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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1731—1815）
清代著名的桐城派文学家、教育家。字姬传，又字梦谷，室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
姚鼐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进士及第，授翰林院庶吉士，曾历任兵部主事、礼部仪制司主事、山东乡试副考官、湖南乡试副考官、恩科会试同考官、刑部广东司郎中、四库全书纂修官等职。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辞职南归，后陆续在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等地主讲，余生致力于治学和教育事业。
姚鼐在诗文的创作上成就卓著，是桐城派文学的集大成者，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他的一生著述很多，汇为《惜抱轩全集》八十八卷。所编纂的这部《古文辞类纂》影响很大。
《古文辞类纂》是清代姚鼐编纂的一部古文总集，它体现了桐城派文学的主张，是一部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古文选本。此书选录从先秦时代到清代的古文名家散文、辞赋作品七百余篇，按文体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每篇文章都略加校勘和点评。
桐城派文学大家姚鼐，精挑细选*类700篇历代汉语范文
姚鼐所选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作品为主，唐代有韩愈、柳宗元，宋代有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其前选入战国、秦汉的部分作品，其后选入明代归有光、清代方苞、刘大櫆的作品，中间选入元结、张载等人的作品。魏晋六朝之作，只选入辞赋若干篇，颂赞若干篇。全书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类，文约700篇，合为75卷。
姚鼐逐篇点评，详解汉语写作的基本方法
姚鼐不仅精选出历代范文，还逐篇进行点评校勘。这些点评不仅指出了每篇文章的流变线索，使读者可以纵览汉语文学的发展变化并了解文学大家之间的渊源；而且对作品进行了解释和分析，辅助读者把握文章的主旨大意，学习汉语写作的基本方法。
姚鼐作文的基本观点:
①作文要将义理、考证、辞章三者融会贯通，方能“得其美之大者”。
②文章是写作才能（“艺”）的体现，而自然规律（“道”）是诗文的本源。故“道与艺合，天与人一”，才能写成优秀的文学作品。
③姚鼐将作文的属性分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个方面。神、理、气、味属于文章“精”的一面，格、律、声、色属于文章“粗”的一面，想要写出好文章，就要注意二者的统一。
光绪32年求要堂刻姚鼐晚年定本，补全姚鼐批注，简体横排易读本
《古文辞类纂》在姚鼐生前仅以钞本的形式流传。嘉庆年间，康绍镛据姚鼐中年所订钞本刻印成书，世称康本。道光年间，吴启昌又据姚鼐晚年定本刻印成书，世称吴本。光绪年间，滁州李承渊得姚鼐晚年传其幼子姚雉的圈点本，请桐城萧穆取康、吴二本详细勘校后刻印成书，世称求要堂本。求要堂本堪称集大成的定本。
本次整理出版，即选取根据求要堂本刊印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1924年铅印本为底本，并补全姚鼐所有批注，以简体横排易读本的面貌呈献给读者。
曾国藩推荐儿子一定要读的8种书之一
曾国藩咸丰9年给儿子曾纪泽写信时，曾谈到自己的读书法门:“余于四书五经以外，*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攻。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余所选《十八家诗钞》四种，共不过十余种。……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
钱锺书16岁熟读《古文辞类纂》
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是国学大家。他对《古文辞类纂》极为推崇，认为其“分类必溯其源而不为杜撰；选辞务择其雅而不为钩棘。荟斯文于简编，诏来者以途辙”。他曾选择《古文辞类纂》作为少年钱锺书的文学读物。对此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回忆道:“余十六岁与从弟钟韩自苏州一美国教会中学返家度暑假，先君适自北京归，命同为文课，乃得知《古文辞类纂》……等书。”阅读《古文辞类纂》对钱锺书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很有帮助。
序（姚鼐）
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姜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少究其义，未知深学也。其后游宦数十年，益不得暇，独以幼所闻者，置之胸臆而已。乾隆四十年，以疾请归，伯父前卒，不得见矣。刘先生年八十，犹喜谈说，见则必论古文。后又二年，余来扬州，少年或从问古文法。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知其所以当，则于古虽远，而于今取法，如衣食之不可释；不知其所以当，而敝弃于时，则存一家之言，以资来者，容有俟焉。于是以所闻习者，编次论说，为《古文辞类纂》。其类十三:曰论辨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哀祭类。一类内而为用不同者，别之为上下编云。
论辨类者，盖原于古之诸子，各以所学著书诏后世。孔孟之道与文，至矣。自老、庄以降，道有是非，文有工拙。今悉以子家不录，录自贾生始。盖退之著论，取于《六经》、孟子，子厚取于韩非、贾生，明允杂以苏、张之流，子瞻兼及于庄子。学之至善者神合焉；善而不至者貌存焉。惜乎子厚之才，可以为其至，而不及至者，年为之也。
序跋类者，昔前圣作《易》，孔子为作《系辞》《说卦》《文言》《序卦》《杂卦》之传，以推论本原，广大其义。《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皆儒者所为。其馀诸子，或自序其意，或弟子作之，《庄子·天下篇》《荀子》末篇皆是也。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以不可胜录也。惟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首，序之*工者也。向、歆奏校，书各有序，世不尽传，传者或伪。今存子政《战国策序》一篇，著其概。其后目录之序，子固独优已。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诵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
