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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故事，食物就只是食物而已。是因为记忆里难以忘怀的那个人，食物才变得特别。食物美妙的香气，是开启回忆的钥匙。一瞬间的滋味里，也许封存着一生的故事。纵使时光流逝，但味蕾会永远记得。姜老刀著的《日食记》是 日食记 创始人姜老刀的首部美食故事集，由韩寒监制，收录了自2013年 日食记 创办以来的经典菜品背后，一个个治愈人心的温暖故事。
我常常站在窗台，望着外面经过的一班班轻轨。许多人被满满地装在鱼罐头里呼啸而过，他们身旁也有窗，却没有人向外眺望。
我每天都会见到很多人。把我捡回家并给我起名的人，陪我玩耍的有趣的人，总是笑容满面的开朗的人，受了委屈后抱着我流泪的人……还有很多，只摸了摸我的头便再也没见过的人。人类能做到的事很多。他们高大；可以买来各种食材。做成热气腾腾的食物；可以两腿直立行走；可以在寒冬把房间变得温暖；可以用神秘的盒子跟空气沟通；可以开车去很远的地方。但他们却对我说，真羡慕你的快乐。
我安静地走近他们，躺上他们的膝盖。透过手掌，慢慢熟悉他们的气味。在身边没有他人的时候，平时总是微笑的人会落寞下来，平时看似冷漠的人会露出温和的表情。这时的样子，或许才是真正的他们。
而我唯一能为他们做的，便是静静陪伴。
人，真是复杂而脆弱的动物。
幸好，我只是一只猫。
去年的某一天，我去家门口的超市里买东西。没洗脸，胡子拉碴的，穿着前一晚随手扔在一边的皱巴巴的衣服。这时一个姑娘走过来，有点儿不确定地问我：你是不是 日食记 的姜老刀?我故作镇定地回答，姑娘，你认错人了。
那天我一出超市的门就兴奋地给小管(小管是维护 日食记 微博的同事，因为好人缘，被粉丝所喜爱，昵称她为小管)打了电话： 刚刚我第一次在公共场所被人给认出来了!
小管比我还惊讶： 咱播放量都破亿了，你才第一次被认出来?
因为拍了 日食记 的缘故，我莫名成了 网红 ，有一阵子频繁被采访。坦白讲，这一度让我很抗拒。而最容易被问的一句就是：美食和做饭，对你来说意昧着什么?一般来说，我应该回答，做饭意味着对生活的热爱，美食能让人体会到美好，这是一种愉快的生活习惯和态度，巴拉巴拉……
然而并不。
其实，我是个连 对吃很有要求 这种基本的标准都排不上号的人。
相比那些温暖而美好的词汇，做饭对我来说有着更 功利 的作用。它不是我生活的调剂品，而是助我渡过难关的重要存在。
我的第一个难关是在我上中学时。
那时年少的我，写了本武侠小说，把全班人都写了进去。写着写着，小说在班里火了，同学们传阅之余，都希望自己在小说里能有个光辉形象，或者至少能活得久一些，于是纷纷 贿赂 我，让我过了一段呼风唤雨的日子。
不过好景不长，这本小说还没写到结局，就已经迎来了它自己的结局。被我写死的某个同学含恨报告了老师，于是，小说被当众无情地撕碎。
更不巧，那时正要开家长会。我自知在劫难逃，就趁我爸参加家长会还没回来的工夫，在家里捣鼓了几道简单的菜摆了满满一桌。
那是我第一次做饭。而这一桌饭菜，成功为我避开了挨揍的命运。
第二次难关，是我刚大学毕业那会儿。有着放纵不羁爱自由的灵魂，我组了个乐队，当上了队长兼贝斯手。那时候我们号称为了音乐梦想要义无反顾，所以大家都离开家一起住在出租屋里。可除了我之外，其他几个人基本属于生活不能自理的类型。所以为了让他们不至于饿死，除了拉活，我还得顺带做饭给大家吃，照顾他们的起居。队长的意义也就等同于保姆和经纪人。
为了省钱，我天天给他们做番茄炒蛋盖饭。天天吃，顿顿吃，吃了近一年，一直吃到我终于死心，收起贝斯，找了份影视类的工作。这一年的番茄炒蛋伴我度过了人生中最穷的时光，当然也没有白吃，至少我可以熟练地单手打蛋了。几年过去了。到了2013年，我再次遇到了危机。此时我已经开始经营自己的影视工作室，听着挺美，其实一共就五个人，每天都挤在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里，给客户们一遍遍地改片。今天说要大气，明天说要有振奋人心的力量，折腾几个通宵最后又改回最初的样子。客户永远缺预算，但却永远要求又快又好又便宜。单子也是有一搭没一搭，存活都成问题．加班费我根本给不起。公司里90后的年轻孩子没有抱怨过一句，然而我一边跟他们说说笑笑，一边内心焦灼。
于是我开始做夜宵给他们吃。因为在不痛快的时候，没钱的时候，对生活恐惧的时候，至少还有食物能温暖人的心和胃。我曾边盛鸡汤，边对小胖和肉圆妹说过一句巨矫情的鸡汤： 让我们一起做完这场固执的梦。
想象下这个画面：冬天的大半夜里，一个有文身的糙汉老板，一边苦哈哈地卖着鸡汤语录，一边叼着烟在公司里做着夜宵，员工们加班吐槽着工作，公司里养的猫转来转去视奸着一切。一个编辑朋友说，你干吗不拍下来?
