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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广芩:
1948年出生于北京,满族叶赫那拉氏。
国家一级作家,编剧。曾被陕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享有国务院颁发的“有特殊贡献专家”称号。当今中国文坛上*有代表性的实力派女作家。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百花文学奖等文学奖得主,老舍之后“京味文学代表人物”。
代表作品:《采桑子》《豆汁记》《状元媒》《青木川》《全家福》《黄连厚朴》《太阳宫》《颐和园的寂寞》《耗子大爷起晚了》等。
叶广芩暌违近十年散文精粹(全两册),写生活的烟火气息,也写人生的自在与通透。
叶广芩是经历过大起大落的人,尝过人间的冷暖的同时也能抱持对生活的热爱,她写教育孩子哭笑不得时也会适时反思,写家庭成员几代人矛盾存在的同时也能发现这些固执中的可爱,写在国外环境下生活时的中国情结;这也是一位70来岁可爱老人对人生的真实体悟,对文学的热爱和感怀,对自然山川的呼吁保护,对过往人与事的惦念,历经风雨后回过头来看那些经历,反而让她有了更平静与通透的心态。这是她笔下的百态人生,也是一份心灵淬炼后的澄明与通透。
这两册散文是作者的散文精华,也是她对于日常生活,对于人生的启示。
1.首本独家!!关于其真实家庭日常生活及人生经历体悟的散文2019震撼集结
2.多篇文章收录于各地区初、高中语文考卷作阅读理解试题
其关于描写皇城贵族、北京文化、陕北风貌、自然保护等方面文章都能引发相关研究部门的极大关注,也是未来潜在的热点话题。
3.散文版的《城南旧事》,“格格”作家笔下的市井生活;与《自在独行》一样深入人
*章唯家是心安
一走进院落,就闻到了熟悉的气息,这是家的气息,这气息无时无刻不在这个家族的各个角落存在着,时光荏苒,世事更迭,却仍旧顽强执拗地存在着,熏染着来到这里的一切人和物。
戏缘
我爱戏,爱得如醉如痴。
这种爱好,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我父亲有本叫《梦华琐簿》的书,闲时他常给我们讲那里面的事情,多是清末北京梨园行中的轶事,很有意思。我大约就是从这本书,从父亲那颇带表演意味的讲述中认识了京剧,迷上了京剧,同时,将那本书看作神奇得不得了的天下*书。“文革”破四旧时,这本发黄的线书又被翻腾出来,我才知该书出自蕊珠旧史之手,知道“旧史”便是清末杨懋建氏。翻览全书,发现并无多少深刻内容,盖属笔记文学之类。文字也嫌粗糙肤浅,我遂明白,当初对它的崇拜,很多原因是因了父亲的缘故。
我的父亲在美院从事陶瓷美术的教学与研究,艺术造诣甚深。不惟画儿画得好,而且戏也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我们家是个大家庭,几重的四合院幽深幽深,晚饭后,父亲常坐在石榴树前拉胡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流畅,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家庭自乐班就此开场,热热闹闹一直唱到月上中天。我在其中充任裹乱的角色,所以不太受欢迎,往往开戏不久,就被母亲哄进屋去“睡觉”,声称晚上院里有狐仙,且以白胡子老头的形象出现,专跟小孩子过不去。躺在床上,听着外面悠扬的乐曲,我的心一阵阵发痒,以致怀疑父亲是为狐仙之化身,因了他的白胡子,因了他与兄长们的亲热——这不是跟我过不去么。
