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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作家，诗人。其作品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出版。《饥饿的女儿》曾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zui佳书奖。《好儿女花》曾获《亚洲周刊》十大中文小说。《K-英国情人》被评为英国《独立报》2002年十大好书。《上海王》获新浪网评2003年十大中外小说。纽约《特尔菲卡》杂志“中国zui优秀短篇小说奖”得主。意大利“罗马文学奖”得主。
《小小姑娘》是虹影经典散文集，继《饥饿的女儿》《好儿女花》后的重要情感转折性作品。作品主要讲述了作者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以及那些经历给自己造成的心理阴影。从这个角度看，《小小姑娘》可以算是《饥饿的女儿》的补充和注解。但是在母亲去世，女儿降生之后，虹影凝思幼时故事，反思内心世界，从而让自己的思想达到了哲学意义上的升华。
★《饥饿的女儿》的补充和注解。★讲述童年故事，梳理少女心路。★纪念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时光。<★《饥饿的女儿》的补充和注解。★讲述童年故事，梳理少女心路。★纪念和母亲一起度过的时光。
上法院打我睁开眼，看见这个世界，就强烈地感到母亲离我远远的。她好像是别人家的母亲。母亲离我远，就算是她抱着我，我们中间也隔着好些东西，她的心不在我身上。我弄不懂她的心在哪里。大姐比母亲离我近，后来我长大一些才发现，大姐喜欢我，是因为她喜欢与母亲对抗，母亲不喜欢的事，她要做，母亲喜欢的事，她不做。比如母亲并不爱和我说话，大姐就要和我说话。在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大姐说，我曾像一个破皮球，被母亲和父亲、生父在区法院里踢来踢去。“我多大？”“你一岁不到。”大姐看看我。我看着她，神情非常专注。大姐说，那审判庭旁听席上坐满了黑压压看热闹的人，大都是街坊邻居和一些熟人朋友，母亲的态度很坚决，非跟父亲离婚不可！父亲一口咬定:“不离！”法官花白头发，戴个宽边眼镜，脸上毫无表情。当然，见多了离婚的男女，每天都有这样那样的人分手。他只是在父母吵得不可开交时才慢吞吞说:“慢慢讲嘛，慢慢讲嘛！”没隔多久，形势转变，母亲不要离婚，父亲要离，说可让母亲跟我生父走。坊间一直都流传着一句话，要离婚，切莫上法院，私了，丑事掩得好藏得了。相反，所有的隐私和秘密公之于众，会搞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母亲和父亲的婚没有离成。可这场离婚使两人一下子丢尽了脸，付出了代价。大姐说:“上法院，很可怕。可是你长大以后，若再上法院，就不必害怕。”我问:“为什么？”“因为人的*次都会如此反应，害怕，惊喜，担心。第二次时，就不会如*次那样。”我说:“我不希望有第二次。”“反正你有防疫能力了。你看看我就是如此，我离过一次婚，再离几次，也就寻常了。”大姐说得轻松，给我的感觉却并不是如此。那始终是个谜重庆长江南岸野猫溪一带，只有一个邮递员，他四十来岁，脸上有水痘后流下的疤印，永远是绿衣服、绿帆布包和一双军用球鞋。这人其貌不扬，可很能笑，笑声能感染九三巷整条街。邮递员来到我家所在的六号院子时，父亲会和他说上几句，都是和当天天气好坏有关。整个院子订了一份《重庆日报》，订报人是我的父亲。从邮递员手中接过报纸，父亲蹲在地上，看了起来。母亲走到父亲面前，低下身。报纸顶头上印着一段伟大领袖的语录，天天一样。母亲从不看。