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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东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中国图书史、出版印刷史、年鉴学、出版经营管理、传媒史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曾发表学术论文23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工具书20余本。陈光中，北京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博物馆学会会员，北京文物保护协会会员。发表作品约260万字，包括《风景──京城名人故居与轶事（1～8册）》、《侯仁之》（长篇传记）、《北京胡同》、《寻梦古都北京》等。
《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是北大博导肖东发、作家陈光中继《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之后的又一力作，作者带领我们探访北大燕南园名人故居及其轶事，饱含感情地书写了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等大师名士，展示他们的风骨和智慧，勾勒了燕南园的历史风云，描绘北大的精神与气象。本书语言厚重，资料丰富，把人文与风物结合在一起，使人读懂燕园的魅力、北大的魅力、教育的魅力、学术的魅力、文化的魅力。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燕园的风景让人流连，北大的名师更使人倾慕，把风物和人文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人更懂得燕园的魅力、北大的魅力、教育的魅力、学术的魅力、文化的魅力。《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由北大博导肖东发、作家陈光中探访北大燕南园名人故居及其轶事，展示了燕南园的风云变幻，更展现了学者名流的风骨和睿智。
走进燕南园(代序)
全世界有无数高等学府，论历史的久远，北大也许比不上牛津、剑桥、哈佛，然而，北大的精神魅力及其对国家民族的深远影响，在世界教育史上，恐怕是独树一帜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赞誉蔡元培先生时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人。”是的，正是由于有这样的沧桑背景，北大校园的风物，才同样幽深隽永。且不说城里沙滩红楼、民主广场记录下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奔波忙碌的身影，他们高举起“新文化”运动的大旗，倡导文学革命，使得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建党的摇篮。就是城外西北郊的燕园也同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燕园的风景足以让人流连，但只看湖光塔影，远不可称熟悉北大；只有了解北大（包括燕京大学）的历史，了解这里的学术大师，把人文和风物结合在一起，才能更懂得燕园的魅力所在。我们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探访北大的名人故居及其轶事。前些年，寻访了城里沙滩附近十余位大师的故居；近来，我们又把目光集中于燕南园。
去过燕南园的人都知道，那地方似乎很普通。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也许就是树多一些，人少一些。这里的树的确多，几乎所有的空地都植遍了。若是夏天，茂密的枝叶绘成一片铺天盖地的葱茏绿色，显得格外凉爽。绿树掩映之中，隐现着一些疏落的房屋，或是二层小楼，或是自成格局的小院，形态不尽相同，但也谈不上有什么特殊的风格。有一点倒是一致的:一律青砖灰瓦，没有任何奢华的装饰。也许，正是由于太多的树木把整个园子遮得严严实实，才愈发与周边的环境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大学校园是年轻人的世界，总是充满着青春的喧闹，那也就更加衬托出这方小小天地的幽静。平时，园中极少有人光顾，惟有长尾巴的灰喜鹊在树丛中飞来飞去，偶尔叽喳几声。清晨或是日暮，会有几位拄杖缓行的老人，互相遇见了，只简短地打个招呼，更多的时候是独自在甬道上漫步，似乎已经习惯于陶醉在这静谧的气氛中。而这持久的幽静不禁凝成了一丝奇特的有如圣境的神秘感。在这些绿树掩映的园中，留下过多少名师名士的恬淡睿智？说来燕南园的历史并不算太长，还得从燕京大学的成立说起:晚清的时候，美国教会在北京创办了三所大学──北京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1919年前后，三校陆续合并，成为一所新的大学，并聘请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的著名美国教授司徒雷登担任校长。当时在校名问题上曾经有过一段小插曲:由于先行合并的是汇文大学和通州协和大学，而汇文大学的英文名称是“PekingUniversity”（即“北京大学”），所以合并后的学校曾经打算挂出“北京大学”的牌子，但是这与已经名播天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几无二致，显然不妥。为此，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由蔡元培等人组成的五人委员会。最后，既没叫“汇文”，也没叫“协和”，更没叫“北京大学”，而是采用了诚静怡先生的建议，定名为“燕京大学”。这小小的插曲似乎也说明，燕京大学从成立的时候就与北京大学有了一种微妙的映照，或许是某种难解的缘分吧。三十多年后，新中国的教育系统推行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北大迁到了原燕大的校址——燕园。这样一来，解放前后京城四大名校中的两校就合流成为新的北京大学，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又焕发着昂扬进取精神的北京大学。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还是继续说燕大的事情。由于当时燕大在城中的校舍局促狭窄，司徒雷登力图在京郊选择新的校址。