日常我*企盼的莫过于回姥姥家。姥姥家在北京朝阳门外坛口,那里有个剧场,经常轮换演出一些应时小戏。我常常跑到剧场后面,隔着门缝看一个名叫李玉茹的演员化妆。现在看来,李玉茹不过是京郊戏班的一个普通旦角,但当时在我眼中却是辉煌至极,伟大至极的人物。开演前半个小时,李玉茹来到后台,从画脸贴片子到上头面穿戏衣,我都看得特别仔细,想象那些东西装扮到自己身上也一定不会逊色,于是就有些莫名的嫉妒。后台门缝的宽度容不下一只眼,所以看李玉茹如同看今日之遮幅银幕,不过那银幕是竖着的,恰如徐悲鸿画的那幅“吹箫”写生画,细长的一条,大部分被黑遮盖着,给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遐想。一天奇热,后台的门大大地敞开了,整个后台连同李玉茹便一览无遗地暴露在我面前,我终于看到了一个全面、完整的李玉茹。那天她演的是《穆柯寨》寨的穆桂英,一身锦靠扎得匀称利洒,一对雉尾在头顶悠悠地颤,威风极了。李玉茹看了我一眼,使我至今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看过我之后,她走到水池边朗朗吟道:“巾帼英雄女丈夫,胜似男儿盖世无;足下斜踏葵花镫,战马冲开摆阵图。”对李玉茹来说,这或许是上场前的情绪酝酿,或许是一般的发声练习,但我则认为她这一举止是专门为了我的,是专做给我一个人看的,我在门缝里向她张望了这许多时日,她自然是知道的。总之,为了她吟的那两句诗,我丢魂落魄般,整整激动了一天。后来我问父亲,全中国,戏唱得*好的是不是首推李玉茹。父亲说他不知道李玉茹,他只知道马连良、裘盛戎、叶盛兰、谭富英……这都是当今名角,他们合演的《群英会》是名副其实的“群英会”,集中国京剧艺术之大成,称得上千古绝唱。我问父亲喜欢谁,他说谭富英唱腔酣畅痛快,他喜欢谭富英。我说那我就当谭富英,何况这人的名字跟李玉茹一样的好听。父亲就教我唱谭富英的《捉放曹》,大意说三国时曹操刺杀董卓未遂,被下令捕拿,曹操行至中牟县被捕获。中牟县令陈宫私自将曹释放并与曹同逃。途中过吕伯奢家,承吕热情款待,曹却疑心吕要害他,杀死吕之全家,陈宫怨曹操心狠不仁,乘夜丢下曹操自己走去。父亲教的是陈宫见曹操杀死吕家数口后的大段唱词“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战,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作差。”我唱不好,用父亲的话说是生吞活剥走过场,又说这两句西皮慢三眼并不是谁都能把谭老板那“云遮月”的韵味儿唱出来的,叶家门里除了老四,谁都不行。父亲说的老四是指我的四哥,四哥整大我二十四岁,我们都是属耗子的,性情上就有些贴近,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长得帅气,人也清高,三十多了,还没对象。老人们常为此事操心,我想,恐怕只有李玉茹那样的漂亮姐儿才配得上他。有一回他业余演出《四郎探母》,将演出剧照拿回家来让大伙看,母亲和大伯母举着照片细细地瞧,不是瞧四哥,是瞧他旁边坐着的铁镜公主,看“公主”跟“四郎”是否相配。两个老太太将“公主”姓字名谁家住何方兄弟几人父母作甚问了个遍,听说“公主”尚待字闺中又穷追不舍,问是否有可能真嫁四郎成为叶家媳妇。四哥说那女的个儿太矮,穿着花盆底鞋还不及他的肩膀,母亲说个儿高了不好,女孩儿家大洋马似的看着不舒坦。四哥说那女的才十八,母亲不再吭声了。是啊,岁数太悬殊了过不到一块儿去怎么办?我为四哥感到遗憾,安慰他说我将来一定长得很高,陪他去唱铁镜公主一定很般配,他对母亲说,丫丫这模样演刘媒婆不用化妆。我不知刘媒婆为何许人,想必与父亲喜欢的谭富英,与我喜欢的李玉茹一样,是个娇美俊俏的花花娘子。
每日跟父亲学唱“听他言”,并自报家门系谭派正宗。逢到我唱兄长们便撇嘴起哄,说刘媒婆的“痰”派的确唱得无与伦比,一遍跟一遍毫不相同,比天桥的绝活还绝。父亲的琴拉得很认真,托、随、领、带一丝不苟,并不因了我的稚嫩而稍有疏忽,我便也唱得极努力,信心不为兄长们的讽刺与挖苦所动,父亲说过,学戏与做人事理相通,凡事都得尽力,都得用心,不能投机取巧。