那么她在看什么呢？原来她发现父亲握报纸的右手还夹着一封信。她取过来，见写着她的名字，便撕开信封，读了起来。在巫山插队落户的大姐的信很短，说她将回重庆一段日子。母亲眉头一挑，告诉父亲，大姐要回来。父亲说巫山不好，回来虽然照旧是个穷，可是穷也比那夹皮沟强，一家人在一起。母亲显得很烦躁，说家里马上要多添一张嘴，怎么办？母亲尚不知大姐这次回来还多带了一张嘴，大姐已怀孕八个月，准备生小孩。大姐关于自己已结婚及快生孩子之事，在信里一字未提。母亲在外做工，挣钱养活全家，只有周末才回家。一个星期我才能见母亲一次。她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没有真正地快乐过，所有关于她的记忆，哪怕瞬间形象，都不曾有过开怀大笑，或是默默的一笑。我记不得母亲脸上幸福的模样、很安心地注视着什么，她总在担心焦虑，眼睛也很紧张。但我从未见母亲哭，当着我们。父亲说:“你妈妈是一个打不垮的人。”几个哥哥姐姐也不爱哭，他们也不爱笑。父亲呢，更不爱笑，像是一块烧不化的冰。母亲很少与父亲吵架。可我能感觉到母亲胸中窝着火苗，火苗见我，会越升越高，随时都可烧毁我，这让我感到害怕。假若父亲母亲打架呢？我不会愿意母亲赢。这么一想就让我觉得痛快。可见我对母亲的失望到了何种程度。这种失望，其实是一种对母亲的倚重。母亲她到底中了什么邪，拒绝我整颗爱她的心，让我离她永远有距离，无法靠近她。看到别的母女那样亲热和欢悦，我很想母亲能亲我一下或紧紧地拥抱我。可是母亲连看都不肯多看我一眼。这始终是个谜。父亲，把我放在一边。我在他的视线里，又不在他的视线里。我从不敢反对他、不听他的话，他的话对我就是圣旨。父亲几乎从不称赞我，他也从不对我多说一句话。我很小就清楚，父亲对我不亲热，说不出为什么。这始终也是个谜。小小的我，想解开这两个谜，怎么可能做到？直到我十八岁生日，母亲带我去见生父，一个陌生的男人，我才猛然明白原来天天见着的父亲并不是亲生的。母亲与那个年轻她十岁的男人相爱后生下了我，我是一个私生子。改名换姓街坊邻居，不管大人还是孩子，总是欺侮我，叫我“扁担脚”，呵斥我站直身体，把双腿往后弯，弯成一根有弧形的扁担，罚我站在大太阳下，腿难受极了。姐姐哥哥经过，不当一回事，像没看见一样。我眼里含着泪水，心里叫妈妈来救我，妈妈不在家。我叫爸爸，爸爸也听不到。我叫老天，老天不应。这个世界上像从没有我这个人一样。没法形容我小时的模样，搜遍所有的箱子和本子，只有一两张那时的照片:一双眼睛惊恐地盯着前方，眉头有点皱，嘴唇紧闭，头发稀拉，有点像现在女孩子为时髦把头发染成的黄色。我个子小，上学后一直坐在一二排，手指手腕和胳膊几乎不能再瘦。胸前有锁骨，脖子格外细长。脖子上有颗黑痣，大家都说它是吊死鬼痣。四姐有一次这样叫我。母亲听见了，连看也未看一眼我。还有一次，三哥也这样咒我:“吊死鬼，你让我们全家倒霉运。”看着他那副讨厌我的样子，我眼泪马上就含在眼眶里。我急了，叫妈妈:“我的痣真是吊死痣吗？我们家倒霉，真是因为我？”母亲没有安慰我，反而说:“就算当你吊死鬼，你也是幸运的。你还活着，在这个家，就不错了。装什么可怜巴巴，活该！”母亲的这席话，足足让我难过了一个星期。母亲的眼睛大，瞳仁黑亮，睫毛长又密，眼白略显淡蓝，在不同的光线下变化。眼睛转动，抵抗着四周沉重的黑色，带着无尽的悲哀。说我有母亲一样的眼睛，不如说，我恰好继承了母亲内心深处那种不顺从和倔强。十八岁那年我离家出走，全国到处游荡。有一回我在一个城市的马路边走着，遇到一个瘦瘦高高的人，他急切地穿过马路，抓住我的手。他说他是我的初中同学，与我同一个班读了两学期，和我共用一张课桌。我看着他，不说话。“当时你经常穿一件花衣裳，嘿，你不爱说话，可爱跟我说话。”我轻轻地说:“有这事吗？”“你不记得了。”他失望地低下头。他跨过马路，还回了一下头。那张脸，有点熟悉，可是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他就是从前的同学。