经亲自勘察，选定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本是明代米万钟的勺园与清代和珅淑春园的所在，几经易主，清末时归睿亲王的后代所有，因屡经战乱，已经破败不堪。后来民国时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了这处废园，原打算盖别墅的，司徒雷登千里迢迢跑到西安，几番谈判，最后以6万元的价格将其购下。校址选定后，由另一个美国人──毕业于耶鲁大学的设计师亨利?墨菲进行总体规划，墨菲以中国的园林艺术及古典建筑风格为基点，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而司徒雷登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连续10次回美国募捐，为燕大的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经济基础。1925年，新校园初具规模，燕京大学迁入新址，但校舍的建设还在持续进行着，先后又购入周边的蔚秀园、镜春园、朗润园等等，使校界不断扩大。当时城里的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的教授有的自己购了房产、有的租了独院、还有的住在学校宿舍，燕京大学由于远在城外，教职员的宿舍区受到相当的重视，建于勺园旧址东侧的燕南园和东门外的燕东园，便诞生于那个时期。燕京大学在教职员住宅的建设上可谓精益求精、不惜工本，除了泥石砖瓦取自当地，其他建筑材料多由国外运来，那门扇窗框的木材都是上好的红松，就连门上工艺精良的把手也全由黄铜制成。房间里铺设了打蜡地板，屋角有造型典雅的壁炉，卫生间里冷、热水分路供应，每座住宅还有独立的锅炉房以供冬季取暖。家家门前屋后都有一个宽敞的庭院，花草林木格外繁茂。各自相对独立的庭院或分或合，在校园里形成了一个景色别致的特殊区域。与教学区和办公区飞檐斗拱大屋顶的中国传统建筑风格迥异，燕南院和燕东园取的是美国城郊庭院别墅的模式，或小楼或平房，一色的灰砖外墙。燕南园并不大，总共只有17幢住宅。然而，正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80年来曾经在这里居住过的，差不多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比如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化学家张龙翔、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真可谓国宝云集！许多学府也各有自己的教职员专属住宅区，但是，像燕南园这样因名家荟萃而闻名于世的，只怕是还不太多吧。对于燕南园，不同时代的学子有不同的感受。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北平沦陷，燕京大学成为“孤岛”，燕南园被称作“根据地”，因为在这里，同学们可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那时，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解放区去学习、工作。凡是要走的同学，学校都为他们送行，并资助一些路费。此外，或是由当时的学校负责人陆志韦或司徒雷登亲自出面，或是由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负责组织，邀请他们吃晚饭，叮嘱他们要记住“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要为祖国和人民多做有益的事情。20世纪40年代末北平解放前夕，住在燕南园的中外教师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他们的家成了进步学生秘密集会的地点，地下党和学生组织经常在燕南园里开会。有一次，国民党军警包围燕大企图搜捕爱国学生，被列入军警黑名单的学生曾躲到到燕南园60号楼美国教授夏仁德家中，隐蔽在阁楼上。直到夜深人静，他亲自帮助学生们跳出院墙，安全逃离。20世纪50至60年代的学生把燕南园称为“北大的中南海”。因为，当时学校的主要领导——“五长”全都住在燕南园。如:校长、经济学家马寅初住63号；副校长、哲学家汤用彤住58号；另一位副校长、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先住57号，后与冯友兰对换住54号；教务长、理论物理、流体力学家周培源住56号；总务长、新闻学家蒋荫恩住55号；图书馆长、历史学家向达住50号……经数十年寒暑，燕南园先后迎来送走北京大学5位正校长、8位副校长、近30位学部委员和科学院院士。这里不仅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还留下不少情节各异的趣闻轶事。燕南园是人们向往的地方。有过这样一个故事。在“突出政治”的20世纪60年代，曾经有一个图书馆系的毕业生站在燕南园里立下誓言:“奋斗二十年，走进燕南园！”为此，他被作为“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严重”的典型遭到严厉批判。现在想来，这位师兄何错之有？燕南园是一个崇高境界的精神象征，能走进燕南园是无比的光荣。北大学子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他们之中必然有人会跨入学术大师的行列，“走进燕南园”。
近年来，我们多次拜访了燕南园的一些老住户，其中既有芮沐、侯仁之、徐献瑜、林庚、林焘等学界泰斗，也有宗璞、汤一玄、侯馥兴等师长前辈。当面聆听他们的教诲与指点，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然而，随着时光流逝，其中一些人物已经离开了我们，想来颇感怅然。幸运的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大体梳理了燕南园的历史情况，汇成此书，希望借此留下一些有价值的资料。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经历了八十多年风雨的燕南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接纳过诸多住客，若是详细罗列，将是一部极长的名单。限于能力也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进行叙述，只能介绍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这自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们只企盼这本小书能够引起一些读者的兴趣，有更多的人走进那神秘而神圣的燕南园，感受其氛围，发掘其精髓，在那些林间小径中继续寻找先贤的足迹，使其成为指引后人前进的路标。肖东发陈光中2011年3月
