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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吟方，一九六三年十月出生，浙江海宁人。一九九二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书法艺术研究室。先后担任《文物》杂志、《收藏家》杂志编辑。长期关注近现代艺术史、收藏鉴定史,并涉及研究写作，兼事书画印创作实践。出版有《雀巢语屑》、《尺素趣》、《艺林烟云》等。现为兰亭书会书法研究院顾问、黄宾虹研究会会员、西泠印社社员。
作者是艺坛中人，流连艺林近四十年,画画、写字、游历、读书、思考、写作,涉猎广,交游勤,博雅多闻。本书记述的艺林故事、人物踪影、文人雅趣、书画品鉴,展示着作者的游艺心历以及对过去时光、人物的深深眷念,寄托其真挚的人文情怀。
名流写字
说到写字，常常想起我接触过的那些前辈名流。因为喜欢书画，不免因为翰墨的缘故和他们有些交往，也目击他们写字的种种情状。有些前辈欢喜对客挥毫，有些则是书房作家，必须躲在家里，一个人安安静静没有干扰，才能从容握管。他们的写字和他们的性格一样，风采各异。
已故的鉴定家杨仁恺是有名的书法家，改革开放后全国*届书法展在辽宁展出，杨仁恺就是参展的经手人。关于他的字，有人评说虽则大度豪放，但也有粗放的一面。在他生前，凡是认识他的人，有机会向他求字，只要开口，大多会得到满足，可以说是有求必应。记得北京荣宝斋曾办过一个当代学人书法展，杨仁恺是选入的其中一家，展出的近二十张大小不等的作品，就是一次性完成的。当时杨先生年近九旬，展览主办者有所请，老人家爽气地答应了，并当场挥毫。这其中有金笺、花笺、熟纸、生纸等各种性状不一的纸品，由杨先生写来，无不如意，这固然是他精力充沛的表现，也无妨看成是他豪健性格在写字上的投影。就我经历过的向杨先生求字的二三事，足以证之。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寄纸请他写字，寄去的纸叠得皱皱巴巴的，按常理，要熨平了才能写，杨先生不待宣纸完全抚平，落笔就写，满纸枯墨，仿佛秋风后的落叶，苍苍茫茫，但不掩云烟之势。杨先生写字的不拘小节和其豁达大度的书风表露无遗。这种情状，对于一般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杨先生写字不光不择纸笔，其意外之趣也时隐时现，或许这就是由随机应变而引发的机趣，无常理可解释。
说到随意，又想起另外一件向杨仁恺先生求字的事来。许多年前，浙江嘉善博物馆要编一本吴镇的画集，转托我向杨先生求一个题签。恰好杨先生当时在北京，我当面提出要求，杨先生当场给写了。不过题字的小纸条，上面有擦拭印章留下的红泥痕迹。我以为这样交账人家会认为没有认真对待。杨先生听完我的话，没有说话，又裁了一片干净的纸另写一条。后来他跟我讲，其实关系不大，制了版看不出来。我知道杨先生对纸墨珍惜有加，而且这也是从民国过来的那辈人都有的习惯。绍兴老书家沈定庵曾跟我讲起:当年鲁迅故居纪念馆请郭沫若题字，郭老接信后随手就把题签写在信壳的背面。后来做成金字招牌，签名还是其他地方移来的。近些年来拍卖盛行，民国时的政要、文化名人写在小纸头上的题签随处可见。杨仁恺见得多了。他这样做，除了性格随意，还能见到民国名流的遗风。可惜我不识趣，惹得杨先生更多作一番交代。
鉴定家、书法家的启功先生，写字则要认真得多。有一次我的朋友请他题一个大厦的名字，他答应了，而且写了，但用了繁体字。当时北京市明文规定，建筑物上的招牌用字必须是简体字，用繁体算不规范，还要罚款。启先生写好后意识到这个问题，又把写成繁体的那个字重新写了一遍。启功的周到细致，让人想到他崇尚的结构中心论，还有黄金分割之类，因为墨迹一旦成了印刷品或做成金字招牌，笔意墨色尽失，可看的只有结构。启先生表现出来的对写字的责任感分明是一个智者的态度，与名士风度无关。