对他，我真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人的相貌会随着长大发生变化，有的人变化大，有的人变化小。我的门牙在一次意外事故中磕掉一半，被医生修补后变得椭圆;嘴唇原有点朝上翘，现在嘴唇闭上后没有那弯角，眼睛和鼻子都比以前显得大了些。居然还有人能认出我，真是令我格外惊奇。我在家里被家人忽视，我不需要那个家的姓，也不需要父母给的名，我改了一个新名字，就是为了与过去彻底决裂。这种面目全非，那个人能认出并明白吗？我怀疑。对一个模样还说得过去的小女子感兴趣，想认识的话，打招呼*好的方式之一便是:嘿嘿，知道吗？我们曾是同学。一只瓷猫记得小时，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之前，我们六号院子的男女老少就会搬自家的矮木凳，坐在近五十个平方米大的堂屋里，听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八时播出，凡伟大领袖的“**指示”，我们都从这儿听到。六号院子在重庆南岸野猫溪与弹子石之间的半山腰上，算得上是整片贫民区*像模像样的房子，这个1949年前有钱人家的大宅子，屋顶和柱子雕有花，显得古色古香。院子里住了十三户。宽大的堂屋靠里隔出一个杂物间，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后来隔间被拆，墙上露出*的大头像，画像顶上红纸黄字写着:“我们**敬爱的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万寿无疆！”画像左边写着“革命委员会好”，右边写着“四川很有希望”。画像底端有两个小红“忠”字，夹着一个大红“忠”字。每次听完伟大领袖的*指示，人们便取了锣鼓，甚至锅盆，走出院子，在一条条巷子里游行欢呼庆祝。这种游行，母亲一概不许我们参加。别人家里贴满了*和林彪副主席的画像，挂各种像章，我们家墙上只有一张各族人民庆丰收的年画。上下午都有人在堂屋跳忠字舞，“心中的红太阳，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贴心的话要对您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儿要对您唱，千万颗红心向着北京，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敬祝领袖*万寿无疆！”没隔几天，跳忠字舞的人越来越多，从堂屋延伸到天井，全是热情澎湃的人。后来院子外空地上也都是人，他们高唱着“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捧着语录本，挥着手臂，扭动身体跳舞。我家对门邻居陈婆婆一口假牙，拄着拐杖站在那儿，嘴里轻轻唱着什么，像好些老鼠在一个宽阔的洞穴里转悠。我问母亲，母亲说那是山歌，好听。我很为母亲担心，觉得她这么讲，早晚会被人抓走。很快，就开始辩论。街上出现大字报和穿军装扎皮带戴红袖章的红卫兵。那些被红卫兵抓走的人，叫牛鬼蛇神。他们头上扣着尖尖帽，被红卫兵押着，经过我们街。他们大都是中学教师。游街后，他们被带到38中操场中心台子上。我跟着队伍到那儿，挤进人堆里，踮着脚往台上看，红卫兵揪住那些“尖尖帽”的脖子，高呼口号“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不断有木块和砖头架到那些“尖尖帽”的背上。有个“尖尖帽”受不了，倒在地上。台上台下都没有人救他，直到那个人身体僵直，死在台上，会才散掉。第二天中午，我刚放下饭碗，就听到外面有人惊慌地大叫:“38中起火了，起火了！”院子里大人闻声就往外跑，我跑得比他们还快。38中上空冒起浓烟。