有一日随父母去吉祥剧院看戏,听说里面有谭富英,有刘媒婆,所以一整天都在盼着,不敢淘气,怕父母生气变卦而换了别的孩子。吉祥剧院在东安市场,老式的,我个子小,坐在椅子扶手上,垫着父亲的大衣,高出别人一头,就看得极清楚。台上有花花绿绿的男女在转来转去,我果断地推定那个穿粉衣的喂鸡小姑娘为刘媒婆,父亲说小姑娘是《拾玉镯》里的孙玉娇,刘媒婆是那个脸上有黑痣穿肥短衫的。肥短衫是个又丑又老的婆儿,扯着公鸭嗓,挤眉弄眼很不中看。我很生气,敢情憧憬了许久的刘媒婆竟是这般嘴脸,当下我眼里便含了泪。第二折是《捉放曹》,一个戴黑胡子的男人出场,唱出我熟悉的“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战”,我才知道这就是父亲喜欢的谭富英,数日来我效仿的竟不是什么美娘子而是这么个半大老头子,窝窝囊囊地追着个大白脸,该睡觉的时候不睡觉,一个人站那里傻唱……现实与想象的错位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一种失望的悲哀终于使我失却了看下去的愿望,我将身子缩进座位,盖着大衣,在“背转身自埋怨我自己作差”的慢板中昏昏睡去……按说我的“戏剧生涯”到此该划个句号打住,孰料,一个出乎意外的转机将我对京剧的热爱推向了更新的高度。还是那天晚上,一阵紧锣密鼓将我催醒,直起身见台上一着白甲英俊男子正平地跃起,横身悬空又旋转落地,游龙似的洒脱,比穆桂英更有吸引力。我马上问这是谁。父亲说那是《长坂坡》里的赵云,独闯重围,单骑救主,是个了不得的英雄。我说我就当赵云了,再不更改。父亲说你怎么能当赵云?武生可是不好演的。看戏回来问遍兄长,果然无一人会演赵云,都说没那功夫。我很瞧不起他们,决定自己练,遂脱了小褂,掂来根扎枪,嘴里给自己打着家伙点儿,围着院里的金鱼缸跑开了圆场。不知是谁按下了快门,至今给这个家庭留下了一张小丫头光着膀子耍扎枪的照片。二十多年后,我领着还未成亲的爱人进门,便有好事者将此照片拿给他看,倒把他弄得很不好意思。
八九岁时,中国戏曲学校招生,我决计去报名。那时父亲已去世,便与母亲商量,她不答应,一气之下我在墙上拿大顶抗议,声称不答应就决不下来。母亲不睬我,也不让大家睬我,人们从我身边过来过去,任我头朝下用胳膊支撑着身体,竟没有一个肯为我说句话的。我下不来台,开始寻事,喊着七哥的小名开骂。七哥过来,揪着我的两腿把我摔在砖地上,使我一颗门牙脱落,我号啕不止,扯住老七让赔牙。母亲说我们不懂事,她一个寡妇拉扯我们已经很不容易,我们却还要这样让她为难,说着掉下了眼泪,七哥在母亲的泪中认了错,我也在母亲的泪水中绝了唱戏的念头。这一念之差是否使中国京剧界失了一个角儿,我不知道。
“文革”时都唱样板戏,我也进了文艺宣传队,人们赞赏我这一口脆亮京白,就让我演阿庆嫂。有小时的戏曲功底,演阿庆嫂也没费多大力气,那大段的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唱下来也很自如,自我感觉颇为不错。给兄长们写信,告知演阿庆嫂的事,以期得到祝贺,然而却如同当年在墙上拿大顶一样,没得到一个人的反响。演出在即,队长找我谈话,说让我演沙奶奶,将阿庆嫂角色交一王姓女子担任。王系广西人,说话带有明显的嘶嘶腔,而且台形也略显粗短,与阿庆嫂形象相差甚远。我谈了自己看法,队长似无商量余地,我则只好由青衣改唱老旦。临上戏前,队长又让我改演革命群众,即初场迎接伤病员,末场迎接新四军……后来,我得知这一串的更改是因了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时,我便离开了宣传队,自此再不唱戏,连口也懒得张了,紧接着是一场大病,嗓音被彻底摧毁,由此唱戏的二颗心终究是冷了。
转眼年已不惑,一切也都看得开了。现今五彩缤纷的舞台和电视屏幕较几十年前丰富多了。我的女儿当然再不会出现当年刘媒婆、谭富英一类的错位,这个追星族所追的星星也已不是她母亲当年推崇的穆桂英与赵云,而变作郭富城、张学友之类。其热烈程度较我有过之无不及。我还是爱看戏,爱看谭富英、梅兰芳后代传人们演的戏,从那些艺术家们的精湛表演中,体味到中国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厚底蕴,体味到昔日无数个甜酸苦涩的梦。
前不久,有人说我长得与某历史人物相像,就有人想邀我去演电视剧。照例写信给诸兄长,征求意见,哥哥们的回信如出一辙,均持反对态度。我亦就此罢休。
我的家庭使我认识了戏,爱上了戏,却又阻碍了我与它的亲近,有时把我推入很尴尬的境地。遂得出结论:此生与戏无缘。
