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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津，男，安徽合肥人，1945年出生于天津。1966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时，曾追随顾廷龙馆长研习目录版本之学。1986年2月至1987年10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做图书馆学研究。1988年获研究馆员职称，是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年轻的研究馆员。曾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第三届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古籍版本分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图书馆特藏部主任，上海市第七届政协委员。1990年任职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2年4月再次赴美，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后在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工作，任善本室主任。2011年2月从哈佛荣休后，曾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特聘教授。
著有《书城挹翠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上海辞书版）、《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书韵悠悠一脉香》、《老蠹鱼读书随笔》、《书丛老蠹鱼》、《书林物语》、《书海扬舲录》等。编有《翁方纲题跋手札集录》、《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柳亚子磨剑室书跋》、《顾廷龙书题留影》（和顾诵芬、高桥智合编）、《中国大陆古籍存藏概况》（和潘美月合编）、《日本汉籍图录》（和卞东波合编）等。主编《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荣获2013年中国出版政府奖）。
《伏枥集》是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沈津年逾七十而“老骥伏枥，矢志缥缃”研究古籍版本、书写业界人物的文章合集。所收几十篇文章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书写张元济、顾廷龙、瞿凤起、赵万里、林章松等业界名家，涉及《涵芬楼烬余书录》、《善本组周记》、合众图书馆、铁琴铜剑楼、北京图书馆、中国书法家代表团*次访日等重要著作、机构、事项；二是为一些有影响的图书所作序文及会议发言，有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前尘梦影录》《日本汉籍图录》《天禄琳琅知见书录》以及中文古籍整理与版本目录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的价值和意义；三是有关古籍版本研究的札记，篇幅虽短小，却充满真知灼见；四是为“哈佛燕京”藏日本所刻中国典籍所试写的30种叙录，沿用了“哈佛书志模式”，揭示出日刻汉籍的形态、内容、特色和价值，对书志写作具有示范作用。书中编插大量珍稀古籍书影、人物照片，文图并茂，更为生动。
沈津先生是当代著名版本目录学家。著名图书馆学家程焕文教授曾这样评价沈津先生:“环顾海内外中文古籍界，能出其右者难以寻觅。”沈先生师从顾廷龙，一生沉浸在古籍整理、研究和出版事业中，交游广泛，著作等身，虽然已年逾古稀，但仍然退而不休，积极在海内外为古籍事业、文化事业奔走忙碌，笔耕不辍。《伏枥集》即是沈先生这位“文化老骥”伏枥思远、扬蹄奋进的*著述，延续了沈先生2016年所出《书海扬舲录》之风格，所写内容为古籍版本评鉴和近现代文化大家，语言可亲，文字典雅，信息丰富，见识超卓，是一本有料、有趣的大家小书。
古书之衬页