我爬上大坡石阶，走捷路穿过一条巷子，来到中学的操场上。靠大门一幢两层楼的教学楼左端，火焰燃烧得像龙起舞，势不可当。教学楼下是一座花园，入春开迎春花、桃李花，夏天开玫瑰，冬天是蜡梅，那时玫瑰开得正艳，掺入了这火花。学校早因闹革命罢课了，只住了关押的“尖尖帽”和留守的红卫兵。学校周围的居民用盆子木桶往火上泼水，但火势没有减弱。消防队赶来，截断了火源，才保住了大楼右端，左边楼烧得只剩下楼上楼下四间房。这场大火一直烧了两个小时，火因不明，学校里保存的档案全化成灰烬。花园被烧毁了，到处是焦黑的柱梁、黑乎乎的桌椅柜子。我在发烫的废砖烂瓦中小心地走着。不少居民在低头翻拣有用的东西:一只杯子、一个墨水瓶、烧了一半或完全成木炭的木头。我拾到一只小瓷猫，尾巴断掉，不过不仔细看，看不出来，仍是可爱。用袖口擦净后，我把猫捏在手心里回家。进门时担心被大人看见，赶紧藏在裤袋里，却划破了手指。母亲发现了，用云南白药撒在我的手指上。对门邻居陈婆婆说:“那个‘尖尖帽’死得惨，老天在报复唧！”那天天黑得早，整个南岸停了电，一片漆黑。六号院子（公用）厨房灶前点着小煤油灯。冷风一吹过，人影投在墙上像庞然怪物。我不害怕，因为那是母亲，她在做饭。我的五哥和四姐瞄准了时间回家吃饭。房里煤油灯的光映着我们的脸。瓷猫从我口袋里掉到地上，四姐比我先捡到，告诉父亲:“她偷东西！”父亲脸沉了下来，五哥见势一把夺走我的饭碗。我对父亲说，猫不是偷的，是在38中火堆里拾的。四姐冷笑，骂我编瞎话。父亲说:“不管是哪里的，只要不是你的，就不该要。”我不说话。母亲侧过脸来看我。我拿着瓷猫走到院外垃圾坑前，站在那儿，舍不得扔。回头看院内，隔了好一阵子，才松开手。我回到家时，他们已把碗筷收了。我只有倒水洗脸。母亲一边做事一边念叨:“真是不争气，我怎么会养你这种专让我操透心的女儿！”把洗过脸的水倒进木盆，我慢慢洗脚，心里充满委屈。真弄不懂自己怎么会成了母亲的眼中钉、肉中刺？我多么希望她能爱我一些，至少稍稍关心我一点呀！我这么一想，眼泪就哗啦哗啦流了下来。上阁楼睡觉时，我注意到四姐手里有个瓷猫。看到我看见，她有点不好意思说:“肚子饿不饿？”我肚子饿得咕咕直叫，但我不想说饿。煤油灯稀弱的光亮，仿佛在一点点升高，映在墙上，我的身影也映在墙上，显得四周鬼气森森。我起身吹熄了它。月亮透过亮瓦漏下些许光来，屋子里反倒添了不少温暖。十年后阁楼没了，整个老院子都化为尘土，那块地上建了新房子。若不是手指上至今还有淡淡的伤痕，很难相信那只猫曾经存在过。四姐告状我们家穷，几个孩子就一双塑料大雨靴。一逢下雨，就得看谁的手脚快。谁慢了，就得穿球鞋。中学街是一大坡石阶，若是雨不大，球鞋没问题，若是雨大，球鞋就会进水。弄得整双脚不舒服。四姐早上没抢着雨靴，父亲拿给五哥了。她中午回家时，拿我泄气，把球鞋脱给我，要我给她刷干净，放在灶边烤干。我到天井边，用洗菜水给她刷鞋子。大姐两口子带女儿去忠县乡下婆家，在那儿待了半个多月后，大姐夫回部队，大姐带女儿回重庆来，过了两天，扔下女儿就回巫山农村继续当知青了。雨停了，太阳出来，蹲在天井边洗衣的四姐，心情还是阴郁一片，现在喂牛奶洗尿布给小孩换衣服的事都落到她身上，我的腿上常有被她在夜里掐得青紫的地方。我先天性营养不良，血小板低，若是碰撞硬东西，身上就有一块发青的瘀血，几天都不散。我刷着鞋子，看了她一眼，也许她心虚，说:“你看什么？”一双鞋已刷好，可是我说:“你的鞋自己刷。”她把已刷好的鞋拿走，自己放在灶边。然后跑到屋里去跟二姐告状，说我昨天把一件与她共穿的衣服剪短了。我被二姐叫到堂屋，她问:“你真的敢剪衣服？”我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却一反常态，毫无畏惧地站在那里不说话。父亲从厨房里走过来，听到我剪衣服的事，眉头皱起来。二姐问:“你错了吗？”我不承认错，仍不说话，一副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的神态。