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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俊峰，安徽阜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检查日报》专栏作家，《中国纪检监察报》原副刊编辑。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中国报人散文奖、全国报刊副刊作品年赛银奖。作品发表或转载于《新华文摘》《中国作家》《小说选刊》《散文》《美文》《散文百家》《光明日报》等，出版散文集《在时光中中流浪》《心灵的舞蹈》，报告文学《生命的红舞鞋》《正义的温暖》。
《在城里放羊》是一部有关乡愁的散文集，分为《城头新月》《心中暖酒》《梦中诗情》等辑，所选篇章，都是对故乡的倾诉，表达了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作品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第五届中国报人散文奖。
上辈子，我一定是只大雁（代序）在城里放羊|0000|上辈子，我一定是只大雁（代序）
我的上辈子极有可能是一只大雁。秋冬，大雁浩浩荡荡飞往南方，春天，它们飞回遥远的北方——西伯利亚。我呢，也是南北飞。我的南方，在合肥；我的北方，是京城。只是，一年四季，我飞来飞去十几趟，比大雁要勤得多。
合肥至北京，北京至合肥，十多年了，我不在南方，就在北方，否则，便是在南来北往的路上。父母于南，孩子在北，两边都有我的家。
对城市的爱，恰如爱一个人，肌肤的相亲，灵魂的相通，会对她细微的变化了然于心，牵挂于胸，会分外珍惜那些动你心魄的“好”来。
北京的夏是比较舒服的。早晚皆凉爽，中午有那么一会儿温度高亢，很快也就退了，真正难耐的燥热、闷热、暴热并不多。大多时候，虽然也热，但是那热中带有温凉的成分，柔了许多。当夕阳落下，凉意便会急急袭来，夜里睡觉还需要一床薄被子。
其实，京城*好的季节是秋。天高气爽，风流白云，感觉从里到外，整个气管子和内脏都像清澈如洗了。虽然秋季并不长，但是让人过目难忘。我父母多年前的一个秋天来北京住了一段时间，回去后只要说到北京，准会说起北京的秋天，天是如何如何蓝、云是如何如何白……
来北京工作之前，我*没有想到，冬天住在北京也是极舒服的，对一个来自南方的人来说，简直算是享福了。每年的11月中旬开始供暖，家里、地铁、商场、单位，哪儿都是温暖如春，热浪徐徐。出门简单又方便，穿一件厚外套，棉袄或羽绒服，长一点的，基本上从脖子到脚都裹严实了。进屋，脱去外套，只剩一件衬衣或薄毛衫或一件背心，清清爽爽，浑身轻松。但是，住北京久了，也会变得娇气，稍微有点冷就会吵吵嚷嚷受不了。说实话，那点冷在南方人看来，算得了什么？空气干湿不一，南北的冷有着显著的不同，相同的零下温度，给人的感觉却差别很大。即使北方的零下10摄氏度与南方的零度，伸出手去，感觉也差不离儿。南方的空气水分大，冷中带着寒，阴冷阴冷的。我一直以为，真正扛冻的人，应该是以合肥为中心的江淮之间那一片地方的人吧！
我还是想说说北京的春。北京的春真是短得不可思议，三月中旬停止供暖，四月初坐地铁就得放冷气，不然的话，人挤人热得受不了。仿佛眨眼之间，夏就意外地蹦出来了。只是不明白，那满树的绿叶，满园的花朵，是什么时候变绿的，又是什么时候盛开的？莫非风含催化剂吗？春的步子迈得实在太快了，像是不吃不喝不睡往前起劲地跑，就算我的眼睛和脑子累得气喘吁吁，也撵不上！
那么，春天还是回南方吧！
春在南方来得早，二三月的天，有的油菜花就忍不住盛开了，像姑娘早早穿上了裙子，惹得蜜蜂、蝴蝶嗡嗡嗡地不住撒娇，也像孩子盼着过年，让世界早早就热闹了起来。绿的植物、活泼的小动物，都探出脑袋来，开始生命的欣欣向荣。人在春天里，像刚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了新衣、皮鞋，或者抹了口红，穿了好看的裙，拎了时尚的包，斗鸡一般昂扬出门，精神亮亮的，脚步轻快如捣蒜。