追寻与继承（后记）北大百年，名师荟萃。从京师大学堂时期到红楼时期、从西南联大时期到新校燕园时期，从北大（包括燕京大学）校园里走出的众多校友之中，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把自身与祖国的振兴、民族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他们是民族的脊梁，他们没有辜负这片圣地赋予他们的风骨和灵气！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名人的脚步与北大前进的轨迹相伴相随。我们谈北大的精神，北大的气象，终究还要靠北大人来体现。北大人身上的风骨和使命感从何而来？是“煦煦春阳的师教”——那最大的影响，来自北大的历届师长,北大的先生。几年前，我们曾编辑出版了一套《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之后欲罢不能，又进入到燕南园这个不大的院落，继续寻求探访大师们的足迹，决定再续写一本《北大燕南园的大师们》。编写这本小书为的是追寻与继承，让年轻的学子进一步了解大师的生平业绩，回顾大师的心路历程与学术轨迹，寻找大师之所以为大师的原因所在。20世纪多灾多难，大师们饱尝人间艰辛，备受世间坎坷。在或平淡、或激扬、或抑郁的生活空间里，一段段琐事折射出大师们不平凡的人格魅力与恬淡的生活境界。特别是在人生转折的重大时期，以及社会巨变的关头，他们矢志不渝，耿介不阿，展现出浩然正气，对国家和人类做出了杰出贡献。这些往事，至今已很少有人提及，然而又怎么能够轻易忘记呢？季羡林先生曾在为《国故新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诠释——汤用彤诞辰百周年纪念论文集》所写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汤锡予先生就是这样一座丰碑，一个里程碑，他是不可超越的。”我们认为燕南园里那一幢幢小楼和平房就是一座座丰碑，诸位大师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里大都是几乎不可超越的里程碑。我们之所以选择写燕南园，还有一个考虑，就是直接接触过大师的家人亲友及弟子们大都健在。大师的形象不是抽象的，而是生动、鲜活地存在于见过他们、听过他们、感受过他们的那些心灵之中。我们多次拜访过大师们的家人亲友和弟子，他们充满深情地回忆了许多有关北大名师的往事。正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写出那些大师们的故事。同时，我们在写作中也参考转引了一些他们的回忆文字，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本书的景观照片是我们拍摄的，但多数人物照片则得到北大图书馆的鼎力襄助，特别是和我们一起合作编辑《北大人文与风物丛书》的周家珍老师与许多名师的家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取得了发表照片的授权，因而此书得以收录许多以前不易见到的珍贵老照片。我们力求以这种议叙相间、图文交织的形式突出展现大师风采，务使追求民主科学的北大传统与北大精神融于全书。当然，由于水平和条件所限，还留有许多缺憾，敬祈读者指正。
作者于2011年3月18日
14燕南园的马寅初与魏建功位于燕南园西南角的63号，住过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家马寅初以及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魏建功等人。1957年4月25日，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接见《文汇报》驻京记者杨重野，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地点是在北大燕南园63号他的寓所内。马寅初本来住在城内东总布胡同，1952年教育部实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校方为马寅初在燕南园安排了一处住房，那就是位于燕南园西南角的63号院、在翠竹环绕之中的一座小巧的平房。院子既保持着独立的格局，又与整个燕南园融成一个整体，是一个十分幽静的小天地。那次谈话的重点，是中国的人口。马寅初开门见山，上来就谈到了实质性的问题:“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他说:“人口繁殖的确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我认为不能再这样下去，我们现在有计划经济，同时也应该有计划生育。”这次谈话的内容以“马寅初谈人口问题”为标题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应当说，马寅初那“控制人口”的观点绝非头脑发热时信口开河。在此之前，他已经进行了长达数年的调查研究了。1953年，新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结果证实，到当年6月30日止，中国的人口是601938035人，增殖率为20‰。考虑到许多客观因素，马寅初认为中国的人口增殖率应超过20‰，至少也要有22‰。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数字！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太大，每年增加的人口便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数，如此众多的人口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强大阻力和沉重负担。所以，马寅初认为有必要提醒人们充分注意这个问题，他专门撰写了一篇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论文，在1955年7月举行的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作为发言稿提交浙江小组征求意见。当时，邵力子为配合马寅初发表意见，也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计划生育措施的提案。不料，他们竟招来一通严厉批判。马寅初的意见被斥为“马尔萨斯那一套”；邵力子则被质问:“究竟代表哪一界人民的利益？！”有人甚至提出应当取消他的人民代表资格。