二姐一把拉住我的胳膊，直拖上阁楼，插上门。她从床下抽出一根木柴，叫我趴在一条长凳上。我一脸无所谓地趴了上去。她手中的木柴打在我的屁股上，痛得我眼泪直往下淌。“认不认错？”二姐问。我不吭声。“还不认错。我看你犟，你能犟过我？”二姐手里的木柴又挥了下来，“看你开口不开口？”我说我没有错。二姐更生气了，打得更起劲了。为了让小孩子听话，院子里大人打孩子，有的真打，有的假打。被真打的小孩子反而与大人亲，被假打的小孩子眼里没有大人。曾有个小孩子在江边对同伴传授对付大人的经验，说:“大人一打你，你马上认错。大人叫做什么，就听从，之后呢，照你自己的想法做。”我听到后，告诉母亲。母亲说:“你这孩子真打假打都没用。”我不知母亲为何如此说，她一定认为我是不可救药的孩子，坏透了。也许她对我失望透顶。二姐打我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母亲这话，真打假打对我都没用，那二姐不是在浪费时间吗？二姐打够我的屁股，要我伸出手让她打。我伸出手，她撸了撸袖子，啪啪几下打下来。十指连着心，我痛死了，双手赶紧抓着长凳的脚，但是忍住，不叫。她笑了，“你居然还是怕。”我声音虚弱地说:“我才不怕，妈妈说真打假打我，都没用。”二姐一怔:“妈妈说过这话？”我在长凳上点点头。她停了手，握着木柴，在那儿想着什么。一分钟不到，她坐在地板上喘着气。“打人还真累。”二姐感慨地说。“还要打吗？”我害怕地问。二姐一听，跳了起来:“骨头真贱，你还想我打吧？”她手里的木柴举起来。“要打就把我打死算了。”我用尽*后一点力量说，“我恨你，二姐，恨你们所有的人。快点打死我吧。”她看着我的眼光，跟母亲经常看我的眼光很像，终于她的手垂下，那根木柴掉在了地上。她把我从长凳上扶了起来，我这才呻吟起来。二姐脱下我的裤子，查看轻重。“都红肿了，以为你不叫，就不痛呢。”她取来药膏，给我涂上。二姐不该是打我的人，若要打我，应该是父亲、母亲和三哥。母亲和三哥都不在，那么只能是父亲。为何轮到刚刚从学校回来的二姐来揍我，至今我也没弄明白。生虱子那些天我总觉得头发里有东西，弄得头皮痒痒的。每隔一会儿，我管不住手，就要去抓几下。二姐发现我总在抓头皮，扳过我的头来一看，说:“你看你呀，不知从哪里招了虱子。”我当然不知道虱子为何寄生在我的头发里。*有可能是没人管我，好久没洗头了，太脏，才生虱子；还有可能是从街上那些生了虱子的孩子头上，跑到我头上的。二姐满屋子找煤油。她从阁楼上的床底下翻出所有的东西来，把每个瓶子都打开闻闻，然后盖上盖，失望地摇摇头。又到堂屋房门右侧那些装煤球的地方找，她记得那儿有一些油漆瓶子。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后只能告诉父亲，她要煤油。父亲从屋里柜子里一个封得严严的铁筒里，倒了一碗黑乎乎的液体出来，有股刺鼻的味道，我马上捂住鼻子。三哥五哥和四姐，没准早已发现我头发长了虱子，只是都装着不知道，跟二姐那天关起门来揍我时一样，没有一个人来解围。我跟着二姐走到天井里。她叫我蹲在天井的石阶上，把头低下去。我照她的话做。她把碗里的煤油抹到我的头发上，抹得很仔细、很均匀。然后返回屋里，找来一件破衣服，将我的头发包裹起来，包得严严实实。“好了，你可以起来了。”二姐看看我，取下她头发上的夹子，将我头发上的布固定好，拉着我的手，让我在楼梯口坐着，“别动，一旦漏了气，煤油会挥发掉，就闷不死虱子了。那样，虱子会长大，会把你一口吞下肚里去。”我吓得要命。煤油闷着我的头，头的重量在随着时间的流逝增加，那些虱子在用力挣扎，往我心上逃，想吃掉我的心。我发现自己的身子是如此的轻，轻得像透明的蛹。来来往往的邻居在我的眼前走来走去，他们吆喝，他们叫骂，他们大笑。他们在厨房里做饭、烧柴、舀水，往天井水沟里倒脏水。我呼吸沉重，透不过气来，实在撑不住了，我只得无力地靠在楼梯的扶手上，脸像死人一样白。