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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周作人自编集:药堂杂文》编著者周作人。在周作人散文创作中期，大略说来，自《夜读抄》自《药味集》是一体，《书房一角》和《药堂语录》是一体，《药堂杂文》以后又是一体。《药堂杂文》共二十八篇，据作者说， 最初拟名《一蒉轩笔记》 ，当时还曾撰序一篇，刊于《风雨谈》一九四三年第四期，但未收入集内。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周作人日记云： 拟编《药堂杂文》，作目录，凡十八篇。 八月六日云： 拟编旧稿为二集，一日‘药堂杂文’，一日‘风雨后谈’。 一九四四年一月，《药堂杂文》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其中《中国的思想问题》曾有油印单行本，见周氏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九日致鲍耀明信：。知要看《中国的思想问题》，已另封寄上，此系单行油印，胜利后给国民党官所看的。 除序外，《药堂杂文》共二十八篇(原书《名人书简抄存》和《名人书简抄存二》合算一篇，故作者在序中说是二十七篇)，计一九四0年十五篇，一九四二年三篇，一九四三年一至八月十篇。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周氏著文极少，只写了一些笔记。据作者说，《药堂杂文》 最初拟名‘一蒉轩笔记一’ ，当时还曾撰序一篇，刊于《风雨谈》一九四三年第四期，但未收入集内。
在周作人散文创作中期，大略说来，自《夜读抄》至《药味集》是一体，《书房一角》和《药堂语录》是一体，《药堂杂文》以后又是一体。一九四四年四月，作者编定《秉烛后谈》后说： 我把本书的目录覆看一遍，想起近两年内所写二十几篇的文章来，比较一下，很有感慨，觉得年纪渐大，学无进益，闲适之趣反愈减退，所可叹也。 正道着其间的显著变化，《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讲 正经文章在那时候(按指沦陷时期)是特别的多 ，也是针对《药堂杂文》等而言。周氏之 闲适 原有两层意思，一是趣味，也就是某些题目，譬如吃茶喝酒等，这只是一类文章罢了-一是态度，不那么紧张，也不过分严肃。 正经文章 虽不紧张却很严肃，当然更不见闲适趣味了，乃是大讲道理，而文章到底还是随笔，与早期论文有异。这不妨叫做理性随笔，不同于《夜读抄》那类知性随笔，和《雨天的书》那类感性随笔。当然其间亦有一贯之处，即如《一蒉轩笔记序》所说： 我在《雨天的书自序》里承认自己是道德家，……《一蒉轩笔记》写得较晚，则其特色或者亦只在此，即其色调或更较浓重而已。 正是 浓重 到严肃，到直接正面地讲理。多年后说： 大多数却多是说理，因此不免于枯燥了。 (《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恐怕多少也有自我批评之意， 正经文章 的确并不以文章见长，至少和他自己同期别种作品相比是这样。作者在《夜读抄》中曾将自己的读书随笔与此外文章分为 本文 和。杂文 ，到了《药堂杂文》(以及此后的《苦口甘口》)，恐怕 正经文章 该算 本文 ，而原来的 本文 和 杂文 都是 杂文 了罢。此期 杂文 写作不在少数，其水准亦不亚于《药味集》之前作品，譬如集中之第三分，无论忆旧、怀人，还是读书，都是过去那种气分。
周氏说： 近年写《汉文学的传统》小文数篇，多似老生常谈，而都以中国人立场说话，尚不失为平实。 (《过去的工作》)又说： 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较为重要的有这四篇。 (《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即本书之第一分，可以作为 正经文章 的代表。其最大特点，在于与现实的关系由间离转为切近，转为致用。因为这一态度，关注点和说法也就有些变化，如一度宣布 文学小店 关门，现在又重新谈论文学，过去以 载道 和 言志 ，而现在以 诚 和 不诚 来区分文学等。作者尤其强调《中国的思想问题》 可以表示我近五六年所用心的地方 (《怠工之辩》)，又说是 离开文学的范围，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 (《立春以前后记》)，与其他几篇一样，都不外乎一种现实性的人道主义考虑。文章说： 人……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 周氏的人道主义亦即 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自从在Ⅸ人的文学》中揭蘖以来，从未得到如此清晰透彻的表述。
此次据新民印书馆一九四五年二月再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序二页，目录四页，正文一百五十九页。目录中 名人书简抄存二 未予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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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君子尝日，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案《礼记‘礼运篇*云：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 说的本是同样的道理，但经焦君发挥，意更明显a饮食以求个体之生存，男女以求种族之生存，这本是一切生物的本能，进化论者所谓求生意志，人也是生物，所以这本能自然也是有的。不过一般生物的求生是单纯的，只要能生存便不问手段，只要自己能生存，便不惜危害别个的生存，人则不然，他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此原始的生存的道德，即为仁的根苗，为人类所同具，但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各民族心理的发展也就分歧，或由求生存而进于求永生以至无生，如犹太印度之趋向宗教，或由求生存而转为求权力，如罗马之建立帝国主义，都是显著的例，唯独中国固执着简单的现世主义，讲实际而又持中庸，所以只以共济即是现在说的烂熟了的共存共荣为目的，并没有什么神异高远的主张。从浅处说这是根据于生物的求生本能，但因此其根本也就够深了，再从高处说，使物我各得其所，是圣人之用心，却也是匹夫匹妇所能着力，全然顺应物理人情，别无一点不自然的地方。我说健全的思想便是这个缘故。这又是从人的本性里出来的，与用了人工从外边灌输进去的东西不同，所以读书明理的士人固然懂得更多，就是目不识一丁字，并未读过一句圣贤书的老百姓也都明了，待人接物自有礼法，无不合于圣贤之道。我说可以乐观，其原因即在于此。中国人民思想本于儒家，最高的代表自然是孔子，但是其理由并不是因为孔子创立儒家，殷殷传道，所以如此，无宁倒是翻过来说，因为孔子是我们中国人，所以他代表中国思想的极顶，即集大成也。国民思想是根苗，政治教化乃是阳光与水似的养料，这固然也重要，但根苗尤其要紧，因为属于先天的部分，或坏或好，不是外力所能容易变动的。中国幸而有此思想的好根苗，这是极可喜的事，在现今百事不容乐观的时代，只这一点我觉得可以乐观，可以积极的声明，中国的思想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乐观的话是说过了，这里边却并不是说现在或将来没有忧虑，没有危险。俗语说，有一利就有一弊，在中国思想上也正是如此。但这也是难怪的，民非水火不生活，而洪水与大火之祸害亦最烈，假如对付的不得法，往往即以养人者害人。中国国民思想我们觉得是很好的，不但过去时代相当的应付过来了，就是将来也正可以应用，因为世界无论怎么转变，人总是要做的，而做人之道也总还是求生存，这里与他人共存共荣也总是正当的办法吧。不过这说的是正面，当然还有其反面，而这反面乃是可忧虑的。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孟子说仁政以黎民不饥不寒为主，反面便是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则是丧乱之兆，此事极简单，故述孔子之言日，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仁的现象是安居乐业，结果是太平，不仁的现象是民不聊生，结果是乱。这里我们所忧虑的事，所说的危险，已经说明了，就是乱。我尝查考中国的史书，体察中国的思想，于是归纳的感到中国最可怕的是乱，而这乱都是人民求生意志的反动，并不由于什么主义或理论之所导引，乃是因为人民欲望之被阻碍或不能满足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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