颐和园的寂寞
《打渔杀家》京剧的优秀传统剧目,一名《庆顶珠》,又名《讨渔税》。
说“讨渔税”倒是很直截了当,因为,戏里满是催要渔税的词,而且,那场很著名的架也是为了渔税才打起来的;说它叫“庆顶珠”就让人颇为费解了,在我的印象中,戏里面除了划船和打架以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宝贝的成分在其中了。倘若打鱼的父女真有宝贝,早早充作税银交给丁府,不是也可免了老爹爹公堂之上那顿板子吗?我将疑问说给我的老父亲,父亲说我听戏听得糙,把一个很重要的情节给漏掉了。他说:“萧恩到县衙去首告,挨了40板子,还让他到丁家赔礼道歉。萧恩忍无可忍,带着桂英趁夜色渡江,以献庆顶珠为借口,进入丁府,杀死丁的全家。这便是‘庆顶珠’的由来了。”
但我总觉得牵强,“献珠”这个借口实在是戏里的败笔,把它作为戏名来提出,更是喧宾夺主。好在《庆顶珠》这个又烂又俗的名儿没叫起来,足见不喜欢它的人多,不只我一个。这就好像我“王八丫丫”的小名没在叶家以外广泛叫开一样,实在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情。
我之所以喜欢《打渔杀家》,是因为这出戏我们叶家的人都会唱。不只是唱,而且还要演,那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十分的地道,很有梅兰芳和周信芳的做派。至今,我的影集里还有我的大哥叶广厚和大姐叶广英在家里演此剧的“剧照”。照片上演教师爷的大哥光着膀子,系着带长穗的腰带,装出了一脸的凶恶;演萧恩的大姐带着髯口,梳着小抓鬏,更是一脸的认真。照片出自20年代父亲的德国相机,相当清晰,画面上的大哥有10岁,大姐*多不过五六岁。五六岁的小姑娘也能粉墨登场,除了可以看出叶家众子弟的多才多艺以外,也足见《打渔杀家》在叶家的深入。如今,照片上的两位“演员”都早已作古,那悠悠的琴声与唱腔却传了下来,一直传到了我这儿。
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那是今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旧时在京城是一座很有名的学校。校长是徐悲鸿,著名画家齐白石、徐燕荪等也都任过该校教师;王雪涛、李苦禅等大家均毕业于此。我的三大爷也在这所学校工作,老哥儿俩打小居住在一起,没有红过脸,没有分过家,兄弟孔怀,为小辈们做出了好榜样。老哥儿俩不惟画画得好,而且戏唱得好,京胡也拉得好。晚饭后,老哥儿俩常坐在金鱼缸前、海棠树下,拉琴自娱。那琴声脆亮悠扬,美妙动听,达到一种至臻至妙的境界。我的几位兄长亦各充角色,生旦净末丑霎时凑全,笙笛锣镲也是现成的,呜里哇啦一台戏就此开场。首场便是《打渔杀家》,《打渔杀家》完了就演《空城计》,然后,《甘露寺》接着《盗御马》,《吊金龟》接着《望江亭》,戏一折连着一折,一直唱到月上中天。
母亲说:“狐仙都出来了,散了吧。”
我们家院深房大,老北京传说大凡这样的大宅门都有狐仙与人同时居住,狐黄灰白柳(狐狸、黄鼠狼、老鼠、刺猬、长虫)是家神,是不能轻易得罪的。据说,我们家的狐仙晚上常常变成白胡子老头出来在院里各处溜达,有人还听到过狐仙的咳嗽和踢踢踏踏的脚步声,逢有这种情况就要早早地回避,不要撞克了。
听母亲说狐仙出来了,大家这才收家伙,各回各的屋。
弟兄们这么热闹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
我比我的大哥整整小了36岁。
生我的时候我父亲已经60多岁了。他是光绪十四年的生人。
虽然没有和父兄们在家里唱大戏的荣幸,但我却敢大言不惭地对兄长们夸口,说我在颐和园的大戏台上唱过《打渔杀家》,德和园的戏台不是等闲之辈能上的,那是杨小楼、梅兰芳们一代宗师给西太后唱戏的地方。我至今尚能背诵出戏台两侧的楹联:
山水协清音,龙会八凤,凤调九奏;
宫商协法曲,像德流韵,燕乐养和。
这个联是西太后过60岁生日时,亲自撰写的。我父亲教我认字,就是从这几个字开始一天五个一天四个地认起的,也只是识字,至于那意思,是一点也不明白的。