书说类者，昔周公之告召公，有《君奭》之篇。春秋之世，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战国说士，说其时主，当委质为臣，则入之奏议；其已去国，或说异国之君，则入此编。
赠序类者，老子曰:“君子赠人以言。”颜渊、子路之相违，则以言相赠处。梁王觞诸侯于范台，鲁君择言而进，所以致敬爱陈忠告之谊也。唐初赠人始以序名，作者亦众。至于昌黎，乃得古人之意，其文冠绝前后作者。苏明允之考名“序”，故苏氏讳“序”，或曰引，或曰说。今悉依其体，编之于此。
诏令类者，原于《尚书》之《誓》《诰》。周之衰也，文诰犹存。昭王制，肃强侯，所以悦人心而胜于三军之众，犹有赖焉。秦*无道，而辞则伟。汉至文、景，意与辞皆美矣，后世无以逮之。光武以降，人主虽有善意，而辞气何其衰薄也？檄令皆谕下之辞，韩退之《鳄鱼文》，檄令类也，故悉附之。
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而义不同。刘先生云:“古之为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之传，为之行状，上史氏而已。”余谓先生之言是也。虽然，古之国史立传，不甚拘品位，所记事犹详。又实录书人臣卒，必撮序其平生贤否。今实录不纪臣下之事，史馆凡仕非赐谥及死事者，不得为传。乾隆四十年定一品官乃赐谥，然则史之传者，亦无几矣。余录古传状之文，并纪兹义，使后之文士得择之。昌黎《毛颖传》，嬉戏之文，其体传也，故亦附焉。
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其用施于金石。周之时，有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顺甫讥韩文公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志者，识也。或立石墓上，或埋之圹中，古人皆曰志。为之铭者，所以识之之辞也。然恐人观之不详，故又为序。世或以石立墓上曰碑，曰表，埋乃曰志，及分志、铭二之，独呼前序曰志者，皆失其义。盖自欧阳公不能辨矣。墓志文，录者尤多，今别为下编。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记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箴铭类者，三代以来，有其体矣。圣贤所以自戒警之义，其辞尤质，而意尤深。若张子作《西铭》，岂独其理之美耶？其文固未易几也。
颂赞类者，亦《诗·颂》之流，而不必施之金石者也。
辞赋类者，《风》《雅》之变体也，楚人*工为之，盖非独屈子而已。余尝谓《渔父》及《楚人以弋说襄王》《宋玉对王问遗行》，皆设辞无事实，皆辞赋类耳。太史公、刘子政不辨，而以事载之，盖非是。辞赋固当有韵，然古人亦有无韵者，以义在托讽，亦谓之赋耳。汉世校书，有《辞赋略》，其所列者甚当。昭明太子《文选》，分体碎杂，其立名多可笑者，后之编集者，或不知其陋而仍之。余今编辞赋，一以汉略为法。古文不取六朝人，恶其靡也。独辞赋则晋、宋人犹有古人韵格存焉。惟齐、梁以下，则辞益俳而气益卑，故不录耳。
哀祭类者，《诗》有《颂》，《风》有《黄鸟》《二子乘舟》，皆其原也。楚人之辞至工，后世惟退之、介甫而已。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于似古人也。而遽摈之谓不足与于文章之事，则过矣。然遂谓非学者之一病，则不可也。
乾隆四十四年秋七月，桐城姚鼐纂集序目（选自序第1—3页）
过秦论上贾生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备；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王、武王蒙故业，因遗册，南兼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横，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陈轸、昭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朋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汉书》作仰关，《史记》作叩。鼐按:对下开关，字作叩为当。师古乃讥作叩字是流俗本，非也。）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秦有余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卤。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日浅，国家无事。及至秦王，（篇中秦王字，《史记》本如此，《汉书》俱作始皇。鼐按:《陈政事疏》亦称始皇为秦王，似谊恶暴秦，不称其谥。）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柎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后斩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秦王既没，馀威震于殊俗。陈涉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而迁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什伯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而转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锄耰棘矜，非锬于句戟长铩也；适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乡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千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固是合后二篇，义乃完，然首篇为特雄骏闳肆。）
（选自第1—2页）
师说韩退之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授句读及巫、医、乐师、百工，未尝非授业，但非传道、解惑耳。此两段明是以授业之师，陪传道解惑之师，而用笔变化，使之不觉。）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此段承“圣人犹且从师”意申说，以终首句“必有师”之意。）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选自第1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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