当时的时髦观点是:“社会主义是没有人口问题的。”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马寅初和邵力子的意见会遭到许多人的抵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问题开始一点一点地被人们所关注了。1957年6月，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马寅初将有关人口问题的提案提交大会。7月5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整版篇幅刊登该文，那就是著名的《新人口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发表的正是时候──或者说正不是“好时候”。就在那几个月，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右”运动由酝酿到展开，刹那间便蔓延到全国。有人说了:“马寅初发明的所谓《新人口论》是配合右派向党发动的猖狂进攻！”关键时刻，周恩来及时制止了对马寅初的攻击。但是，使马寅初暂时得以免灾的最主要的原因，大概还是毛泽东的态度。在马寅初起初提出控制人口问题的时候，毛泽东似乎是赞成的。《新人口论》发表后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修改并通过了《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明确规定:“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毛泽东在会上还着重指出:“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无非也是来个大鸣大放、大辩论。”马寅初只注意到毛泽东多次表态“赞成节育”，为此很受鼓舞。于是，在1958年2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他与邵力子再次提出了节制生育的问题。然而，这一次却更不是时候了。因为毛泽东已经开始准备开展“大跃进”，以实现“赶超英美”的宏伟目标了。而在科技力量与工业水平大大落后的情况下要想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似乎只有依赖于中国的“特殊优势”，这“优势”就是人多。毛泽东在1958年4月15日所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发表了那句名言:“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这种情况下，还在一味“宣传人多，造成悲观空气”的马寅初分明是在与毛泽东唱对台戏，他不倒霉谁倒霉？！1958年5月4日，本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北京大学召开建校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著名理论家”陈伯达应邀到会并讲话，他给全校师生来了个“突然袭击”，点着校长的名字说:“马寅初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从这天开始，马寅初便成为“大批判”的“活靶子”。5天后《光明日报》特辟专栏，发表的文章矛头直指马寅初。接着，《文汇报》、《新建设》等各地报刊也加入了批判的队伍。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对那些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进行的总围剿，从此举国上下基本只能听见一种声音，堪称“莺歌燕舞”。而1958年那声势浩大的“大跃进”更是造成了全民族的大狂热，“捷报”、“卫星”满天飞，如同节日夜空的灿烂焰火。在此不妨试举几例: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报道:“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1958年9月5日《人民日报》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这个纪录只保持了短短几天，9月12日《广西日报》报道: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城管大队的中稻“获得亩产十三万四百三十四斤十两四钱的惊人纪录”。其实这没有什么惊人的，广西三江的另一块“天下第一田”已经在酝酿亩产25万斤的指标了！就连猪也争气:湖南华容的生猪被实施了剪耳朵、割尾巴的“科学”催肥措施之后，居然一天能长14斤肉！产了这么多的粮食，养了这么多的肥猪，怎么办？一句话:放开肚皮吃他个娘！“事实”雄辩地证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彻头彻尾的鬼话！人多了有什么不好？还是毛泽东说得对:“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但是，如果耐心地翻阅一下第二年──也就是1959年──的报纸，却会惊讶地发现，舆论已经悄悄地改变了腔调，开始“以人定量、按量发票、凭票用饭”了；再往后，则开始大谈“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大谈“菜粮搭配”了。人们创造了另一些“奇迹:“1斤油炸出51斤油条”、“100斤米糠可出200斤左右的工业原料和食品”……似乎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确出了问题，那就是被称之为“三年困难时期”的特殊历史年代。据统计，自1959年至1962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竟有4000万人。1959年夏天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尖锐地批评了“浮夸风”和“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可惜，毛泽东却仍然陷在“大跃进”的冲动中，无法冷静地思考。结果不仅是彭德怀自己惹祸上身，还由此引发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反“右倾”运动。这时的马寅初又如何？他仍在“不识时务”地顽强论战。