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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文林，学术理论和学术出版工作者。曾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编审。1936年生于河南郑州。小学和中学在上海和武汉度过，1960年3月提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并留系任教。长期从事学术理论、学术出版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在报刊上发表论著百余篇，有《郑文林学术理论文存》一书行世。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7年获国家首届“百佳出版工作者”。
《忆旧琐记》为作者退休后写的散文随笔集，记述了作者当年在学术理论和学术出版工作中遇到和共事的人和事，包括冯友兰、季羡林、钱锺书、杨绛、张中行、任继愈、罗尔纲、罗国杰等人物，以及作者参加过我国高校*个伦理学教研室的创建，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时策划组织过一些有影响的大书重要图书的出版，等等。作者以流畅的文笔，将亲身经历的人和事，写成几十篇小文，可读性强，也为读者了解我国当年学术理论界的情况，提供了*手的材料。
冯友兰、季羡林、钱锺书、杨绛、张中行、任继愈……，大师也有平和、有趣的往事。作者谦虚“敝帚自珍”，对我们来说，也是宝贵的历史资料。
前 言人老爱忆旧。古今中外的人皆如此。据说医学家还有生理学根据:说人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管近期记忆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变老，这部分记忆功能越来越差，越来越忘事；另一部分是管远期记忆的，它不仅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反而对遥远过去事的记忆历历如昨。诗人、作家邵燕祥在一篇文章中对此有过一段生动的描述:一二年来，不断有这样的体验，远年的事，少壮以至幼时经过的人和事，心境，历历如工笔画，须眉毕现，甚至当时的年月日时，晴雨晦明，也依然印象清晰，毫厘不爽；而近期的事，今年以来，本月以来，除一二铭记在心者外，倒像过眼烟云，从记忆的水牌上抹得干干净净，几如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也谈“忘却的魅力”》）记得起来的过去“须眉毕现”的事，就是“旧事”。因此，爱忆旧就成为老年人的“通病”。一些老奶奶老爷爷絮絮叨叨不厌其烦地向小辈述说他们当年的各种陈年旧事，所谓“陈芝麻烂谷子”，成了许多家庭里的常见趣象。我退休成为老人后，也逃不脱人类的这一通律，过去少壮以至儿时的事情，以至青年、中年时的往事，也“须眉毕现”地经常萦回脑际。捕捉过眼烟云，咀嚼往事的酸甜苦辣咸，也就是忆旧。不仅是“忆”旧，还要“说”旧——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向人叙说，“写”旧——想写成文字与人分享。正在此时，我单位的老干部办公室办了一份《老干部通讯》小刊物，鼓励老同志写一些过去经历过的人和事，刊登其上交流。这正好给了我一个忆旧写旧与人分享的平台。这十多年来，我写了数十篇忆旧的小文，多数刊登于这份小刊物上；外边报刊编辑朋友看到后，对感兴趣的，就拿去发表，几年下来，陆续发表了20余篇。这些小文发表后，居然还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是我没有想到的。现在，在友人的建议下，我从这数十篇小文中选了30余篇，辑集成小册子，因为写的都是我过去亲身经历而又经常萦回脑际不能忘怀的一些人和事，即旧事，而且互不连贯，因此命之为《忆旧琐记》；至于副题“当年学术理论界的那些人和事”，则是写的内容——这又和我的生活工作经历有关。我一生都在学术理论界和学术出版界工作。1956年，我高中毕业，提前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成了人大哲学系的首届本科生。1960年初，我又提前毕业，留校在新建的我国*个伦理学教研室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是我一生从事学术理论和学术出版的嚆矢。在这里，我接触过冯友兰等学术理论大师级人物，也在著名哲学家吴江、教育家张腾霄、后来著名伦理学家罗国杰的领导下工作过。不久，我被上面调至“十八所”人道主义组从事“反修”理论写作工作，这里聚集了许多当时我国学术理论界各学科的精英人物，如周扬、王若水、汝信、邢贲思、王春元等人。我接触和认识了他们，这些成了我学术理论经历的一部分。后来，我又参加了以《红旗》杂志副总编辑邓力群为领导的“四清”工作队，在北京通县（现通州）搞了一期“四清”。在这里，我不仅接触认识了邓力群、关锋、戚本禹等《红旗》的理论家，还接触过北京市委的领导，如市委第二书记刘仁，以及市委同“红旗”“马列主义研究院”关于“四清”对象、做法的分歧和斗争，使我这个涉世不深的书生党员*次知道党内上层也有矛盾和斗争。