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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田，吉林市人。生于一九六三年。兰亭书法社社员。现为中国作家书画院副院长兼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一九八三年开始发表作品。二〇〇一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随笔集《在政治的浪尖上——我对首脑们说》《新南腔北调集》（书法评论家，合著）等十余部。
本书是作者近年所写有关艺术以及艺术家、学者的专栏随笔的结集，内容大多围绕文人手迹而展开，叙述灵动，资料详实，融学术性、艺术性、可读性为一炉。作者在艺术节、书画评论界具有极高的知名度，读者群极为广泛。另外，书中还配有数十幅珍贵的手迹、照片等有助阅读理解文章的内涵。
《百札馆闲记》是作者近十年随笔写作的小结。长短不一的五十五篇文章，记录了近十年的所思所想。历史与现实，文化与文学，思想与艺术，在有的放矢的闲谈中，成为一种认知。尽管认知的程度有深浅之别，高下之分，毕竟是一次真挚的思考，自由的阐发。
兰亭聚讼
一
求雨山是一座青翠的山，不险峻，不巍峨，却摄人心魄。这样的判断有点主观和抽象，那么，不妨依靠我用文字搭建的路，去求雨山看看。
求雨山是古人设坛求雨的地方，位于南京浦口。一条悠长的山路让我们的情致一点点升高，路两侧是种类繁多的树，可是，一眼望去，所看到的却是笔挺的翠竹。一片片的翠竹，象训练有素的士兵，伫立在求雨山上。行至山腰，看到一片苇草一样的植物，没有风，也会摇动她纤细的身体。她叫马儿花，是求雨山漂亮的女儿。我喜欢马儿花，我知道，寒风一来，她就会沉沉睡去，等到第二年的春天才会醒来。
求雨山的确不险峻，不巍峨，对于我来讲，求雨山的魅力，在于金陵四老的纪念馆，名闻遐迩的林散之、高二适、胡小石、萧娴的纪念馆，建在求雨山上，十多年了，这几位在书法、学术领域具有历史性影响的人物，默默接受后来人的拜谒。
六朝古都多文人骚客，即使是当代的南京，一眼望去，也会看到如此隆重和奢侈的精神集合。求雨山上的文人方队，是南京的骄傲。
2012年的夏天，到南京参加“金陵论坛”，彼时，我正经历着一个不大不小的笔墨官司，主办方也许碍于这场笔墨官司的是是非非，没有安排我的大会发言，因此，时间宽裕，就想去求雨山看看。这座山以秀美、精巧闻名，不见名山大川的傲慢和豪气，以含蓄、内敛，博得文人的喜爱。尤其是声名远播的金陵四家的纪念馆在山中安然，高二适之墓在山中沉睡，阵阵沉郁的墨香，会穿过树枝和树叶的缝隙，飘向远方。
金陵四家均有深邃的文化魅力，林散之的草书格高墨畅，对当代书法创作还在发生影响。胡小石的学术研究视野独特，著述丰富，所作隶书豪迈超逸，风格独特。萧娴得康有为亲炙，大笔豪情，有“伟丈夫”之气概。高二适深刻、狂狷，温情、冷静，有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所揭开的兰亭论辩，成为中国读书人一个难忘的记忆，至今仍然被津津乐道。
山路通畅，在山岚氤氲的画意中前行，有诗意的感觉。金陵四家的纪念馆建在求雨山的山坳里，彼此可以相互遥望。时间有限，我愿意在高二适纪念馆和高二适墓地更多地停留。金陵四家没有庸常之辈，我似乎更喜欢高二适，更愿意向他表达我对历史的理解。往高二适纪念馆的路上，途经林散之、萧娴的纪念馆。从外观欣赏，每一个纪念馆都有创意，只是我不懂建筑，说不出所以然。高二适纪念馆的建筑有点奇崛，高低、宽窄，色彩、形状，所呈现的是冷调子。这是不是高二适人格化的体现？我想是的。走进高二适纪念馆，看到了章士钊所书的“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一个单元的标题。想必是纪念馆的策划者也看到了这句诗之于章士钊和高二适的特殊关系。
“万古云霄一羽毛”，这是杜甫的一句诗。杜甫《咏怀古迹五首》之五:“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三分割据纡筹策，万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福移汉祚终难复，志决身歼军务劳。”陈诉了诗人对诸葛亮的崇敬之情。显然，在历史深处摇羽毛扇的诸葛亮，在杜甫的眼中智慧而艰辛高二适纪念馆“兰亭论辨”单元，述说着陈年旧月的争鸣，在灰黄的照片和漫漶的字迹里，呈现着各自的辛酸。陈列柜和墙壁上的旧文旧照，蒙一层当年的尘土。疲惫不堪的《文物》杂志，纸张脆黄的《光明日报》，如一位禅师，不语，却心思万千。