从1958年夏天开始到1959年春，马寅初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身份，先后到浙江、江西、广东等8个省区视察，并结合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在报刊上发表了十几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驳斥那些所谓的“批判”文章。1959年第11期《新建设》杂志发表了他的《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再次系统说明了自己的基本理论观点，文后有两个“附带说明”，其一是“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文中写道:“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在这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战争中，单枪匹马的马寅初获胜的几率基本等于零。他的朋友与亲人在为他担心。他们苦口婆心地劝他，不要如此固执，不要作无畏的牺牲，不要为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而付出无法挽回的代价。但马寅初是一匹“犟马”。他的“附带说明”之二是“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马寅初所说的那位“好朋友”，指的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20世纪30年代，德高望重的马寅初曾经担任过立法院委员，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经济上的倒行逆施极为反感，直言相抵，产生了很大矛盾。抗日战争爆发后，马寅初随立法院撤到重庆，后被聘为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教授，仍不断发表演讲，抨击国民党政府以及“四大家族”，矛头甚至直指“蒋委员长”。为了堵住他的嘴，孔祥熙曾经想以聘任财政部长的办法予以利诱，被他严辞拒绝。蒋介石请他赴宴，他却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老师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马寅初软硬不吃，蒋介石十分恼怒。1940年12月，马寅初被逮捕囚禁，社会各界多方打探消息，意欲营救，却没有结果，人们便想出了一个特殊的办法。1941年3月，重庆大学举行“庆祝大会”，“遥祝”马寅初六十大寿，会场上有一幅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名义送来的寿联十分引人注目。上联是“桃李增华，坐帐无鹤”，指的是马寅初未能出席祝寿会；下联是“琴书作伴，支床有龟”，暗喻马寅初被囚狱中。马寅初后来先后被转移到江西、福建、广西等地，1942年押回重庆。周恩来发动社会力量倾力相救。因慑于舆论压力，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马寅初释放，但他仍然有很长的时间被软禁在家中。马寅初对周恩来等人的关心始终十分感激，因此，1948年解放战争在全国展开后，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追随中国共产党。经中共安排，他于1949年3月18日与柳亚子、叶圣陶等人一同到达北平。经周恩来推荐，马寅初被安排到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工作；后来他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仍是出于周恩来的建议。所以，马寅初一直把周恩来视为自己的好朋友。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周恩来特地约马寅初谈话，劝他千万不要过于固执，还是主动检讨一下为好。马寅初十分明白，周恩来的劝告是出于一片好心。但是，经反复思索，尽管马寅初感到“心中万分不愉快”，但还是选择了斗争到底这条路。马寅初的态度大大激怒了“理论权威”康生。他说:“原来我担心他会把辫子藏起来，改变观点。现在看全部未变，他的观点暴露出来了，有辫子。……现在他挑战，应当迎战！”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北京大学的校园被飞雪般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所覆盖，就连燕南园63号马寅初的住处也贴满了大字报。批判会连续不断地召开，仅全校规模的大会就至少进行了3次。相比之下，在临湖轩举办的一次较小规模的批判会倒显得更加引人注意，因为康生亲自出马，参加了会议，他公然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到底是姓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我看这个问题现在该是澄清的时候了。我认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毫无疑问是属于马尔萨斯的马家！”那些参加会议的积极分子们紧随其后，争先恐后地发言，大帽子满天飞。而马寅初始终冷眼相对、一言不发，直到最后主持人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他才大声说了一句话:“我马寅初是马克思的‘马’家！”全场哑然。1960年元旦过后，马寅初辞去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退掉在燕南园63号的住房，回到了他在城中东总布胡同的家中。不久后，他被免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只保留了一个全国政协常委的虚衔。从此，马寅初便从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文革”期间，马寅初受到周恩来的保护，没有遭到过大的冲击。十年动乱结束后，1979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任命马寅初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9月11日，中共中央同意北京大学党委关于为马寅初平反的报告和决定；9月14日，北京大学召开会议，为马寅初公开平反。1982年5月10日下午5时，马寅初终于走完了自己曲折坎坷的人生道路。遵照他的遗愿，火化后的骨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另一部分送回故乡。