十来分钟后，二姐过来揭掉我头上的布。满头的虱子被煤油闷死了，她用温水给我清洗。看着浮在脸盆水面比芝麻还小的密密麻麻一层虱子，我害怕得周身发抖。这些虱子在死前，一直躲在头发里喝我的血，让我又痒又痛、脸色苍白，病歪歪的。它们喝我的血，就喝个痛快，让我死，也算做了件好事。可它们不那样做，而是让我不死不活，有意折磨我。难道我这个人真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没人喜欢我，连小小的虱子也可以如此欺凌我？二姐用木柴揍我的事，我没有忘。她给我除掉头发里的虱子，我没向她说一句好听的话，也没朝她露出笑容。也怪，我那样对二姐，二姐反而对我比以前好多了。四姐三哥也对我好多了。他们眼睛不像以前那样盯着我。我想到江边去走走，透透气，也没人给父亲和母亲打小报告了。夜里我睡不好，常常突然惊醒。我听着黑暗中那些老鼠在地板上跑动的声音，九三巷六号院子前路人的脚步声。我盼望有一种沙沙响的声音靠近，那是母亲结实的厚底布鞋发出来的。我盼望她回家来。渐渐地，我重新入睡了。没过多久，一个熟悉的声音停在了院子大门口，轻轻地叩了三下。然后是父亲拉亮灯的声音。楼下门“吱嘎”一响，父亲摸黑穿过堂屋去院子大门开门。门开了，母亲走了进来，看了看父亲，牵着他的手，让一到夜里眼睛就看不见的他顺利地朝亮着灯光的屋里走。好了，他们进了屋，坐下来，父亲给母亲倒了杯五加皮小酒。母亲举起杯子来，对他说，你在家当家庭妇男，真不容易，我得敬你。父亲说，你在外像男人一样劳动，更不容易，我得敬你。他们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不知是我的梦或是真发生着，反正那天我睡得很踏实，一觉到了天明。大姐从农村回来搬运工人扛着装玉米黄豆豌豆的麻袋，从江边货船上走下来，把它们重重地摔在缆车上。缆车装满了，开到山坡上，有些豆子从麻袋的线缝中掉出来，落在铁轨边或两旁的石块中。有时会沿途撒一地。那些早已守候在铁轨两边的小孩们会蜂拥而上，抢豆子。我和五哥拿着竹箕，蹲在靠近粮食仓库门的缆车边，不敢与那些孩子争抢。等他们抢过之后，跑到别处，我们才眼如针尖似的搜寻他们遗漏掉的豆子，心里充满担心，开缆车的工人随时会来把我们赶走，更担心缆车突然开动。忽然我抬头，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靠在桥旁瓦石阶上休息，边上搁着背篓。仔细一看，那孕妇是我在乡下插队的大姐。五哥也看到了，朝她跑去。大姐喘着气，用一条手绢擦脸上的汗。五哥走到她跟前将背篓背在背上，两人抄小路朝山腰上走去。我跟在他们身后。大姐大着肚子，头发变少了，扎着两根短辫子，没留刘海，脸晒得黑黑的。那天是周六，晚上母亲回家。两人关起门来，很神秘。我悄悄贴在门上偷听。大姐竟然在和母亲吵架，骂母亲过分关心她:“大表哥不是你叫他来找我的吗？”“我是叫你表哥到你下乡的地方去看你。你要跟他结婚，该跟我们当父母的说。你们是表亲啊，不能结婚，生孩子更不行。”“哼，我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大姐明显理不直了，声调减弱。她在巫山县当知青，当在部队当连长的大表哥来看她，并表示对她的感情时，她答应嫁给他，草草去领了证，到巫山县城旅馆里结了婚，并一直不让大表哥写信告诉两边的家人。我听得专注，不知身后站了好些爱热闹看是非的邻居。“走开，走开！”三哥像个凶神一样赶人。他们离开了，不过仍是竖着耳朵专心地听。三哥把我也赶走。可是难不倒我，我跑到阁楼上，贴在薄木地板上听楼下动静。母亲说:“你得听我这一次。你得想想在农村当知青是什么情形，怎么会考虑怀孩子？”大姐说:“我偏要怀孩子，神仙也管不着。”母亲不说话了。大姐口沫飞溅地撒泼说，这是她的权利和自由！突然她哭了起来，说不想要孩子，才不要孩子，可是孩子自己跑到肚子里，之前她一心不要在这个家里，就是因为母亲不爱她，所以她才自个儿跑去派出所取消户口去巫山农村当知青，可是母亲并不使劲阻挡，这么多年来不管她死活，现在才来冒充慈母。