二
今天，对兰亭论辩的解读是复杂的。不管如何复杂，毕竟会有前因后果。1964年至1965年间，在南京出土了《谢鲲墓志》和《王兴之夫妇墓志》，两块碑的碑文都是用隶书写成，质朴、厚拙。“王谢”是指王兴之和谢鲲，前者是王羲之堂弟，后者则是谢安的伯父。作为东晋的政治强人和贵族，他们的墓志自然得到重视，人们开始在这两块墓志中破解积存的历史难题。碑文是隶书，郭沫若便以此为依据，认为王羲之的《兰亭序》的书写没有隶书笔意，因此有了如下结论:行书《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的原文，更不是王羲之笔迹”，《兰亭序》的文章和墨迹均是王氏第七代孙——隋代出家禅师智永“所写的稿本”。郭沫若把自己的发现写成论文《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刊于1965年第六期《文物》杂志。
高二适看到了这篇文章，当然，看得非常仔细、认真。作为江苏省文史馆的馆员、具有全国影响的书法家，高二适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对《兰亭序》的质疑，郭沫若不是*人。清末学者李文田率先指出《兰亭序》的“漏洞”，他说《兰亭序》“文之题目与内容，与《世说新语企羡篇》刘孝标注本所征引不同，是梁以前之兰亭，与梁以后之兰亭，文尚难信，何有于字？”。这还不算，李文田又作四首七绝，烘托自己对《兰亭序》的判断，其中一首写道:“唐人未甚重《兰亭》，渊圣尊崇信有灵。南渡士夫争聚讼，后来都作不刊经。”
很快，高二适写就了与郭沫若的商榷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提出“《兰亭序》为王羲之所作是不可更易的铁案”。他试图以此文与郭沫若讨论《兰亭序》的真伪问题。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关于郭沫若与高二适论辩文章的长短，我没有评判的学识。我的兴趣在于，本来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学术研讨，何以难以展开；就一件艺术品的真伪争辩，又何以需要得到*领导的“钦定”？这样的时间纠结和文化冲突，才是我思考的焦点。
彼时，郭沫若是副国级领导人，位高，权不重。但是，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无人抗衡，敢于在他面前说一个“不”字，恐怕要吃几个豹子胆。
《〈兰亭序〉的真伪驳议》难以发表。高二适想到了自己的恩师章士钊。章士钊比高二适长23岁，民国期间，高二适向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文章得到章士钊的赞赏，还向于右任做了推荐。正为标准草书谋划的于右任看了高二适的书法，称之为“书有家”。抗张期间，章士钊与高二适住在重庆，两个人“朝夕相依，*为投合知己，唱酬挟策不绝，留下诗篇颇多”。1949年以后，高二适的境况不佳，章士钊没有忘记这位学生，他手书推荐信让高二适面见南下视察的董必武，可惜不遇；继而谋调高二适进中央文史馆，还是不果，*后推荐高二适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在重庆，高二适曾任立法院秘书，反右期间，又是章士钊力保，高二适才得以避免“右派”的帽子。文革期间，高二适的家被抄，图书字画被洗劫一空，章士钊依旧不忘旧情，不断询问，所抄书籍字画才完璧归赵。高二适之子结婚，章士钊吟诗祝福，高二适夫人病重，章士钊知道后寄款50元。这样的友情，左右着章士钊对高二适的理解，他阅读了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对高二适的观点是支持的。在西总部的住所，章士钊提笔致书*，他知道，与郭沫若的商榷文章，没有*的支持是不会发表的。在信中，章士钊诚恳地说道:“······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专攻章草，颇有发明，······此钊三十年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亦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