于是就有了 日食记 的第一集，圣诞节姜饼人。那是我第一次做姜饼，短片的结尾是小胖和肉圆妹啃着比石头还硬的姜饼人，面带微笑地说：真好吃。
从那之后，每周一集 日食记 ，花个三五分钟看这个糙汉老板做一道菜。虽然也有观众吐槽猫在边上不卫生，但我们也收获了许多人的喜爱。特别是我们的那只猫， 叫声酥，脸像饼 的酥饼大人，被姑娘们一口一句 可爱可爱 ，宠得就差上天了。
回过神来，公司也新添了好多小伙伴了，小胖工资也涨了。他怀疑是酥饼有神力加持了我们的食物，让我们有了解决问题的勇气。毕竟养了酥饼大半年，一切突然变好了。他开始频繁给酥饼顺毛、做 马杀鸡 ，有时嘴里还念念有词，搞些封建迷信活动。
如今已经不用再做夜宵抵加班费了，但在公司里做饭的优良传统被保留了下来。不做饭，哪儿来的 日食记 ? 一起做完这场固执的梦。 当年这句鸡汤，如今被裱在了我的公司的上空。
新来的员工问我，固执的梦究竟是啥梦?你自己知道不?我想起我曾开玩笑地在微博上发过一句话：我想买个大别墅，有游泳池的那种，把你们(指我的员工们)都养起来。当时小管马上就用公司的官博转发了我这条：不约，叔叔我们不约。
虽然是个玩笑，但说真的，我最想要抵达的地方，就是在一个我喜欢的场所，用喜欢的方式，跟喜欢的人和动物们在一起。吃喝聊天、写字拍片，睡觉前想想电影梦完成了多少，不狂奔，也不彷徨。
我一直觉得孤独这个词，如果赋予悲情色彩，挺矫情的。
如果说我自己有什么跟 孤独 相关的经历，那就是我曾经也勉强算是 留守儿童 。我父亲来自上海，母亲来自兰州，原本并不可能有交集的两个人，因为一场支援大西北的政治运动，让他们在一个西北小城天水相遇。我在天水出生时，就被冠以一个时代名词：知青子女。
天水这个城市很小，小到几乎所有人都互相认识。父亲在当时的工厂已经谋得了一定的事业，并不打算回上海，但同时又希望能让我看到更大的世界。于是在我刚满周岁的时候，就被送上了去往上海的列车，通向我奶奶的家。
余姚路的弄堂，在我的记忆里，就是我童年的全部了。可能是性格的关系吧，我并没有什么同龄的朋友。陪伴我的，就是油墩子、酱猪脚、狮子头、油面筋塞肉、排骨年糕等等这些好吃的。从小我最常做的，就是从家里一溜烟地跑出，一手拿着奶奶做的酱猪脚，另一手捏着彩色粉笔，从弄堂这头跑到那头，满头大汗地一边往嘴里送猪脚，一边在墙上涂写。写着写着，顺序就发生了颠倒：猪脚涂在了墙上，粉笔送进了嘴里。接着——身后那条狭小而窄长的弄堂，尽头处飘出香味的窗户是我家——奶奶走出门口，在我背后，用方圆几十米都能听到的、近乎呵斥的嗓音叫我的名字，催我回家吃饭。
当时的我还有个朋友，就是奶奶养的猫。奶奶爱猫，我如今的家跟个动物园似的，应该就是受到了奶奶的影响。每天奶奶买完菜，给猪脚拔毛就需要一下午。我经常蹲在她的身边，看不了多久就无趣了，跑去追着我家猫玩，满屋子鸡飞狗跳。但那只猫很喜欢我，午睡时会偷偷钻我脚边，平时还经常送我 礼物 。有一次我穿鞋，穿到一半觉得鞋里面有东西，掏出来一看，是只吃到一半的死老鼠……当时我是怎么 炸毛 的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我大叫着奶奶。由于刺激太深，阴影太大，导致如今我30多岁，看到电视里的老鼠都要闭眼。
那只猫叫咪咪，那时候全弄堂的猫好像都叫咪咪。它在我家生活了好多年，后来从某一天开始，它突然不见了。那之后，每到饭点，奶奶仍会边敲着猫饭盆边对着屋顶叫 咪咪 ，而我都会偷偷地期盼咪咪再次出现。这个习惯维持了很多年。即使知道追不回，哪怕无用功也仍然执着，这就是我奶奶对待世界的方式。
