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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我渐渐由“读书者”转变成一个“收书者”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搭在收书买书上，忘乎所以，患得患失，马齿徒增，一无所成。有人说，每隔一段时间，就应该跳出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换一种活法，这样也许你才能明白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地愚蠢。我觉得此话有理，很值得一试。——作者
梅兰芳“蓄须明志”时期的戏外事陈凯歌导演的《梅兰芳》在全国热映，一股梅兰芳热四处兴起。我收集的有关资料中有关梅兰芳的图片和文字很是不少，我写《文化人结婚记》时，很是不明白当年蓄须明志的梅兰芳，为何要趟那道浑水，后来有著名学者讥讽我的不理解为“见者惊异”，并称梅兰芳“他的底线是不登台，不唱戏，其余都是小节，可不予计较”。若以梅兰芳的底线来衡量另几位名伶，问题就来了，马良连、尚小云、荀慧生，均于敌占时期登过台唱过戏，据此而推论他们的大节，难说没有简单化之嫌，更有扩大化之隐忧，——已有傅斯年“所有伪北大教员不予登用，不能给北大留下耻辱”的一刀切作法。教员是耻辱，教员所教育之学生也该是耻辱，推而广之，门房，役夫，摇铃的做饭的，哪个不是戴罪之人。论及底线与大节，或许还真应该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之必要，不然的话，梅兰芳前面的“蓄须明志”及稍后参与“祝捷演出”，有何差别欤。也许，还须为普通人另设一底线——即有饭吃与没饭吃，常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但真正具体轮到个人头上，难免或有颠倒“失节事小，饿死事大”。话不中听，却多有事例为证——此处失节亦并非特指“卖国卖身”之大节焉。谷林老人《检得旧刊说因由》，讲到俞平伯于沦陷时期北平的《艺文杂志》发表文章，被远在昆明的朱自清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糊，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俞平伯说“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此类投稿给刊物的平常小事，在朱自清的眼里都是大事，若设此为底线，怕没有几个人洗脱干净。朱自清是把小节视为大节的知识分子，不然在美国救济粉中饿死的就不会仅止他一人了。俞平伯到底还有些家底，虽然一度曾穷困到“余亦感经济困难，余妇乃有在家创办交卖会之举，取家中及亲朋处无用旧物标价售卖，酌取手续费”的地步，正如谷林所论:“此其所以尚可不写文章还能养亲而糊口欤?”沦陷八年之久，北平与上海不可能成为空城，留下来和走不了的人们，以各种方式谋生养家，就是为了能够活下去希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