章士钊有恩于*，在很多的时候，*还是给章士钊面子的。1965年7月18日，*看了高二适的文章，即刻提笔，回复章士钊:“行严先生: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即寄来。”
也是在这一天，*致书郭沫若:“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敬颂安吉！并问力群同志好。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领袖的力量是巨大，是无穷的。*致郭沫若的信函发出的第五天，高二适的《〈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在《光明日报》发表，更为隆重的是，高二适的手稿全文影印发表于1965年第七期的《文物》杂志。
仅半年的时间，《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了几十篇争鸣文章，启功、张德钧、龙潜、赵万里、于硕(于立群)、史树青等人支持郭沫若，唐风、严北溟、商承祚等人支持高二适。
兰亭论辩，就这样艰难地出现在文革发轫的前一年。
三
走出高二适纪念馆已是傍晚，接连几天的雨停歇了，天空厚厚的云层缓缓向西移动，疲弱的阳光，吝啬地涂在山峦、树冠、屋顶。放眼望去，总算有了轻松的心情。高二适纪念馆的一侧，是高二适的墓地，一条石子铺就的甬道连接着纪念馆和墓地，依我看来，这条弯弯曲曲的甬道，就是高二适另外一条血管，沟通的是高二适又一个生命。站在墓地前，脑袋里一片空白。平坦、素朴的墓地，如一首凝重的小诗，呈现着岁月的旋律。墓地四周有青青翠竹，一如墓地一样素朴的翠竹，不知能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看到走出墓地的高二适，以他特有的姿态，读线装书，写苍劲字，诵高古诗？至今，“兰亭论辨”余音袅袅，对郭沫若和高二适的文章肯定者有之，否定有之。1971年，《柳文指要》由中华书局出版，其中的《柳子厚之于“兰亭”》一文，批评了郭沫若等人对《兰亭序》的否定，他认为是郭沫若是“以一定万，以偶冒常”、“持论诡谲、不忠于实”。1972年，郭沫若在《文物》杂志刊发《新疆新出土的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文中对7年前章士钊支持高二适的学术观点予以批评。
高二适代替章士钊撰写了商榷文章，可惜，报刊不肯发表。1982，高二适将此文定名为《〈兰亭序〉的真伪之再驳议》，刊于同年的《书法研究》。一篇文章跨越了十个年头与读者见面，一定不是正常的事情。
历史的复杂性，艺术问题的复杂性，无一不让我深陷沉思。但是，让我精神抖擞的是高二适的人生姿态和学术良知。那是文章惹祸的年代，莫须有的罪名就在读书人的头顶盘旋，放弃思考和写作的人为数众多。庆幸的是，高二适没有选择沉默，他觉得安全地读书、世故地写字，与他是一种侮辱。可以没有高官厚禄，可以没有骏马佳肴，但一吐内心的真情，坦陈自己的识见，该是一个人，一个读书人不能拒绝的操守。于是，在那个沉闷的年代，我们听到了一种富有个性的声音，听到了一位老人疲惫的呐喊。冯其庸在《怀念高二适先生》一文中说道:兰亭论辩“不仅仅是一种书迹的真伪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造就一种什么样的学风和文风，我们能不能树立一种惟真理是从的良好风气。”的确，封建家长制横行的年代，文学与学术，无不存在政治化的倾向。看似偶然生发的兰亭论辩也是波谲云诡的，险些被政治运动所利用。这一年的年底，也就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浩劫开始了。从此，中国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不是沉默，就是被迫害致死。因此，我们对兰亭论辩的回眸，总要出一身冷汗。
于是，“兰亭论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争取学术自由的象征。
我在高二适的墓地徘徊了许久，这座整洁的墓园清净、寂寥，但，远远望去，却如同一座无语的丰碑。的确不需要人头攒动，不需要漫长的凭吊队伍，就好比墓旁的翠竹，给人一个笔直的印象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