“四清”后，我奉命调入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工作，这里更是聚集了许多党内知名的理论家，除院长陈伯达和副院长胡乔木、周扬、胡绳外，丁伟志、王忍之、马仲扬、李洪林等，他们当时和以后都是理论学术界和学术出版界耳熟能详的人物。“文革”中随着陈伯达政治上的失势和倒台，马列主义研究院被解散，我们先下放干校，后又被分配到河北省直机关，我被分配到当时新组建的省委宣传部工作。在这里我经历了省一级理论教育工作，还经历了“文革”中“批林”、“评法批儒”等当时“为政治服务”的至今仍需总结和反省的事情。“文革”后，我调回北京，在新组建的中宣部理论局工作。这是掌管全国学术理论界的*机构，在这里我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理论界的许多事件和斗争，特别是“清除精神污染”事件。1985年，经我再三请求，我离开中宣部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工作，开始从事学术出版工作。社科出版社是专业的学术出版社，因为工作关系，我和许多学术界人物接触交往，其中有季羡林、钱锺书、杨绛、罗尔纲、任继愈、张中行等学术大师级人物，他们在工作上给了我许多帮助，他们的为学、为人，都是我的榜样，是我“忆旧”的主要资料。在社科出版社，我策划组织了多部有一定影响的书稿，同时也遇到了几件难忘的事情，在我的忆旧内容中也有涉及和反映。从上述可以看出，我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学术理论工作者和学术出版工作者，因工作大环境等种种原因，学术上没有取得什么大成就，事业上也平淡无奇，所谓马齿徒增而已；但一生中却能经历这么多学术理论界和学术出版界的人和事，而且晚年能“忆旧”写出来与人分享，亦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幸事。忆旧事、写旧事，亦如写史，必须遵循写史的基本原则，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所写的人和事，不虚美、不掩过，一切依当时的实际情况为圭臬，努力做到“史以信传”。然而，所忆所写的旧事，毕竟已过去几十年了，虽然我力求“还原”原况，有的还寻觅出旧时的书面材料来比对，使大的事实不至于出现“张冠李戴”式的错误和笑话，但一些细节完全做到“须眉毕现”，却是很难了。另外，我按当时实际情况写下的忆旧往事，在今天可能有些人和事还比较“敏感”，我还是不避讳如实写下，不知能否通过；读者如发现错误和不实之处，也冀望批评指正。还需说明的是，我虽是个不知名的小人物，在写知名的大人物、大事情的同时，老人怀旧的情怀，也不能免俗地写了几篇回忆自己中学在武汉以及当年下放石家庄的生活和调回北京艰难过程的小文。写这些小文，本来是给至亲和小辈看的，没有发表示人的意思（收入本集中的其他文章，大部分是发表过的，我在每篇文后加以注明，以示感谢），更不准备收入这本集子中，因为一个不知名的小人物，谁认识你，谁会对你那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感兴趣呢？但后来把这几篇东西寻觅出来读了一过之后，感到写的虽然是私事，但也反映了一些数十年前武汉和石家庄等地的地域文化和风俗变迁的情况，想来部分读者是会有兴趣的。考虑及此，加之当时写作中也费了点时间和力气，于是便敝帚自珍地存下，从中选了几篇作为“附录”收入书中。再有，现在“微信”网络盛行，这又给我们这些孤寂老人一个忆旧和感情交流的平台。我们60多年前考入人大哲学系本科*届的学生，虽然已走了不少人，但健在的还有热心人，组织了一个“五六级同学微信群”，大家议论世界和国家大事，谈养生长寿的经验和体会，欣赏美不胜收的各种风景、音乐和美术作品，给我们生活增添了许多知识和乐趣。因而看微信、发微信成了我们每天生活中不可须臾离开的事情。我也写过一些微信稿，谈过一些看法，得到一些同学的肯定。因此不揣冒昧，也从中选了几篇作为附录放入书中。是耶？非耶？仁智之见，是在读者。郑文林2015年岁末写于北京华威西里2018年5月修改冯友兰先生是我国近当代著名哲学大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有机会听他讲演，一起开会，有二三事至今印象深刻，难以忘记。听冯友兰讲演“抽象继承法”1956年夏天，我提前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人大哲学系是新办，我们是*届本科生。平时除由本校教师授课外，系里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作家给我们作学术讲演。冯友兰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记得入学没两个月，在哲学系所在的北京海运仓一座简陋的小礼堂里，冯先生给我们作了后来引起很大争议的“抽象继承法”的讲演。讲演会由系主任何思敬教授（大家都尊称他为“何老”）主持。何思敬是我国翻译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早译者，又是延安“新哲学会”的主要人物，后来还是*赴重庆谈判时的“法律顾问”，是一位老资格的哲学家和法学家。他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冯友兰先生来给我们讲演中国哲学。