1982年9月1日，也就是马寅初逝世4个月后，在中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正式将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又过了20年，2002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正式实施。据有关部门调查统计，自1982至2001这20年间，全国累计少出生人口近3亿。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数据表明，至2005年1月6日，中国内地总人口达13亿。我国“11亿人口日”是1989年4月11日，而“12亿人口日”是1995年2月15日。从11亿到12亿仅过了不到6年的时间，而从12亿到13亿则延长到了10年。这些，也许是对马寅初最好的纪念。在漫长的岁月中，燕南园63号曾经更换过不少主人，魏建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从1975年至1980年在这里居住。说到魏建功，许多人也许是从鲁迅的文章中首先知道这个名字的。在鲁迅的《集外集拾遗补编》中，曾收录了写于1923年1月13日的一篇文章，题目叫《看了魏建功君的〈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文中对魏建功好生责骂了一顿。这事的前因后果其实并不复杂:那时，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任教。一次，在看了学生的戏剧演出后发表了一些感想，由鲁迅先生译出，题为《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在《晨报副刊》发表。由于其中对演出有一些直率的批评，引起魏建功的反感，便也写了一篇“反批评”的文章发表。鲁迅很有些生气，当即撰文予以驳斥。说来魏建功的文章的确过于偏激，尤其是对爱罗先珂的生理缺陷“加以快意的轻薄嘲弄”（鲁迅语），实在有失厚道，所以挨骂也是应当的。不过如此一来，魏建功倒是由此而“出名”了。魏建功是江苏省海安县人，生于1901年。他于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靠江苏同乡会每季40元的经济补贴，半工半读维持学业。1921年他考进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边工作边学习。当他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刚刚22岁，正是年少气盛的时候，说话过火也是难免的。鲁迅一生中“骂”过许多人，被“骂”的未必都是坏人。魏建功当时正选修鲁迅开设的课程“中国小说史”，应算是后者的学生。他后来与鲁迅的关系很好，经常来往。1925年爆发“五卅运动”，魏建功为抵御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与朋友组建了“黎明中学”。这年8月，鲁迅因在女师大风潮中坚决支持进步学生而被段祺瑞政府非法免职，魏建功专程到鲁迅家中，邀请他去黎明中学任教。这对于正处于逆境中的鲁迅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支持。虽然第二年鲁迅去了厦门，但魏建功仍同老师保持着经常的联系，还帮助做了不少工作，比如鲁迅的《唐宋传奇集》就是他帮助校对的。鲁迅曾在信中特地致谢:“给我校对过的《太平广记》都收到齐了，这样的热天做这样的麻烦事，实在不胜感谢……”在《唐宋传奇集》的“序例”中，又再次点名致谢。这次“点名”与上次被“骂”当然不同，不过鲁迅当时恐怕不会想到，他的这个学生后来真的成了一位很有作为的名人。魏建功在北大读书期间，经钱玄同、沈兼士、马裕藻、沈尹默等名师指导，学业精进，在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2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28年曾前往朝鲜京城大学讲学，后仍返回北大。魏建功早年最出色的学术成果，是对音韵学的研究。早在1935年，他便发表了约三十万字的《古音系研究》。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音韵学方面，对于研究方言学和文字训诂学来说也是重要的参考书，此外，对汉语语音的研究也颇有独到之处。魏建功对韵书系统的研究同样成就突出，被誉为“继王国维后有成就的人之一”。他在北大任教期间，竟同时开设了声韵学概论、方言研究、民间文艺讲话、古音乐研究等8门课程。据说当时北大中文系有三门课程被称为最有特色的“三大概要”，那就是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概要》、沈兼士的《文字学概要》、魏建功的《声韵学概要》。抗日战争期间，魏建功先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后到设在四川白沙的国立西南女子师范学院，在那里创办了“国语专修科”。积极推行国语，是魏建功所从事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1944年，国语推行委员会在西北地区和重庆地区设置了两个推行国语的据点，魏建功是重庆地区的负责人。在他的推动下，国语的普及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因此，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借调到台湾，担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外还兼任台湾大学中文系特约教授。为了全面开展推行国语的工作，他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申请，把当时设在北京的《国语小报》的印刷机和字模迁到台湾，创办了《国语日报》，这份以推行国语为职责的报纸在1948年10月25日正式创刊。由于日寇侵占台湾后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日本的语言和文字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占据了统治地位，对于台湾同胞来说，这不仅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且是莫大的耻辱。因此，台湾光复后，台湾同胞以极大的热情学习国语。