大凡线装书都有衬页，衬页或称封皮。古书在流通的过程中，往往因为保管不善，或遇到兵燹水火之灾，全帙变得不全。这种残缺不全的本子，我们称之为残本。残本要配齐，很不容易，如果能够合浦珠还，破镜重圆，那真是有缘。不然的话，一部书仅剩下零星单册，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过去旧书店里遇到配不齐的残书，往往都堆在店铺的一角，价钱则是便宜之极，因为图书馆一般都不收残书（海外的东亚图书馆即是），藏书家则大多取选全帙，故对残本问津者不多。对于店主来说，则是希望早日出手，留着也没有什么用处，又卖不出价钱，所以要看重残本也难。于是有心人即将明清残本废物利用，拆线后而成单页，或将数十种残本的单页编成书景，或将残页再经裱糊配以他纸做成较厚的衬纸。我在工作中，偶见有衬纸之书，当时做了些记录，特录于下: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小窗幽纪》十二卷，题明陈继儒辑。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崔维东刻本。四册。书衣衬纸为元刻本《资治通鉴》零页八纸。半页十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双边，版心上刻大小字数，下有刻工姓名，兴宗、杞宗、君亮等。子部杂家类的书。兴宗刻过宋刻《资治通鉴》（宋鄂州孟太师府三安抚位鹄山书院刻本）、《五代史记》；君亮刻过元刻《胡注资治通鉴》。查兴宗，又有范兴宗，刻过元刻本《资治通鉴》。王兴宗，刻过宋刻大字本《通鉴纪事本末》。
上海图书馆藏的《金匮要略方》三卷，汉张机撰、晋王叔和集、宋林亿诠次。明洪武二十八年（1395）吴迁抄本。是书乃用旧书之背面抄录而成，旧书为《中庸五十义》《大学会要》两种，按两书为宋刻本，皆不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台湾公藏善本书目》著录。清朱彝尊《经义考》及《艺文志二十二种引得》也未采用。《中庸五十义》题“平湖陈尧道敬之撰”，半页十行十六字，左右双边，白口，双鱼尾，下有刻工，避讳至“让”字。此两书仅知书名，卷数不详，又因装钉之故，无法知其页数。
“物以稀为贵”，古籍版本也是这样。郑振铎在《记一九三三年间的古籍发现》一文中曾有这样的叙述:“因了十年来以小说、戏曲、佛经为研究的专业者日多，注意力所及，虽穷乡僻壤，烂纸破书，亦无不搜罗及之。友人某君数年前，尝获明武定侯郭勋刊之《水浒传》残页数纸，诧为奇遇；余于明本书的封皮后，尝揭得万历版《西游记》一页，又隆、万间福建版《水浒传》一页，亦颇加珍视。琉璃厂某肆存万历福建版《西汉演义》数页，亦知宝存，留以赠给我们，斯可见搜访之勤，几于无微不至矣！”
我在过去的工作中，也曾两次碰见过从衬页中发现的难得版本，一是《京本忠义传》，一是《三国演义》。《水浒》《三国》都让我给碰上了，这大约也算是运气，或者说是“缘”。
《京本忠义传》是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的早期印本，向不见著录，且为国内外《水浒》研究者从未提及过的刻本。那是在1975年的夏天，我因为要给上海图书馆古籍训练班上课，就从一捆明清旧纸中找些印书用纸样张来作说明。谁知竟发现两张封面的底页，其衬纸乃为明刻《京本忠义传》残页，为第十卷第17页的下半页和第36页的下半页，并各残存前半页的后3行，各页均有相应的内容标题，第17页是“石秀见杨林被捉”，第36页是“祝彪与花荣战”，标题两端都插有简易图案，版心书名题“京本忠义传”。于是，我即查孙楷第的《中国小说书目》，居然没有著录这种版本。所以第二天，我就持残页请顾师廷龙先生、潘师景郑先生审定。他们一见，即说此本绝未见过，且从字体、标题、纸张等方面鉴定，也都认为应在明万历刻本之前。或为明正德、嘉靖间书坊所刻，很可能早于郭勋本，那就更接近于原本的面貌了。
《三国演义》，这部家喻户晓的长篇小说，成书以来，也不知有多少个不同版本了。我尝于1989年7月在上海图书馆藏的明嘉靖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的衬纸里发现《三国演义》的残页两张。周显宗刻本《陶渊明集》极难得，他馆均无入藏，装帧为明代包背装，内里衬纸计四页，每册前后各一页，然内容各有重复。文字中有“筭”“箇”“閗”“喫”等异体字。察其内容，乃《三国演义》中太史慈与孙策交战之事。检毛宗岗本《三国演义》核之，当为卷八第十五回“太史慈酣斗小霸王，孙伯符大战严白虎”的上半部分。过去学者认为《三国》存世之*早刻本为明嘉靖元年（1522）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20世纪70年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曾据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发行。此残页之内容也即该本之第三卷“孙策大战太史慈”。今据残存之两页的字体、纸张、文字等进行鉴定，此种刻本应在明嘉靖刻本之前，或在明成化、弘治间。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不载此刻之行款，当另一新版本也。
我即为此把这个发现写信向正在北京的顾师廷龙先生报告，并附上了复印件。先生不久即有回信，予以肯定，有云:“您发现衬页《三国演义》很有意义，亦可石印否？不能不印。”后又来信说:“《三国演义》残页印本，我给冀大姐（冀淑英，《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副主编）看，她说早于万历，丁公（丁瑜，前北京图书馆善本部研究馆员）看万历。我是望高看的，同意冀老的意见。我对您的细心发现，很高兴，这不仅发现残页的本身，而可使全组（上图古籍组）同志有所感受，比讲堂上讲多少更为有效。”