大家知道，冯友兰先生，可说是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何老的这后一句话，使在场的人一惊，因为当时冯友兰是公认的“资产阶级”哲学家，怎么成了“中国哲学界的一面旗帜”？何思敬不久就为这句话付出了代价，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被免去了系主任职位。冯友兰先生开讲了，他身材魁梧，戴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给人印象深的是他留有长长的美髯。大概他也感到何思敬这句话的“问题”，说:“刚才何老的话过誉了，我不敢当。”接着他就进入正题:讲中国哲学的继承问题。冯友兰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命题中，有两种意义，一是“抽象意义”，一是“具体意义”。如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从具体意义上说，孔子叫人学的是“诗”“书”“礼”“乐”之类东西，现在时代不同了，不学这些东西了，不去继承它；但从抽象意义说，孔子这句话是说，无论学什么东西，学了之后都要经常温习和实习，这是很快乐的事，这样看，这个命题就是对的，可以继承。冯友兰还举了大量的古代圣贤先哲的话和命题，来论证他的这一“抽象继承法”。冯友兰讲演时没有讲稿，他带有河南口音的话语娓娓道来，讲得通俗易懂（后来看冯先生文章多了，知道这是他的文字的一大特点，能把深奥的哲学道理讲得浅显而明晰）；不过他讲演中随手拈来列举的许多古籍和先哲的话语，一方面使我们这些“小”大学生开了眼，对冯先生的博学极其佩服，另一方面听起来又感到很困难，因为毕竟我们许多书还没有读过。大概系领导和冯先生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开讲后不久，就让人抬上了一块黑板，又上来一位老师配合冯先生讲演写板书。冯先生讲演中提到的任何先哲和古籍中的话语，这位老师都能很快在黑板上写下。这下，我们除佩服冯先生的博学外，对这位老师的“博学”也十分佩服。事后我们得知，这位老师是我们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杨宪邦讲师。冯友兰先生在讲演后，就把这次讲演内容整理成文，以《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公开发表了，结果被人概括为“抽象继承法”，引发了哲学界一场大争论。到了60年代以后，“抽象继承法”又被上纲为“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主义”观点而屡遭批判；“文革”中更是成为打倒冯友兰先生的“重要罪证”之一了。请冯友兰开伦理学讨论会1960年初，我和一些同学被通知提前毕业，分在哲学系各教研室任教。我和罗国杰等四个同学一起，由罗国杰领导（他学识高、资历老，年龄也比我们大许多），筹建新中国高校*个伦理学教研室。可是我们从没有学过伦理学，当时中国也无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书籍可读、可借鉴，于是就从查《哲学词典》中的“伦理学”条目开始，一点点积累学科资料。当时中共虽已和苏共交恶，但苏联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建设上还是先我们一步，他们已有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大纲》公开发表，于是教研室让我将其译出、打印作为蓝本；又经过近一年努力，我们伦理学教研室也搞了一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这个《大纲》怎么样？哲学系领导决定开一个伦理学讨论会，请有关专家来提意见。在被请的专家中，冯友兰先生是*位，还有贺麟先生等。讨论会在1962年初秋的一个下午举行。那天上午，系领导突然通知我，让我会前到北大冯友兰先生家去接他一下。那时我年轻懵懂不知规矩，一不知去前要打电话预先联系一下，二不知接冯友兰这样的大专家是要小车接的，就自己乘上了32路（即现在的332路）车去了北大。到后按照事先打听到的地址，找到燕南园冯先生住处，冯先生迎了出来，知道我来接他，说:“不用接，我自己可以去。”他请我在客堂坐下，他去取材料。我环顾一下客堂，光线较暗，但古朴，书极多（连走廊都放了书）。我平生*次在一个人家里见到有这么多书，真是开了眼了。很快冯先生出来，我们一起又坐32路车来到人大。开会后，与会专家基本肯定了这份《大纲》，但也提了些意见。冯友兰先生提了些什么，具体已记不清了，但印象深的是他提出中国的伦理学要有中国的材料，和中国古代伦理道德相衔接。他这一意见今天看还是对的，但在当时“左”的指导思想下，有人觉得他又在“贩卖”反马克思主义的“老古董”，准备写文章批判他（后来没有写）。散会后，系主任张腾霄立即吩咐我去学校叫辆小车送冯先生回北大。我刚要起身，冯先生说:“不客气了，我到隔壁餐厅去吃顿饭。”原来，当时困难时期油水少，人大旁边西颐宾馆开了家高价餐厅，一个菜要十几元、几十元，我们这些每月拿56元工资的小助教吃不起，但对冯友兰这样的一级教授（每月有300多元工资）和全国政协委员（听说有100元车马费）来说，改善一顿就不在话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