她说她恨这个家，恨母亲。母亲心早软了:“有话好好说，哭啥子，把胎儿哭坏了，倒霉的是你自己！”“假关心算啥子人啰。”大姐哭得更厉害了，“反正我们这种人也不算人，娃儿生下来也是个穷命、苦命。”大姐怪母亲，不该把她从母亲的前夫，也就是大姐的生父袍哥头子的家里抱走，让她的命从此糟糕。母亲说:“大丫头，不抱走你，你的命苦！”“我情愿，可我也会享几天福。就是你这个坏妈妈害了我一生！”母亲被大姐的话气得脸发白:“你终于说出这句话来，我晓得就是为这个，你恨我。难道你报复我还不够吗？”她几乎声泪俱下。母亲伤心的面容，如烙铁，刻印在我幼小的心上，怎么挥也挥不走。我心里难过得想哭。怕人看见，就走下楼，到院门外。父亲拿着烟杆一个人蹲在昏黄暗淡的路灯下，背靠电线杆，抽烟。我走到父亲跟前，悄无声息地蹲在他的边上。二姐从学校回来二姐从位于四公里的师范学校步行回来时，天色已晚。她在天井里摸黑用凉水洗脸，之后用盆里的水洗凉鞋上的灰土。她用开水泡冷饭，挟了坛子里的泡菜，香香地吃完，又喝了一大杯水，这才算缓过劲来。母亲催她快熄灯去睡觉。二姐出了楼下房间，经过堂屋，走上阁楼。我和大姐睡正对着门的床，四姐睡另一个床。大姐躺在床上生闷气，脸拉得很长。二姐问大姐:“怎么啦？”大姐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后，便放鞭炮似的说了起来，全是诉说母亲如何不对，如何不管她死活。“我怀肚子里这孩子，其实也是赌气，我就是要让妈妈不高兴，就是要给她出难题。她这个妈，之前也当得太容易了。我叫她一声妈，她就得负这个责。”“不要说了，你太不理解妈妈了！”大姐对着二姐吼叫起来:“哎哟，妈妈的小棉袄真是懂事，我以为这回不帮妈妈说话，结果还是一样。”二姐站在屋中央，说不是她帮母亲说话，而是人讲话得讲事实。当时大姐卫校都快毕业了，千不该万不该，不应去看什么破电影《朝阳沟》。看得热血沸腾，背着母亲，拿了家里户口簿，跑去报名到巫山农村当知青，以为那里跟电影里一模一样。母亲知道了，疯了似的追出门，追着大姐跑到居委会。母亲迟了几分钟，大姐报完名已到派出所，下户口办手续。母亲追到那儿，不让大姐下户口。大姐在户籍面前骂母亲思想落后，拖她的后腿，不支持革命。结果母亲被户籍狠批了一顿，要母亲好好学大姐。结果呢，大姐一去巫山，当天晚上就后悔了。一旦后悔，就什么都看不惯，在一个穷山沟里受够了罪，她想尽办法跳出来。以为嫁了人，可出巫山农村。可是大姐夫只是一个连长，不够带家属随军。她要么留在原农村，要么可转移到大姐夫参军前的农村。“大姐呀，说你聪明，你比谁都聪明，说你傻呢，你比谁都傻。有了孩子，你还能出那鬼农村，回大城市来吗？”“出不来就出不来。”大姐大声回答。因为没有盖被子，她的大肚子露出来。嫌不舒服，她把身体换了一个姿势。“现在你回来生孩子，还要在家里作威作福？”二姐说。“你话说得太不客气了。实话说吧，别以为我是看了电影《朝阳沟》，才对巫山农村抱幻想的，才不是呢！我不想在这个家，我就是想找一个机会和出路离开这个家。”“这个家对你有哪点不好？”二姐走到床边坐了下来，异常生气。她比大姐小三岁，却像这个家的大姐似的，帮着父母操持家务，每个月无论多么拮据，想着大姐在农村不容易，还是不忘给大姐汇去五元钱。母亲在楼下房间听见两个女儿争吵，走到堂屋，对着阁楼大声叫:“不要争了，养儿养女图个啥？大丫头你马上就要当妈了，你会晓得是啥滋味！”阁楼马上清静了。二姐脱衣躺下。天窗在风中吱嘎作响。“天窗啷个没有关严？”大姐抱怨地说，拍了一下床边，明显是想别人去关上。二姐和四姐躺在对面床上，没动静，也许她们都睡着了。我从大姐的脚那边爬下床。大姐半睁半闭的眼光，扫在我身上，她看我的样子，很不经意，却有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怪的感觉。