既然北方的秋也短，那么，不妨去南方继续赏秋。南方的秋，像一个悠长悠长的梦，五彩缤纷。时间像是被抻长了，抻成了一个电影的慢镜头，或者是手里拿着的一个放大镜，能让人清清晰晰地看见绿叶是如何一天一天地黄了、红了、落了，世界是如何变得斑斓起来，像无数的山水画家给世界涂抹上了澄澈的多汁多味的颜色。而且，秋天的丰腴与姿色，甚至霸气地侵占了初冬的领地，将冬天驱逐到了很远很远的天边，让冬天不敢轻易登上本该属于它的舞台。季节好像也有野蛮的时候呢。大地偏爱秋，人和牲畜当然更喜欢秋。秋让生命轻松、快乐、充实，也秋出了更多的憧憬。
南方北方，都长在我的生命里了，都有我的亲人，都有我的爱。爱一个人，便会爱上一座城；爱一座城，更会爱城里的那一个人，况且所爱是一大家子的亲人呢？这样的城，融在你的血液里，知道你的冷暖、好恶、哀乐，知道你什么时候下雨、起风、出太阳或者阴天。于是，城便成了你的家，身在城中，喜气洋洋、情意绵绵；离开，牵挂怀想、相望遥遥。有时候，你根本分不清楚，你爱的城与你爱的人，究竟你爱谁会更多些。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真没想到，汉武大帝竟也如凡人般多愁善感，只是，他伤感的是在“少壮几时奈老何”的外表下，建功立业、江山永固的思索和雄心壮志！是生命一世、草木一秋的感慨。而我，如草如芥，不过季节当中的茂盛与枯败、小我之情的欣喜与慰藉，但是，这情，这意，却如江海河湖，奔流之中铸就了不败的花。
人，其实就像一只大雁，居南想北，于北思南。透过你头顶的那一片天空，一定还有一个精神的故乡，留待你的飞越和思恋。
不是吗？
（载于《合肥日报》副刊）
*辑城头新月
少居颍州上学
童年如梦。回忆童年，是一个人一生的快乐。童年往事，能让一个人津津有味翻来覆去絮语一辈子。一代代关于童年的絮语，叠加累积，便成为人类历史中一个个有情感、有温度的成长细胞，构成了人类记忆的独特风景。
大爹在周庄小学当先生。称呼“先生”，是村民对读书人自古就有的敬重。临近晌午，远远地看到大爹从学校回家，脖子上围着一条驼色围巾，一帮村里的学生前呼后拥，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午饭后，大爹再去学校，仍有去得早的学生相随。乡人们远远看着，满眼的羡慕、希冀和神往。一个村庄出了一位“先生”，就会安静许多，似乎有了主心骨，有了灵魂。我吵着也要去上学，奶奶说，等再大一岁，小了会受人欺负。其实，奶奶的担忧完全多余。周庄小学规模不大，只有三四位先生，四五个班级（有复式班），大爹又在校教书，谁会欺负我呢？眼巴巴等了一年，终于去上学，我已经虚岁九岁了。
上学开了一个“晚”头，随后的人生似乎都晚了，干啥都撵不上别人，都落在别人的后头。无奈中安慰自己，晚就晚吧，也不是坏事，起码心里还会悠闲一些。
沈庄离周庄小学也就三四里路。我跟着一帮年龄大些的学生，每天风风火火，来来回回，疯疯癫癫，像是天天去赶一个神秘的乐园。上学其实是件很好玩的事。教语文、算术的都是周老师。周老师白白净净，说话做事和风细雨，慢条斯理。他的脖子上也围一条围巾，胸前兜里还别着一支钢笔，一看就文气。上课了，他一只手捧着一摞书本，另一只手拿着一个装满铅笔的大笔筒，微笑着走进教室。起立、坐下，教室里仍然乱哄哄的。周老师也不生气，温言制止，点名给每人发一支削好的铅笔、一个本子，然后讲课。语文*课，五个大字:*万岁！他教我们读，然后教我们一笔一画地写。我们跟着鹦鹉学舌，照葫芦画瓢。下课铃响了，他把铅笔和本子统一收上去。本子他批改，铅笔他替我们保管。然后，下课，回家，不留作业。
颍州那地儿，一马平川，辽阔的淮北大平原，雨天容易积水。一天下雨，我们提前放学。有一段低洼路被雨水淹了，过不去。学兄们自告奋勇，脱了鞋，把学弟一个一个背过去。过了水，路仍湿滑，我们都赤脚走路，把鞋拿在手里。平原的泥路，遇到水，化开了，就特别黏，糖稀似的，粘鞋，走路费力。
那种费力，我早就领受过了。是五六岁吧，邻近庄子有一个亲戚结婚，母亲让我做家里的代表去喝喜酒，我便跟着庄子里的大人们一起去。那天刚下罢雨，庄稼地一片清新，红芋、玉米、大豆，生机勃勃。天清气朗，一丝白云也没有，空气中有一股好闻的甜味儿。只是，路上全是稀泥！大人们说说笑笑往前走，我奋力追撵。大人们走得飞快，一路上只顾说笑，全然忘记了后面还跟着个孩子。不知不觉，我越落越远。我使尽吃奶的劲儿加快脚步，可是泥巴粘鞋，鞋底、鞋沿的湿泥越粘越多，沉重如山。我歪着脚，前后左右地蹭，想把湿泥蹭掉。大块泥巴掉了，走了几步，又沾满了湿泥。我累得气喘如牛，迈不动腿脚。看着那几个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急得一头大汗。