杨宪益以翻译著名，晚年好作打油诗，文字生动俏皮。他不以书名，偶尔兴至写字，名士气十足，字不算好，自有风致。有一阵子我特别迷恋杨先生的打油诗，刚好友人如水兄和杨先生熟识，就请如水带我去见杨先生。晚年的杨宪益不大出门，大多数日子在家陪有病的老妻。我们去拜访杨先生，前脚刚有人走，如水就介绍我是篆刻家，递过印谱。杨先生接过来翻了几页，客气地说刻得漂亮，一边从酒柜里拿出白酒倒在玻璃杯里递过来。我向来不会喝酒，如实相告。杨先生顺手丢过一包曲奇之类的东西，跟我说就着吃就是。而他自己则端着酒杯自酌自饮。一边缓缓谈他认识的书画家，谈他新中国成立前在南京跟朋友合伙开古玩店的事来，真有点酒仙的模样。如水兄提出要求请他在印谱上题诗，杨先生想了想没有作答，问我名字意思。我事先听说他作打油诗不用打稿，信手拈来，便推说父母赐予的名字不知其意。这样做的本意只想一窥杨先生临场打油的妙处，领略当代名士风流。哪想我和他是初见，又没有别的因缘，我的做法，实在有点难为杨先生了。期待中的打油诗终于没有作出来，但他还是应了如水兄和我的请求，为印谱落笔写字:“佛头着粪，罪过罪过。”从字和内容看出他当时写字的心境，总算过了命题作文一关，带着歉意。对于好酒的杨宪益先生来说，这不是好差事，不如喝酒谈天来得自在。不过身为名流，这样的事似乎无法避免。不想做，有时不得不做。
朱家溍先生则是另外一种样子。他接受别人的请求，但很少当人面现场写字。我曾听已故的刘志雄先生讲起过朱先生写字的事。说朱先生写一副隶书对子，从拟内容到选纸、叠格诸事*后开笔，往往需要忙乎大半天时间，实在很费些工夫，随侍朱先生写字的人必须有一等好耐性。而沉浸其中的朱先生则怡然自若，捉笔左看右观，前后徘徊，踌躇许久，才矜持落墨。用前人说的“三思乃下笔”来形容朱先生对待写字这种事一点也不为过。朱传荣女士评价其父书法“有练才而无天才”，大概把标准定在朱先生之兄朱家济身上。知道朱先生写字如此缺乏风韵，离想象中的名士风度确实远了点。当然，如果把朱先生这样写字的风仪也纳入其中的话，那么名士风度里应该也有现实中看起来烦琐、观赏性略逊的一种。
王世襄先生晚年在学术上硕果累累，学林称为大家。可能是得到母亲及舅舅的遗传，书法造诣也相当了得。很多人请他题字，他也乐意从命，广结墨缘。二七年我在炎黄艺术馆举办师友展，“古韵今芬”的展名就是他老人家拟定的。我请他连同展名也题了，开始答应，但声明只写小的，而且只能写在不吸墨的洋纸上，他说用宣纸手颤写不成字。我执意请他在宣纸上写，他推说再等等看，*终在我展览前都没有写出来。而我因为执着，或说少了些对老人写字的同情心，终于与王先生的字失之交臂，现在回想起来追悔莫及。
对于名流写字，人们关心的只是他们名流的身份，好坏还在其次。取中正的固然法脉正宗；任笔为体的，能写出性情的不妨也看成是特色。民国时期的名流大多能写一手可观的毛笔字。也有的名流并不当行，如郁达夫、方地山，还有做过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易培基，写得一手歪歪斜斜童孩体，因为在别的领域里有影响，尽管字不好，还是有人欣赏甚至赞叹。所谓名流字的魅力，不在字内，而在字外的意味。
前几天跟友人在电话里聊前辈名流的字。谈到老一辈名流里能写好字的数不胜数，如今的名流能拿毛笔写字的已稀若星凤，写几个像样的好字似乎是奢望。王世襄、启功、杨仁恺他们过后，我们哪里再去找这样的名士风流。说罢相互感慨:名流写字的时代真的是过去了。
二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