为什么我能在德和园出乖露丑呢?这还要从我的三哥说起。
我的三哥叶广益和三嫂鲍贞都在颐和园里工作,我很多时候是和他们住在那座美丽的大园子里的。德和园大戏台东边有个夹道,那里有几个相同的小门,我们就住在其中的一个门里。门小院子却大,里面北房一排,前廊后厦,高大宽敞,连那睡觉的雕花木炕也是嵌在北墙里,古色古香,十分的与众不同。我仔细地观察过,小院不少,小孩子却没有一个,这使我感到寂寞。我渴望着回到城里,回到父母身边,但我也深谙父母无暇顾及我的难处,母亲在数天前又为我增添了一个叫做叶广荃的小妹妹。
我们家别的不多,就是孩子特多,按大小排行起来,大大小小一共14个,7男7女,我是第13个。孩子多了就不珍贵,也不娇气,多是有一搭没一搭地捎带着养,不似今日的独生子女,上小学六年级了还要家长每天在学校门口接来送去。我常想,那时候我不过四五岁,家里把我撂在颐和园怎么就那么放得开呢?负责照看我的三哥对我更是大松心,他和三嫂白天上班,让我一个人可着园子到处乱跑,到哪儿去他连问也不问,好像这个园子就是我们的家,让人放心极了。所以,在颐和园,我像大草原上的羊一样,每天只要在吃饭的时候到颐和园东门口的职工食堂找到买饭的三哥即可。三哥夫妻俩工作都很忙,没时间做饭,我也只好跟着他们吃食堂。对颐和园职工食堂的饭我不敢恭维,我认为那是世界上*难吃的饭。当然,在以后我吃了不少食堂之后才明白,东宫门的饭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后来,三哥雇了一个很能干的、清瘦的老太太给他做饭,老太太做的饭很有水平。冬日的下午,老太太常常坐在火炉边一边跟我聊宫里的故事一边捏小点心,她烤出的小点心花样繁多,小猫小兔小鸟形态生动活泼,别说吃,就是玩也很有意思。原来,老太太的丈夫是宫里御膳房的厨子,死了。她无儿无女,没别的特长,只会做饭,被号称美食家的三哥接到家里来。这样,我随时都有点心吃了,再不要记着钟点跑食堂,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幸福不过的事了。
这都是题外话。
一个被叶家的人叫作“王八丫丫”的很淘气的小姑娘在园子里孤寂地住着,那实在是一段磨人性情的岁月。我常常坐在谐趣园水榭的矮凳上,望着亭台楼阁,以孩子的心,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与眼前景致和我有关的美丽故事。故事里自然要有园子的主人公皇上和老太后,不能少的是年轻的渔家女桂英和她的老爹爹萧恩,我一定更是其中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夕阳西下,晚霞凄艳,园中的水色山光使人想到《打渔杀家》那段西皮导板:
白浪涛涛海水发,
江岸俱是打鱼家,
青山绿水难描画,
树枝哪怕日影斜。
湖水和江水一样,在夕阳里飘散着一股忧愁,一股难以说清的寂寞和惆怅。戏中英雄老去,归隐江湖,洗尽了当年的意气,只有天真的幼女相依为命,*后只好“双双走天涯”了事。那情景真的要让人为之伤心一哭了,我想,如若我认识桂英,一定要参与进去,助那父女一臂之力,倘能叫上我那些齐整英俊的哥哥们,萧家不但能够打赢,说不定那个小女子桂英的终身也会有了依靠……
知春亭畔有元朝宰相耶律楚材的祠和墓,祠内供奉着耶律楚材的塑像,是个穿白袍的老头儿,三缕黑髯垂在胸前,很和蔼可亲。三哥对我说,当初西太后修复颐和园的时候,认为自家的花园里搁着个外人的坟有点不伦不类,就想把它起走。耶律楚材给太后托梦说,你修你的园子,我住我的家,咱们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就是你们的乾隆建园时都没敢把我请出去,你能把我怎么样?西太后从此再不敢提迁坟的事,这座坟就理直气壮地在皇上的家里待下来了。我听了以后,很佩服耶律楚材的勇敢,把他看作和萧恩一样的人物。当然,那时对这位为元朝立赋税、设郡县、建户口的历史名臣并无一点了解,所见只是个白袍子,就叫他白大爷。没事儿就往白大爷那儿跑,跟白大爷去说话。白大爷是这座园子里我能看得见的、肯陪我聊天的好老头儿。久而久之,我们家的人都知道了白大爷,三哥常问我:“今天没上白大爷那儿去吗?”
