛇娘娘的悲惨身影。现在，雷峰塔“居然”倒掉了，鲁迅满怀喜悦地问道:“则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那么，鲁迅自己呢，更是欣喜不已。正是在这种情境下，鲁迅写了这篇名文。鲁迅的心和“田夫野老，蚕妇村氓”的心灵是相通的、和人民大众的心是相通的。爱人民之所爱，必然憎人民之所憎。鲁迅在文中无情地揭露了封建卫道者法海的伪善面目和丑恶灵魂。说他是个“得道的禅师”、“非凡的人”。他得的“道”，是禁锢男女青年婚姻自由的封建教条，他的“非凡”，是破坏别人幸福的鬼蜮伎俩。他本应只管念经，却偏要“招是搬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鲁迅嘲笑说:“大约是怀着嫉妒罢，——那简直是一定的。”“大约”，是猜测，而“简直”、“一定”，则是斩钉截铁，不容狡辩，封建卫道者的阴暗心理和丑恶嘴脸就毕现无遗了。历史是无情的，“民意”是不可侮的。凡是镇压人民的恶魔最终必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不管他是打着“救苦救难”的旗号，还是举着杀人的屠刀，最后总逃不脱灭亡的命运。雷峰塔倒掉了，白蛇娘娘获得了解放和新生，而法海和尚只能躲到蟹壳里，“非到螃蟹断种的那一天为止出不来。莫非他造塔的时候，竟没有想到塔是终究要倒的么？活该。”法海是罪有应得。读了文章结尾这些话，实在令人忍俊不禁。鲁迅对于反动势力和压迫者的憎恶、愤恨和轻蔑喷薄而出，积郁鲁迅心头多年的这口闷气终于畅快淋漓地倾吐出来了。我们知道，鲁迅写这篇文章时，正是北洋军阀封建势力统治广大人民的黑暗时期，文章中对白蛇娘娘的颂扬和对法海禅师的鞭挞，无疑是对广大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巨大鼓舞，也是对统治者的嘲讽和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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