学龄前，虽然一个人的时光占了我多数的记忆，但我还挺自得其乐，并没有 孤独 的实感。比起我，也许我的父母才更孤独。有一回我妈来上海看我，太久没见到父母，我有点儿陌生了，喊了她一声阿姨。后来听我奶奶说，我妈为这事偷偷掉了好久的眼泪。
开始上学后，那时候对于知青子女的国家政策是，如果知青留在支援地结婚生子，其子女可以返回其父辈的户口所在地读书，年满十八岁后户口可迁移至该城市。也就是说，我在这个城市读书的状态就是 借读 。既然是借，当然就需要付 租金 。那时候上海的小学一年的学杂费我记得是四十几块，而我还需要付一年一千多块的借读费。但我并没有因此得到 优待 。
我作为一个身高并不高的孩子，却被安排在了教室最后排，没有同桌。而我自己并不在意，就算看不见黑板，毕竟坐在最后一排是多数学生的梦想，无比地自由。可直到有一回，上课发教材，少了一份，而原本已经传到我手中的一本，老师特意上前从我手上拿走，没有任何解释地，放到了另一个也坐在最末排没能领到教材的同学手中。
我其实并没有很想要那本教材。但课堂中有某些时刻，教室会安静下来，大家都低头看着教材写着什么，无所事事的我开始感到不自在。我握着笔，低头假装盯着桌上的作业本，作业本上写着我的名字和学号，我突然感觉非常难受，想要涂掉那个学号。我觉得在这个班里，根本不需要有这个号码存在。
那是我当时认为自己最孤独的一段时间。小学语文有篇叫《蝙蝠》的文章，动物们认为蝙蝠是鸟，而鸟们又认为蝙蝠是动物，我读了很多遍，觉得自己很像那只蝙蝠。在上海不被学校老师接纳，去天水父母那边时，也被那里的小伙伴排挤为 上海来的娇气小孩 。隐隐地，开始有些想法在心里作祟， 既然如此，那干脆就说我根本不在乎好了。 好像只有对这些做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才不至于让自己输得很难看。
于是，在学校，我营造着自己 酷酷的什么都不在乎的 形象；回到家，又会因为那些 其实在乎 的事，躲到家里的阁楼上一个人看书写字，顺着阁楼的老虎窗爬到屋顶，躺在瓦片上看着飞过的鸽子，跟自己对话。
回忆起来，奶奶也试图理解过我，但鸿沟之所以是鸿沟，并不会那么容易克服。她每天从阁楼上呵斥着把我抓出来吃饭，饭桌上执着地说着重复的话，就像她每天执着地敲着猫碗，呼唤不会再回家的咪咪。
多年后我回到上海生活，当年的余姚路早就变了模样，成了市中心最昂贵的地段，那条弄堂也早已拆迁没了踪迹。回不去那里，于是我做了一块余姚路的路牌，竖在我工作室的门口。那天一位大爷经过，嘟囔着说： 搞什么搞，余姚路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我不会忘记，在那里度过的一段有些孤独却珍贵的日子。那曾被我不小心涂在弄堂墙上的酱猪脚，外皮的毛一根根去除得很干净，酱油色饱满润泽，骨头连着肉筋的部分最美味，啃完后手黏黏的，洗了手还有余味够我嗅一下午。第二天吃午饭，奶奶会拿出前一晚装酱猪脚的冰碗，用勺子把猪蹄冻码在我的碗里。我喜欢看着它随着白气丝丝融化在热米饭里，再大口开吃，那是世上最美妙的滋味。
我曾不停地重复做着一个简短而真实的梦，自己再次走过那条狭长的弄堂，墙上仍是我的涂鸦，尽头仍是我的家。但那扇老窗户，再也没有香气飘出了。
奶奶再也不会坐在门口等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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