天高云淡，满世界的辽阔。村庄掩映在绿色的苍茫里，小风呼呼刮着。空旷里，我孤零零地杵在荒郊野地，心中满是恐惧。我朝着那些背影，高声呼喊，可是声音一出口，就被风撕扯得颤颤巍巍，柳絮一般飞得无影无踪。我又急又怕，差点哭出声来。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了“绝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后面终于赶上来俩人，都是沈庄的爷们，好像一个堂叔一个堂哥。见到我的狼狈相，他们哈哈大笑，然后轮换背着我往前走。那一幕很难忘记。后来，每当读到《红楼梦》*回，其中写道“正当嗟悼之际，俄见一僧一道远远而来”，不知怎么，我就会浮想到多年前那两个背我行走的人。情与景，远与近，幻与实，有时候就像那一眼望不到边的无垠的平原，天地相接，雄浑苍苍，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梦与现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
那时的雨天，乡人买不起胶鞋，极少出门，需要出门时，就穿“泥机子”。“泥机子”，像一个小板凳似的，用麻绳绑在脚上，方便地出入水地。也有年轻人不爱绑一个沉重的“泥机子”，而是在泥地里踩高跷。踩高跷走来走去，打打闹闹的，是那时乡村的时髦，像现在的年轻人溜旱冰，潇洒自如。
下午再去学校时，我们每人带了一块砖，也有带半截的。满庄的屋子都是泥坯房，用砖极少，能用砖砌半截墙的人家寥寥无几，因此，想找几块破砖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聚在村头，轰轰烈烈地去上学。我们把砖一块块隔开铺在被水淹的低洼路面，连缀成一条长长的小路。远远看去，就像用一块瓦片旋在水面上溅出的一朵朵波纹浪花。
课桌，是泥巴垒的，堤坝一样，长长的，可以并排坐五六个学生。椅子，是泥墩子。这些“桌椅”岁月久远，被一茬茬学生的屁股磨得光滑锃亮。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知颍，爱颍州的“民淳讼简”“土厚水甘”，将颍州视为第二故乡，作为致仕养老之地。时隔千年，我仍然感受到了欧阳修心目中那种“风气和”的淳朴与余韵。在颍州乡村度过的那一段人生*初的时日，让我念念难忘，那种温暖、宁静、安详的情态，以后再也不会遇到了吧？！
学习很轻松，会读会写课本上那些字就行。周老师的乡音很重，他把不可避免的浓重乡音带进了教学，流“毒”不浅。国家的“国”，他念成“乖”。该学拼音时，周老师说他也不会，就不教了。结果，从小学到初中毕业，因为不会拼音，我每次考试的那五六分总是丢掉。拼音在我面前成了一座山，困扰我多年。直到上了中师，学了拼音，我才恍然大悟，拼音其实并不难啊！那个期末考试，只报听写，不考拼音，算术记不得考什么了，反正两门课，我都考了一百分。暑假过后，第二个学期（那时一个学年是从年头至年尾），我转学到了父亲所在工厂的子弟学校。一天上课，班主任易老师让我回答问题，我站起来，老老实实告诉她:“我不会。”结果引得同学哈哈大笑。易老师严肃地批评他们:“你们笑啥？你们的学习成绩都比不过他呢。”我汗颜，易老师哪里知道我那两个一百分的真正内涵呢？后来我终于知道，同学们笑我的原因:那时的学生，回答不出问题，都是低着脑袋，站着，一声不吭，等待老师“发配”，唯有我初来乍到，实话实说，乡巴佬一般。此后，我也学会低头，站着沉默。现在想想，风气、风俗或一些生活的潜规则，虽不知不觉，却时刻笼罩在身边，影响力其实挺大。
乡音有时候还是很“害人”的。一天，父亲让我去镇上请税务所的老蒋来吃饭。父亲的口音与周老师的口音如出一辙，除了把“国”说成“乖”，还把“税”发音成“废”，因此“税务所”三个字在我嘴里理所当然就变成了“废物所”。我敲老蒋的门，里面无人应。隔壁有穿制服的出来，问我找谁。我便说找“废物所的蒋叔叔”。我记得对方问了我好几遍:哪个单位？我都一如既往地坚持同样的回答。几遍下来，额头被问得冒汗。对方无奈地叹气摇头:没有这个单位。打道回府，我一路疑惑，如坠云里雾中，老蒋明明就在那里上班呀！
老蒋自然少了一顿口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