我爬上可移动的木梯。风从天窗朝我衣服里窜，凉飕飕的，我打了个激灵，紧紧抓着天窗框子，外面是漆黑的夜，没有一颗星星，更没有月亮。大姐不高兴地说:“哎，六妹，关好窗，赶快下来！”我正要关上窗，面前突然出现两点发光的东西，吓得我身体一哆嗦，几乎松开手，掉下地板。我站稳了，去查看，原来是一只猫，蹲在屋顶瓦片上一动不动。我赶快把两扇木窗关上，插上插销。我不是耗子，不该怕猫怕黑夜。可我承认我怕，尤其怕围绕在家里的那种说不出来的阴影，尤其是从每个人身上传递出来的不喜欢我的感觉。回到床上，大姐让我不要挨着她。她怕我睡着后，管不住自己的两脚，会蹬着她肚子里的胎儿。床本来就不宽，于是，我只好盖好被子，侧着身子，靠在冰凉的土墙上。我生病了阁楼的木门被人轻轻推开了，一个头戴钢盔拿着钢钎的人，我仔细一看，他竟然是三哥，对我厉声吼道:“野种懒东西，快起来！”他手里的钢钎上沾着血，那是我的血吗？我爬过盖着一层被子肚子隆起的大姐，战战兢兢地想下床。结果被三哥一脚踢在地板上，我在地板上翻滚，手臂擦破皮，出了血，痛得直想哭，可我吭也未吭一声。他手中的钢钎，很像楼下屋门后那根。那年他不知从哪里弄了一个红卫兵的袖章戴着，参加全国大串联，去了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接见，后来带回钢钎，说是他的战利品。父亲在堂屋发出我从未听见过的笑声:“哈，哈，哈。”我吓得毛骨悚然。于是我朝房门口跑，三步并作两步往通向堂屋的长梯奔去。身体腾空而起，想飞下楼梯。我下到堂屋，穿过腐臭难闻的天井。身后传来远不止一个人的脚步声。我朝院子的大门跑去，可是那门有两道左右对插的门闩，紧紧闩着。我够不着门闩，着急得浑身流出大汗。这时，我的头被一只手挤转过来。“打死她，打死她！”喊声响成一片。“看你往哪里逃，这么小丁点，就不得了。”三哥把钢钎往我胸口插来，我倒在了地上，死了过去。母亲在叫我名字，是的，不错，是母亲的声音。我的意识慢慢回到身上。母亲在说:“怎么搞的，睡了一觉，发烧了。”她的手从我的额头上移开，呼吸急促，嗓子里似有刺卡着，说得很不畅快，还添了焦急，“赶快做点什么东西，给她喂喂，摸上去烫成火球了。”我很想让她的手就放在那儿，柔软又清凉。“不行，叫你们做，能做好？得了，我自己去做。”听着她出门下楼的声音，我心中充满了失望和哀伤。“不，妈妈，我不要你走。”我心里如此叫唤，嘴里却只会说出“不，不”这样的字来。声音轻弱，母亲听不到。父亲刚出院门，就被一群穿着绿衣戴着红袖章的人推倒在地，要他老实交代。父亲问交代什么。戴红袖章的人说，每个人都有秘密，得一五一十坦白出来。我跑下楼去，把父亲扶起来。四姐走过来把我扯开，骂我，还脱下臭布鞋朝我砸来。我醒了，原来是个梦，是个不肯再回想的梦。母亲把一块湿毛巾搭在我额头，轻声轻语地说:“你发烧了，好好睡一觉就会好的，放心！”经过了一天一夜，我还是未退烧。母亲只好叫三哥把我背到区联合诊所打针。为了我，母亲破例未去上班，抓了草药在家里用小火熬。二姐回师范学校去了，夏天似乎从这天开始，空气里弥漫着草药奇怪的香味。每年夏天开始到涨水季节，白沙沱造船厂都是*忙的时候，母亲是搬运工，周六才回家来，周日晚走山路回造船厂，回来也很少和我说话。母亲有一天时间为了我而忙，着实少见。她不时上楼来照顾我，给我喂绿豆汁和草药汤。我心里暖和。躺在床上两天，身体好多了，母亲也去上班了。我和四姐一人睡一床。夜里我们不必担心彼此挤在一起撞着了。下午太阳未偏西，我听见楼下屋子里进出脚步声不断，说是滑竿抬了大姐回来，又听见有人在向父亲祝贺当外公了。我迅速走到阁楼门外，看到大姐头上包了条毛巾，胸前抱了个小娃娃。她从接生站回来了。她抱着小娃娃上阁楼，经过我身边，看看我，便走进去，把小娃娃放在床上，自个儿也躺下了。四姐在堂屋对我说:“不要再装病了，还不下楼倒垃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