魏建功和一批具有强烈爱国责任感的语言学家，致力于从台湾语言中铲除日文日语的影响，实现中华民族语言的纯洁、规范、统一，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这应算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1948年10月，魏建功回到母校北京大学继续任教。1949年7月至1950年7月，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后调任新华辞书社社长。其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主任、副系主任、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语言所学术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语言所审音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语文》杂志常务编委，第一、二届北京市政协委员，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常委等职，还是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魏建功担任的职务很多，所做的事情也很多。比如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各界广泛使用、中小学生几乎人手一册的《新华字典》，它的编辑过程，就浸透了魏建功的心血。早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魏建功就与一些学者讨论过编纂一部可供中小学生使用的新型实用、检索方便的小型字典。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在适应广大工农学习文化需求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广民族的共同语言和文字，迫切需要尽快编纂一本新的现代汉语字典。1950年，魏建功应邀到出版总署牵头组建了新华辞书社，并兼任社长，开始主持编纂《新华字典》。在叶圣陶的直接指导下，经过三年艰苦的工作，《新华字典》终于在1953年10月交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70万言，收字6840个。1957年又进行重新修订，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按照魏建功原先的设想一部字典应具有“十大特色”:一，就实际语言现象编定；二，以音统形；三，以义排词；四，以语分字；五，以用决义；六，广收活语言；七，由音求字；八，由义选词；九，适合大众；十，精选附录。在编纂《新华字典》的过程中，他的这些指导思想被具体落实为“以音统字、以字统义、以义统词”的总体例。《新华字典》最早的《凡例》曾经这样说:“本字典编写的目的主要是想让读者利用这本字典对祖国的语文的语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在书面上和口头上都能正确地运用。”也就是说，《新华字典》所要达到的目标，不仅是文字上的统一和规范，还力求在最大的程度上使普通话得到普及。《新华字典》第一次印刷10万册。到1998年已经是第九版、第119次印刷，印数竟达50万册。有人曾开玩笑说，魏建功是“大学问家编小字典”，而这本貌似普通的“小”字典，竟能达到如此惊人的印刷次数和发行数量，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20世纪50年代初，魏建功教授被聘为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还担任了政务院文教委下设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的委员，并兼任文字整理组副主任，在《汉字简化方案》的制订工作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1954年，他又成为文改研究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决定组成的“七人小组”成员，具体主持《常用字简化表草案》第五稿的修订，对我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魏建功自1961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在忙于行政管理工作之余，仍坚持教学与学术研究。大概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特殊的“头衔”，那就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其实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便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曾在鲁迅领导的《莽原》、《语丝》等刊物上发表过不少杂文。他所发表的文学作品经常署名为“天行山鬼”，是把自己的字和别号连用，显得颇有些别致。要想简括而全面地介绍魏建功一生的功过是非，有一件事情似乎不应回避。那就是在“文革”后期，他曾与其他三位颇有名望的老教授被指定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笔杆子──“梁效”写作组的顾问。这件事情，多年来一直受到诟病。不过，凡是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都会明白，在当时那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野心家和骗子打着“党和国家领导”的旗号，许多人都难免会身不由己。所以，何必一定要苛求于魏建功呢。魏建功晚年虽体弱多病，还坚持工作。1979年时他的肾病严重，依然认真审定《辞源》的稿件，据说经常工作至深夜。1979年底，他因病住院做一个不大的手术，不料竟于1980年2月18日故去，终年79岁。几十年过去，燕南园63号早已物是人非。“文革”期间，这小院一度“辉煌”，据说臭名昭著的“造反派”头目聂元梓曾经在这里住过。如今一切都已成为历史，这里似乎变成了一个“大杂院”:既是“老干部活动站”，又是“燕南园居民委员会”，还曾挂过一个什么“公司”的牌子，原先的幽静氛围早已难寻。院中那几丛残竹依然青翠，为颇显凄凉的院景维持着一丝难得的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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