这些通连天地、混乱古今的遐想,借助这美丽的山水而生,我相信,它们在我以后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我创作以御医为题材的小说《黄连厚朴》,以皇亲、王爷为题材的《瘦尽灯花又一宵》以及以家族文化为背景的小说《本是同根生》和《祖坟》等作品中,很难说没有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上海文学》的编辑在评论这些作品时说:“在她的小说里,总有一种淡淡的忧郁,一种对世事人生的茫然和感动,那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个人气质。”
我想这茫然和感动大概就是来自这山与水吧!
有一回在西堤,我看见有一对情人掉到湖里,男的淹死了,浑身青紫地被抬到东门口的门诊部,用席子盖着,搁在墙根儿,跟他一块儿来的女的坐在台阶上哭。本来,逛颐和园是一件很高兴的事,却死了一个,那一个怎么能不悲伤呢?我看那个女的哭,就也在一边陪着她哭。因为,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很想不通的事情。看热闹的人很多,人们多把我当成了死者的家属,劝那个女的说:“你不要哭了,你也要为身边的孩子想想。”也有的人说:“唔,孩子还这么小,爹就淹死了,真惨!”我想,那个女的虽然没说什么,心里一定对旁边我这个陪哭的感到莫名其妙。我哭着想,我们家的人怎么就不怕我被淹死呢?假如席子底下躺着的不是那个男的而是我,我三哥该如何向父亲交代?于是,我就很希望我也能死一回,不为别的,就为让他们也为我好好哭一回,省得我在家里老像被人忘掉一样。
我的生活单调又无聊,西苑有飞机场,飞机每每到了这里已经趋于降落,飞得很低很低了。从我头顶飞过的飞机,不但机翼上的号码看得一清二楚,有时连里面的驾驶员也能看得见。只要外面飞机一响,哪怕正在吃饭,我也要把饭碗推开,飞快地跑出屋门,向每一架路过的飞机热情地挥手致意。现在想想实在是没意思,但有一段时间它竟成了我生活的全部。我每天都在焦躁地等待着飞机的到来,来一架,我在“大前门”的香烟盒上记一架,天长日久,记了好几张烟纸,都是飞机的号码。以我的文化水平,能认识的也就是那几个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可笑的是,我在记录一架飞机和一架飞机的号码时没有断开意识,所以,记到*后,竟是满篇的、毫无头绪的1234567890数字,分不清谁是谁。
这大概与那次陪哭有异曲同工之妙。
大戏台所在的德和园今日已经成为园中的重要游点,据云需另购门票才能进入。彼时它是去后山和通向排云殿的通道,一度是我的娱乐场。有时园子里晚上给职工放电影,幕布就挂在慈禧看戏的颐乐殿前,观众则坐在大戏台上看。这情景大概是老佛爷当年万万想不到的。记忆中的大戏台远没有现在这般鲜丽辉煌,更没有这么多熙熙攘攘的游客,那时的人似乎很少。颐乐殿西面有门,有时我从后山转进殿里,在西太后听戏的南炕前向大戏台遥遥望去,繁华歇,风云灭,昔日的热闹早已无迹可寻,唯有太阳晃晃地照着,除了看到大玻璃窗上自己的影像外,再也看不出其他。于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那个耳朵又聋、眼神儿又不济的老太太坐在这儿能把《打渔杀家》看出什么味道来。
大戏台上的青石条和起伏不平的木板台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此之外,就是薄暮时分喧闹嘈杂的燕子了。“依依宫柳拂宫墙,楼殿无人春昼长”,傍晚,游人都出园了,大戏台前只剩下了我和那些燕子时,双方便都显示出了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活跃。燕子们这时就故意撩逗我,从我耳畔嚓地飞过,掠起一阵风——它们不怕我这个小人儿。我自然也按捺不住表现的欲望,跑上台去,对着那空旷的院落,对着那些黄黄的琉璃瓦,对着玻璃后头的“慈禧”,表演我的《打渔杀家》。
我拉着架势扯开了嗓子吼道:“江湖上叫萧恩不才是我——”
没人喝彩。四周寂然无声。
“我本是出山虎,独自一个——”
没有掌声。头顶小燕啾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