据英国的一位专研《三国演义》学者魏安说，他曾见有35个《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而*早者似为明嘉靖刻本。而这两张残页却从不见著录，从字体、纸张等方面看，似应在明嘉靖刻本之前。魏安，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就是《三国演义版本考》。他曾在哈佛和我大谈《三国》的版本。确实，为了写他的《版本考》，他不知跑了多少家图书馆了，从欧洲到美洲，从日本到中国，只要有一丁点儿的线索，他决不会放弃。我为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动，所以就送了他我发现的《三国》的两张残页的复印件，他如获至宝。后来他的书中所介绍的*种《三国》就是我送他的残页，他把它命名为“上海残页”。又刘世德先生的《刘世德学术演讲录》，有“《三国演义》的版本”一章，专门谈到了《三国演义》残页，文末写道:“*早发现残页的沈津是一位图书馆学专家、版本学专家。他认为，残页为成化、弘治年间刻本。我同意他的判断。”
如今，《金瓶梅词话》已不是什么稀奇书了，过去视作“珍秘”，想翻看一下“洁本”也非易事，现在什么书都可在互联网上下载阅读，禁书早已不罕了。但在七八十年前，《金瓶梅词话》还没在山西发现时，中国的学者却见到了《词话》的残页，那是胡适先生在1961年6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说到了这件事。他说:“这部《古本金瓶梅词话》，你们是不知道的。日本图书馆在重裱中国古书时，发现古书内的衬纸有《金瓶梅》的书页，共有八页，日本人不知道这八页是什么本子的《金》，于是照大小照相下来寄到中国来，问问徐鸿宝、马廉和我几个人。我们几个人都不知道是个什么版本，都不曾看过，恰巧在这个时候，北平书商向山西收购的大批小说运到北平，其中有一部大字本的《金》，全部二十册，就是日本发现作衬纸用的《金》。”（见《胡适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98页）
津按:徐鸿宝，即徐森玉，是被周恩来、郑振铎誉为“国宝”级的人物。马廉是专收明清小说的学者，家有“不登大雅之堂”，藏书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1980年我在北京想看他的藏书，但北大馆告诉我，马的书还未整理，一句托词就把我拒之门外了。明刻本《金瓶梅词话》是1932年在山西发现的，次年即由北平古佚小说刊行会据之影印了100部。所以说，《京本忠义传》及《三国演义》、日本的《金瓶梅》被发现时都是残页，也都作为封面衬页，三种书都是小说，又都是早期版本，您说巧不巧。
才子佳人的经典之作，可能要推《西厢记》了，这部第六才子书，历来的版本不知凡几，所以有专家学者专门在考证它的版本。《新编校正西厢记》是《西厢》的早期版本之一，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一页，是1982年北京中国书店赠送的。原存四页，那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书店修补旧书的刘建中师傅在重装明刻本时发现的，那是裱在书封面里的衬纸。明代《宝文堂书目》著录有元刻本《西厢记》，可见在明代，元刻本还有流传，但到清代，则不见有藏书家著录。残页为黑口，插图古朴，线条简洁，不似明代万历或万历以后的刻本那样细致。路工先生曾以*卷第四折所存曲与明凌濛初刻本作了对比后发现:除二本均有错字外，*重要的是“佳人才子正青春”这首诗和“多情佳丽无缘难会洞房春”这副对联，凌刻本是没有的。诗和对联，不像剧中人物的下场诗和对念的对联，可能是舞台上演员下场后，由乐队唱的，目的是承上启下，连接两折之间的故事，保存了舞台演出本的原貌。看来残页中的学问还挺多。
此外，我还见有《增补四书精绣图像人物备考》十二卷，明陈仁锡撰，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多斋刻本。十二册。此本的衬页均是（光绪）《续修庐州府志》。
日本刻本也有用废旧图书拆开作为衬页的，我见到过几部，其一为王阳明的《传习录》，四卷附录一卷，日本浪华中川明善堂印本。四册，衬页是用日本史部类《唐书》的零页。
安徽省博物馆藏《春秋左传详节句解》三十五卷，宋朱申撰，明顾梧芳校正。明刻本。四册。封面、封底用纸，均以隆庆六年察院宪票装裱（宪票主要内容为广积贮，以杜吏弊，以裨国计事，对大梁道仪封县呈报人犯处理意见）。
是什么原因导致要在古书封面封底用别的书作衬纸呢？我以为，当时以之作为书之衬纸的原因无非有二，一是因为用作衬纸的书已不全，残本书亦不易配，于是废物利用，或作封面衬纸，或作内页衬纸；一种是原书即为禁书，要么毁去，要么拆开作他书之衬页。看来前一种的可能性大一些。被处理的这类书，在当时可能不稀奇，但在数十年、数百年后也就物以稀为贵了。利用废纸印书，这在宋代、明代都有，宋版的《王文公集》的用纸不就是宋人之手简吗？而明代的废旧公文纸取来印书的例子就更多了。
2017年12月30日